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弗蘭肯斯坦》出版，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讀者震驚的發現，書中的魔鬼不是誕生於神祕詛咒，而是在科學家的實驗室。批評家們質疑怎麼會有人寫出“如此噁心的東西”，還有人相信這是異教徒的陰謀。然而當匿名的作者被公開時，人們發現真相甚至比小說本身更加恐怖——作者竟然是個女的！

“科學怪人”的生母：瑪麗·雪萊

19世紀，女人不應該寫小說，她們的工作地點在廚房和育嬰室。但很顯然，瑪麗·雪萊生來就不太可能成為普通女性，因為她是激進女權主義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兒。她不僅繼承了母親的名字，還有她的意志，有許多學者相信，《弗蘭肯斯坦》是瑪麗·雪萊獻給母親的生命禮讚。

兩位瑪麗女士的人生經歷也相似得可怕：被家族驅逐、未婚生子、聲名鵲起卻譭譽參半。但不同的是，瑪麗·雪萊靠《弗蘭肯斯坦》聞名於世，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靠的是社會活動。BBC的“英國史”專門為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留出一個位置，並稱贊她是“那個時代的精神”。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特別的姑娘

“女人為什麼會被如此輕視，也許是自出生開始，性別決定了她們必將被設計成男人們的娛樂工具”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成長於一個典型的18世紀英格蘭家庭：父親繼承了大筆財產，卻揮霍一空，只能靠酒精和落在妻女身上的拳頭來獲得男人的成就感。母親逆來順受，是父親忠實的應聲蟲。當然，還有毫無責任感卻備受寵愛的哥哥。“我要麼自食其力，掙錢養活自己，要麼就十分潦倒”，她這樣說。

她做過家庭教師，也開過女校，嘗試了當時社會中受教育女性能做的所有工作。做到了經濟獨立的同時還可以接濟妹妹們，就像她少女時期曾宣佈的那樣：永遠不會為了金錢而結婚。但原生家庭的陰影始終盤旋在她的心頭，隨著母親的過世，她性格中矛盾的一面漸漸浮現。她渴望母愛，卻試圖“解放”得了產後抑鬱症的小妹伊萊扎，勸她拋女棄夫隨自己遠走；她厭惡成為男人的娛樂工具，卻不可避免的被私生活混亂的畫家菲斯利吸引，心甘情願做他無名無分的情人。

在她被菲斯利拋棄，即將墮落為自怨自艾的小女人時，海峽另一頭的革命號角吹醒了她的頭腦。她積極地投身於關於人權的辯論中，為女性權利發聲：“冀望於女人擁有美德是徒勞的,除非她們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男人”。她諷刺人們如奴隸般服從於盧梭的教條，控訴女人在政治上毫無話語權。雖然她並不否認承認男性在某些方面的優勢和權威，但這還是大大挑釁了視女性為合法財產的社會規則。霍勒斯·沃波爾公開聲稱她是“穿著襯裙的鬣狗”。英國上層階級容不下這樣膽大包天的女人。

瑪麗厭惡束縛女性身體的鯨魚骨

有人恨她，但也有人愛戴她。《女權辯護》的出版使她的聲望達到了最高峰，她成為了歐洲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如果照著這條路走下去，她可能會在政治領域有更大的作為。但是，就像雅典娜和赫拉比賽卻輸給了阿芙洛狄忒，女權鬥士終究也逃不脫愛情的魔網。恐怖活動中，她受到美國商人吉爾伯特·伊姆利的庇護，免於淪陷進法國的政治漩渦。

瑪麗動搖了，在巴黎郊外的別墅中，她放下筆，成為一名妻子，一位母親。

勇敢的母親

“讓我的冤屈和我一起沉睡吧”。

忍受著奚落，瑪麗在法律和家人都缺席的情況下便衝動地為心愛的伊姆利生下了女兒範妮。然而《生於暗影，亡於開膛手傑克》文中就提到，18-19世紀的英格蘭對於未婚生子的“蠢姑娘”從不寬容。童話中騎著白馬的王子會愛上純潔的少女，卻不會去拯救失去貞節的“墮落女人”，她們只會被趕出家門，流落街頭，惶惶然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拼命養活自己。

不知所措的苔絲

無論是被情人拋棄，還是被誘惑強姦，未婚女性生下的孩子都被視為帶著原罪，即使父親願意承擔責任並撫養，私生子的名頭也會伴隨他們一輩子。但更多的是被父族視作恥辱，拒之門外。在沒有DNA檢測的年代，男性想要否認自己孩子的出身真是再簡單不過，反正會有未婚母親來為此買單。

單身母親們的“付賬”途徑也很有限。將孩子放在街頭，任他們自生自滅是最便捷的方式。但很多母親寧願去哀求育嬰院的收留——這裡需要警惕衛道士的陷阱，有些育嬰院打著收留棄嬰的名頭，卻是恐怖的殺嬰場所。大英圖書館的資料顯示，“19世紀的倫敦，年齡小於2歲的人中有468081名受洗，273930名死亡，育嬰院是制度化的殺嬰機器”。也有些母親因為太窮，養活不了自己，揹負了鉅額的債務，被抓到監獄或精神病院，反而能和孩子待在一起。

19世紀監獄中的女性

當然，這全部建立在姑娘們承受住打擊的前提下。走投無路的女性在絕望中，很可能會乾脆選擇服用鴉片酊或跳河自盡。未婚生子的名譽汙點會導致她們找不到正式的工作，而歡場賣笑不過是飲鴆止渴罷了。

20世紀初，插畫上已經反映出女性不育的訴求了

瑪麗就將兩種方式都嘗試了一遍（據說她的女兒瑪麗·雪萊也曾試圖自殺過兩次）。沒錯，伊姆利的深情並沒有堅持多久。在倫敦的新溫柔鄉中，他忘記了巴黎苦苦等待的瑪麗和嗷嗷待哺的女兒範妮。儘管瑪麗很快追去了倫敦，百般挽留，還是沒有打動情人冷酷的心腸。鴉片酊和泰晤士河都毫無作用，他明確告訴他，他不想再以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身份留在她身邊。很快，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恥辱人盡皆知。

弗蘭肯斯坦祖母

“人們將瑪麗看做女權主義的先驅，她使得人們不再將女性作用和女性生理混淆，但女性生理卻最終讓她失去了生命。”

電擊復活實驗

在被拋棄的困境中，普通的女性都會爭取丈夫的贍養費來保證自己的生活，然而瑪麗拒絕了。她重新拿起筆開始寫作，用微薄的稿費養活自己和女兒，還遇到了新的愛情——聲望斐然的威廉·戈德溫。

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男人。他害怕感情會削弱他的智慧和力量，在自己的書裡大肆闡述兩性關係的非必要性和婚姻的“罪惡”，即使對女性有好感也能妥善壓抑。同時，他和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相看兩相厭。

不過，在通讀了瑪麗情商時寫下的《瑞典、挪威和丹麥履行信扎》後，戈德溫有些打臉的表示：“如果說有什麼書打算讓一個男人愛上它的作者的話，那麼對我來說就是這本了。”戈德溫不介意瑪麗的聲名狼藉，而瑪麗也允許他去找別的“美人”。他們積極避孕，保持著長期的精神共鳴和偶爾的肉體交流，戈德溫似乎還向兩人共同勘定的“完美女人”伊麗莎白求過婚。

戈德溫

1796年，瑪麗意識到她懷孕了。即使兩人都是不婚主義者，卻不得不為孩子的名分著想。曾經為了大女兒範妮，瑪麗堅稱自己為“瑪麗·伊姆利”，但和戈德溫的婚姻終於能讓她名正言順的在結婚證上寫下“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未婚”。

有趣的是，沒有人能知道這位絕世女強人這一次是否會為了家庭生活而低下頭顱，還是在厭倦婚姻後再次選擇出逃，因為在孩子出生後10天，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就因產後併發症去世。之後，戈德溫出版了回憶錄《女權辯護者傳》，其中透露了妻子向社會隱瞞的私生活細節。有學者認為戈德溫的初衷是懷念，但該書推出後帶來的卻是震驚，將瑪麗刻意維護的社會形象破壞殆盡。騷塞評論道：“（戈德溫）享受著把他死去的妻子剝個精光的快感”。我們也不知道這個男人是否真的毫不在乎，或只是單純的“鐵石心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