陳垣與陳寅恪：近100年成就最高的兩位史學大師
作者：虞雲國
陳寅恪先生
學界二陳之說由來已久。若就籍貫而論，陳寅恪是江西修水，在北，陳垣是廣東新會，在南。之所以反而稱陳寅恪為南陳，陳垣為北陳，是因為抗日戰爭以後，陳寅恪除去1946年10月至1948年12月間一度重返清華園外，長期避地南方；陳垣則始終居留北方。
三年前作完《世間已無陳寅恪》，就向《中國研究》許諾寫這一題目，但雜事叢脞，久未動筆。去年，得讀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已故臺灣學者嚴耕望的《治史三書》，見內有《史學二陳》，個別想法已先我而發，深感兩岸阻隔令人孤陋寡聞。但正如嚴耕望所說：“兩位陳先生，治學方法，蹊徑大同，差異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立身處世，各走極端，絕不相侔，蓋棺論定，在乎讀者”。二陳同為中國新史學的巨擘，對他們作比較性研究和評價，見仁見智，也會因人而異，故而還是值得深長論之的。
1.史界雙星：從初晤到深契
二陳是1926年定交的。這年，陳寅恪出任清華園國學研究院教授，標誌著他正式步入史壇。此前，他雖僅在1923年發表過一篇短短的《與妹書》，但對其奇才博學已好評如潮，在學術圈子裡不脛而走。當時的學術界還是識貨的，不象後來那樣，僅以已刊論著的多少來衡估一個學者的真水平。而年長十歲的陳垣則早在十年以前就以成名作《元也裡可溫教考》而蜚聲史界，到1926年，他已發表了古教四考、年代學二書和《元西域人華化考》等名著，並歷任教育部次長、京師圖書館館長、輔仁大學校長等要職，完全確立了他的學術地位。
這年7月13日，由吳宓牽線，二陳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晤面。據《吳宓日記》載：“六時許，陳垣來。七時，陳寅恪來。（吳）宓請二君用西餐，為使寅恪得與陳垣談其所學，且入清宮參觀也。晚十時半始散”。初晤長達三個半小時，應該說是兩心相契的。
自初晤後，二陳保持著極其親密的學術交往和私人友誼。到抗日戰爭爆發前的十年間，陳寅恪向陳垣介紹過鋼和泰、伯希和等西方著名的漢學家；推薦過吳世昌、湯滌等弟子、友人或同事；借閱過《宋史新編》、《元書》、《名理探》、《天學初函》等書籍；函請陳垣利用其自編索引從《全唐文》、《全唐詩》、《新元史》中代查過有關人物史事；也向陳垣專函薦介過《土耳其斯坦史（蒙古侵略時代）》、《貴霜時代》等有參考價值的著作。陳垣對陳寅恪推介過隋唐史學者岑仲勉其人其文；
向陳寅恪轉贈過《超性學要》和二種古籍索引等圖書資料；先後請陳寅恪為自己新編的《敦煌劫餘錄》和舊著《元西域人華化考》作序；還代陳寅恪向書法家簡經綸求治過私印。二陳往還是頗為密切的，這有陳寅恪致陳垣多通函簡為證：“久不承教，渴念無已”；“昨日快聆教論，欣慰欽佩之至”；“家人多患病未愈，雜務頗多，俟得暇再詣尊寓承教”；“寅病癒當入城趨謁，面領教言，不敢煩公遠出郊外”。從陳寅恪徑請陳垣代查史料，陳垣一再向陳寅恪索序，可以推斷二陳私交之親近融洽。
陳垣先生
二陳在學術上的切磋砥礪，更是史壇的一段佳話。1930年，陳寅恪著成《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先送陳垣閱正，陳垣指出首段因“誤檢年表，致有訛舛”，陳寅恪馳書報謝，自承“疏忽至是，真當痛改；乞勿以示人，以免貽笑為幸”。
1935年，陳垣特請陳寅恪為其重印舊著《元西域人華化考》作序，陳寅恪以其所長對書中涉及的中亞史上的暾欲谷問題以及廼賢與托爾斯泰比較評價的問題，提出己見，陳垣酌改後報書，「尚乞不吝賜教為幸」。陳垣認為，每一學術論文作成後刊佈前，「必須有不客氣之諍友指摘之」，他將陳寅恪與胡適同視為極少數可以請教而「不客氣之諍友」。雖然陳寅恪在抗日戰爭以前尚無專著問世，但陳垣即便對他的單篇論文也關注甚殷，此有陳寅恪遺札可以印證：「承詢及拙撰短文，無聊之作，謹奉上，實不堪供大師一覽也。」
陳寅恪對陳垣的學問是充分推重的。1929年，清華國學研究院因王國維、梁啟超相繼逝世，導師乏人，陳寅恪為發展研究院考慮，敦請校方聘請章太炎、羅振玉、陳垣為導師，馬衡為特別講師，校方一一禮聘。雖最終唯馬衡就聘，陳垣自以“不足繼樑、王二先生之後”為詞，再三懇辭。但陳寅恪顯然是將陳垣視為與章、羅並列的一流學者向院方推薦的。陳寅恪高度評價陳垣在敦煌學、宗教史和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他認為陳垣所編的《敦煌劫餘錄》“誠治敦煌學者不可缺之工具”，推崇陳垣“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經，以考證宗教史”的方法，將他列為“撰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的三數中國學者之一。
他甚至認為“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實自近歲新會陳援庵先生之著述始”，絕口稱讚陳垣的《摩尼教入中國考》“其書精博，世皆讀而知之矣”；他極推崇陳垣宗教史著作“能取材教外之典籍”，以為“誠所謂金針度與人者”，“實一般研究學問之標準作品也”。1943年，有關方面約請陳寅恪撰寫耶律楚材的紀念論文，陳寅恪因雙目失明，資料散失，自稱“於蒙古史學今不敢妄談”，而鄭重地推薦了陳垣。
他對陳垣史學有一個總評價：“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之激盪，其論史之作，漸能脫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徵以來，未之有也”。把陳垣的精思博識評為乾嘉史學大師錢大昕以來第一人，並推許援庵史學是契合於新史學的，評價可以說相當高的。
如果說陳寅恪對陳垣學問更多的是尊重，陳垣對陳寅恪學術純然是折服。據陳垣弟子回憶：“我的老師勵耘先生對他恭維備至，諄諄囑我應當讀陳先生的著作，學他的治學方法”。抗日戰爭時期，陳寅恪一度任教香港，陳垣給兒子陳樂素去信時，再三告囑“寅丈在近，如果人不討厭，不妨多請教，但不宜久坐，此機會不易得，幸勿交臂失之為要”。在私人書信和談話裡，可以發現陳垣十分看重陳寅恪對自己學術論著的評價。1940年，陳垣著成《明季滇黔佛教考》，認為“此書舍陳公外，無合適作序之人”，便將油印稿寄給滯留香港的陳寅恪。
當時，陳寅恪正欲由港赴英醫治眼疾，陳垣深知求序之舉實屬不情之請，就去信命陳樂素“先探陳公意，願作序否”。聽說陳寅恪應允，他即函告陳樂素：“寅丈序不必急急，在此時節，復經勞頓，請其作序，殊覺不情，慢慢等等可也”。儘管全書早已付印，為使序言能夠排入，陳垣甚至決定讓排印工“多候數日”。當序言及時寄到時，陳垣“喜出望外”，又立即函詢陳樂素：“寅丈看過後，口頭有何批評，至緊告我”。
1941年，陳垣在《清初僧諍記》脫稿後給陳樂素的信中說：“惜重抄一回不易，不然，則寄寅丈請教也。晤時便可告之，如有所提示，幸告我”；“遲日或寄請寅公一閱，未知公嫌煩否耳？”同年，他續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書中引用了陳寅恪天師道與書法關係之說來支持自己的論述，還函示陳樂素說：“極欲寅丈一讀，惜無書手，寫一部不易”。《通鑑胡注表微》成書以後，陳垣在與人談起這部著作時，經常引用陳寅恪序《元西域人華化考》中語自評道：“摯仲洽謂杜元凱《春秋釋例》本為《左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由此可見他對陳寅恪推許的重視。
到抗日戰爭爆發以前，二陳已各以自己不同凡響的史學成就馳譽史壇，而且聲名遠播東瀛西洋，繼王國維之後為中國史學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陳垣在1938年
2.抗日戰爭時期：“未樹新義，以負如來”
1937年7月，蘆溝橋的炮聲也給二陳的人生和學術以無可迴避的深刻影響。陳寅恪在料理完父親的喪事，滿「六七」後，即挈婦將雛逃離北平，從天津乘船至青島，再經濟南、鄭州、長沙、桂林，由香港取道海路道經越南海防，轉赴遷至雲南的西南聯大，一路上間關流離，艱辛備嘗。
但不幸卻接踵而來：寄存託運的大批圖書資料和學術筆記因戰事而損失殆盡，首先給了陳寅恪一次巨大的打擊，“有一個時期幾乎得精神病”；原已孱弱的體質因長期避難奔走和營養匱乏而急劇下降，終於導致了盲目之疾。中年雙目失明使陳寅恪深切感受到人生的痛苦，為他其後的個人情緒塗抹上一層悲觀主義的色調。
他不僅一度對學術研究的可能性表示懷疑，而且對抗日戰爭的未來也缺乏信心，在給友人的信中，他說：今日“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大局如斯，悲憤之至”。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陳垣作為輔仁大學校長，為了維護這座淪陷區唯一被當時中國政府承認的大學而不得不居留北平，在日本侵略軍的鐵蹄下度過了一生中最值得稱道的八年。
他後來回憶這段歲月：“人民在極端黑暗中過活，漢奸更依阿苟容，助紂為虐。同人同學屢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時時受到威脅，精神異常痛苦”，每讀亡國舊史，就“忍不住流淚，甚至痛哭”。儘管如此，他對抗戰前途的估計遠比陳寅恪來得樂觀堅定，始終“相信中國是個大國，歷史如此悠久，決不會亡，一定會恢復”。
國難迫使二陳南北睽違，但兩人的私誼卻歷劫彌深。由於陳寅恪的不幸遭遇，陳垣對他的起居行止十分關切。只要一讀以下引錄的陳垣給其子陳樂素的家信，便不能不為這種殷殷的關注之情所感動。
1940年4月6日函：“寅丈失眠，有赴評會（指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否？”
1941年1月19日函：“寅丈港大演講繼續否，近有何新著，講何題？”
1941年9月6日函：“寅丈事（似指應邀赴英講學和治眼事）極佳，人同此心，真猜到也。”
陳寅恪為能及時赴英醫病，在抗戰期間一再奔波於雲南與香港之間，曾有信自述其心境：“九月間仍須返西南聯大授課，而云南地高，於心髒病者不適宜；港居又以物價匯價之故不能支持；歐戰正劇，亦難浮海西行，真所謂進退維谷者矣”。
他一度產生過北上倚靠摯友陳垣的念頭。陳垣接到陳樂素的函告，大喜過望，1942年3月31日覆函其子：“寅丈願在輔仁授課，此夢想而不得者也。昨接信後，即告同人，皆大歡喜。聞寅丈前所住屋未退，則住不成問題。如能北來，真如天之福”。陳寅恪後來雖未成行，但陳垣對他休慼與共的一腔真情卻灼然可感。
同樣，陳寅恪儘管自己播遷不定，也關心著陳垣的生活和著述，罣念故人之子的安危。他在致陳垣函中關切地推想：“拙著承代為分送，感謝之至。北方秋季氣候最佳，著述想益宏富”。
即便給友人去信，也對老友之子的行蹤垂注殷殷：“樂素先生已到遵義否？甚念，甚念！”“又陳樂素先生來函雲：俟浙大寄到旅費即啟程。現想在途中矣”。從陳寅恪對陳樂素的關照，抗日戰爭時期，二陳已從個人之誼發展為通家之好了。
在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變局前，二陳史學也明顯地為之一變，而這種變化又有著各人不同的特點。陳垣自述其史學之變道：“九一八以前，為同學講嘉定錢氏之學；九一八以後，世變日亟，乃改顧氏《日知錄》，注意事功，以為經世之學在是矣。北京淪陷後，北方士氣萎靡，乃講全謝山之學以振之。謝山排斥降人，激發故國思想。所有《輯覆》、《佛考》、《諍記》、《道考》、《表微》等，皆此時作品，以為報國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數十萬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據，皆託詞，其實斥漢奸、斥日寇、責當政耳。”
抗戰八年，是陳垣學術的巔峰時期。上文提到的《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鑑胡注表微》，都是在這一階段中完成的。這些史著是陳垣對“有意義之史學”的有益探索，不僅標誌著他最終完成了由傳統史學向新史學的轉變，也給新史學留下了一份值得認真總結的珍貴遺產。
在陳垣的史學轉變中，經世致用的傾向明顯加強：《明季滇黔佛教考》“其實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遺民之愛國精神、民族氣節，不徒佛教史蹟而已”；《清初僧諍記》的撰著背景是：“1941年，日軍既佔據平津，漢奸們得意洋洋，有結隊渡海朝拜、歸以為榮、誇耀於鄉黨鄰里者。時餘方閱諸家語錄，有感而為是編，非專為木陳諸僧發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也因為“有感於宋金及宋元時事，覺此所謂道家者類皆抗節不仕之遺民，豈可以其為道教而忽之也”。
也就是說，陳垣對宋金、宋元、明清之際史事的發覆抉微、敘述議論，旨在弘揚民族大義，表彰愛國正氣，揭露變節行為，抨擊投降主義。略有愛國心的人們，只要讀到陳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首語：
嗚呼！自永嘉以來，河北淪於左衽者屢矣，然卒能用夏變夷，遠而必復，中國疆土乃愈拓而愈廣，人民愈生而愈眾，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艱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
一定會令懦者立，勇者奮，堅定沉毅地投身到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去。陳垣史學確實無愧於這一可歌可泣的時代。
陳寅恪的史學在七七事變以後也有明顯的變化。這種轉變主要表現有二：
其一，由於雙目失明和資料散失，他逐步退出了佛教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的領域，而將研究範圍收縮到六朝隋唐史上；
其二，個人遭厄，家國有難，顛沛流離，進退維谷，這種際遇為陳寅恪人格心態史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啟迪，他在這一時期發表的〈讀哀江南賦〉的前言實可視為人格心態史研究方法的大綱和宣言。
在作出第一個調整時，陳寅恪並沒有象陳垣那樣較直接地以史學研究方式高揚愛國精神、民族氣節。《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完稿於這一時期，《元白詩箋證稿》的不少篇什也已在這一階段發表。從這些論著，後人並不能象讀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鑑胡注表微》那樣，讀出隱藏其後的與抗日戰爭有關的微言大義來。
陳寅恪似乎依舊冷靜理性地在從事著價值中立的隋唐史研究，就象德國大數學家高斯在拿破崙法軍圍城時一如既往地繼續其數學研究一樣。陳寅恪這樣做，也許與他不做晚清史研究是出於同一考慮，即避免在研究中“動感情”而“不客觀”。
然而，對於國難與時局，陳寅恪也有感慨，甚至會在學術文章中偶一發抒，例如，他在《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中喟嘆道：“自新會歿，又十餘年，中日戰起。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所謂退化論之說者”；在《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中議論道：“嗚呼！自剖判以來，生民之禍亂，至今日而極矣。物極必反，自然之理也”。
但是，陳寅恪的這種發抒似乎把握著一種界限，即僅僅見之於序跋書後之文，而且顯然是遊離於研究對象之外的。由於陳寅恪有意識的處理，讀者絕對不會將這種感慨發抒與陳寅恪對研究對象的分析評價混淆纏夾起來。
在陳寅恪這一階段的史學論文中，《讀哀江南賦》是值得重視的唯一例外。在特定條件下，舊史與今事之間會令閱讀者或研究者起一種歷史的通感。流寓西南不久，對抗戰能否在有生之年取得勝利，陳寅恪是持懷疑態度的，有其1938年詩句為證：“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南朝一段興亡影，江漢流哀永不磨”。
陳寅恪就是在這種心境下重讀庾信《哀江南賦》並有感而作這篇論文的。他指出：“古今讀〈哀江南賦〉者眾矣，莫不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則有淺深之異焉。其所感較深者，其通解亦必較多”，最後兩句話當然是夫子自道。正是在這篇論文裡，陳寅恪提出了古典今事的命題，為人格心態史的研究方法奠下了初基。而後，陳寅恪即用這一方法，抉發了庾信作賦的直接動機以及賦末結語特所致意的確切史實。
後人也完全可以運用古典今事的方法，以庾信作賦的直接動機來推斷陳寅恪作《讀哀江南賦》的心態：“思歸失望，哀怨因以益甚”。陳寅恪的人格心態史學的傑出範本雖然要推六十年代完成的《柳如是別傳》，但其最初嘗試卻應追溯到《讀哀江南賦》。
陳寅恪和家人
在抗日戰爭時期，民族苦難對二陳來說是等量的，但就個人而言，陳寅恪所承受的苦難遠比陳垣來得沉重。也許正是這一差異，使得陳垣能在一己的苦悶之外，更多地通過史學著述來關注祖國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而陳寅恪則在唯一例外的人格心態史論文中對國難和一己的不幸宣洩自己的失望和哀怨。後人會對陳寅恪抱有足夠的理解，更會對陳垣表示充分的敬意。
當然，在指出抗日戰爭時期個人不幸對陳寅恪的深層影響時，決不能“陷入化約論的謬誤而低估他的生命境界”。個人的苦難並沒有冷卻他的愛國心，他自稱“近死肝腸猶沸熱”，戰事、時局、國計、民生，經常在他與友人同事的談論關心中：“此日中原真一發”，“淮南米價驚心問”；1942年5月，他從日佔香港乘船取道廣州灣返回內地，賦詩明志道：“萬國兵戈一葉舟，故丘歸死不夷猶”，即使山河破碎，死也要死在祖國；他在另一詩中自敘家國觀道：“攜家未識家何置，歸國尚欣國尚存”，只要祖國在，一切就有希望。
在抗日戰爭中，二陳都大義凜然地經受了日偽的種種威逼利誘，保持了民族氣節。陳寅恪在港滯留期間，或許是日本學者的函簡，日軍曾“送去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先生陳師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其後，日人又以40萬元強邀他創辦東方文化學院，上海、廣州的敵偽大學也請他去任教，他堅決拒絕為敵偽服務，便倉促逃離香港。
陳垣在抗戰期間面對這類考驗更為頻繁和嚴峻。日本憲兵派“學者”來遊說，以生死相威脅，陳垣答以《孟子》所說的“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也”，時人以“傲骨撐天地”來傳頌他的節概。二陳對對方在民族大義上的所作所為，即便遠在千里之外也都是有所聞知的，他們的私誼在學術之外便有了更深沉的內涵。
正是基於這一進退出處的共識，陳寅恪在序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時意味深長地說：“憶丁丑之秋，寅恪別先生於燕京，亦將三歲矣。此三歲中，天下之變無窮。先生講學著書於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於西南天地之間，南北相望，幸具未樹新義，以負如來。今先生是書刊印將畢，寅恪不獲躬執校讎之役於景山北海之旁，僅遠自萬里之外，寄以序言，藉告並世之喜讀是書者”。這段序文聲情並茂，高揚了民族大義，既旨在相互砥礪，又用以誡勉世人，堪稱抗戰時期二陳友誼豐碑的不朽銘文。
3
滄桑劇變前：
“感受痛苦”和“恍然覺悟”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黨政權的所作所為有其失去人心的一面，故使民眾對搖搖欲墜的舊政權鮮抱同情，對行將到來的新政權聊寄希望。相對八年抗戰而言，1949年的劇變來得太快了。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必須在這一劇變前作出何去何從的選擇。在這次選擇中，二陳立身處世的價值觀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
陳寅恪對國民黨政權並無好感。復員回清華後，他甚至被迫全數出賣其東方學的藏書，用以買煤取暖。他也支持過清華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罷課活動，認為“既經決定，即須遵守”；還在保障人權的抗議宣言上籤過名。
他不滿國民黨政權，是因為一黨專政導致腐敗，腐敗促成民怨沸騰：“黨家專政二十載，大廈一旦樑棟摧；亂源雖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災”。國共淮海決戰以後不久，他就預言“避居何地陸將沉”；次年，他有詩感慨大陸的國共易幟，“興亡古今尋常事，如此興亡得幾回”，批評國民黨咎由自取的言外之意是不言而喻的。
對時局的走向，陳寅恪似乎始終是持批判態度的悲觀主義者。他對國共政權都不看好，在《舊史》詩裡借古喻今：“厭讀前人舊史編，島夷索虜總紛然，魏收沈約休相誚，同是生民在倒懸”。陳寅恪對新政權顯然持不信任的態度，他在《經史》詩裡甚至以焚書坑儒的秦王朝來預卜新政權的“谿刻陰森”。
因此，儘管“買山巢許寧能隱，浮海宣尼未易師”，他還是決定遠離新政權的漩渦中心，南下陳序經所主持的嶺南大學，“避秦心苦誰同喻，走越裝輕任更貧”，寧可清貧，也要避居。
陳寅恪在歷史鉅變前，既不赴臺，又不留京，完全是以自己的價值觀作出的選擇。1950年修訂出版的《元白詩箋證稿》有段議論，正可視為這一價值觀的概括：
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環境而已。
就在陳寅恪選擇痛苦的前者的同時，陳垣作出了順應潮流的選擇。當時的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新政權都抱著與人為善之心，作出這種選擇的倒是不在少數。但與多數知識分子被動觀望的態度不同，陳垣一開始就是自覺投入的。北平圍城中，他婉謝國民黨飛機的接運，認定“無走之必要”。
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舉行入城式，陳垣以七十高齡步行十餘里，在西直門大街上歡迎解放軍入城。3月14日，他給兒子去信說：“近日思想劇變，頗覺從前枉用心力。直至新局面來臨，得閱各種書報，始恍然覺悟前者之被矇蔽”。
且不說在未經共產黨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前，類似陳垣的舊知識分子有無可能“恍然覺悟”；即便可能，半個多世紀以來被矇蔽的思想，在短短一個半月裡就幡然醒悟，也未免過於迅速。
這年4月29日，陳垣給逃離大陸的胡適寫了那封著名的公開信，5月11日刊在《人民日報》上。信裡說：“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是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著光明”，將胡適、陳寅恪的離平說成是背棄光明。
接著，他不僅現身說法地批判了胡適“共產黨來了決無自由”的說法，指斥他“加入反人民的集團”，而且以被矇蔽者的身份批判了胡適的治學方法。陳垣對胡適向來尊崇，將他與陳寅恪同視為學術上的諍友，曾引胡適為其《校勘學釋例》作序而榮耀。
其1946年的家信還說：“自《胡注表微》完後，尚未有第二題目，聞胡先生今日到平，晤後當有所觸發也”，欽仰之情出自肺腑。也許正因陳、胡這種舊交，公開信引起胡適強烈的反彈。他先是認定“此決非偽作的，全函多下流的幼稚話”；繼而以為陳垣“不至於‘學習’的那麼快”，更“不可能寫出那樣歐化句法的流利的白話文”，推斷公開信是偽作。
胡適後來的推測純出常情常理，卻未料到：在非常之時，非常之人往往會有非常之舉。陳垣的嫡孫陳智超證實：公開信的文字確是青年人起草的，但內容得到了陳垣的認可。
揆以情理，其時陳寅恪在廣州不可能不知道陳垣的這封公開信，他對陳垣信裡涉及自己持何看法，已不得而知。但陳垣在給其子陳樂素的信裡卻折射出他對陳寅恪的看法：“寅恪夫人對時局認識不清，尚疑為大亂將至，亦新聞也”。寅恪夫人的認識當然來自陳寅恪，這可以陳寅恪同期詩草為證：“垂老未聞兵甲洗，偷生爭為稻粱謀”。在滄桑劇變前，二陳幾近對立的見解預示著他們今後的分道揚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