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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文章中（詳見：失去的天命：清朝如何降伏蒙古），筆者回顧了清代成功控制蒙古的過程，也順帶提到了在持續衰敗的清代蒙古社會中間，成吉思汗崇拜如何以一種異端信仰的姿態悄然興起。
這種信仰的影響是如此微弱，以至於根本引不起清廷的興趣。然而，當時的愛新覺羅家族或許不會想到，這位已經死去了幾百年的“草原英豪”會在20世紀之後以新的姿態“復活”，伴隨著蒙古人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其形象幾經轉變，甚至重新成為了挑動東北亞地緣格局的關鍵。
成吉思汗的力量到底何在？而作為今天蒙古國的國民，成吉思汗又意味著些什麼呢？
01 蘇聯讓成吉思汗成為禁忌
1911年11月，外蒙隨著滿清統治的瓦解宣佈“自治”，經過十年的紛紜擾攘，1921年7月，由蘇赫巴托爾（Damdin Sükhbaatar, 1893-1923）與喬巴山（Khorloogiin Choibalsan, 1895-1952）領導的蒙古人民革命黨在蘇聯紅軍的協助下奪取了政權，並於1924年11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廣場上的蘇赫巴托爾雕像
作為一個在蘇聯支持下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基礎薄弱、資源極度匱乏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幾乎完全聽命於蘇聯，亦步亦趨地按照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來推進國家建設；在文化領域，蒙古人民革命黨忠實貫徹蘇聯領導集團的意志，為消弭民族主義的可能風險，將外蒙境內的藏傳佛教全數剷除，而與成吉思汗有關的一切也同樣都在禁止之列。
蘇聯對成吉思汗的惡感與俄羅斯自身的歷史是有極大關係的。
眾所周知，在13世紀蒙古擴張的時期，基輔羅斯公國在拔都西征中被徹底摧毀，由此帶來了金帳汗國對斯拉夫人兩百多年的奴役。在許多俄羅斯人眼裡，蒙古人的入侵是“韃靼之軛”（Tatar Yoke），導致俄羅斯文明進程中斷，以至於在往後的發展中始終落後於西歐諸國。
因此，蘇聯不允許有任何正面表現成吉思汗的東西在蒙古國內出現。
C.B.伊萬諾夫名畫《Баскаки》，表現了金帳汗國的達魯花赤在俄羅斯鄉間徵收貢品的情景
對於關成吉思汗的負面評價可以以1954年由蘇聯科學院與蒙古科學委員會共同編寫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作為代表。在這本書裡，成吉思汗被定性為一個殘酷剝削蒙古人民和熱衷對外侵略的反動封建主。
譬如，《通史》是這樣總結成吉思汗的征服事業的：
“……成吉思汗和他的封建主集團阻遏了蒙古人民創造力的發展，他們把剛形成的蒙古部落的所有精力用去進行侵略戰爭和奴役亞洲和歐洲的其他民族。成吉思汗的帝國······是一個遭受蒙古封建主重重束縛、感到侵略者軍事行政機關壓迫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
除了歷史書上的“大張撻伐”，對待成吉思汗的不同態度甚至能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
02 蒙古內部的反抗聲音
1962年，適逢成吉思汗誕辰800週年，當時蒙古的政治局委員、黨內二號人物鐵木耳·奧其爾（Daramyn Tömör-Ochir, 1921-1985）牽頭舉辦了一些紀念活動，這些活動包括髮行繪有成吉思汗“靈魂之矛”——蘇勒德（Sulde）圖案的紀念郵票，以及召開一場關於蒙古帝國功過的學術會議。
蒙古國禮兵在“可汗探索2010”多國維和軍演中展示蘇勒德
奧其爾的行為引發了蘇聯方面的震怒，蘇聯當局把印有蘇勒德圖案的郵票視為蒙古民族主義復活的危險信號。
於是，奧其爾很快被以“鼓吹民族主義”的罪名開除出政治局，遭到流放。此後，蒙古當局對參與了成吉思汗紀念活動的黨內官員與學者進行了無情鎮壓，許多人遭到株連，被祕密處決或者流放。
雖然，通過近幾年的研究，學者們發現，當年奧其爾事件中蘇聯一方的干預可能並不像過去認為的那麼大，因為奧其爾紀念成吉思汗的行動是獲得了當時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頭號人物——澤登巴爾（Yumjaagiin Tsedenbal, 1916-1991）的認可的，所以奧其爾很有可能只是做了黨內鬥爭的犧牲品。
可即便如此，成吉思汗話題竟然能如此輕易被設計成“政治陷阱”，且受牽連人數如此之多，其在整個蒙古人民共和國時代的敏感度也就可見一斑了。
03 成吉思汗歸來
上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的終結，蒙古也同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一樣，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1992年1月，蒙古頒佈了新憲法，改國名為“蒙古國”，實施多黨議會制，並開始向市場經濟過渡。
內外環境的改變，使得蒙古人在經歷了滿清和蘇聯時代後，破天荒的第一次能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來描繪、解釋、歌頌乃至崇拜成吉思汗，一股“成吉思汗熱”在現代蒙古驟然興起：
在書店裡，討論成吉思汗的書籍越來越多；
電視臺裡，成吉思汗題材的電視劇和紀錄片不斷湧現；
蒙古國20000圖格里克紙幣上的成吉思汗形象
成吉思汗形象被印在蒙古的貨幣“圖格里克”（Mongolian tögrög）上；
布顏特·烏卡哈國際機場更名為“成吉思汗國際機場”
烏蘭巴托市中心的蘇赫巴托爾廣場更名為“成吉思汗廣場”，
另外還有“成吉思汗酒店”、“成吉思汗大學”，甚至還出現了“成吉思汗伏特加”和“成吉思汗搖滾樂隊”……
“成吉思汗”牌伏特加
1990年代興起的這股“成吉思汗熱”得到了蒙古官方的大力支持和積極介入。在經歷了制度層面的變革後，深受認同危機困擾的蒙古迫切需要一個全新的國家符號來團結國民，重塑對外形象。
成吉思汗由於其在蒙古民族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及在國際上的巨大知名度，自然成了擔此重任的不二選擇。
2006年，適逢成吉思汗建國800週年，一尊高達9米的成吉思汗坐像被放置在了擴建後的蒙古“國家宮”（Government Palace）的主入口，國家宮位於成吉思汗廣場，是蒙古總統、總理及國家大呼拉爾（即議會）的辦公地點，可謂是蒙古國的政治中樞，將成吉思汗雕像安置於此，其背後的意涵不言自明。
蒙古國家宮主入口處的成吉思汗雕像，其兩側為成吉思汗麾下大將木華黎與博爾術的雕像
到了2008年，一尊體積更為巨大的成吉思汗騎馬像在距離烏拉巴託54公里的額爾登縣草原落成了，該雕像為全不鏽鋼打造，連同基座高40米，重250噸，是世界迄今為止最大的不鏽鋼雕像。雕像在竣工後便成為了蒙古對外的熱門景點，遊客還可以登上馬頭的觀景臺一覽圖勒河（Tuul River）的景緻。
烏蘭巴托郊外的成吉思汗騎馬像
除了大建雕像，宣示草原英豪與這個國家間永不可破的精神聯結外，蒙古官方還傾注人力、財力舉行各種紀念成吉思汗的活動。
前面提到，2006年是成吉思汗在斡難河建國800週年，為此蒙古政府共舉辦了大大小小60多場紀念活動，貫穿了一整年，包括音樂會、騎術比賽、學術研討會乃至“蒙古小姐”選美比賽，可謂花樣繁多。
然而，就像小長谷有紀教授觀察所見，這些由蒙古政府主導的活動並非只是對內紀念成吉思汗那麼單純，其對外的功能或許遠為顯著。
一方面，2006年的活動被十分巧妙地納入進了聯合國的“文明對話”日程中，因而在國際上收穫了許多關注；另一方面，整個活動的執行機構設立在了日本，如果把東北亞複雜的地緣政治格局考慮進來，那麼日本這麼熱心地介入蒙古國紀念成吉思汗的活動，其動機顯得曖昧不明。
在蒙古官方不遺餘力地推動下，成吉思汗正愈發變為神聖的國家象徵，而對他的歷史評價也自然而然地改觀了。
2012年11月，為紀念成吉思汗誕辰850週年，時任蒙古國總統的額勒貝格道爾吉（Tsakhiagiin Elbegdorj, 1963-）在國家宮發表了題為《鐵木真——成吉思汗是我們的可汗驕傲》的演說，很可以代表蒙古主流人士對成吉思汗的認識，其中說到：
2013年7月，身著民族服飾的額勒貝格道爾吉在國家宮成吉思汗像前發表其第二任就職演說
“成吉思汗創造的歷史是偉大的、無法抹去和清晰可見的歷史，世界歷史無法剝離成吉思汗的歷史！……成吉思汗將全球濃縮至一半，讓世界明白了鐵的紀律和秩序，讓人類懂得了個人的能量和國家之含義……蒙古可汗所到之處，並不是帶去了糟糕和野蠻，相反他們留下最具生命力的秩序、寶貴的文化和箴言的明智之舉，是毫無爭議的事實。這是蒙古和蒙古人的文化、傳統歷史，多麼無私施捨、富有養分、內涵深蘊且取之不竭的有力佐證。”
“成吉思汗的英明，因其頒佈超越其廣闊疆域的大札撒，讓世人遵守帝國大義而永垂不朽！……天子，只有蒙長生天眷佑者，只有具備為萬民嘔心瀝血者方能成此大器！如此看來，將自己置於法律之上，或將他人意志隨意置於法律之外，以個人喜怒哀樂而輕率作出判斷者，終難擔此重任。時至今日，如果問我等什麼是長生天的旨意，那就是民眾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從額勒貝格道爾吉的這番話裡可以看到，他對成吉思汗的歷史地位是持完全肯定的立場的，成吉思汗征服戰爭所造成的破壞和損失被一帶而過，而其頒佈的《大扎撒》竟被視為有著現代國家民主憲法的色彩，無疑又是“澆自家塊壘”之語了。
顯然，與受蘇聯壓制的時代相比，此時蒙古國對成吉思汗的認識又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些一味褒揚的詞句對於正確認識歷史上的成吉思汗並沒有太大幫助。
位於烏蘭巴托以東80公里處的特勒吉國家公園，被認為極接近傳說中成吉思汗的出生地
在蘇聯剛解體的時候，一般的蒙古民眾曾釋放出很大的熱情來謳歌和讚頌成吉思汗，就像那些在清代統治時期忍受著貧窮和苦難的蒙古先民那樣，蒙古大眾也把國家的美好未來寄託在這位偉大的草原英雄身上。
和東歐與俄羅斯面臨的境況相同，冷戰結束後劇烈的社會變動，給蒙古帶來長期的經濟衰退，失業率居高不下，生活水平低落。成吉思汗在一時之間彷彿成了蒙古人團結一致、戰勝眼前困難的精神支撐。
可是，“一代天驕”並沒有能力處理蒙古人的實際問題，長久以來困擾蒙古的貪汙腐敗、貧富懸殊等弊病直到今日都沒有能夠得到很好的解決，而當官方介入進“成吉思汗熱”，當成吉思汗崇拜越來越成為某種國家的形象工程的時候，上層官員對成吉思汗的頂禮膜拜，越來越像是故意把民眾的視線從尖銳的社會問題上轉移開去的詭計。
因而，羅茂銳教授已經發現，這兩年蒙古國內對成吉思汗的熱情已經大不如以前了。
不過，通過回顧近百年來成吉思汗形象在蒙古的演變過程，有一點卻是十分清楚的，無論是滿清時的異教信仰、蘇聯時的壓制對象、還是現代蒙古時期的英明聖主，這些不同的“成吉思汗”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當中，為了滿足不同的現實需求而被人為構建起來的，而它們與歷史上真實的成吉思汗完全就是兩碼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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