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2年，獨立電影圈就傳出了楊明明的名字，因為她的短片處女作《女導演》。《女導演》講述兩個導演系畢業的女孩，一直沒戲拍，於是她們決定拍攝一部記錄自己生活的電影。影片採用偽紀錄片的形式，兩個女孩輪流成為拍攝與被攝對象，簡潔、真實、有趣。
那一年楊明明自編自導自演，包辦攝影和剪輯，中國戲曲學院影視導演專業畢業生的身份也與影片中的人物形成某種現實的互文，亦真亦假，有些神祕，有些酷。
2015年，她躲在幕後，擔任了《長江圖》的剪輯師。
直到2018年，她的長片處女作《柔情史》獲得柏林電影節最佳處女作獎提名，我們才又見到她。這次，除了攝影，她依然包攬了編導演剪四項重頭工作。
楊明明在第68屆柏林電影節
我們不經疑問，本該趁熱打鐵的這六年時間，她幹什麼去了？
楊明明很坦然：“一直在讀書，談戀愛，沒有穩定的收入，但是我不能上班，我上班可能就完蛋了，我有這樣強烈的直覺。”
在很大一種程度上，或許正是這種直覺使她成為了一名導演。也因此，她認真地窮過三年。
楊明明是個真實有趣的人，自稱話癆，這與她的影片很契合；但另一方面，她的聲音和語調又並沒有她影片的凌厲。
她對很多事都充滿好奇心，但都沒能堅持，而做導演，剛好將她對其他事物的所有好奇心包羅進去。
“（做導演）讓我真的開心，可以滿足我玩耍的心情，重要的是又不那麼自責地玩耍。”說到這裡，楊明明很驚喜，“不自責地玩耍”，她又將這個偶然間蹦出的詞重複了一次，似乎為自己找到一個完美的理由。
但實際上，如果因此認為她的影片是肆意張揚、脫韁野馬，那必然是一種誤解。從跟楊明明的談話中可以得知，在導演這件事上，她一絲不苟、“照章執行”到近乎苛刻的地步。
《女導演》看似隨性，但劇作依舊完整，也有精心設計；《柔情史》階段，劇本創作經歷七八個月，開拍前改了六稿，拍攝期間沒有突發情況就不會出現臨場發揮，全程嚴格執行劇本，不允許演員篡改臺詞，一個字也不行。
《柔情史》拍攝現場
所以，《柔情史》是楊明明獨自“玩耍”後的結果，也是全劇組成員尊重作者創作“潔癖”的成果。
如今，《柔情史》5月17日即將全國藝聯專線上映，交由市場和觀眾檢驗，楊明明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看到影片，也希望有更多人認可它，她直言《柔情史》在審美上也許比較小眾，但情感上卻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因為她在創作的時候“非常尊重觀眾的智商和情商”。
不柔情，也不快樂的女孩們
《柔情史》講述一對“相愛相殺”的母女，這對母女極具特點，同時她們性格的悲劇、生活的殘破又能成為整個社會的橫切面，延展開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原生家庭、情感缺失、女性成長、歷史苦難這些命題，在一條狹窄悠長的衚衕裡，在一對彼此羈絆的母女間，來回盪漾，糾纏往復。
這或許也就解釋了《柔情史》這個片名中“史”的部分。對於楊明明來說，“並不是說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才能叫做歷史，在我看來這種日復一日，非常平常的生活就是普通人的歷史。”
至於“柔情”，影片中的主人公小霧和母親，她們性格銳利，彼此厭棄，每日爭吵，但又一脈相承。似乎一切都是庸常世俗、雞零狗碎，全都無關柔情，在楊明明的理解裡，生活中的柔情是更加珍貴的：
“柔情就像精油一樣，不是天天把愛意掛在嘴邊，不是把柔情似水的東西滲透到每日的生活，而是他們在日常的內耗當中，最後萃取出的那一點精華。”
比起中文片名，英文片名“Girls Always Happy”更加具體，這個片名的靈感來自楊明明一次去吃一家很貴的自助餐，正在想著如何吃回來的時候，她發現了螃蟹。當時正值十月，螃蟹最好的季節，於是她什麼都不再吃，只吃螃蟹。後來她發現周圍的女孩都在啃螃蟹，她非常開心。“女孩永遠開心”，就這樣出來了。
於是影片的中英名便構成了雙重反諷的效果，她們不是狹義的柔情之人，也不是真正開心的人。
真實與尷尬並存的親密關係
為了讓母女共處，小霧的職業身份被設定成了一個自由編劇，同時為了讓她們的對話在同一體系，母親被設定成一個擁有作家夢、不斷嘗試寫作的女人。
兩人有大部分母女都會有的日常，母親善於懷疑和嘮叨，女兒本能地反抗和拒絕。但同時，她們又各有各的複雜。
母親曾受過來自歷史、社會、男人的多重傷害，致使她行事小心謹慎，極度缺乏安全感，小霧是她的所有可能性，而文字是她拒絕庸俗、保持高貴的唯一手段。
她並不是一個普遍的大媽，在她被社會變得市儈之後，她仍然在內心保護和堅守著一些東西。
小霧在母親性格的影響下，她認為美好的東西都是假的， “長大後我就成了你”在這裡成了一個原生家庭造成的悲劇。但同時她又生長出了屬於這代年輕人自己的特點，楊明明用了十字總結：“很喪很可愛，很酷很驕傲”。
這樣兩個人同住屋簷下，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楊明明除了設計調度，還為她們鋪陳了大量的臺詞，在迷戀長鏡頭及“話少就是高級”的今天，高密度的電影語言似乎已經成了楊明明影片的特點之一。
同時，由於她們的職業身份，人物的對話往往充斥著很多書面語、哲理、金句，務虛的臺詞與真實還原的場景之間形成某種張力，呈現出生活的荒誕性。不斷出現的人物特寫，逼迫著觀眾去重視藏在她們臉部斑點和毛孔後的情緒和情感。
日常生活和場景很容易拍成電視劇，而過於真實則是對觀眾審美的一種挑剔。對此，楊明明強調，“真實是一種審美，是電影最大的魅力……美感不是說我們靠燈光或別的去達到，它是情感的美，是情感的東西。”
楊明明更關注的還是人與人之間的東西，所以她講親密關係。而對中國人來說，代際關係是優先於其他親密關係的，在大部分父母眼中，與子女的關係甚至是沒有界限的。
所以他們會質疑、安排，不斷加以干涉，而新時代的子女們，越來越重視獨立和隱私，於是彼此關心變成了強制與反抗的拉鋸戰，偶爾冷靜下來真誠面對，空氣中瀰漫的都是羞赧和尷尬的氣味。
北京女孩的北京情結
楊明明承認自己的“衚衕情結“，影片中更是直接用”衚衕就是Fashion“這樣簡潔有力的臺詞來做出表達。
作為一個在衚衕生活過十幾年的北京女孩，她喜歡《貧嘴張大民》中包羅萬象的衚衕，她覺得自己有必要去捍衛一下這個日益消逝的景觀。於是我們能看到小霧在影片中有些笨拙地蹬著一個滑板車，在幾個長鏡頭中穿越衚衕，來到外面寬闊的街道。窄和寬的場景對比，襯托出小霧的強大與渺小。
同作為北京元素，被楊明明在《女導演》和《柔情史》中兩次用到的還有羊蠍子。影片通過“牛奶-羊蠍子-瓜“這三種食物被分為了三段，楊明明曾在另外的採訪中解釋這樣的結構設定是因為生活貧乏蒼白時，吃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同時，對於母親來說，食物可以作為一個生活經驗成為她的武器，在兩者的關係中佔據上風。
羊蠍子的另一個層面是，“中國人有飢餓的記憶，吃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改善生活，就是幸福。“
牛奶是便捷、便宜又能補充營養的東西，瓜是因為還想為這對母女留一點希望，留一點甜。
我不女權，我有正常的焦慮
此次採訪中，楊明明澄清了不少自己多年前面世的語錄。
《女導演》中那句“我最好的玩具不是漂亮的男孩子，而是一臺小攝影機“，是她當時對當代藝術文體的一個得意模仿。很酷很女權，但後來她發現自己並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最起碼目前沒有遇到一個可以刺激自己成為一名女權主義者的契機。
同時她也不認為自己的電影就是所謂的“女性電影“，”不是所有以女性為主角的電影就是女性電影“。但她觀影時確實會自覺地更專注女性向的內容，她認為《都靈之馬》中的小女孩是由表面的慘上升到酷的美學”。
談起喜歡的電影，賈木許這個名字已經從楊明明的名單裡刪除了，而與《穆謝特》的相遇，仍被她稱為“神的鏈接“。
《穆謝特》劇照
她曾說自己喜歡“純粹“的電影，因為這個詞如今的濫用，她極力要求洗白的機會，她並不太記得當時為什麼選擇了這個詞，最終她解釋：”純粹是對於審美的一種追求。“如今，她什麼電影都看，有特別喜歡的，但不會再去尋找一個詞定義它們。
她常常需要面對諸如女導演的優劣勢這類問題，但她認為，無論男女，“沒有作品就不是一個導演，你拍完一個作品，沒有後續的作品出來，你還是不敢說自己是導演，底氣沒有那麼足。”
“跟真正電影的連接，一定是你拍出來什麼，你從這裡面獲得信心。信心的連接，永遠來自於我拍了比較成功作品。”
拍攝《柔情史》的過程中，監製楊超與製片人楊競給了楊明明最大的支持，讓她可以安心創作，但她依然會產生一些焦慮，她認為女性自身的焦慮感很正常，不需要放大它。
楊明明告訴我們，下一部影片，她要拍一對男女的愛情故事，那是一個發生在北京冬天的故事，她希望可以今年開拍。
我們期待，同時又要小心被她放鴿子，因為她也說：“所有人都問下一部是什麼，我就隨便說，因為導演的好處就是你永遠跟別人說我在創作，我在寫下一個電影，但是沒有關係，不用馬上拿出來給他們看。”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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