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學院2019屆畢業典禮致辭合集| 季衛東 章永樂等

包容、守正以及創新

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老師、親愛的同學們、家長和親屬們、朋友們：

首先我要對2019屆全體畢業生表示熱烈的祝賀！很榮幸應邀參加這樣一場盛大的典禮，與大家共享歡樂的時刻。

北京大學法學院邀請我作為校友致辭，也許有兩點理由。第一、我和潘劍鋒院長同樣在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很遺憾，那時還沒有學位禮服制度，也沒有儀式感很強的畢業典禮。這是我們那一代學子的青春缺憾。今天，我有機會在燕園參加這樣的盛會，心情就像銀髮老人補拍婚紗照那樣激動。第二、我和妻子駱美化都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請到一個人就等於來了兩個校友，是效用最大化的安排。由此可見波斯納法律經濟學在這裡的影響之深。或許學院還想借機釋放這樣的信號：博雅塔下、未名湖畔，不僅好讀書，也不妨充分體驗浪漫。然而這個信號在畢業典禮上才發佈似乎有些為時太晚。

去年的5月4日，我曾經回母校參加“雙甲子”校慶。故地重遊，物是人非，的確感慨良多。今年，全國又在以不同的方式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人們都知道，舉世聞名的“五四運動”發祥於北京大學；卻很少有人知道，1919年5月4日擔任學生大會主席的是一位法科學生廖書倉；也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其實就在1919那一年正式成立，距今恰好一百週年。法律系設在三院，設在那個溝通東西方、放眼看世界的譯學館舊址。“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廖書倉還曾經在這裡擔任法律系講師，專攻刑事法律政策。由此可見，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不僅追求科學和民主，同時也暗戀法治。

人們都知道北京大學是清末變法圖強的產物，從此母校與祖國的命運沉浮密切相連；卻很少有人知道奏請設立京師大學堂的是刑部侍郎李瑞棻，即當時主管全國公檢法司的常務副首長。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北京大學一開始就注重法政等經世致用的學科，其法學教育和研究的出發點是一個東方古國的改革與開放。蔡元培先生在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進一步革故鼎新，明確指出大學的目的是研究高深學問，進行知識創新，為此必須堅持“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辦學方針。他還特別強調“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宗旨既定，自趨正軌”。我認為，這樣的包容、守正以及創新，就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中國現代政法教育和研究的不朽靈魂。

1979年盛夏，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七部法律，標誌著中國重新回到現代法治的正軌。就在那一年，我和同屆學友們一起走進當時的北京大學法律學系，發現到處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和蓬勃向上的朝氣。幾乎每個黎明，圖書館前都排著長隊等待開門那一刻搶座。幾乎每個夜晚，校園裡都在舉辦各種學術講座和沙龍。正是這樣的背景下，法律系79級2班的査海生結識了英文系的劉軍，演繹了一段海子與西川以詩會友的佳話。很遺憾，法律與詩歌的那個夢幻組合最終在80年代末以山海關的悲劇畫上了休止符。在我看來，海子的詩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其實就是卡爾·施密特海洋自由觀的形象表達，也反映了中華民族對海洋生存方式的朦朧嚮往。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今天，這個著名詩句已經蛻變成沿海城市房地產開發商的一句流行廣告詞。

關於北京大學法律學系，難忘的往事還有李克強學長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研究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在此基礎上，他還合寫了關於法律實務計算機化的論文，在1981年“五四科學研討會”宣讀後引起極大的轟動。實際上，這篇論文在某種程度上引領了法律系的跨學科研究風氣，也為“北大法寶”——法律信息檢索系統做了一定的思想鋪墊，甚至對今天的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司法之間關係的研究仍然具有借鑑意義。

在同一系列研討會上，我宣讀的論文是質疑和批判斯大林時代御用法學家維辛斯基的法律學說，主張法律的定義應該在統治階級的意志之外尋找正當化根據，強調社會最大公約數和客觀規律對法學研究的意義。儘管這篇文章在當時引起了一些爭議，但趙震江、劉昇平、姜同光、陳立新等老師的包容、鼓勵、支持，給我以勇氣，也讓我終生感激。那真是一段難能可貴的百家爭鳴時期，很有些兼聽則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恢弘氣象。世界各國，包括帝制下的古代中國，至少在大學範圍內允許師生享有自由思辨和清議的特權，這是一個不言而喻的真理。沒有知識和思想的試錯空間，那裡會有創新和社會進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恢復高考後的所謂“新三屆”學生與飽經滄桑的老教授之間形成了“隔輩親”的特殊師生情緣。當時陳岱孫、馮友蘭、季羨林、王力、朱光潛等揚名海內外的學界泰斗都還健在，清晨和黃昏的校園小徑常有他們的身影緩緩飄過，的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記得龔祥瑞先生講授的“比較憲法和行政法”是77、78、79三個年級合上的大課，那可真算得上“聽其言也厲”了。每次開講前各班課代表都會提前做好教室準備，輪流拎去保溫瓶為老師泡茶續水。上課時所有同學都聚精會神聆聽和做筆記，生怕漏掉任何一個關鍵的知識點。在具有國際視野的著名專家羅豪才、沈宗靈、王鐵崖、芮沐、甘雨沛、張國華等先生的周圍也總是聚集著一群群的求教學生，有時還會發生不同意見的爭執。即便畢業之後，師生間也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生動反映了1980年代的理想性、多元性、包容性以及知識體系的薪火傳承。

今天，在這個畢業典禮上，在紀念“五四運動”爆發和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成立這兩個“一百年”之際，我再次想到北京大學法學院的精神及其傳承的問題。毋庸諱言，目前的世界已經進入宏大敘事解構的時代。在碎片的廢墟上，人們沉醉於自拍和自愛。在價值喪失的空白中，人們更容易趨近功利，把貨幣和權力當作衡量是非的尺度。在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某些角落，甚至正義和規範也被當做暗盤交易的對象。你們一旦踏出校門，馬上就將面對這些骨感的現實，課堂裡的原理和知識頓時顯得有些虛幻飄渺。老於世故的好心人會規勸你們收斂鋒芒，得過且過，甚至為了前程而用酒精麻醉批判理性。但是，我要說，隨波逐流的浮萍，畢竟不是北大法學院畢業者應有的人生！引領中國乃至世界秩序重構的潮流，需要激情，需要理性，需要有重量的責任感。在時代的前沿奮進，這才是北大人的使命所在！然而我同時也要弱弱地提醒你們，別忘了法國象徵派詩人保爾·瓦萊裡的這句中庸的告誡：“世界因崇高而有價值，卻與平凡同在；世界因激進派而有價值，卻與溫和派同在”。

你們即將邁進的這個社會場域，“黑天鵝”正在不斷掠過天空，“灰犀牛”更是成群結隊走來。五大自變量，即中國崛起、伊斯蘭激進主義勃興、俄羅斯介入敘利亞、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總統的推特治國和貿易戰，這五大因素正在改變全球格局。近三年來，世界充滿了越來越多的風險性、不確定性、流動性。過去人們注重的是財富分配，所以“雙贏”的思維更具有吸引力；現在人們不得不注重風險分佈，所以連“雙輸”也成為操弄格局的政策選項。在中美兩國無法達成貿易協議和妥協的情況下，“一球兩制（One World, Two Systems）”或許就會成為現實，世界必將不再是過去三十年歌舞昇平的那樣。即便中美兩國達成貿易協議，仍然會有反反覆覆的博弈。未來很可能出現的狀態是：在無序的海洋裡，點綴著無數個自組織的島嶼。人類的精神結構也勢必呈現出多層多樣的形狀。總之，在歷史鉅變的過程中，僅僅擅長法律專業技巧的小智慧並不能解決社會轉型的大問題。除了既有的產業模型和體制，現代法律職業的存在方式也勢必受到嚴峻的挑戰。親愛的本屆畢業生們，迎接全新的挑戰，引領時代的潮流，你們準備好了嗎？

就在中國傳統人際關係網的基礎上，從二十世紀末開始，更復雜的多元互動關係，正在不斷編織一張向全球延伸的巨型網絡，形成一個讓法律人感到新奇和困惑的另類制度空間。特別是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以及5G通訊技術，推動人工智能迅速進化和網絡化，並促進現實場景與虛擬場景之間不斷反饋，最終形成了一種神奇的信息實體交融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簡稱CPS）。社會的結構因而發生質變。法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也因而發生質變。

本來，現代法律制度的功能是簡化社會的複雜性，對行為進行預測。人工智能和大數據也很有利於複雜性的簡化。但是，當機械學習的數據輸入不間斷地高速進行時，對輸出的預測就已經變得非常困難了。而在深度學習的場合，人工智能系統不僅按照既定的算法和指令進行數據處理，還採取多層神經網絡的模型和方法，自己從大數據中發現和提取新的特徵量，揭示未知的問題、樣式、結構以及原理。也就是說，人工智能已經從他律系統開始轉化為自律系統，擺脫外在的指令控制。特別是在人工智能網絡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連鎖反應不斷進行的情況下，預測、理解、驗證、控制就會變得更加困難，甚至出現黑箱化現象。換言之，大數據造成了某種高度透明化的社會，但對大數據的處理卻很可能受制於算法黑箱。這正是數據驅動時代的一對根本矛盾，也對現代法治國家的制度設計提出了空前的挑戰。

透明社會與黑箱算法，這構成一個奇特的悖論。這個悖論也意味著法律與社會範式創新的歷史性機遇就在眼前。如果說北京大學法學院精神是守正、創新，那麼大膽的推陳出新也屬於一種正宗的繼承。親愛的畢業班學弟學妹，人類已經生活在數據驅動和人工智能網絡化社會。人類正站在世界的結構發生數百年一次鉅變的轉折點。期待你們能夠乘勢而上，實現中華民族的真正偉大復興，開闢出一個法治和多元正義觀的新紀元！此時此地，我代表全體校友為各位送上畢業季最美好的祝福，併為你們的出征壯行！

外面，其實是一個更大的法學院

2019屆的同學們：

今天，你們要畢業了。

畢業，意味著收穫——收穫知識，收穫學位證，收穫一個在全球大部分地方通行的新身份。因為這種收穫，有無數大門向你們敞開。

但畢業也意味著離開：離開為你打飯的室友，離開幫你記筆記的同學，離開為你改論文、為你寫推薦信，上課時而慷慨激昂，時而低首沉吟的老師，離開夜晚燈火通明的法律圖書館，離開松林的包子，燕南的壇肉，勺園的香鍋，佟園的羊肉火鍋，學一的宵夜，小白房的煎餅，學五的雞腿飯——加一個雞腿五塊錢，每人限購兩個。無論你將來是去國貿、金融街、陸家嘴、中環、曼哈頓，還是那曲、西海固、華陽礁，你都會懷念這些物美價廉的食物。一張飯卡，把你們的胃拴在了燕園，但你們的特權，馬上就要失效了。

其實，17年前的此時此刻，我作為一個快要離開的本科生，就沉浸在收穫與分離帶來的情緒交織之中。那時候，我要去地球的另一面；那時候，地球感覺比今天更大。離開了北大法學院，我不知道是否以後只能拿著“院友卡”才能進校，偶爾在校園裡駐足片刻，追憶似水年華。

17年之後，我已經非常釋然了。在我重新思考了從離開到回來的經歷之後，我明白了一個道理：走出法學院並不是那麼容易的；當我們走出北大法學院，外面，其實是一個更大的法學院，為了理解這個更大的法學院，我們經常要從知識上，從精神上，回到北大法學院。

先說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法學院。鑲嵌在現代學科建制中的法學院，主要研究和講授人類社會權威機關制定/認可和實施的法律。我們的法學是圍繞著某些比較確定的研究對象——但未必是統一的研究方法——而組織起來的，而且有著一整套與日常語言有距離感的術語體系，一套與樸素的常識推理不太一樣的思維習慣。

但是，我們探討的“法律”，終究離不開日常語言中的“法”這個字。漢語中的“法”字，在數千年的流變中，已經獲得了極為豐富的內涵。學者們會從詞源學的角度討論 “灋” 這個古老的字形是否意味著“法平如水”，是否與凱原樓前面的神獸獬豸之間存在著關係，並由此延伸出與拉丁語的ius, 法語的droit，德語的recht 等詞之間的類比。許多民族語言中的“法”字，都內在包含了一種超越實證法的公正、公平的價值意涵。法儒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告訴我們一種更為廣泛的對“法”的界定：法是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係。按照這個界定，畢業於我們北大的“兩彈一星”元勳于敏，以及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屠呦呦，都稱得上是我們的同行，他們的科學研究，何嘗不是一種更廣義的法學研究？

不過，在漢語中的 “法”字所承載的各種思想傳統中，孟德斯鳩給出的這個寬泛的界定方式，還算不上是最大的。古印度梵語中有一個詞叫Dharma，巴利語中相應的是Dhamma，它們在接近兩千年前傳入中國，被翻譯為“法”。何謂“法”？Dharma的詞根是dhar, 這個詞根的意思是“保持”。對於Dharma，一個經典的解釋是：“任持自性、軌生物解。”根據這個界定，不僅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的必然關係可以被稱為“法”，甚至可以說，凡是一切能夠保持自性的事物，都可以稱為“法”。於是，漢語中有了“諸法”“有為法”“無為法”“法眼”等等說法。根據這個傳統，在最寬泛的意義上，人世間一切學問都是法學，不分中外，無問西東。

你們從這裡出發，走向四面八方。外面，是一個更大的法學院，它究竟有多大，取決於我們對於“法”的界定和想象究竟有多大。這個更大的法學院，和你馬上就要畢業的法學院有什麼差別呢？

走出校園，你馬上就會感覺到的一個巨大差別是，在這個更大的法學院裡，不再有清晰的老師和學生之分。生活本身教給我們世界運作的法，沒有教材，沒有講義，沒有分門別類的圖書館，沒有代代相傳的攻略筆記，但考試經常突然降臨，而且題型變幻無常，角度經常刁鑽刻薄。你經常陷入兩難境地，但又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回答問題。用我的師弟、現在隔壁法學院任教的劉晗老師的說法，你要在“灰度空間，做出黑白決策”。

你在北大法學院裡學習了婚姻家庭法，但你能夠領悟情感的法、世代交替的法，經營好你的家庭嗎？你在北大法學院學習到了“衡平”的概念，但在一個更大的法學院裡，你能夠在林林總總的價值和利益的衝突之中，找到一個最佳平衡點嗎？你在北大法學院讀了很多的判決，但在一個更大的法學院裡，你能夠在複雜疑難的局面下做出好的判斷嗎？

但是，經歷考試的不僅是走出學院的畢業生，也是在我們這些在學院裡面從事教學和研究的老師。新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關係正在經歷著劇烈的變遷，正在對許多學科的知識體系產生深刻的衝擊。2002年，我參加畢業典禮的時候，中國加入WTO只不過六七個月；2008年，在我回國任教的時候，中國已有“世界工廠”之名；11年之後的今天，中國在許多領域，已經在攀升國際供應鏈的頂端。但是，從既有的許多理論來看，中國發展的姿態似乎並不符合理論的邏輯。在這個時候，究竟要修正發展的姿態，還是修正理論的說法，我們的校園裡已經有很多討論，大家想必都有所耳聞。

與此同時，那個承載了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奇蹟的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深刻、或許是難以逆轉的轉變。華盛頓曾經推動了後冷戰時期的全球化進程，但在今天，越來越多的美國精英用懷疑的眼光看待美國自己推動的這一進程，懷疑自己吃了虧。於是，多邊主義變成了單邊主義，自由貿易變成了關稅壁壘，環保先鋒變成了氣候變暖懷疑者，“群主擴群”變成了“群主退群”。受到壓力的不僅是中國，更有一系列發展中國家，甚至許多傳說中的發達國家，都有過“啞巴吃黃連”的經歷。你會發現，原來，在國際上，像姜文在《讓子彈飛》裡說的那樣——“站著把錢掙了”，一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這對我們提出的問題是：什麼是發展權？如何保障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人民的發展權？

時代提出了巨大而沉重的問題，呼喚眾多學科的研究者一起回答，但法律人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今年的答辯季，我已經看到，有一些同學的畢業論文選題，已經觸及到了與此相關的問題，比如說長臂管轄、WTO爭端解決機制改革，知識產權保護機制調整，等等。在你們走出北大法學院，走到新的崗位上的時候，你的工作可能仍然與這個巨大的問題密切相關；你接觸到的信息，可能比你的老師們能夠接觸到的更加前沿。當你身處一個更大的法學院時，請你把你的回答告訴你的老師們，並和我們一起繼續思考。

我們的法學院鑲嵌在一個更大的法學院之中。我們日常的思考與討論，本身就為大家走向一個更大的法學院提供了通道。而這是條什麼樣的通道呢？我在這裡又要掉掉書袋，引入一個“法”的概念——來自古希臘語的Nomos，並且論證，你所畢業的北大法學院，是一個具有Nomos視野的法學院。Nomos意味著“法”，意味著“建立在空間劃分之上的秩序”，意味著“習俗”，甚至意味著被人唱出來的歌。堅硬的秩序與法律，與充滿韻律的歌，二者究竟有何種關聯，以至於可以被同一個詞語所統攝？難道看起來冷靜得有點冷酷、頭髮通常比較少的法學家，和留著頹廢的長髮、放蕩不羈的詩人，不是兩條道上的人麼？

2002年，我離開北大之後，在地球的另一面思考了這個問題，我發現，有一位北大法學院畢業生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在70年代末中國法學開始重建、尚沒有多少實證法條文的時期學習法律，然而他所經歷並參與的開端卻有著恢弘的氣度。他就是1979級本科生、1983屆畢業生査海生，大家更熟悉他的筆名——海子。

就在幾天之前，我和兩位79級學長座談，談到了他們的同學海子。一位學長說：“海子，就是個孩子。” 如果說的是年齡和身材，我完全同意。1979年，海子以安徽文科狀元成績考入我們的法學院之時，只有15歲，等到他畢業的時候，年齡也不過19歲，1979級有一位人高馬大的同學，見了海子，經常會把他抱起來轉一圈。然而，如果說的是思想，海子並不是孩子，在許多方面甚至可以說是早熟，他思考了許多關係到人類社會大本大法的問題。

作為本院曾經的畢業生和現任教師，我對海子不僅僅是出於愛好而閱讀，而是真正將他作為院史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在海子的一些短詩中，你可以看到他討論維特根斯坦與刑法，這體現出他作為法科學生獨特的知識背景。但這並不是我關注的重點。重點是，海子在畢業之後，曾在中國廣闊的國土上漫遊，用他的筆描繪了中國高度多元的地理空間，以及其中生長出來的豐富多樣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秩序，從平原上的村莊、河流，遠方的草原，到星辰流溢的河西走廊，從長滿胡楊樹的戈壁，到坐滿整個天空的青藏高原。在他的筆下，不同的地理空間產生了不同的習俗，不同的法，不同的人文景觀。然而，它們都屬於中國，“中國之中國”。

我又看到，在海子的詩歌《亞洲銅》中，他把我們腳下中國的土地，命名為“亞洲銅”。厚實、沉重的土地，沉默無語，承載一切，在時光的流逝與世代的更替中，讓各種差異歸於同一。然而，它同時承載了那些靈動的、不斷重新生產出差異的力量：河流，飛鳥，野花。在詩中，海子這樣召喚我們：“看見了嗎？那兩隻白鴿子，它是屈原遺落在沙灘上的白鞋子/ 讓我們——我們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 海子呼喚我們和他一起，穿上這雙鞋子，繼承屈原的精神。但在這裡，屈原不僅是一個楚國人，也不僅是一箇中國人，他的精神屬於整個亞洲。在這個時刻，中國也不僅是“中國之中國”，同時也是“亞洲之中國”。

最後，在《五月的麥地》這首詩裡，海子想象了全世界的兄弟們在麥地裡相聚擁抱，朗誦各自的詩歌的場景。在Nomos的視野裡，朗誦各自的詩歌，也意味著交流各自的法，並且想象一種共同的法——也許是世界的“普通法”？在詩的最後，當詩人孤獨一人坐在五月的麥地裡時，他想到的仍然是“為眾兄弟背誦中國詩歌”。在這個時刻，中國不僅是“亞洲之中國”，更是“世界之中國”。

人們常常認為，1983屆畢業生海子留下的文字與思想遺產，主要屬於中國文學界。然而，我要說的是，這筆遺產更屬於我們這個法學院。海子用他的詩歌召喚了一種源生的、開端的力量。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法”奠基於有邊界的空間秩序中生長出來的習俗之上，而且經常通過通神的祭司-詩人的吟唱得以表達，古希臘詞Nomos或許比較好地記載了這樣一種具有普遍性的體驗。如果說它是“法”，它應該是一種植根於人民生活、未經異化的“法”，保持著生生不息的力量。在一個物質財富不斷擴張、但異化力量也與日俱增的時代，我們需要不斷地回到開端，不忘初心，汲取生生不息的力量，以防止21世紀的法律體系，變成一座如同迷宮一般錯綜複雜，僵硬而冰冷的城堡。

今天，你們要畢業了。

一兩週之後，你們就將告別北大法學院，走向一個更大的、沒有圍牆和邊界的法學院。我敢斷定，在地理空間上，你一定會比只活了25年的海子走得更遠。但無論你在何處，希望你能始終對海子詩歌中所湧現的本源性力量敞開，始終關注事物的性質和規律，並帶著對這片土地的深深熱愛，在各行各業的崗位上，把公平正義的口號，變成真實世界的可執行代碼。

在這個更大的法學院裡，再也沒有固定的師生關係。我們都是同學，我們互為師生，這正應了孔子的偉大教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而我最後的祝願，不僅獻給今年的應屆畢業生們，也獻給在座像我自己這樣的老畢業生們，祝願我們在這個更大的法學院裡，仍然能夠相互支持，不斷取得並保持優秀的學業成績。然而何謂“優秀成績”？就如同《易經》“乾卦”所說的那樣——“各正性命”，並在這一“正命”的過程中，為培育了我們的北大法學院，贏得新的光榮。

謝謝大家！

從聆聽到對話——希望自己與北大法學院實現合題

各位老師、朋友、家長來賓們：

大家上午好！

非常感謝學院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夠分享，自己作為一名畢業生，於此刻的一些所感、所思。

四年，真的快啊！還沒好好“哭過，笑過，戀過，恨過”，彷彿就要，“一夢蹉跎”。大家肯定各有各的回憶，各有各的不捨。那些屬於我們每個人的故事，留在了凱原樓的圖書館、陳明樓的會議室、博雅塔旁的未名湖，以及凌晨時分陪我們回到宿舍的北京的夜空。

四年了，北大法學院用這四年的時光，為我們搭了一個相當高的法學的起點，將我們託舉到巨人的肩膀上——在這裡，“教義學”是精湛的，“法社科”是精彩的。每一位我們有幸遇到的，正直、睿智、平和、各有各的風趣的老師，用課堂、用講稿、用答疑、用微信上郵件中的回覆、更用課前許久就默默站在講臺背後等待著我們的身影，和數十年如一日的筆耕不輟，向我們如此真切地講述著，我們對於大師的想象。謝謝北大法學院，謝謝老師們；我們看到了，我們聽到了。

說起來，這四年我們真是在不斷地聆聽著，聆聽教誨，聆聽思辨，聆聽拼搏與失落，聆聽焦慮與釋然……多想時間這次稍稍慢一點啊…沒想到，卻已是該互道珍重的今天了。“也許還有遺憾，甚至很多；但我相信共你，沒有白活”。前程似錦，自是不必祝福的；四年共同相處的時光，讓我們對於彼此，該都充滿信心。但如果真要在此刻說點什麼，為我們這段樂曲收個尾的話，希望我們都能記起並記得，四年前剛步入這所學院時最初的聆聽吧——嚴丹華的新生代表發言，講的內容之一是“正義”，張守文老師祝福也囑託過我們“學過四年，相信你定能對正義有更深的理解”。是的，我們學的法學，不只是種技術，它是衡器和寶劍，被握在正義女神的手中。

或早或晚，聆聽就將結束了；即將開始的，是我們與這個學科、這所學院的對話。走出校園的那一刻，開始做事的那一刻，我們就在以自己的行動，與這所學院進行著對話：我們會告訴這所學院她教會了我們什麼，我們記住了什麼，而我們又要去質疑她什麼、去挑戰她什麼；哪些方面她給的已經足夠多，哪些方面則需要我們來反哺。即使我們投身的是非法學的事業，我們也依然是在這所學院進行著對話——告訴學院，她這四年所賦予我們的本領、氣質或是回憶，可能具有怎樣開創性的力量。我們的所作所為，我們的明天，將會為這所學院補入新的內涵，成就這所學院的新的樣貌；

從聆聽，到對話；再過些時日，回頭看時，希望我們都能儘可能覺得無悔無憾；也希望我們都能夠成為這所學院想要培養的“大氣的法律人”！四年體會下來，所謂“大氣”，可能指的是視野的大氣，格局的大氣，更是我們的老師家人朋友所希望看到的，回到家鄉陌生人會去說道會去期待會等待著我們去迴應的——也是我們自己走入這所校園時所希望邂逅的，這個時代的“北大人”的大氣！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願念念不忘，終有迴響！

謝謝大家。

來源：法學學術前沿frontiers-of-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