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父親楊善洲到林廠 。楊江勇 攝
我的愛人是楊善洲的三女兒，1993年，我們結婚了，從此走進了這個特殊的家庭。
在和父親相處的17年裡，我們就像朋友一樣地相處，父親非常願意把過去生活中許多片段和故事告訴我。
說實話，在走進這個家庭前，我偶爾也會對父親所做的一些事有點難以“理解”。但通過和父親的點滴相處，通過一次次聆聽父親的心聲，我才體會到，父親那些曾讓我難以“理解”的事，正是他一生忠於黨的事業，一輩子堅守初心、不改本色，一輩子牽掛人民的真實寫照。
難以“理解”的窮困
父親楊善洲：“真正的共產黨員，目標是要使像我們這樣的窮困家庭統統過上好日子。”
愛人曾與我回憶過這樣一件往事。
在父親任職期間，家裡的茅草房已經破爛得難以居住，但父親卻從沒有拿出過工資支持家裡修補房子。最嚴重的一次是1974年，家裡的房子因洪水被沖毀，家裡人只能在樹下搭樹棚住了40多天。
那時我愛人剛4歲，洪水把房屋後牆沖毀後，家裡的勞力都去生產隊裡勞動了，屋裡到處都是水，帶病的奶奶只好用一隻竹籃把自己的小孫女掛在了房屋的樑上…… 聽著愛人的講述，我的心裡直髮酸：一個領導著200多萬人口的地委書記，家裡狀況竟困難到這個程度？
"2009年7月，父親楊善洲到林廠 。楊江勇 攝
我的愛人是楊善洲的三女兒，1993年，我們結婚了，從此走進了這個特殊的家庭。
在和父親相處的17年裡，我們就像朋友一樣地相處，父親非常願意把過去生活中許多片段和故事告訴我。
說實話，在走進這個家庭前，我偶爾也會對父親所做的一些事有點難以“理解”。但通過和父親的點滴相處，通過一次次聆聽父親的心聲，我才體會到，父親那些曾讓我難以“理解”的事，正是他一生忠於黨的事業，一輩子堅守初心、不改本色，一輩子牽掛人民的真實寫照。
難以“理解”的窮困
父親楊善洲：“真正的共產黨員，目標是要使像我們這樣的窮困家庭統統過上好日子。”
愛人曾與我回憶過這樣一件往事。
在父親任職期間，家裡的茅草房已經破爛得難以居住，但父親卻從沒有拿出過工資支持家裡修補房子。最嚴重的一次是1974年，家裡的房子因洪水被沖毀，家裡人只能在樹下搭樹棚住了40多天。
那時我愛人剛4歲，洪水把房屋後牆沖毀後，家裡的勞力都去生產隊裡勞動了，屋裡到處都是水，帶病的奶奶只好用一隻竹籃把自己的小孫女掛在了房屋的樑上…… 聽著愛人的講述，我的心裡直髮酸：一個領導著200多萬人口的地委書記，家裡狀況竟困難到這個程度？
1970年父親楊善洲下鄉調研。楊江勇 供圖
後來有一次和父親聊天，我特意詢問了這件事。沒想到父親卻給我講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次父親下鄉，在辛街鄉的一個山區生產隊，碰到了一個農村寡婦。她右手牽著一個孩子，胸前還掛著一個吃著奶的嬰兒，背上還揹著一筐糞。到她家一看，住的是幾棵樹杆搭起的“偏廈”。
父親當時就流淚了。
回到單位後，他馬上去財務室預支了工資寄錢給生產隊，囑咐生產隊給那家孤兒寡母蓋一間房子，給她們有一個安居的地方，並又預支了半年的工資叫行政科去麗江買了三頭水牛送到這個生產隊，囑咐生產隊長：“以後重活不要叫這家寡婦做了，選一些輕微的活給她做，她家生活上有什麼困難，隨時向我報告。”
據父親的祕書回憶，就此事父親還在地委的一次常委會上，幾乎是流著淚做了一次很沉痛地檢討。
父親說：“已經解放二十多年了，還有這麼多困難戶，我這個地委領導的很不稱職。想想這幾年，我到底做了些多少對老百姓有利的事呀？作為一個貧苦出身的幹部，我對得起黨多年對我的培養和教育嗎！”
2009年父親住院時，曾經心情沉重地對我說：“走上領導崗位後，我對家裡照顧不多，這是事實。真正的共產黨員，目標就是要使像我們這樣的窮苦家庭統統過上好日子，如果我老想著自家，那麼，我1951年入黨時，對著黨旗宣的誓，不是‘鋪蓋裡面眨眼’，自己哄自己嗎？現在有個別黨員，對著黨旗宣誓的時候是一回事，做事的時候又是一回事，這樣的黨員不是稱職的黨員！”
難以“理解”的原則
父親楊善洲：“當領導，如果什麼都跟老百姓‘爭’，樣樣好事佔齊，老百姓該怎麼過？”
在我們一般人的認知裡，總有些“人之常情”。
按當時的政策規定，父親這一級的幹部子女是可以農轉非的。這種給幹部家屬的“優惠”，在我們看來就是“人之常情”。
父親在位時，曾有三次指標，都被他拒絕了。他說：“從農村走出來的幹部很多，特別是一些科技幹部，應該先給他們解決。”
一個在基層工作的農業科技幹部，家在農村，有老有小，困難很多，父親就以自己的名義申請了一個指標，讓他的家屬農轉非，還囑咐他：“今後生活上有什麼困難，可隨時向我反映。”
這位科技幹部，當場就感動得對父親說：“老書記啊老書記，你老想著我家，你的家裡咋個辦啊？”
父親回答：“我家裡很好，你不必替我著急”。
"2009年7月，父親楊善洲到林廠 。楊江勇 攝
我的愛人是楊善洲的三女兒，1993年，我們結婚了，從此走進了這個特殊的家庭。
在和父親相處的17年裡，我們就像朋友一樣地相處，父親非常願意把過去生活中許多片段和故事告訴我。
說實話，在走進這個家庭前，我偶爾也會對父親所做的一些事有點難以“理解”。但通過和父親的點滴相處，通過一次次聆聽父親的心聲，我才體會到，父親那些曾讓我難以“理解”的事，正是他一生忠於黨的事業，一輩子堅守初心、不改本色，一輩子牽掛人民的真實寫照。
難以“理解”的窮困
父親楊善洲：“真正的共產黨員，目標是要使像我們這樣的窮困家庭統統過上好日子。”
愛人曾與我回憶過這樣一件往事。
在父親任職期間，家裡的茅草房已經破爛得難以居住，但父親卻從沒有拿出過工資支持家裡修補房子。最嚴重的一次是1974年，家裡的房子因洪水被沖毀，家裡人只能在樹下搭樹棚住了40多天。
那時我愛人剛4歲，洪水把房屋後牆沖毀後，家裡的勞力都去生產隊裡勞動了，屋裡到處都是水，帶病的奶奶只好用一隻竹籃把自己的小孫女掛在了房屋的樑上…… 聽著愛人的講述，我的心裡直髮酸：一個領導著200多萬人口的地委書記，家裡狀況竟困難到這個程度？
1970年父親楊善洲下鄉調研。楊江勇 供圖
後來有一次和父親聊天，我特意詢問了這件事。沒想到父親卻給我講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次父親下鄉，在辛街鄉的一個山區生產隊，碰到了一個農村寡婦。她右手牽著一個孩子，胸前還掛著一個吃著奶的嬰兒，背上還揹著一筐糞。到她家一看，住的是幾棵樹杆搭起的“偏廈”。
父親當時就流淚了。
回到單位後，他馬上去財務室預支了工資寄錢給生產隊，囑咐生產隊給那家孤兒寡母蓋一間房子，給她們有一個安居的地方，並又預支了半年的工資叫行政科去麗江買了三頭水牛送到這個生產隊，囑咐生產隊長：“以後重活不要叫這家寡婦做了，選一些輕微的活給她做，她家生活上有什麼困難，隨時向我報告。”
據父親的祕書回憶，就此事父親還在地委的一次常委會上，幾乎是流著淚做了一次很沉痛地檢討。
父親說：“已經解放二十多年了，還有這麼多困難戶，我這個地委領導的很不稱職。想想這幾年，我到底做了些多少對老百姓有利的事呀？作為一個貧苦出身的幹部，我對得起黨多年對我的培養和教育嗎！”
2009年父親住院時，曾經心情沉重地對我說：“走上領導崗位後，我對家裡照顧不多，這是事實。真正的共產黨員，目標就是要使像我們這樣的窮苦家庭統統過上好日子，如果我老想著自家，那麼，我1951年入黨時，對著黨旗宣的誓，不是‘鋪蓋裡面眨眼’，自己哄自己嗎？現在有個別黨員，對著黨旗宣誓的時候是一回事，做事的時候又是一回事，這樣的黨員不是稱職的黨員！”
難以“理解”的原則
父親楊善洲：“當領導，如果什麼都跟老百姓‘爭’，樣樣好事佔齊，老百姓該怎麼過？”
在我們一般人的認知裡，總有些“人之常情”。
按當時的政策規定，父親這一級的幹部子女是可以農轉非的。這種給幹部家屬的“優惠”，在我們看來就是“人之常情”。
父親在位時，曾有三次指標，都被他拒絕了。他說：“從農村走出來的幹部很多，特別是一些科技幹部，應該先給他們解決。”
一個在基層工作的農業科技幹部，家在農村，有老有小，困難很多，父親就以自己的名義申請了一個指標，讓他的家屬農轉非，還囑咐他：“今後生活上有什麼困難，可隨時向我反映。”
這位科技幹部，當場就感動得對父親說：“老書記啊老書記，你老想著我家，你的家裡咋個辦啊？”
父親回答：“我家裡很好，你不必替我著急”。
1993年父親楊善洲在窩棚辦公。楊江勇 供圖
還有一次，我愛人的大姐，曾被招為當地供銷社的職工，已經工作了三個月了，父親得知後，硬是把大姐叫了回去。
難以“理解”的我只能去問父親，為什麼這樣做？
父親回答說：“當時，解決農村子女就業的指標很少，一些優秀的農村子弟走上國家崗位非常困難，我一個地委書記的女兒為什麼要跟老百姓去爭這個崗位？在地委當主要領導，如果這也要去跟老百姓爭，那也要去跟老百姓‘搶’，樣樣好事都佔齊了，你叫老百姓咋個過？
難以“理解”的欠賬
父親楊善洲：“我的工資是國家給的另一個飯碗，這個飯碗裡堆積著百姓的血和汗，吃不完我只能還給百姓。”
在和父親的對話中，我最難理解的是他的工資邏輯和“一輩子都在還賬”的理念。
1980年，老家的房子又漏雨了，母親張玉珍專程到保山地委找到他，要求湊一點錢修一修漏雨的房子。父親好不容易湊了30多元錢遞給了母親，說“先拿這30元錢去街上買幾個盆子，哪裡漏雨就支在哪裡，暫時解決一下困難。”
最讓叫我驚訝地是他給母親說的幾句話：“你們在家，國家分了土地給你們，這是給你們的一個飯碗，你們要靠自己的力氣去把這個飯碗端好；我的工資，是國家給我的另一個飯碗，這個飯碗裡堆積著老百姓的血和汗水，吃不完，我只能還給老百姓。再說，我楊善洲一輩子都差著沒還完的賬，這些賬需要用我的工資去還。”
母親是個老實人，聽說他在還賬，也不敢再追問，就回家了。
"2009年7月，父親楊善洲到林廠 。楊江勇 攝
我的愛人是楊善洲的三女兒，1993年，我們結婚了，從此走進了這個特殊的家庭。
在和父親相處的17年裡，我們就像朋友一樣地相處，父親非常願意把過去生活中許多片段和故事告訴我。
說實話，在走進這個家庭前，我偶爾也會對父親所做的一些事有點難以“理解”。但通過和父親的點滴相處，通過一次次聆聽父親的心聲，我才體會到，父親那些曾讓我難以“理解”的事，正是他一生忠於黨的事業，一輩子堅守初心、不改本色，一輩子牽掛人民的真實寫照。
難以“理解”的窮困
父親楊善洲：“真正的共產黨員，目標是要使像我們這樣的窮困家庭統統過上好日子。”
愛人曾與我回憶過這樣一件往事。
在父親任職期間，家裡的茅草房已經破爛得難以居住，但父親卻從沒有拿出過工資支持家裡修補房子。最嚴重的一次是1974年，家裡的房子因洪水被沖毀，家裡人只能在樹下搭樹棚住了40多天。
那時我愛人剛4歲，洪水把房屋後牆沖毀後，家裡的勞力都去生產隊裡勞動了，屋裡到處都是水，帶病的奶奶只好用一隻竹籃把自己的小孫女掛在了房屋的樑上…… 聽著愛人的講述，我的心裡直髮酸：一個領導著200多萬人口的地委書記，家裡狀況竟困難到這個程度？
1970年父親楊善洲下鄉調研。楊江勇 供圖
後來有一次和父親聊天，我特意詢問了這件事。沒想到父親卻給我講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次父親下鄉，在辛街鄉的一個山區生產隊，碰到了一個農村寡婦。她右手牽著一個孩子，胸前還掛著一個吃著奶的嬰兒，背上還揹著一筐糞。到她家一看，住的是幾棵樹杆搭起的“偏廈”。
父親當時就流淚了。
回到單位後，他馬上去財務室預支了工資寄錢給生產隊，囑咐生產隊給那家孤兒寡母蓋一間房子，給她們有一個安居的地方，並又預支了半年的工資叫行政科去麗江買了三頭水牛送到這個生產隊，囑咐生產隊長：“以後重活不要叫這家寡婦做了，選一些輕微的活給她做，她家生活上有什麼困難，隨時向我報告。”
據父親的祕書回憶，就此事父親還在地委的一次常委會上，幾乎是流著淚做了一次很沉痛地檢討。
父親說：“已經解放二十多年了，還有這麼多困難戶，我這個地委領導的很不稱職。想想這幾年，我到底做了些多少對老百姓有利的事呀？作為一個貧苦出身的幹部，我對得起黨多年對我的培養和教育嗎！”
2009年父親住院時，曾經心情沉重地對我說：“走上領導崗位後，我對家裡照顧不多，這是事實。真正的共產黨員，目標就是要使像我們這樣的窮苦家庭統統過上好日子，如果我老想著自家，那麼，我1951年入黨時，對著黨旗宣的誓，不是‘鋪蓋裡面眨眼’，自己哄自己嗎？現在有個別黨員，對著黨旗宣誓的時候是一回事，做事的時候又是一回事，這樣的黨員不是稱職的黨員！”
難以“理解”的原則
父親楊善洲：“當領導，如果什麼都跟老百姓‘爭’，樣樣好事佔齊，老百姓該怎麼過？”
在我們一般人的認知裡，總有些“人之常情”。
按當時的政策規定，父親這一級的幹部子女是可以農轉非的。這種給幹部家屬的“優惠”，在我們看來就是“人之常情”。
父親在位時，曾有三次指標，都被他拒絕了。他說：“從農村走出來的幹部很多，特別是一些科技幹部，應該先給他們解決。”
一個在基層工作的農業科技幹部，家在農村，有老有小，困難很多，父親就以自己的名義申請了一個指標，讓他的家屬農轉非，還囑咐他：“今後生活上有什麼困難，可隨時向我反映。”
這位科技幹部，當場就感動得對父親說：“老書記啊老書記，你老想著我家，你的家裡咋個辦啊？”
父親回答：“我家裡很好，你不必替我著急”。
1993年父親楊善洲在窩棚辦公。楊江勇 供圖
還有一次，我愛人的大姐，曾被招為當地供銷社的職工，已經工作了三個月了，父親得知後，硬是把大姐叫了回去。
難以“理解”的我只能去問父親，為什麼這樣做？
父親回答說：“當時，解決農村子女就業的指標很少，一些優秀的農村子弟走上國家崗位非常困難，我一個地委書記的女兒為什麼要跟老百姓去爭這個崗位？在地委當主要領導，如果這也要去跟老百姓爭，那也要去跟老百姓‘搶’，樣樣好事都佔齊了，你叫老百姓咋個過？
難以“理解”的欠賬
父親楊善洲：“我的工資是國家給的另一個飯碗，這個飯碗裡堆積著百姓的血和汗，吃不完我只能還給百姓。”
在和父親的對話中，我最難理解的是他的工資邏輯和“一輩子都在還賬”的理念。
1980年，老家的房子又漏雨了，母親張玉珍專程到保山地委找到他，要求湊一點錢修一修漏雨的房子。父親好不容易湊了30多元錢遞給了母親，說“先拿這30元錢去街上買幾個盆子，哪裡漏雨就支在哪裡，暫時解決一下困難。”
最讓叫我驚訝地是他給母親說的幾句話：“你們在家，國家分了土地給你們，這是給你們的一個飯碗，你們要靠自己的力氣去把這個飯碗端好；我的工資，是國家給我的另一個飯碗，這個飯碗裡堆積著老百姓的血和汗水，吃不完，我只能還給老百姓。再說，我楊善洲一輩子都差著沒還完的賬，這些賬需要用我的工資去還。”
母親是個老實人，聽說他在還賬，也不敢再追問，就回家了。
父親楊善洲與他的森林。楊江勇 供圖
聽說父親“差賬”，我還在想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於是就詳細詢問父親，到底差了誰的賬，差了多少？
父親說：“我楊家幾代人都是佃戶，佃戶是什麼意思？就是一無土地二無房屋。你們年輕人不知道，一個農民沒有土地是什麼滋味。農忙耕種時，家家去田裡地搶收、搶種，沒有土地的人只有到處去做幫工，掙點錢貼補家用。解放了，我們一家一下就分到了一畝五水田，十多畝山地。這些土地是誰給的？是共產黨給的。這個大恩，我要去報答呀！你說，這個恩，我楊善洲一輩子還得了嗎？我為什麼退了休還上山種樹，也是為了還賬。有人說，我種了二十多年的樹，已經成材了，根據規定，我可以從中分點錢，一下就成富翁了。可我差的賬，這幾座山哪裡能一下還得清？”
這就父親對他所謂“差賬”之事的真實解讀。
事實上，一直到臨終之前，父親還念念不忘他“還賬”的事。
父親是2010年10月10日逝世的。10月8日，父親已經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特別把家人叫到床前囑咐後事：“我參加麵粉廠的竣工典禮時，廠方送了給我一塊電子手錶作紀念，我幾次都沒還掉。我還差著賬，那是別人的東西，我不能要……”
"2009年7月，父親楊善洲到林廠 。楊江勇 攝
我的愛人是楊善洲的三女兒，1993年，我們結婚了，從此走進了這個特殊的家庭。
在和父親相處的17年裡，我們就像朋友一樣地相處，父親非常願意把過去生活中許多片段和故事告訴我。
說實話，在走進這個家庭前，我偶爾也會對父親所做的一些事有點難以“理解”。但通過和父親的點滴相處，通過一次次聆聽父親的心聲，我才體會到，父親那些曾讓我難以“理解”的事，正是他一生忠於黨的事業，一輩子堅守初心、不改本色，一輩子牽掛人民的真實寫照。
難以“理解”的窮困
父親楊善洲：“真正的共產黨員，目標是要使像我們這樣的窮困家庭統統過上好日子。”
愛人曾與我回憶過這樣一件往事。
在父親任職期間，家裡的茅草房已經破爛得難以居住，但父親卻從沒有拿出過工資支持家裡修補房子。最嚴重的一次是1974年，家裡的房子因洪水被沖毀，家裡人只能在樹下搭樹棚住了40多天。
那時我愛人剛4歲，洪水把房屋後牆沖毀後，家裡的勞力都去生產隊裡勞動了，屋裡到處都是水，帶病的奶奶只好用一隻竹籃把自己的小孫女掛在了房屋的樑上…… 聽著愛人的講述，我的心裡直髮酸：一個領導著200多萬人口的地委書記，家裡狀況竟困難到這個程度？
1970年父親楊善洲下鄉調研。楊江勇 供圖
後來有一次和父親聊天，我特意詢問了這件事。沒想到父親卻給我講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次父親下鄉，在辛街鄉的一個山區生產隊，碰到了一個農村寡婦。她右手牽著一個孩子，胸前還掛著一個吃著奶的嬰兒，背上還揹著一筐糞。到她家一看，住的是幾棵樹杆搭起的“偏廈”。
父親當時就流淚了。
回到單位後，他馬上去財務室預支了工資寄錢給生產隊，囑咐生產隊給那家孤兒寡母蓋一間房子，給她們有一個安居的地方，並又預支了半年的工資叫行政科去麗江買了三頭水牛送到這個生產隊，囑咐生產隊長：“以後重活不要叫這家寡婦做了，選一些輕微的活給她做，她家生活上有什麼困難，隨時向我報告。”
據父親的祕書回憶，就此事父親還在地委的一次常委會上，幾乎是流著淚做了一次很沉痛地檢討。
父親說：“已經解放二十多年了，還有這麼多困難戶，我這個地委領導的很不稱職。想想這幾年，我到底做了些多少對老百姓有利的事呀？作為一個貧苦出身的幹部，我對得起黨多年對我的培養和教育嗎！”
2009年父親住院時，曾經心情沉重地對我說：“走上領導崗位後，我對家裡照顧不多，這是事實。真正的共產黨員，目標就是要使像我們這樣的窮苦家庭統統過上好日子，如果我老想著自家，那麼，我1951年入黨時，對著黨旗宣的誓，不是‘鋪蓋裡面眨眼’，自己哄自己嗎？現在有個別黨員，對著黨旗宣誓的時候是一回事，做事的時候又是一回事，這樣的黨員不是稱職的黨員！”
難以“理解”的原則
父親楊善洲：“當領導，如果什麼都跟老百姓‘爭’，樣樣好事佔齊，老百姓該怎麼過？”
在我們一般人的認知裡，總有些“人之常情”。
按當時的政策規定，父親這一級的幹部子女是可以農轉非的。這種給幹部家屬的“優惠”，在我們看來就是“人之常情”。
父親在位時，曾有三次指標，都被他拒絕了。他說：“從農村走出來的幹部很多，特別是一些科技幹部，應該先給他們解決。”
一個在基層工作的農業科技幹部，家在農村，有老有小，困難很多，父親就以自己的名義申請了一個指標，讓他的家屬農轉非，還囑咐他：“今後生活上有什麼困難，可隨時向我反映。”
這位科技幹部，當場就感動得對父親說：“老書記啊老書記，你老想著我家，你的家裡咋個辦啊？”
父親回答：“我家裡很好，你不必替我著急”。
1993年父親楊善洲在窩棚辦公。楊江勇 供圖
還有一次，我愛人的大姐，曾被招為當地供銷社的職工，已經工作了三個月了，父親得知後，硬是把大姐叫了回去。
難以“理解”的我只能去問父親，為什麼這樣做？
父親回答說：“當時，解決農村子女就業的指標很少，一些優秀的農村子弟走上國家崗位非常困難，我一個地委書記的女兒為什麼要跟老百姓去爭這個崗位？在地委當主要領導，如果這也要去跟老百姓爭，那也要去跟老百姓‘搶’，樣樣好事都佔齊了，你叫老百姓咋個過？
難以“理解”的欠賬
父親楊善洲：“我的工資是國家給的另一個飯碗，這個飯碗裡堆積著百姓的血和汗，吃不完我只能還給百姓。”
在和父親的對話中，我最難理解的是他的工資邏輯和“一輩子都在還賬”的理念。
1980年，老家的房子又漏雨了，母親張玉珍專程到保山地委找到他，要求湊一點錢修一修漏雨的房子。父親好不容易湊了30多元錢遞給了母親，說“先拿這30元錢去街上買幾個盆子，哪裡漏雨就支在哪裡，暫時解決一下困難。”
最讓叫我驚訝地是他給母親說的幾句話：“你們在家，國家分了土地給你們，這是給你們的一個飯碗，你們要靠自己的力氣去把這個飯碗端好；我的工資，是國家給我的另一個飯碗，這個飯碗裡堆積著老百姓的血和汗水，吃不完，我只能還給老百姓。再說，我楊善洲一輩子都差著沒還完的賬，這些賬需要用我的工資去還。”
母親是個老實人，聽說他在還賬，也不敢再追問，就回家了。
父親楊善洲與他的森林。楊江勇 供圖
聽說父親“差賬”，我還在想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於是就詳細詢問父親，到底差了誰的賬，差了多少？
父親說：“我楊家幾代人都是佃戶，佃戶是什麼意思？就是一無土地二無房屋。你們年輕人不知道，一個農民沒有土地是什麼滋味。農忙耕種時，家家去田裡地搶收、搶種，沒有土地的人只有到處去做幫工，掙點錢貼補家用。解放了，我們一家一下就分到了一畝五水田，十多畝山地。這些土地是誰給的？是共產黨給的。這個大恩，我要去報答呀！你說，這個恩，我楊善洲一輩子還得了嗎？我為什麼退了休還上山種樹，也是為了還賬。有人說，我種了二十多年的樹，已經成材了，根據規定，我可以從中分點錢，一下就成富翁了。可我差的賬，這幾座山哪裡能一下還得清？”
這就父親對他所謂“差賬”之事的真實解讀。
事實上，一直到臨終之前，父親還念念不忘他“還賬”的事。
父親是2010年10月10日逝世的。10月8日，父親已經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特別把家人叫到床前囑咐後事：“我參加麵粉廠的竣工典禮時，廠方送了給我一塊電子手錶作紀念，我幾次都沒還掉。我還差著賬，那是別人的東西，我不能要……”
2010年9月21日，父親楊善洲與母親的最後一次見面。楊江勇 攝
父親逝世後的這些年，我常常回憶起父親這些難以“理解”的事，更時常回味父親說過的那些話。
現如今，全國上下正掀起一輪“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熱潮，父親這些曾讓我難以“理解”的事，在我看來正是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生動教材，它們激勵著我，要以父親為榜樣，以父親的精神為營養，自覺踐行共產黨人的人生價值和精神追求，始終堅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作者 楊江勇 系楊善洲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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