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深宮內的慈禧
左公得以發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隻靠寫日記、寫家書浪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無私地網羅人才，加上功績顯著，是以當時有“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美譽。曾左關係，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係，沒有曾國藩的重用與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是當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鬥得正狠，曾國藩認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深宮內的慈禧
左公得以發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隻靠寫日記、寫家書浪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無私地網羅人才，加上功績顯著，是以當時有“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美譽。曾左關係，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係，沒有曾國藩的重用與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是當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鬥得正狠，曾國藩認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
駱秉章
可以這麼說，左宗棠在當朝冒頭，虧有駱秉章的信任，但也僅是作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軍務，直攀頂峰，進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還是要仰仗曾國藩的大公無私。
然後，他們兩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並非不是有隔閡的。只是那時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滿，只是隱忍。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深宮內的慈禧
左公得以發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隻靠寫日記、寫家書浪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無私地網羅人才，加上功績顯著，是以當時有“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美譽。曾左關係，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係，沒有曾國藩的重用與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是當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鬥得正狠，曾國藩認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
駱秉章
可以這麼說，左宗棠在當朝冒頭，虧有駱秉章的信任，但也僅是作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軍務，直攀頂峰，進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還是要仰仗曾國藩的大公無私。
然後，他們兩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並非不是有隔閡的。只是那時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滿，只是隱忍。
湘軍攻破天京.採電影《投名狀》劇照
這樣直到同治三年，兩人關係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軍攻破天京，兩人位爵都達頂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贈太子少保銜並得賜黃馬褂，都位極人臣。一將一相，均為清廷中樑頂柱，基本上平起平坐了，二人卻再也沒了書信往來，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斷義了。
我自己的解讀，也卑之無甚高論，以為曾左關係真有破裂，也並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為性格差異太大。他們二人，實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對路，互相就看不慣。早期還能合作，無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還需仰仗，而曾國藩也還能寬懷處之，不予以計較罷了。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深宮內的慈禧
左公得以發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隻靠寫日記、寫家書浪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無私地網羅人才，加上功績顯著，是以當時有“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美譽。曾左關係，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係，沒有曾國藩的重用與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是當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鬥得正狠，曾國藩認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
駱秉章
可以這麼說，左宗棠在當朝冒頭，虧有駱秉章的信任，但也僅是作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軍務，直攀頂峰，進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還是要仰仗曾國藩的大公無私。
然後，他們兩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並非不是有隔閡的。只是那時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滿，只是隱忍。
湘軍攻破天京.採電影《投名狀》劇照
這樣直到同治三年，兩人關係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軍攻破天京，兩人位爵都達頂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贈太子少保銜並得賜黃馬褂，都位極人臣。一將一相，均為清廷中樑頂柱，基本上平起平坐了，二人卻再也沒了書信往來，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斷義了。
我自己的解讀，也卑之無甚高論，以為曾左關係真有破裂，也並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為性格差異太大。他們二人，實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對路，互相就看不慣。早期還能合作，無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還需仰仗，而曾國藩也還能寬懷處之，不予以計較罷了。
曾左之性格，簡單說來，是內裡都剛強，都固執，但處世方式上是一硬一軟。左是標準狂士，倨傲狂放，自命不凡，恃才直率，光明磊落，敢作敢為，是以沒多人跟他生活中處得來，多數人是對他服而不近；而曾呢，正統儒生，整天都是克己復禮，小心謹慎，韜光隱晦，防人至重，城府甚深，雖也算正人君子，但也不免忸怩，忠厚中透著一股陰毒，也是以朝廷上多數人對他是敬而不親，甚至不少人覺得他虛偽。
這是兩種決然相反的性格，在共事時有很多摩擦，我們也不難想見。
因了各自性格的原因，兩強相碰，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都可以順理成章地作出揣度。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深宮內的慈禧
左公得以發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隻靠寫日記、寫家書浪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無私地網羅人才，加上功績顯著，是以當時有“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美譽。曾左關係，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係，沒有曾國藩的重用與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是當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鬥得正狠，曾國藩認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
駱秉章
可以這麼說，左宗棠在當朝冒頭，虧有駱秉章的信任，但也僅是作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軍務，直攀頂峰，進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還是要仰仗曾國藩的大公無私。
然後，他們兩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並非不是有隔閡的。只是那時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滿，只是隱忍。
湘軍攻破天京.採電影《投名狀》劇照
這樣直到同治三年，兩人關係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軍攻破天京，兩人位爵都達頂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贈太子少保銜並得賜黃馬褂，都位極人臣。一將一相，均為清廷中樑頂柱，基本上平起平坐了，二人卻再也沒了書信往來，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斷義了。
我自己的解讀，也卑之無甚高論，以為曾左關係真有破裂，也並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為性格差異太大。他們二人，實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對路，互相就看不慣。早期還能合作，無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還需仰仗，而曾國藩也還能寬懷處之，不予以計較罷了。
曾左之性格，簡單說來，是內裡都剛強，都固執，但處世方式上是一硬一軟。左是標準狂士，倨傲狂放，自命不凡，恃才直率，光明磊落，敢作敢為，是以沒多人跟他生活中處得來，多數人是對他服而不近；而曾呢，正統儒生，整天都是克己復禮，小心謹慎，韜光隱晦，防人至重，城府甚深，雖也算正人君子，但也不免忸怩，忠厚中透著一股陰毒，也是以朝廷上多數人對他是敬而不親，甚至不少人覺得他虛偽。
這是兩種決然相反的性格，在共事時有很多摩擦，我們也不難想見。
因了各自性格的原因，兩強相碰，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都可以順理成章地作出揣度。
左宗棠出兵收復失地
“曾聖人”吧，他可不是唯唯諾諾的駱秉章，本身是大能人，自然是要被常常觸怒的，但是冷靜下來，“克己”一番，也能容忍，畢竟他手下像左公這樣性子的，也不是沒有幾個，是以屢屢鬧掰，又屢屢“交歡如初，不念舊惡”。他到底還算大度之人，暫時生氣，也叱罵過左宗棠是“跋扈將軍”，但久了能想通，不至於唸叨舊惡，更不會暗地給小鞋穿。都說曾國藩能做人，修養也是晚清大佬們所不及，大家都學不了，不算過譽於他。
“左騾子”呢，豪邁不羈，必然覺得你曾老師實在太矯情虛偽了，男子漢大丈夫何至如此，那心態就是“玩那點小心機幹嘛呢，我什麼都洞若觀火”。另外還有一層，就是左宗棠長期被壓抑在下僚，未免對“成功人士”有不平衡的心理，他又是極端能幹又極端自負之人，而曾國藩論能力也確實不如他吧，是以他看不上曾氏很正常。他評曾國藩，是“才具稍欠開展”6字，確實很扎心。但是，話說回來，左公這人，才具是罕見的，眼裡也是視人無物的，不說曾國藩了，天下之大，除了皇帝老爺，他又看得上誰呢！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深宮內的慈禧
左公得以發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隻靠寫日記、寫家書浪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無私地網羅人才，加上功績顯著，是以當時有“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美譽。曾左關係，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係，沒有曾國藩的重用與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是當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鬥得正狠，曾國藩認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
駱秉章
可以這麼說，左宗棠在當朝冒頭，虧有駱秉章的信任，但也僅是作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軍務，直攀頂峰，進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還是要仰仗曾國藩的大公無私。
然後，他們兩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並非不是有隔閡的。只是那時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滿，只是隱忍。
湘軍攻破天京.採電影《投名狀》劇照
這樣直到同治三年，兩人關係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軍攻破天京，兩人位爵都達頂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贈太子少保銜並得賜黃馬褂，都位極人臣。一將一相，均為清廷中樑頂柱，基本上平起平坐了，二人卻再也沒了書信往來，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斷義了。
我自己的解讀，也卑之無甚高論，以為曾左關係真有破裂，也並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為性格差異太大。他們二人，實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對路，互相就看不慣。早期還能合作，無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還需仰仗，而曾國藩也還能寬懷處之，不予以計較罷了。
曾左之性格，簡單說來，是內裡都剛強，都固執，但處世方式上是一硬一軟。左是標準狂士，倨傲狂放，自命不凡，恃才直率，光明磊落，敢作敢為，是以沒多人跟他生活中處得來，多數人是對他服而不近；而曾呢，正統儒生，整天都是克己復禮，小心謹慎，韜光隱晦，防人至重，城府甚深，雖也算正人君子，但也不免忸怩，忠厚中透著一股陰毒，也是以朝廷上多數人對他是敬而不親，甚至不少人覺得他虛偽。
這是兩種決然相反的性格，在共事時有很多摩擦，我們也不難想見。
因了各自性格的原因，兩強相碰，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都可以順理成章地作出揣度。
左宗棠出兵收復失地
“曾聖人”吧，他可不是唯唯諾諾的駱秉章，本身是大能人，自然是要被常常觸怒的，但是冷靜下來，“克己”一番，也能容忍，畢竟他手下像左公這樣性子的，也不是沒有幾個，是以屢屢鬧掰，又屢屢“交歡如初，不念舊惡”。他到底還算大度之人，暫時生氣，也叱罵過左宗棠是“跋扈將軍”，但久了能想通，不至於唸叨舊惡，更不會暗地給小鞋穿。都說曾國藩能做人，修養也是晚清大佬們所不及，大家都學不了，不算過譽於他。
“左騾子”呢，豪邁不羈，必然覺得你曾老師實在太矯情虛偽了，男子漢大丈夫何至如此，那心態就是“玩那點小心機幹嘛呢，我什麼都洞若觀火”。另外還有一層，就是左宗棠長期被壓抑在下僚，未免對“成功人士”有不平衡的心理，他又是極端能幹又極端自負之人，而曾國藩論能力也確實不如他吧，是以他看不上曾氏很正常。他評曾國藩，是“才具稍欠開展”6字，確實很扎心。但是，話說回來，左公這人，才具是罕見的，眼裡也是視人無物的，不說曾國藩了，天下之大，除了皇帝老爺，他又看得上誰呢！
比如，咸豐七年曾國藩老師的“丁憂奪情事件”。那年，正是曾國藩攻打天京最關鍵之時，不想其父突然去世。雖按制度和世情，他曾國藩需立即放下所有，奔喪守喪，可“補充條款”也明確說有軍務在身要員，非欽命不得離職的，可他曾國藩是要學“聖人”的理學家，就真的放下回家去了。他自以為得體，寫信到朋友圈公告，不了左公偏不吃那一套，竟然回信把曾上司罵的狗血淋頭，數落他不忠、不禮、不義，就差點痛斥你是禽獸。
曾國藩看了，差點吐血，一年都沒理左氏。而左氏呢，毫不在意，也懶得解釋，還跟手下抱怨說，曾老師沒辦法，真無聊。呵呵。
即便是這樣，二人的徹底失和，是要到同治三年，太平天國的大本營南京，被搞掉之後了。而且這“徹底”的原因，恐怕不是性格合不來那麼簡單。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深宮內的慈禧
左公得以發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隻靠寫日記、寫家書浪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無私地網羅人才，加上功績顯著，是以當時有“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美譽。曾左關係，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係，沒有曾國藩的重用與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是當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鬥得正狠，曾國藩認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
駱秉章
可以這麼說，左宗棠在當朝冒頭，虧有駱秉章的信任，但也僅是作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軍務，直攀頂峰，進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還是要仰仗曾國藩的大公無私。
然後，他們兩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並非不是有隔閡的。只是那時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滿，只是隱忍。
湘軍攻破天京.採電影《投名狀》劇照
這樣直到同治三年，兩人關係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軍攻破天京，兩人位爵都達頂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贈太子少保銜並得賜黃馬褂，都位極人臣。一將一相，均為清廷中樑頂柱，基本上平起平坐了，二人卻再也沒了書信往來，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斷義了。
我自己的解讀，也卑之無甚高論，以為曾左關係真有破裂，也並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為性格差異太大。他們二人，實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對路，互相就看不慣。早期還能合作，無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還需仰仗，而曾國藩也還能寬懷處之，不予以計較罷了。
曾左之性格，簡單說來，是內裡都剛強，都固執，但處世方式上是一硬一軟。左是標準狂士，倨傲狂放，自命不凡，恃才直率，光明磊落，敢作敢為，是以沒多人跟他生活中處得來，多數人是對他服而不近；而曾呢，正統儒生，整天都是克己復禮，小心謹慎，韜光隱晦，防人至重，城府甚深，雖也算正人君子，但也不免忸怩，忠厚中透著一股陰毒，也是以朝廷上多數人對他是敬而不親，甚至不少人覺得他虛偽。
這是兩種決然相反的性格，在共事時有很多摩擦，我們也不難想見。
因了各自性格的原因，兩強相碰，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都可以順理成章地作出揣度。
左宗棠出兵收復失地
“曾聖人”吧，他可不是唯唯諾諾的駱秉章，本身是大能人，自然是要被常常觸怒的，但是冷靜下來，“克己”一番，也能容忍，畢竟他手下像左公這樣性子的，也不是沒有幾個，是以屢屢鬧掰，又屢屢“交歡如初，不念舊惡”。他到底還算大度之人，暫時生氣，也叱罵過左宗棠是“跋扈將軍”，但久了能想通，不至於唸叨舊惡，更不會暗地給小鞋穿。都說曾國藩能做人，修養也是晚清大佬們所不及，大家都學不了，不算過譽於他。
“左騾子”呢，豪邁不羈，必然覺得你曾老師實在太矯情虛偽了，男子漢大丈夫何至如此，那心態就是“玩那點小心機幹嘛呢，我什麼都洞若觀火”。另外還有一層，就是左宗棠長期被壓抑在下僚，未免對“成功人士”有不平衡的心理，他又是極端能幹又極端自負之人，而曾國藩論能力也確實不如他吧，是以他看不上曾氏很正常。他評曾國藩，是“才具稍欠開展”6字，確實很扎心。但是，話說回來，左公這人，才具是罕見的，眼裡也是視人無物的，不說曾國藩了，天下之大，除了皇帝老爺，他又看得上誰呢！
比如，咸豐七年曾國藩老師的“丁憂奪情事件”。那年，正是曾國藩攻打天京最關鍵之時，不想其父突然去世。雖按制度和世情，他曾國藩需立即放下所有，奔喪守喪，可“補充條款”也明確說有軍務在身要員，非欽命不得離職的，可他曾國藩是要學“聖人”的理學家，就真的放下回家去了。他自以為得體，寫信到朋友圈公告，不了左公偏不吃那一套，竟然回信把曾上司罵的狗血淋頭，數落他不忠、不禮、不義，就差點痛斥你是禽獸。
曾國藩看了，差點吐血，一年都沒理左氏。而左氏呢，毫不在意，也懶得解釋，還跟手下抱怨說，曾老師沒辦法，真無聊。呵呵。
即便是這樣，二人的徹底失和，是要到同治三年，太平天國的大本營南京，被搞掉之後了。而且這“徹底”的原因，恐怕不是性格合不來那麼簡單。
那年6月，曾國荃終於轟開了南京城門，宣告太平軍的基本覆滅。曾左二人，都到達了事業的頂峰。但就是在這個時機，他們又有點莫名其妙地失和 ：為了一個洪秀全兒子到底有沒死的問題，左宗棠很“小人”地給慈禧遞摺子，參告曾家兄弟；
而曾國藩呢，又一反常態地震怒，不斷地向上反駁，說左宗棠胡說，是“越權”，二人鬧得不可交開。還是慈禧實在看不下去了，讓他們都不要再吵方得消停。這場爭論，最終以朝廷對左的明褒、對曾的暗貶結束，而這兩人也似乎從此恩斷義絕，“彼此不通書問”，左宗棠更是逢人便罵曾國藩。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深宮內的慈禧
左公得以發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隻靠寫日記、寫家書浪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無私地網羅人才，加上功績顯著，是以當時有“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美譽。曾左關係，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係，沒有曾國藩的重用與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是當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鬥得正狠，曾國藩認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
駱秉章
可以這麼說，左宗棠在當朝冒頭，虧有駱秉章的信任，但也僅是作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軍務，直攀頂峰，進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還是要仰仗曾國藩的大公無私。
然後，他們兩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並非不是有隔閡的。只是那時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滿，只是隱忍。
湘軍攻破天京.採電影《投名狀》劇照
這樣直到同治三年，兩人關係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軍攻破天京，兩人位爵都達頂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贈太子少保銜並得賜黃馬褂，都位極人臣。一將一相，均為清廷中樑頂柱，基本上平起平坐了，二人卻再也沒了書信往來，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斷義了。
我自己的解讀，也卑之無甚高論，以為曾左關係真有破裂，也並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為性格差異太大。他們二人，實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對路，互相就看不慣。早期還能合作，無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還需仰仗，而曾國藩也還能寬懷處之，不予以計較罷了。
曾左之性格，簡單說來，是內裡都剛強，都固執，但處世方式上是一硬一軟。左是標準狂士，倨傲狂放，自命不凡，恃才直率，光明磊落，敢作敢為，是以沒多人跟他生活中處得來，多數人是對他服而不近；而曾呢，正統儒生，整天都是克己復禮，小心謹慎，韜光隱晦，防人至重，城府甚深，雖也算正人君子，但也不免忸怩，忠厚中透著一股陰毒，也是以朝廷上多數人對他是敬而不親，甚至不少人覺得他虛偽。
這是兩種決然相反的性格，在共事時有很多摩擦，我們也不難想見。
因了各自性格的原因，兩強相碰，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都可以順理成章地作出揣度。
左宗棠出兵收復失地
“曾聖人”吧，他可不是唯唯諾諾的駱秉章，本身是大能人，自然是要被常常觸怒的，但是冷靜下來，“克己”一番，也能容忍，畢竟他手下像左公這樣性子的，也不是沒有幾個，是以屢屢鬧掰，又屢屢“交歡如初，不念舊惡”。他到底還算大度之人，暫時生氣，也叱罵過左宗棠是“跋扈將軍”，但久了能想通，不至於唸叨舊惡，更不會暗地給小鞋穿。都說曾國藩能做人，修養也是晚清大佬們所不及，大家都學不了，不算過譽於他。
“左騾子”呢，豪邁不羈，必然覺得你曾老師實在太矯情虛偽了，男子漢大丈夫何至如此，那心態就是“玩那點小心機幹嘛呢，我什麼都洞若觀火”。另外還有一層，就是左宗棠長期被壓抑在下僚，未免對“成功人士”有不平衡的心理，他又是極端能幹又極端自負之人，而曾國藩論能力也確實不如他吧，是以他看不上曾氏很正常。他評曾國藩，是“才具稍欠開展”6字，確實很扎心。但是，話說回來，左公這人，才具是罕見的，眼裡也是視人無物的，不說曾國藩了，天下之大，除了皇帝老爺，他又看得上誰呢！
比如，咸豐七年曾國藩老師的“丁憂奪情事件”。那年，正是曾國藩攻打天京最關鍵之時，不想其父突然去世。雖按制度和世情，他曾國藩需立即放下所有，奔喪守喪，可“補充條款”也明確說有軍務在身要員，非欽命不得離職的，可他曾國藩是要學“聖人”的理學家，就真的放下回家去了。他自以為得體，寫信到朋友圈公告，不了左公偏不吃那一套，竟然回信把曾上司罵的狗血淋頭，數落他不忠、不禮、不義，就差點痛斥你是禽獸。
曾國藩看了，差點吐血，一年都沒理左氏。而左氏呢，毫不在意，也懶得解釋，還跟手下抱怨說，曾老師沒辦法，真無聊。呵呵。
即便是這樣，二人的徹底失和，是要到同治三年，太平天國的大本營南京，被搞掉之後了。而且這“徹底”的原因，恐怕不是性格合不來那麼簡單。
那年6月，曾國荃終於轟開了南京城門，宣告太平軍的基本覆滅。曾左二人，都到達了事業的頂峰。但就是在這個時機，他們又有點莫名其妙地失和 ：為了一個洪秀全兒子到底有沒死的問題，左宗棠很“小人”地給慈禧遞摺子，參告曾家兄弟；
而曾國藩呢，又一反常態地震怒，不斷地向上反駁，說左宗棠胡說，是“越權”，二人鬧得不可交開。還是慈禧實在看不下去了，讓他們都不要再吵方得消停。這場爭論，最終以朝廷對左的明褒、對曾的暗貶結束，而這兩人也似乎從此恩斷義絕，“彼此不通書問”，左宗棠更是逢人便罵曾國藩。
這場“斷交”，其實非常莫名其妙。一者，曾左過去共事時，雖然有不少“小拌嘴”，但從來沒有大芥蒂，何以左突然一番小題大做，上綱上線；二來，在這個時間點，左宗棠的狀告，與曾國藩的“發怒”，都顯得奇奇怪怪，根本都不符合二人平素行事準則；其三，在此之後，兩人固然沒有“直接往來”，但還是很多“暗通款曲”的地方，相互合作並沒有少去，比如左宗棠的西征，沒有曾的扶持、發餉、增援，左根本沒辦法搞定新疆。
是以，差不多百年之後，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先生出書，認為說當年左公與曾帥之失和，完全是在演雙簧戲而已。何以要如此，是因為破太平軍後，二人的勢力都已經功高蓋主。從實力上講，單單湘軍這樣的虎狼之師就有30萬，加上左宗棠的楚軍，實際上二人只要振臂一呼，隨時可以反戈。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深宮內的慈禧
左公得以發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隻靠寫日記、寫家書浪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無私地網羅人才，加上功績顯著，是以當時有“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美譽。曾左關係，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係，沒有曾國藩的重用與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是當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鬥得正狠，曾國藩認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
駱秉章
可以這麼說，左宗棠在當朝冒頭，虧有駱秉章的信任，但也僅是作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軍務，直攀頂峰，進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還是要仰仗曾國藩的大公無私。
然後，他們兩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並非不是有隔閡的。只是那時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滿，只是隱忍。
湘軍攻破天京.採電影《投名狀》劇照
這樣直到同治三年，兩人關係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軍攻破天京，兩人位爵都達頂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贈太子少保銜並得賜黃馬褂，都位極人臣。一將一相，均為清廷中樑頂柱，基本上平起平坐了，二人卻再也沒了書信往來，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斷義了。
我自己的解讀，也卑之無甚高論，以為曾左關係真有破裂，也並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為性格差異太大。他們二人，實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對路，互相就看不慣。早期還能合作，無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還需仰仗，而曾國藩也還能寬懷處之，不予以計較罷了。
曾左之性格，簡單說來，是內裡都剛強，都固執，但處世方式上是一硬一軟。左是標準狂士，倨傲狂放，自命不凡，恃才直率，光明磊落，敢作敢為，是以沒多人跟他生活中處得來，多數人是對他服而不近；而曾呢，正統儒生，整天都是克己復禮，小心謹慎，韜光隱晦，防人至重，城府甚深，雖也算正人君子，但也不免忸怩，忠厚中透著一股陰毒，也是以朝廷上多數人對他是敬而不親，甚至不少人覺得他虛偽。
這是兩種決然相反的性格，在共事時有很多摩擦，我們也不難想見。
因了各自性格的原因，兩強相碰，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都可以順理成章地作出揣度。
左宗棠出兵收復失地
“曾聖人”吧，他可不是唯唯諾諾的駱秉章，本身是大能人，自然是要被常常觸怒的，但是冷靜下來，“克己”一番，也能容忍，畢竟他手下像左公這樣性子的，也不是沒有幾個，是以屢屢鬧掰，又屢屢“交歡如初，不念舊惡”。他到底還算大度之人，暫時生氣，也叱罵過左宗棠是“跋扈將軍”，但久了能想通，不至於唸叨舊惡，更不會暗地給小鞋穿。都說曾國藩能做人，修養也是晚清大佬們所不及，大家都學不了，不算過譽於他。
“左騾子”呢，豪邁不羈，必然覺得你曾老師實在太矯情虛偽了，男子漢大丈夫何至如此，那心態就是“玩那點小心機幹嘛呢，我什麼都洞若觀火”。另外還有一層，就是左宗棠長期被壓抑在下僚，未免對“成功人士”有不平衡的心理，他又是極端能幹又極端自負之人，而曾國藩論能力也確實不如他吧，是以他看不上曾氏很正常。他評曾國藩，是“才具稍欠開展”6字，確實很扎心。但是，話說回來，左公這人，才具是罕見的，眼裡也是視人無物的，不說曾國藩了，天下之大，除了皇帝老爺，他又看得上誰呢！
比如，咸豐七年曾國藩老師的“丁憂奪情事件”。那年，正是曾國藩攻打天京最關鍵之時，不想其父突然去世。雖按制度和世情，他曾國藩需立即放下所有，奔喪守喪，可“補充條款”也明確說有軍務在身要員，非欽命不得離職的，可他曾國藩是要學“聖人”的理學家，就真的放下回家去了。他自以為得體，寫信到朋友圈公告，不了左公偏不吃那一套，竟然回信把曾上司罵的狗血淋頭，數落他不忠、不禮、不義，就差點痛斥你是禽獸。
曾國藩看了，差點吐血，一年都沒理左氏。而左氏呢，毫不在意，也懶得解釋，還跟手下抱怨說，曾老師沒辦法，真無聊。呵呵。
即便是這樣，二人的徹底失和，是要到同治三年，太平天國的大本營南京，被搞掉之後了。而且這“徹底”的原因，恐怕不是性格合不來那麼簡單。
那年6月，曾國荃終於轟開了南京城門，宣告太平軍的基本覆滅。曾左二人，都到達了事業的頂峰。但就是在這個時機，他們又有點莫名其妙地失和 ：為了一個洪秀全兒子到底有沒死的問題，左宗棠很“小人”地給慈禧遞摺子，參告曾家兄弟；
而曾國藩呢，又一反常態地震怒，不斷地向上反駁，說左宗棠胡說，是“越權”，二人鬧得不可交開。還是慈禧實在看不下去了，讓他們都不要再吵方得消停。這場爭論，最終以朝廷對左的明褒、對曾的暗貶結束，而這兩人也似乎從此恩斷義絕，“彼此不通書問”，左宗棠更是逢人便罵曾國藩。
這場“斷交”，其實非常莫名其妙。一者，曾左過去共事時，雖然有不少“小拌嘴”，但從來沒有大芥蒂，何以左突然一番小題大做，上綱上線；二來，在這個時間點，左宗棠的狀告，與曾國藩的“發怒”，都顯得奇奇怪怪，根本都不符合二人平素行事準則；其三，在此之後，兩人固然沒有“直接往來”，但還是很多“暗通款曲”的地方，相互合作並沒有少去，比如左宗棠的西征，沒有曾的扶持、發餉、增援，左根本沒辦法搞定新疆。
是以，差不多百年之後，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先生出書，認為說當年左公與曾帥之失和，完全是在演雙簧戲而已。何以要如此，是因為破太平軍後，二人的勢力都已經功高蓋主。從實力上講，單單湘軍這樣的虎狼之師就有30萬，加上左宗棠的楚軍，實際上二人只要振臂一呼，隨時可以反戈。
慈禧本身都在猜忌，倘若還“親密”，稍一聯合，可致清廷於死地，天下似乎都觸手可得，勢必引起朝廷恐慌，所以他們要合演這齣戲。我們可以同時看到的驗證的是，於此同時的曾國藩，不僅不更進一步，反倒莫名其妙地奏準裁撤湘軍，自減羽翼。其意圖很明顯，就是主動規避嫌疑。
這個說法，左景伊先生說出自左宗棠之口，家族內代代相傳。有無道理呢，以當時的處境，以他們二人的權謀，我也覺得很合理。
就這等於說，曾左之爭，肯定是存在的。但這種“爭”，大體不是權鬥之爭，更不是你死我活之爭，而是君子之爭。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深宮內的慈禧
左公得以發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隻靠寫日記、寫家書浪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無私地網羅人才，加上功績顯著，是以當時有“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美譽。曾左關係，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係，沒有曾國藩的重用與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是當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鬥得正狠，曾國藩認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
駱秉章
可以這麼說，左宗棠在當朝冒頭，虧有駱秉章的信任，但也僅是作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軍務，直攀頂峰，進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還是要仰仗曾國藩的大公無私。
然後，他們兩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並非不是有隔閡的。只是那時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滿，只是隱忍。
湘軍攻破天京.採電影《投名狀》劇照
這樣直到同治三年，兩人關係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軍攻破天京，兩人位爵都達頂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贈太子少保銜並得賜黃馬褂，都位極人臣。一將一相，均為清廷中樑頂柱，基本上平起平坐了，二人卻再也沒了書信往來，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斷義了。
我自己的解讀，也卑之無甚高論，以為曾左關係真有破裂，也並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為性格差異太大。他們二人，實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對路，互相就看不慣。早期還能合作，無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還需仰仗，而曾國藩也還能寬懷處之，不予以計較罷了。
曾左之性格，簡單說來，是內裡都剛強，都固執，但處世方式上是一硬一軟。左是標準狂士，倨傲狂放，自命不凡，恃才直率，光明磊落，敢作敢為，是以沒多人跟他生活中處得來，多數人是對他服而不近；而曾呢，正統儒生，整天都是克己復禮，小心謹慎，韜光隱晦，防人至重，城府甚深，雖也算正人君子，但也不免忸怩，忠厚中透著一股陰毒，也是以朝廷上多數人對他是敬而不親，甚至不少人覺得他虛偽。
這是兩種決然相反的性格，在共事時有很多摩擦，我們也不難想見。
因了各自性格的原因，兩強相碰，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都可以順理成章地作出揣度。
左宗棠出兵收復失地
“曾聖人”吧，他可不是唯唯諾諾的駱秉章，本身是大能人，自然是要被常常觸怒的，但是冷靜下來，“克己”一番，也能容忍，畢竟他手下像左公這樣性子的，也不是沒有幾個，是以屢屢鬧掰，又屢屢“交歡如初，不念舊惡”。他到底還算大度之人，暫時生氣，也叱罵過左宗棠是“跋扈將軍”，但久了能想通，不至於唸叨舊惡，更不會暗地給小鞋穿。都說曾國藩能做人，修養也是晚清大佬們所不及，大家都學不了，不算過譽於他。
“左騾子”呢，豪邁不羈，必然覺得你曾老師實在太矯情虛偽了，男子漢大丈夫何至如此，那心態就是“玩那點小心機幹嘛呢，我什麼都洞若觀火”。另外還有一層，就是左宗棠長期被壓抑在下僚，未免對“成功人士”有不平衡的心理，他又是極端能幹又極端自負之人，而曾國藩論能力也確實不如他吧，是以他看不上曾氏很正常。他評曾國藩，是“才具稍欠開展”6字，確實很扎心。但是，話說回來，左公這人，才具是罕見的，眼裡也是視人無物的，不說曾國藩了，天下之大，除了皇帝老爺，他又看得上誰呢！
比如，咸豐七年曾國藩老師的“丁憂奪情事件”。那年，正是曾國藩攻打天京最關鍵之時，不想其父突然去世。雖按制度和世情，他曾國藩需立即放下所有，奔喪守喪，可“補充條款”也明確說有軍務在身要員，非欽命不得離職的，可他曾國藩是要學“聖人”的理學家，就真的放下回家去了。他自以為得體，寫信到朋友圈公告，不了左公偏不吃那一套，竟然回信把曾上司罵的狗血淋頭，數落他不忠、不禮、不義，就差點痛斥你是禽獸。
曾國藩看了，差點吐血，一年都沒理左氏。而左氏呢，毫不在意，也懶得解釋，還跟手下抱怨說，曾老師沒辦法，真無聊。呵呵。
即便是這樣，二人的徹底失和，是要到同治三年，太平天國的大本營南京，被搞掉之後了。而且這“徹底”的原因，恐怕不是性格合不來那麼簡單。
那年6月，曾國荃終於轟開了南京城門，宣告太平軍的基本覆滅。曾左二人，都到達了事業的頂峰。但就是在這個時機，他們又有點莫名其妙地失和 ：為了一個洪秀全兒子到底有沒死的問題，左宗棠很“小人”地給慈禧遞摺子，參告曾家兄弟；
而曾國藩呢，又一反常態地震怒，不斷地向上反駁，說左宗棠胡說，是“越權”，二人鬧得不可交開。還是慈禧實在看不下去了，讓他們都不要再吵方得消停。這場爭論，最終以朝廷對左的明褒、對曾的暗貶結束，而這兩人也似乎從此恩斷義絕，“彼此不通書問”，左宗棠更是逢人便罵曾國藩。
這場“斷交”，其實非常莫名其妙。一者，曾左過去共事時，雖然有不少“小拌嘴”，但從來沒有大芥蒂，何以左突然一番小題大做，上綱上線；二來，在這個時間點，左宗棠的狀告，與曾國藩的“發怒”，都顯得奇奇怪怪，根本都不符合二人平素行事準則；其三，在此之後，兩人固然沒有“直接往來”，但還是很多“暗通款曲”的地方，相互合作並沒有少去，比如左宗棠的西征，沒有曾的扶持、發餉、增援，左根本沒辦法搞定新疆。
是以，差不多百年之後，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先生出書，認為說當年左公與曾帥之失和，完全是在演雙簧戲而已。何以要如此，是因為破太平軍後，二人的勢力都已經功高蓋主。從實力上講，單單湘軍這樣的虎狼之師就有30萬，加上左宗棠的楚軍，實際上二人只要振臂一呼，隨時可以反戈。
慈禧本身都在猜忌，倘若還“親密”，稍一聯合，可致清廷於死地，天下似乎都觸手可得，勢必引起朝廷恐慌，所以他們要合演這齣戲。我們可以同時看到的驗證的是，於此同時的曾國藩，不僅不更進一步，反倒莫名其妙地奏準裁撤湘軍，自減羽翼。其意圖很明顯，就是主動規避嫌疑。
這個說法，左景伊先生說出自左宗棠之口，家族內代代相傳。有無道理呢，以當時的處境，以他們二人的權謀，我也覺得很合理。
就這等於說，曾左之爭，肯定是存在的。但這種“爭”，大體不是權鬥之爭，更不是你死我活之爭，而是君子之爭。
他們有不和，是不需要諱言的，可主因只是性格不洽。這方面，若真要斷個是非曲折，我也以為主錯方在左公。他功績巨大，收復失地，不愧為真民族英雄，性格也豪邁不拘，讓人生敬，可性情畢竟還是咄咄逼人了些，對任何人似都有智商上的優越感。曾國藩不可愛，可做人做事方面，確實還值得他學習。呵呵。
至於後來的絕交，甚至可能都是一齣戲而已。就是說，二人失和，是故意為之，以免淪為“功狗”，遭受清廷猜忌、打擊、甚至連累家族，不得已或協商過，或有默契而聯手演的一場戲。曾、左是互相攻訐以求自保。在當時的情狀下，反過來設想一下，那時的曾公，已有趙匡胤之名之權之位，倘若與左也演一出“將相和”，你說這倆湖南佬會是什麼結局？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深宮內的慈禧
左公得以發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隻靠寫日記、寫家書浪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無私地網羅人才，加上功績顯著，是以當時有“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美譽。曾左關係，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係，沒有曾國藩的重用與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是當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鬥得正狠，曾國藩認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
駱秉章
可以這麼說，左宗棠在當朝冒頭，虧有駱秉章的信任，但也僅是作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軍務，直攀頂峰，進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還是要仰仗曾國藩的大公無私。
然後，他們兩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並非不是有隔閡的。只是那時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滿，只是隱忍。
湘軍攻破天京.採電影《投名狀》劇照
這樣直到同治三年，兩人關係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軍攻破天京，兩人位爵都達頂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贈太子少保銜並得賜黃馬褂，都位極人臣。一將一相，均為清廷中樑頂柱，基本上平起平坐了，二人卻再也沒了書信往來，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斷義了。
我自己的解讀，也卑之無甚高論，以為曾左關係真有破裂，也並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為性格差異太大。他們二人，實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對路，互相就看不慣。早期還能合作，無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還需仰仗，而曾國藩也還能寬懷處之，不予以計較罷了。
曾左之性格，簡單說來，是內裡都剛強，都固執，但處世方式上是一硬一軟。左是標準狂士，倨傲狂放，自命不凡，恃才直率，光明磊落，敢作敢為，是以沒多人跟他生活中處得來，多數人是對他服而不近；而曾呢，正統儒生，整天都是克己復禮，小心謹慎，韜光隱晦，防人至重，城府甚深，雖也算正人君子，但也不免忸怩，忠厚中透著一股陰毒，也是以朝廷上多數人對他是敬而不親，甚至不少人覺得他虛偽。
這是兩種決然相反的性格，在共事時有很多摩擦，我們也不難想見。
因了各自性格的原因，兩強相碰，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都可以順理成章地作出揣度。
左宗棠出兵收復失地
“曾聖人”吧，他可不是唯唯諾諾的駱秉章，本身是大能人，自然是要被常常觸怒的，但是冷靜下來，“克己”一番，也能容忍，畢竟他手下像左公這樣性子的，也不是沒有幾個，是以屢屢鬧掰，又屢屢“交歡如初，不念舊惡”。他到底還算大度之人，暫時生氣，也叱罵過左宗棠是“跋扈將軍”，但久了能想通，不至於唸叨舊惡，更不會暗地給小鞋穿。都說曾國藩能做人，修養也是晚清大佬們所不及，大家都學不了，不算過譽於他。
“左騾子”呢，豪邁不羈，必然覺得你曾老師實在太矯情虛偽了，男子漢大丈夫何至如此，那心態就是“玩那點小心機幹嘛呢，我什麼都洞若觀火”。另外還有一層，就是左宗棠長期被壓抑在下僚，未免對“成功人士”有不平衡的心理，他又是極端能幹又極端自負之人，而曾國藩論能力也確實不如他吧，是以他看不上曾氏很正常。他評曾國藩，是“才具稍欠開展”6字，確實很扎心。但是，話說回來，左公這人，才具是罕見的，眼裡也是視人無物的，不說曾國藩了，天下之大，除了皇帝老爺，他又看得上誰呢！
比如，咸豐七年曾國藩老師的“丁憂奪情事件”。那年，正是曾國藩攻打天京最關鍵之時，不想其父突然去世。雖按制度和世情，他曾國藩需立即放下所有，奔喪守喪，可“補充條款”也明確說有軍務在身要員，非欽命不得離職的，可他曾國藩是要學“聖人”的理學家，就真的放下回家去了。他自以為得體，寫信到朋友圈公告，不了左公偏不吃那一套，竟然回信把曾上司罵的狗血淋頭，數落他不忠、不禮、不義，就差點痛斥你是禽獸。
曾國藩看了，差點吐血，一年都沒理左氏。而左氏呢，毫不在意，也懶得解釋，還跟手下抱怨說，曾老師沒辦法，真無聊。呵呵。
即便是這樣，二人的徹底失和，是要到同治三年，太平天國的大本營南京，被搞掉之後了。而且這“徹底”的原因，恐怕不是性格合不來那麼簡單。
那年6月，曾國荃終於轟開了南京城門，宣告太平軍的基本覆滅。曾左二人，都到達了事業的頂峰。但就是在這個時機，他們又有點莫名其妙地失和 ：為了一個洪秀全兒子到底有沒死的問題，左宗棠很“小人”地給慈禧遞摺子，參告曾家兄弟；
而曾國藩呢，又一反常態地震怒，不斷地向上反駁，說左宗棠胡說，是“越權”，二人鬧得不可交開。還是慈禧實在看不下去了，讓他們都不要再吵方得消停。這場爭論，最終以朝廷對左的明褒、對曾的暗貶結束，而這兩人也似乎從此恩斷義絕，“彼此不通書問”，左宗棠更是逢人便罵曾國藩。
這場“斷交”，其實非常莫名其妙。一者，曾左過去共事時，雖然有不少“小拌嘴”，但從來沒有大芥蒂，何以左突然一番小題大做，上綱上線；二來，在這個時間點，左宗棠的狀告，與曾國藩的“發怒”，都顯得奇奇怪怪，根本都不符合二人平素行事準則；其三，在此之後，兩人固然沒有“直接往來”，但還是很多“暗通款曲”的地方，相互合作並沒有少去，比如左宗棠的西征，沒有曾的扶持、發餉、增援，左根本沒辦法搞定新疆。
是以，差不多百年之後，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先生出書，認為說當年左公與曾帥之失和，完全是在演雙簧戲而已。何以要如此，是因為破太平軍後，二人的勢力都已經功高蓋主。從實力上講，單單湘軍這樣的虎狼之師就有30萬，加上左宗棠的楚軍，實際上二人只要振臂一呼，隨時可以反戈。
慈禧本身都在猜忌，倘若還“親密”，稍一聯合，可致清廷於死地，天下似乎都觸手可得，勢必引起朝廷恐慌，所以他們要合演這齣戲。我們可以同時看到的驗證的是，於此同時的曾國藩，不僅不更進一步，反倒莫名其妙地奏準裁撤湘軍，自減羽翼。其意圖很明顯，就是主動規避嫌疑。
這個說法，左景伊先生說出自左宗棠之口，家族內代代相傳。有無道理呢，以當時的處境，以他們二人的權謀，我也覺得很合理。
就這等於說，曾左之爭，肯定是存在的。但這種“爭”，大體不是權鬥之爭，更不是你死我活之爭，而是君子之爭。
他們有不和，是不需要諱言的，可主因只是性格不洽。這方面，若真要斷個是非曲折，我也以為主錯方在左公。他功績巨大，收復失地，不愧為真民族英雄，性格也豪邁不拘，讓人生敬，可性情畢竟還是咄咄逼人了些，對任何人似都有智商上的優越感。曾國藩不可愛，可做人做事方面，確實還值得他學習。呵呵。
至於後來的絕交，甚至可能都是一齣戲而已。就是說，二人失和，是故意為之，以免淪為“功狗”，遭受清廷猜忌、打擊、甚至連累家族，不得已或協商過，或有默契而聯手演的一場戲。曾、左是互相攻訐以求自保。在當時的情狀下，反過來設想一下，那時的曾公，已有趙匡胤之名之權之位，倘若與左也演一出“將相和”，你說這倆湖南佬會是什麼結局？
有不太“正式”的記載說，當天京攻破之前，左公曾試探曾公有無帝皇心，曾是很明確拒絕的。是以，當左有意確認，提出什麼“鼎之輕重試可問焉”的選擇題，曾迴應以“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給出答案時，兩個人就開始演雙簧了，為的不過是保身而已。如此聰明二人，話肯定是點到為止，不會說破，演好雙簧，為國為民為家為己。都是明哲保身的高手，一文正、一文襄的諡號，得之無愧。
可以說，他們確實有摩擦，處世互相看不慣。尤其是左宗棠，晚年逢人就講兩事，一是念西征之功，二是罵曾國藩，這種情緒也當是真實，沒有虛掩的。可在大義大節上，他們都無負對方，真堪死友。曾國藩過後，左宗棠也是把他的後人視如己出看待的。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深宮內的慈禧
左公得以發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隻靠寫日記、寫家書浪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無私地網羅人才，加上功績顯著，是以當時有“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美譽。曾左關係，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係，沒有曾國藩的重用與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是當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鬥得正狠，曾國藩認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
駱秉章
可以這麼說，左宗棠在當朝冒頭，虧有駱秉章的信任，但也僅是作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軍務，直攀頂峰，進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還是要仰仗曾國藩的大公無私。
然後，他們兩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並非不是有隔閡的。只是那時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滿，只是隱忍。
湘軍攻破天京.採電影《投名狀》劇照
這樣直到同治三年，兩人關係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軍攻破天京，兩人位爵都達頂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贈太子少保銜並得賜黃馬褂，都位極人臣。一將一相，均為清廷中樑頂柱，基本上平起平坐了，二人卻再也沒了書信往來，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斷義了。
我自己的解讀，也卑之無甚高論，以為曾左關係真有破裂，也並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為性格差異太大。他們二人，實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對路，互相就看不慣。早期還能合作，無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還需仰仗，而曾國藩也還能寬懷處之，不予以計較罷了。
曾左之性格，簡單說來，是內裡都剛強，都固執，但處世方式上是一硬一軟。左是標準狂士，倨傲狂放，自命不凡，恃才直率，光明磊落，敢作敢為，是以沒多人跟他生活中處得來，多數人是對他服而不近；而曾呢，正統儒生，整天都是克己復禮，小心謹慎，韜光隱晦，防人至重，城府甚深，雖也算正人君子，但也不免忸怩，忠厚中透著一股陰毒，也是以朝廷上多數人對他是敬而不親，甚至不少人覺得他虛偽。
這是兩種決然相反的性格，在共事時有很多摩擦，我們也不難想見。
因了各自性格的原因，兩強相碰，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都可以順理成章地作出揣度。
左宗棠出兵收復失地
“曾聖人”吧，他可不是唯唯諾諾的駱秉章，本身是大能人，自然是要被常常觸怒的，但是冷靜下來，“克己”一番，也能容忍，畢竟他手下像左公這樣性子的，也不是沒有幾個，是以屢屢鬧掰，又屢屢“交歡如初，不念舊惡”。他到底還算大度之人，暫時生氣，也叱罵過左宗棠是“跋扈將軍”，但久了能想通，不至於唸叨舊惡，更不會暗地給小鞋穿。都說曾國藩能做人，修養也是晚清大佬們所不及，大家都學不了，不算過譽於他。
“左騾子”呢，豪邁不羈，必然覺得你曾老師實在太矯情虛偽了，男子漢大丈夫何至如此，那心態就是“玩那點小心機幹嘛呢，我什麼都洞若觀火”。另外還有一層，就是左宗棠長期被壓抑在下僚，未免對“成功人士”有不平衡的心理，他又是極端能幹又極端自負之人，而曾國藩論能力也確實不如他吧，是以他看不上曾氏很正常。他評曾國藩，是“才具稍欠開展”6字，確實很扎心。但是，話說回來，左公這人，才具是罕見的，眼裡也是視人無物的，不說曾國藩了，天下之大，除了皇帝老爺，他又看得上誰呢！
比如，咸豐七年曾國藩老師的“丁憂奪情事件”。那年，正是曾國藩攻打天京最關鍵之時，不想其父突然去世。雖按制度和世情，他曾國藩需立即放下所有，奔喪守喪，可“補充條款”也明確說有軍務在身要員，非欽命不得離職的，可他曾國藩是要學“聖人”的理學家，就真的放下回家去了。他自以為得體，寫信到朋友圈公告，不了左公偏不吃那一套，竟然回信把曾上司罵的狗血淋頭，數落他不忠、不禮、不義，就差點痛斥你是禽獸。
曾國藩看了，差點吐血，一年都沒理左氏。而左氏呢，毫不在意，也懶得解釋，還跟手下抱怨說，曾老師沒辦法，真無聊。呵呵。
即便是這樣，二人的徹底失和，是要到同治三年，太平天國的大本營南京，被搞掉之後了。而且這“徹底”的原因，恐怕不是性格合不來那麼簡單。
那年6月，曾國荃終於轟開了南京城門，宣告太平軍的基本覆滅。曾左二人，都到達了事業的頂峰。但就是在這個時機，他們又有點莫名其妙地失和 ：為了一個洪秀全兒子到底有沒死的問題，左宗棠很“小人”地給慈禧遞摺子，參告曾家兄弟；
而曾國藩呢，又一反常態地震怒，不斷地向上反駁，說左宗棠胡說，是“越權”，二人鬧得不可交開。還是慈禧實在看不下去了，讓他們都不要再吵方得消停。這場爭論，最終以朝廷對左的明褒、對曾的暗貶結束，而這兩人也似乎從此恩斷義絕，“彼此不通書問”，左宗棠更是逢人便罵曾國藩。
這場“斷交”，其實非常莫名其妙。一者，曾左過去共事時，雖然有不少“小拌嘴”，但從來沒有大芥蒂，何以左突然一番小題大做，上綱上線；二來，在這個時間點，左宗棠的狀告，與曾國藩的“發怒”，都顯得奇奇怪怪，根本都不符合二人平素行事準則；其三，在此之後，兩人固然沒有“直接往來”，但還是很多“暗通款曲”的地方，相互合作並沒有少去，比如左宗棠的西征，沒有曾的扶持、發餉、增援，左根本沒辦法搞定新疆。
是以，差不多百年之後，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先生出書，認為說當年左公與曾帥之失和，完全是在演雙簧戲而已。何以要如此，是因為破太平軍後，二人的勢力都已經功高蓋主。從實力上講，單單湘軍這樣的虎狼之師就有30萬，加上左宗棠的楚軍，實際上二人只要振臂一呼，隨時可以反戈。
慈禧本身都在猜忌，倘若還“親密”，稍一聯合，可致清廷於死地，天下似乎都觸手可得，勢必引起朝廷恐慌，所以他們要合演這齣戲。我們可以同時看到的驗證的是，於此同時的曾國藩，不僅不更進一步，反倒莫名其妙地奏準裁撤湘軍，自減羽翼。其意圖很明顯，就是主動規避嫌疑。
這個說法，左景伊先生說出自左宗棠之口，家族內代代相傳。有無道理呢，以當時的處境，以他們二人的權謀，我也覺得很合理。
就這等於說，曾左之爭，肯定是存在的。但這種“爭”，大體不是權鬥之爭，更不是你死我活之爭，而是君子之爭。
他們有不和，是不需要諱言的，可主因只是性格不洽。這方面，若真要斷個是非曲折，我也以為主錯方在左公。他功績巨大，收復失地，不愧為真民族英雄，性格也豪邁不拘，讓人生敬，可性情畢竟還是咄咄逼人了些，對任何人似都有智商上的優越感。曾國藩不可愛，可做人做事方面，確實還值得他學習。呵呵。
至於後來的絕交，甚至可能都是一齣戲而已。就是說，二人失和，是故意為之，以免淪為“功狗”，遭受清廷猜忌、打擊、甚至連累家族，不得已或協商過，或有默契而聯手演的一場戲。曾、左是互相攻訐以求自保。在當時的情狀下，反過來設想一下，那時的曾公，已有趙匡胤之名之權之位，倘若與左也演一出“將相和”，你說這倆湖南佬會是什麼結局？
有不太“正式”的記載說，當天京攻破之前，左公曾試探曾公有無帝皇心，曾是很明確拒絕的。是以，當左有意確認，提出什麼“鼎之輕重試可問焉”的選擇題，曾迴應以“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給出答案時，兩個人就開始演雙簧了，為的不過是保身而已。如此聰明二人，話肯定是點到為止，不會說破，演好雙簧，為國為民為家為己。都是明哲保身的高手，一文正、一文襄的諡號，得之無愧。
可以說，他們確實有摩擦，處世互相看不慣。尤其是左宗棠，晚年逢人就講兩事，一是念西征之功，二是罵曾國藩，這種情緒也當是真實，沒有虛掩的。可在大義大節上，他們都無負對方，真堪死友。曾國藩過後，左宗棠也是把他的後人視如己出看待的。
他們有矛盾、愛互懟是真，是“君子之交”也是真，可謂典型的“相愛相殺”——真和左宗棠隱為政敵的，其實是另一位大佬李鴻章。
就這樣，到了同治十一年，60歲的曾國藩，散步中突感不適，回家“端坐三刻逝世”。
彼時的左宗棠，尚在新疆，聞訊感傷不已，立即託人送去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這28個字，實質早已說明了一切。非要坐實左宗棠如何瞧不上曾國藩，嚴格來說，也是不對的，是比較膚淺去理解這等人物。
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那時，他們有如一對最佳拍檔，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盡心盡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與曾國藩
他們二人，出身、經歷啥的，都極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湖南同鄉，是同齡人，曾是下上級關係，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人品不錯，都是國之幹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當互相心心相惜才對。
可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裡，歷來關係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說，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於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興名臣”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權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係，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紀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麼折騰，就是不能中進士。在過去，科場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沒個進士文憑護身，就連混體制的資格都沒，等於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後參謀工作。
但是，他與曾國藩相識很早，並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後半生能有那些輝煌成就，曾國藩在幕後指揮若定，勞苦功高。很明顯，倘若沒得曾國藩開始的賞識、提攜，拔其於微賤，沒有圍繞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實難冒頭，即便可憑才幹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久。比如，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無端送命了。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極其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其勢開始席捲南方，銳不可擋，也是曾國藩們認清形勢，脫下長衫，著意開搞團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時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地頭對接。左公是“工作人員”，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書信不斷，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深宮內的慈禧
左公得以發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隻靠寫日記、寫家書浪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無私地網羅人才，加上功績顯著，是以當時有“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美譽。曾左關係，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係，沒有曾國藩的重用與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是當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鬥得正狠，曾國藩認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
駱秉章
可以這麼說，左宗棠在當朝冒頭，虧有駱秉章的信任，但也僅是作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軍務，直攀頂峰，進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還是要仰仗曾國藩的大公無私。
然後，他們兩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並非不是有隔閡的。只是那時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滿，只是隱忍。
湘軍攻破天京.採電影《投名狀》劇照
這樣直到同治三年，兩人關係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軍攻破天京，兩人位爵都達頂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贈太子少保銜並得賜黃馬褂，都位極人臣。一將一相，均為清廷中樑頂柱，基本上平起平坐了，二人卻再也沒了書信往來，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斷義了。
我自己的解讀，也卑之無甚高論，以為曾左關係真有破裂，也並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為性格差異太大。他們二人，實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對路，互相就看不慣。早期還能合作，無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還需仰仗，而曾國藩也還能寬懷處之，不予以計較罷了。
曾左之性格，簡單說來，是內裡都剛強，都固執，但處世方式上是一硬一軟。左是標準狂士，倨傲狂放，自命不凡，恃才直率，光明磊落，敢作敢為，是以沒多人跟他生活中處得來，多數人是對他服而不近；而曾呢，正統儒生，整天都是克己復禮，小心謹慎，韜光隱晦，防人至重，城府甚深，雖也算正人君子，但也不免忸怩，忠厚中透著一股陰毒，也是以朝廷上多數人對他是敬而不親，甚至不少人覺得他虛偽。
這是兩種決然相反的性格，在共事時有很多摩擦，我們也不難想見。
因了各自性格的原因，兩強相碰，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都可以順理成章地作出揣度。
左宗棠出兵收復失地
“曾聖人”吧，他可不是唯唯諾諾的駱秉章，本身是大能人，自然是要被常常觸怒的，但是冷靜下來，“克己”一番，也能容忍，畢竟他手下像左公這樣性子的，也不是沒有幾個，是以屢屢鬧掰，又屢屢“交歡如初，不念舊惡”。他到底還算大度之人，暫時生氣，也叱罵過左宗棠是“跋扈將軍”，但久了能想通，不至於唸叨舊惡，更不會暗地給小鞋穿。都說曾國藩能做人，修養也是晚清大佬們所不及，大家都學不了，不算過譽於他。
“左騾子”呢，豪邁不羈，必然覺得你曾老師實在太矯情虛偽了，男子漢大丈夫何至如此，那心態就是“玩那點小心機幹嘛呢，我什麼都洞若觀火”。另外還有一層，就是左宗棠長期被壓抑在下僚，未免對“成功人士”有不平衡的心理，他又是極端能幹又極端自負之人，而曾國藩論能力也確實不如他吧，是以他看不上曾氏很正常。他評曾國藩，是“才具稍欠開展”6字，確實很扎心。但是，話說回來，左公這人，才具是罕見的，眼裡也是視人無物的，不說曾國藩了，天下之大，除了皇帝老爺，他又看得上誰呢！
比如，咸豐七年曾國藩老師的“丁憂奪情事件”。那年，正是曾國藩攻打天京最關鍵之時，不想其父突然去世。雖按制度和世情，他曾國藩需立即放下所有，奔喪守喪，可“補充條款”也明確說有軍務在身要員，非欽命不得離職的，可他曾國藩是要學“聖人”的理學家，就真的放下回家去了。他自以為得體，寫信到朋友圈公告，不了左公偏不吃那一套，竟然回信把曾上司罵的狗血淋頭，數落他不忠、不禮、不義，就差點痛斥你是禽獸。
曾國藩看了，差點吐血，一年都沒理左氏。而左氏呢，毫不在意，也懶得解釋，還跟手下抱怨說，曾老師沒辦法，真無聊。呵呵。
即便是這樣，二人的徹底失和，是要到同治三年，太平天國的大本營南京，被搞掉之後了。而且這“徹底”的原因，恐怕不是性格合不來那麼簡單。
那年6月，曾國荃終於轟開了南京城門，宣告太平軍的基本覆滅。曾左二人，都到達了事業的頂峰。但就是在這個時機，他們又有點莫名其妙地失和 ：為了一個洪秀全兒子到底有沒死的問題，左宗棠很“小人”地給慈禧遞摺子，參告曾家兄弟；
而曾國藩呢，又一反常態地震怒，不斷地向上反駁，說左宗棠胡說，是“越權”，二人鬧得不可交開。還是慈禧實在看不下去了，讓他們都不要再吵方得消停。這場爭論，最終以朝廷對左的明褒、對曾的暗貶結束，而這兩人也似乎從此恩斷義絕，“彼此不通書問”，左宗棠更是逢人便罵曾國藩。
這場“斷交”，其實非常莫名其妙。一者，曾左過去共事時，雖然有不少“小拌嘴”，但從來沒有大芥蒂，何以左突然一番小題大做，上綱上線；二來，在這個時間點，左宗棠的狀告，與曾國藩的“發怒”，都顯得奇奇怪怪，根本都不符合二人平素行事準則；其三，在此之後，兩人固然沒有“直接往來”，但還是很多“暗通款曲”的地方，相互合作並沒有少去，比如左宗棠的西征，沒有曾的扶持、發餉、增援，左根本沒辦法搞定新疆。
是以，差不多百年之後，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先生出書，認為說當年左公與曾帥之失和，完全是在演雙簧戲而已。何以要如此，是因為破太平軍後，二人的勢力都已經功高蓋主。從實力上講，單單湘軍這樣的虎狼之師就有30萬，加上左宗棠的楚軍，實際上二人只要振臂一呼，隨時可以反戈。
慈禧本身都在猜忌，倘若還“親密”，稍一聯合，可致清廷於死地，天下似乎都觸手可得，勢必引起朝廷恐慌，所以他們要合演這齣戲。我們可以同時看到的驗證的是，於此同時的曾國藩，不僅不更進一步，反倒莫名其妙地奏準裁撤湘軍，自減羽翼。其意圖很明顯，就是主動規避嫌疑。
這個說法，左景伊先生說出自左宗棠之口，家族內代代相傳。有無道理呢，以當時的處境，以他們二人的權謀，我也覺得很合理。
就這等於說，曾左之爭，肯定是存在的。但這種“爭”，大體不是權鬥之爭，更不是你死我活之爭，而是君子之爭。
他們有不和，是不需要諱言的，可主因只是性格不洽。這方面，若真要斷個是非曲折，我也以為主錯方在左公。他功績巨大，收復失地，不愧為真民族英雄，性格也豪邁不拘，讓人生敬，可性情畢竟還是咄咄逼人了些，對任何人似都有智商上的優越感。曾國藩不可愛，可做人做事方面，確實還值得他學習。呵呵。
至於後來的絕交，甚至可能都是一齣戲而已。就是說，二人失和，是故意為之，以免淪為“功狗”，遭受清廷猜忌、打擊、甚至連累家族，不得已或協商過，或有默契而聯手演的一場戲。曾、左是互相攻訐以求自保。在當時的情狀下，反過來設想一下，那時的曾公，已有趙匡胤之名之權之位，倘若與左也演一出“將相和”，你說這倆湖南佬會是什麼結局？
有不太“正式”的記載說，當天京攻破之前，左公曾試探曾公有無帝皇心，曾是很明確拒絕的。是以，當左有意確認，提出什麼“鼎之輕重試可問焉”的選擇題，曾迴應以“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給出答案時，兩個人就開始演雙簧了，為的不過是保身而已。如此聰明二人，話肯定是點到為止，不會說破，演好雙簧，為國為民為家為己。都是明哲保身的高手，一文正、一文襄的諡號，得之無愧。
可以說，他們確實有摩擦，處世互相看不慣。尤其是左宗棠，晚年逢人就講兩事，一是念西征之功，二是罵曾國藩，這種情緒也當是真實，沒有虛掩的。可在大義大節上，他們都無負對方，真堪死友。曾國藩過後，左宗棠也是把他的後人視如己出看待的。
他們有矛盾、愛互懟是真，是“君子之交”也是真，可謂典型的“相愛相殺”——真和左宗棠隱為政敵的，其實是另一位大佬李鴻章。
就這樣，到了同治十一年，60歲的曾國藩，散步中突感不適，回家“端坐三刻逝世”。
彼時的左宗棠，尚在新疆，聞訊感傷不已，立即託人送去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這28個字，實質早已說明了一切。非要坐實左宗棠如何瞧不上曾國藩，嚴格來說，也是不對的，是比較膚淺去理解這等人物。
正如若干年後，左宗棠寫信給曾紀鴻所說的，“吾與文正交誼，非同泛常”，他們像一對好基友，小打小鬧，但互相敬重，大事從不糊塗，沒有私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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