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中旬，杭州9歲女童章子欣失聯案在各大社交平臺上持續佔據首位。父親常年在外打工，留下她與家中老人朝夕相處。這樁案件,再次撕開了留守兒童的傷痛。留守兒童所引發的各類問題既是家庭問題,也是學校和社會的問題。
2014 年全國婦聯公佈的《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預算，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約6102 萬,是農村兒童總數的37.7%,為全國兒童總數的21.88%。
當前，大量文獻已經在理論和實證上已經證明，學校和家庭是兒童成長的兩個主要環境,當這些學習領域重疊時,兒童可以發揮最大能動性。然而,當父母居住地遙遠,家庭與學校的關係就會失去活力。
父母：無法參加的班會
我們在訪談中，兩校教師都積極推行各種策略，加強家庭與學校的溝通。通常，監護人與教師的互動大多由教師發起。
為了與留守兒童的父母或者監護人加強溝通，最常見的形式就是電話聯繫。其中一位受訪教師說，他們甚至每月自掏腰包幾百元給留守兒童的父母打電話，報告孩子的學習進度和考試情況。學校B甚至要求教師發送大量短信給所有家長，內容包括學生成績、假期時間以及孩子的課程表等等。
此外，每年兩到三次的班會強制要求家長到場。A學校的參加率非常低，有幾位教師表示，在40-50名監護人中，只有12位監護人蔘加班會，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祖父母，有時，孩子的遠房親戚或者鄰居也會來參加班會。為了能夠與家長當面互動，學校甚至專門選擇春節期間，父母都在家時組織班會。一位受訪者表示，即使告知監護人家長會的重要性，依舊很多人缺席。
教師：無聲的偏見
不斷有受訪者提供那些父母外出打工，孩子學業荒廢的案例，而父母辭掉城市工作回鄉伴讀，孩子多數取得了成功。
例如，一位受訪教師在訪談中提到， “當孩子在八年級期末(註釋：初二)時，我建議其父母回來，孩子的母親回來以後，孩子就變乖了，不再逃課，成績也逐漸好轉。但是兩三個月後他的母親回到城市打工，這個孩子開始去網吧、抽菸和翹課，甚至不能繼續學習九年級的課程。”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Kim發現許多教師在描述時將“我們-教師”與“他們-父母”二元對立，而不是一種夥伴合作關係。
一位受訪者認為，留守兒童的父母對教育並沒有充分重視。普遍被提及的一個詞就是“觀念”：“他們(父母)的觀念只是希望孩子們‘以後能養活自己’稀裡糊塗讀到中學就夠了”。甚至有教師說，父母們的不配合是學校實現教學目標的障礙。“這些父母根本沒有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他們總是太忙了。” 於是，家長來學校參加班會，被描述為一場持續的權力鬥爭。
挫折感：鄉村教師的消極情緒
Kim在訪談中發現，鄉村教師皆有一些消極情緒,包括恐懼、內疚、責備、壓力和憤怒。因為要填補父母缺席的空白，在對留守兒童的教育中，教師們扮演著“關懷角色”和“教學角色”，而他們的挫折感就源於在兩個角色中不斷切換以致時間與精力不足。一位受訪教師說，“我們自己也有家庭和小孩要照顧，這絕不是長久之計”。
消極情緒在班主任身上體現更加明顯。他們負責班上的每個學生,關心學校招生，管理不聽課的學生,在教室裡保持衛生，並在黑板上發佈每日公告。受訪的學校B總共1500名學生，其中有800多名在學校寄宿。班主任每週至少有2-3天寄宿在宿舍，監督早上6:30的自習時間和晚上8點的自習時間。
如何走出困境
當前，以城市父母為教育基礎的參照框架並不適合農民工家庭。
Kim指出，需要重新審視家庭與學校關係模式。一方面，由於父母的缺席需要重新建立新的家庭-學校關係的模式，新模式不能過度依賴父母的參與，例如訓練孩子良好的學習習慣。鑑於祖父母隔代照顧的普遍存在，將祖父母納入新模式也是選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