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章草《出師頌》，在章草陣容裡，無疑是佼佼者，屬於寫章草之人難以繞過的一件名碑帖。究竟何人所寫？書史大都歸於索靖名下，但無一例外加上“據傳”二字，顯得此說並不那麼“硬朗”。

此拓僅僅192個字，縱22釐米，寬30.7釐米，字不很多，尺幅也小，然格局、氣勢不小。它率意自由，縱橫馳騁，氣象萬千，寫出了性情與勇氣，且古意盎然。因此，晉以後史論多有好評，可說是千古章草代表作之一。

西晉索靖文武雙全，皇上倚重之臣，他喜好書法，理論、創作雙擅，既有文論《草書狀》，又有《月儀帖》、《七月帖》等名帖存世。似乎《草書狀》千秋流傳，作者索靖尚無爭議，可《出師頌》、《月儀帖》，因作品未署姓名，何人所書一直沒有定論。史料上大多將其列為索靖名下。

另一種說法，說是隋人（一說隋賢）所書。看出此說較為慎重。我臨習數遍，發思古幽情，眼前似浮現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隋人，熟練地掂起一支半禿之筆，隨心所欲，肆意揮灑，不經意間寫出了這件《出師頌》，竟寫得蒼鬱沉厚，活潑靈動，氣脈通暢，雲煙滿紙，成為一件翰墨上品。

按明代王世貞考證，說《出師頌》為古章草法，宋時即存二本，一為北宋徽宗宣和內府本，稱“索靖書”，又稱“宣和本”；一為南宋高宗紹興內府本，有米友仁題跋，稱“隋賢書”，又稱“紹興本”。即是說，一是索靖書，一是隋人書而已。

持索靖書寫說法的，代表人物為明代文彭，他認為《出師頌》章草筆調有種神祕感，說“不可摹，不可刻，不可學，不知其從何而起，從何而止，真可謂太古法書第一也”。清代楊守敬也附議，認為是索靖書。有米元暉、乾隆帝等人認為是隋人、唐人書等等，也都引經據典，言出有因。

但不論書寫者是誰，眾口一詞的是，對其書藝都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說古風古調，魅力攝人，書法秀健，丰神飄逸，堪稱絕妙等等。

章草從隸書簡便而成新的書體。漢魏時期的史游、杜度、崔瑗、張芝、衛瓘、皇象、索靖等，在章草書體美化完善及藝術發展進程中，都作出了貢獻而名垂青史。索靖是草聖張芝的姊孫（一說外甥），承張芝草法而變其形跡，精熟不及張芝而巧妙姿媚過之。將《出師頌》列於索靖名下，倒也說得過去。他名下的其它碑帖，如《月儀帖》、《七月帖》等，基本屬於天真爛漫、靈動有姿一類的筆韻筆致，排在一起比較搭配。將來如有新的佐證出現，改過來就是了。

學草，不可不學章草；鑑賞草書，不可不懂章草。我以為章草《出師頌》，不論書寫者是誰，都屬於章草的成熟之作，甚至說是章草的頂尖之作並不為過。它把隸書的雍容雄渾與草書的流便簡潔結合得十分完美，無一筆無隸意，無一筆是隸體；無一筆見草率，而無一字不是草。用筆沉實，筆勢飛動；結體寬博，中宮斂聚；字字獨立，氣勢暢達；結體簡便，高古濃郁，有不少結體，至簡至純的寫法，竟成為古草之源，越千年而用之，令人驚詫，不能不佩服古人的聰慧與創造力！

在歷史的傳承中，自然章草趕不上今草，曾一度銷聲匿跡。在元明、民國兩個時期，章草“復活”了一段，但真正以章草著稱的大書家不曾出現。近半個世紀，相繼出土了大批秦漢魏晉時期的簡牘墨跡，其中保留了不少章草作品，尤其是漢簡《神烏賦》、東漢居延永元七年的兵器簿，以及魏晉敦煌殘紙章草等等，更為自由率意，天真活潑，猶如一個個鮮活的草書形象，呈現在我們面前，深深地吸引了一批書法人，去學習、鑽研這些新的草書元素，使章草再次振興。

習練章草，不能侷限於一人一帖，以餘淺見，凡在書史上記載之章草名家名帖，無一例外地要接觸一下，研究一番。特別是新出土的簡書、殘紙類，草書新元素較多，亦要高度重視。要具備整體觀念，對歷史進程中出現的章草個案需有個大致瞭解，然後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碑帖，進行深入地學習，這樣從整體把握到重點學習，有的放矢，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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