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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作者：畢亞軍
1997年6月25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言人宣佈，香港特區將告別英治授勳設立特區勳銜新制，以標誌香港迴歸祖國後進入歷史的新紀元。
大紫荊勳章（Great Bauhinia Medal，簡稱GBM）則是該授勳制下的最高榮譽獎勵，今日起，華商韜略將陸續分享4位大紫荊勳章獲得者的故事。
今天的主角是首批大紫荊勳章獲得者曾憲梓先生。
【1】
曾憲梓1934年2月2日生於廣東梅州扶大鎮珊全村。
4歲時，因為已在泰國做生意的父親不幸去世，曾憲梓便開始了“每天稀飯都吃不到”，“有難關，自己過”，“你瞧不起我，我做給你看”的苦成長。
曾憲梓的母親有難得的遠見。她咬緊牙關，磕著響頭把曾憲梓和哥哥送進了全村唯一的小學。但唸完小學後，母親便再也無法供孩子們上學了。
16歲的哥哥去了泰國，11歲的曾憲梓則放牛砍柴，翻地種田。
直到新中國成立，命運發生了逆轉。
“一個搞土改的同志看我在勞動後喜歡看書，親自把我送到學校，對老師說，這個孩子很苦，家裡情況也不好，要多關照。”
靠著國家給的每月3塊錢的助學金，曾憲梓從梅縣重點中學——東山中學開始，一直讀到中山大學生物系畢業。
在東山中學，曾憲梓含著淚學會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還在同學們的嘲諷中咬著牙誇下一個海口：將來要給學校捐一座更漂亮、更高級的大樓。
“從17歲到27歲，國家養了我10年。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也就沒有我，是祖國撫育我成長的。”
功成名就之後，這成了曾憲梓回憶人生的開場白。
【2】
1961年，曾憲梓被分配到廣州農業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工作。
不久，人生軌跡又被改變。
已去泰國的哥哥，因父親當年在泰國的遺產與叔父發生了爭執，要他前往幫忙。
1963年5月，曾憲梓告別廣州，轉道香港，前往泰國。
“踏進港英那個橋頭時，心裡很難過。曾憲梓啊，你就這樣離開祖國了嗎？回頭望望那個海關樓上的五星紅旗，暗地裡發誓，出去以後，一定要努力創造財富，將來有機會，在不同社會環境裡面，用不同的方式來回報祖國。”
在香港一個姑姑家做了9個月保姆後，曾憲梓才想辦法去到泰國。
看見哥哥和叔父為錢爭得互不相認，受共產黨教育的他，十分痛心，當即宣佈自己完全放棄一切財產，然後兩邊勸和，調停了鬥爭。
之後，他往返於香港和泰國之間，做一些小買賣。
再之後，他借住於已在泰國小有成就的哥哥家裡，幫其經營領帶作坊，但不久就被當時可謂相當不懂事的哥哥、嫂嫂容不下：
“讓我們走，快點走，即刻走。”
被嫂嫂驅逐的那晚，曾憲梓和妻子黃麗群一夜沒睡，兩人既無奈，也想不通：為什麼這麼努力，小心翼翼地做人，這人生還是越走越窄。
第二天，曾憲梓到貧民區找了一處房子，向哥哥提出還是希望回到廠裡工作，但哥哥拒絕了。
痛心不已中，他賣掉所有財產——一隻普通手錶和一部普通相機，找客家鄉親借了一臺縫紉機，開始了自己的創業：做領帶到唐人街賣。
【3】
1968年春節前，曾憲梓回到香港，原計劃找好房子後再家人團聚，但房子還沒著落，已不想在泰國多留一日的母親和妻兒就跟隨到了香港。
愁眉不展之際，叔父輾轉匯來一萬港元，解了燃眉之急。
春節還沒過，曾憲梓就已找到一個60平米，既可住、又可做工的房子，辦起了一個名叫金獅領帶公司的小作坊。
開工時，他手中已只有6000港元了：房租花了1000多；感謝姑姑當年的收留花了2000；購置生活和開工必需品花費近1000。
“這6000元可以花多久呢？一天生活50元，一個月就1500元。4個月吧。”
必須馬不停蹄地工作，才能讓一家人活下去。
即便馬不停蹄，每天也都在擔心吃不起飯的危機中度過。賣一打領帶才能賺10元，曾憲梓夫婦必須每天做出並且賣掉5打，才能養活得了家。
別無選擇，他們只能拼了。
“老給別人趕出來，一進門，就讓我走。但我下了一個決心，賣不到60條就不回家，我要學怎麼做生意，我和我的家人要吃飯。”
那期間，曾憲梓的汗水灑遍香港每個角落，包括馬路上的地攤小販，也要找機會套近乎，問問是否能幫忙代銷。
那期間，曾憲梓六口之家每天的菜錢只有1港元。輪到他買菜，更節省：“買8角錢，覺得不能一下子將這1元錢全部用完。”
【4】
不達目標不回家的堅持下，曾憲梓的生意漸漸打開局面。
首先被改變的是總捱罵的情形。
一次，他到一個做西服的洋貨部推銷，剛進門，老闆就大聲斥罵。走出店門，曾憲梓差點流淚痛哭。
但，哭沒有用。
他找到一個人少的地方坐下，不斷問自己：為什麼總會捱罵？是自己做錯了？還是有錢人都這麼不好？如何才能不這樣？
第二天，曾憲梓穿西裝打領帶，什麼也不帶，再次去了洋貨部。
“等店裡沒人時，叫了咖啡兩個手送上，‘老闆，不好意思，昨天十分對不起，惹你生氣了。我今天是特意來跟你賠禮道歉的’。”
老闆有些不可思議，他說：“奇怪，一般人給我罵了永遠不會回頭，我昨天那麼嚴厲地罵了你，你還專程來道歉。”
一翻誠意交談後，老闆告訴曾憲梓，“你做生意，我也做生意，我有客人在這裡，你來以後，影響了我對客人的招待，所以就罵你，趕你。”
後來，他們成了好朋友。“不但買我領帶，還給我建議。”
再後來，一想到罵過、趕過自己的人，都能成為主動跟自己要貨的客戶，曾憲梓就充滿了信心，他的路也越走越寬。
【5】
當時，法國、意大利等外國名牌領帶霸佔著香港主流市場，幾百家本地服飾服裝廠，生產的領帶卻只能在街邊店鋪售賣。
熟悉門道之後，曾憲梓決定，要把香港領帶市場從洋人手裡奪過來。
第一步是到大百貨公司買回最流行、最高檔的四款國外名牌領帶，將其拆到不能拆，對其內外用料、剪裁、縫合、圖案、顏色、商標進行深入的解剖式研究。
第二步是把這些拆得七零八落的外國領帶，按照原有的縫合方式恢復原狀。一遍又一遍地剪裁、一遍又一遍地縫合，直到掌握這些技術。
第三步是自行生產。
苦戰幾十個晝夜後，曾憲梓做出了四打以德國高檔領帶布料生產的高檔領帶。拿出4條，跑到一家熟識的百貨公司經理面前：
“這8條領帶，4條是我向德國訂購原料自己做的，4條是在你這裡買的外國名牌。現在請你不要看商標，分辨一下，哪些是我做的，哪些是買來的。”
經理比較了大半天也分辨不出來，曾憲梓趁熱打鐵，把四打領帶送進這家公司，和外國名牌擺在了一起。不到一個星期，經理便打電話給他：
“趕快再給我送四打來。”
初戰告捷，曾憲梓決定將領帶打入更多百貨公司，但其他公司一聽是香港貨，直接拒之門外：“不是名牌，賣不出價錢。”
不平之下，曾憲梓決定自己做一個名牌出來！
第一個要做的是改名字。當時的香港賭風盛行，不少朋友都勸他，將廣東話發音為“金輸”的“金獅”改名，“金輸金輸，什麼都輸掉了。”
冥思苦想之際，機會就來了。
一個做推銷的朋友，邀他一同去澳門玩，要介紹當時著名的百貨公司——永安、先施百貨公司男裝部的幾個部長給他認識。
旅行中，曾憲梓想出了新名字：“金利來”，也打開了香港主流市場的門。
整個過程，用情很深，用心也深。
“我跟那幾個部長根本不熟悉，但想辦法跟他做朋友，一起玩，到澳門以後，我就請客，結果交上朋友了。”
走到這一步，通常的想法是，該談領帶了，但曾憲梓不急。
“交上朋友，他們不問，我也不主動說，我是幹什麼的。一個月，兩個月，大家在一起只是吃飯，聊天，不談買賣，建立了很好的關係。”
但從第三個月起，曾憲梓開始等待對方的一句話。
不久，他就等到了。
“終於有一天，一個部長問我，曾先生你是幹什麼的？往你家裡打電話，說你去推銷了，你推銷什麼啊？”
曾憲梓坦誠作答，“我是家庭手工做領帶的，推銷領帶。”
部長說，“我們需要啊，你拿來看看，如果合適，我們買。”
“三個月，我等的就是他這句話。”
之後，金利來，火起來。
再之後，金利來成了“男人的世界。”
【6】
1973年，香港遭遇經濟蕭條的衝擊，百貨公司紛紛限額購貨，很多以百貨公司為渠道的工廠或公司受此牽連，經營不濟，甚至關門破產。
但危機之下，曾憲梓的生意卻逆勢上揚。
他逼自己想了一個辦法——一個可以載入商業史的新辦法、大辦法。
曾憲梓找到百貨公司商量：“你借個領帶架子給我，借個臺子給我，我自己供貨，自己賣。賣好了，我七你三，賣不好，我兜底。”
老闆們覺得這種不拿本錢備貨，又能保證一定效益的方法十分可行。曾憲梓就一個公司，一個櫃檯的攻城掠地。
“通過這個方法，我們比把貨賣給他們再由他們賣，生意高出五倍。”
不久之後，曾憲梓發明的這個方法，成了很多公司採取的營銷模式之一，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專櫃模式。
談及這個經歷，曾憲梓說：
“我一個不懂生意的人，要做好生意靠什麼呢？靠腦子。我看到什麼，我想到什麼，遇到什麼困難，馬上拿出個辦法出來。所以，企業家的腦子，是不能停的。”
專櫃模式讓曾憲梓化解了危機，也開啟了金利來更快速的規模化成長。
至20世紀80年代初，金利來已由單一的領帶迅速擴展至皮具、男士配飾，並將業務拓展到中國內地及東南亞。
1992年6月，金利來在香港上市。此後，金利來迅速火遍神州大地，“金利來，男人的世界”，成為一代人共同的記憶。
【7】
1978年，內地可以回了。
曾憲梓第一時間回到家鄉，兌現他在東山中學，在港英橋頭的誓言。
雖然資金並不寬裕，他依然毫不猶豫給母校東山中學，捐贈了大量教育設備設施，以及嶄新的教學樓，還送給當地政府兩部汽車。
鄉親們依然極其落後與貧窮的景象，深深刺痛了曾憲梓的心。
回到香港後，他給自己立下一個規定，無論多發達，都要堅持省吃儉用，節約出每一分錢，每年為家鄉解決一些難題。
500萬、1000萬、3000萬、5000萬……一筆一筆地被他捐到家鄉，捐到內地。
1992年，捐資1億港元設立曾憲梓教育基金；2003年，捐資1億港元設立曾憲梓載人航天基金；2008年捐資1億港元成立“曾憲梓體育基金”……
2012年、2016年夏季奧運會結束後，兩度追加1億港元捐給體育基金，最終單是為體育基金就捐資3億港元……
20多年來，曾憲梓已累計捐款逾11億港元，而且數字還在增加。
“只要生意不破產，只要曾憲梓還活著，我對祖國的回報，就一天也不終斷。”
與之對應的是，他每天的生活開支不超過30元（後來物價上漲，改成50元）的摳門和節儉。
“去了香港幾十年，我還沒有到過夜總會，還沒有到過舞廳，還沒有到過卡拉OK。我不喝酒、不賭博、不抽菸，沒有這些嗜好。我只有艱苦努力地創造財富，因為我要回報祖國，我的終生理想就是終生要報效祖國。”
但捐款，只是曾憲梓報效祖國的一部分。
20世紀80年代開始，曾憲梓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社會公共服務之上。
他先後擔任香港事務顧問、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等職務，為香港迴歸和迴歸後的發展奉獻至今。
他還做了10年廣東省政協委員，7年廣東省政協常委，後來又是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三屆全國人大常委，也是香港迴歸後多年唯一一位全國人大常委。
至今，曾憲梓還身兼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名譽副主席、中華海外聯誼會名譽副會長、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香港客屬總會榮譽主席、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名譽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名譽副董事長等職。
在過往幾十年的大多數時間，曾憲梓不再是企業家，而是一面愛國愛港的旗幟。“不論誰損害我們國家，傷害香港，我都不會允許的，據理力爭。”
1997年7月2日，香港迴歸祖國的第二天，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行盛大表彰儀式，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親手頒授大紫荊勳章給曾憲梓，以最高榮譽表彰他對香港和國家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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