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題問得好！對很多“雍迷”是當頭一棒，潑十噸冷水！乾隆帝是處處與他爹雍正帝對著幹的人！他是反他爹的！你可以說他“忤逆”，但他治國安民的成績比他爹、他爺爺都要牛逼！都要輝煌！這是歷史事實。

這條題問得好！對很多“雍迷”是當頭一棒，潑十噸冷水！乾隆帝是處處與他爹雍正帝對著幹的人！他是反他爹的！你可以說他“忤逆”，但他治國安民的成績比他爹、他爺爺都要牛逼！都要輝煌！這是歷史事實。

雍正帝辛辛苦苦幹了十三年，廢寢忘食，勞心勞力，每日硃批奏章數千字、甚至萬字以上！使盡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等經濟改革措施，做出一些成績，但結果怎樣呢？

乾隆帝一上臺，全盤推翻，叫停！不搞了！（只保留“火耗歸公”）

就連雍正帝親筆撰寫的《大義覺迷錄》，乾隆帝下令列為禁書，永遠封禁，不準流傳出去！

這條題問得好！對很多“雍迷”是當頭一棒，潑十噸冷水！乾隆帝是處處與他爹雍正帝對著幹的人！他是反他爹的！你可以說他“忤逆”，但他治國安民的成績比他爹、他爺爺都要牛逼！都要輝煌！這是歷史事實。

雍正帝辛辛苦苦幹了十三年，廢寢忘食，勞心勞力，每日硃批奏章數千字、甚至萬字以上！使盡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等經濟改革措施，做出一些成績，但結果怎樣呢？

乾隆帝一上臺，全盤推翻，叫停！不搞了！（只保留“火耗歸公”）

就連雍正帝親筆撰寫的《大義覺迷錄》，乾隆帝下令列為禁書，永遠封禁，不準流傳出去！

史料記載：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內侍取出諭旨，宣佈弘曆即位。九月初三日，弘曆即皇帝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為乾隆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移居養心殿，免民欠丁賦及額賦。（普免錢糧）

十月，宣佈“寬嚴相濟”的為政之道。

乾隆初政，總的政策走向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用寬緩代替父皇雍正的嚴苛，對百姓實行仁政，對大臣官員寬容開明。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糾正前兩朝特別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並在這一過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幹。

這條題問得好！對很多“雍迷”是當頭一棒，潑十噸冷水！乾隆帝是處處與他爹雍正帝對著幹的人！他是反他爹的！你可以說他“忤逆”，但他治國安民的成績比他爹、他爺爺都要牛逼！都要輝煌！這是歷史事實。

雍正帝辛辛苦苦幹了十三年，廢寢忘食，勞心勞力，每日硃批奏章數千字、甚至萬字以上！使盡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等經濟改革措施，做出一些成績，但結果怎樣呢？

乾隆帝一上臺，全盤推翻，叫停！不搞了！（只保留“火耗歸公”）

就連雍正帝親筆撰寫的《大義覺迷錄》，乾隆帝下令列為禁書，永遠封禁，不準流傳出去！

史料記載：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內侍取出諭旨，宣佈弘曆即位。九月初三日，弘曆即皇帝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為乾隆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移居養心殿，免民欠丁賦及額賦。（普免錢糧）

十月，宣佈“寬嚴相濟”的為政之道。

乾隆初政，總的政策走向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用寬緩代替父皇雍正的嚴苛，對百姓實行仁政，對大臣官員寬容開明。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糾正前兩朝特別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並在這一過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幹。

乾隆帝即位後，首先將雍正帝長期監禁的政敵允禵等釋放出獄，恢復爵位。這緩和了宗室子弟原本緊張的敵對矛盾。對團結宗室貴族內部、化解矛盾紛爭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乾隆帝還對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遺留問題進行了寬大妥善處理。

乾隆二年（1737年），釋放死囚嶽鍾琪、傅爾丹（兩人因延誤軍機被雍正帝判處死刑）；賜予允禟等人公爵。

乾隆帝採取步驟糾正或放棄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和措施。例如，由於崇信“祥瑞”，迷信煉丹長生之術。乾隆帝不信丹術，將宮中僧道驅逐出宮，下令嚴禁呈報“祥瑞”，“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

這條題問得好！對很多“雍迷”是當頭一棒，潑十噸冷水！乾隆帝是處處與他爹雍正帝對著幹的人！他是反他爹的！你可以說他“忤逆”，但他治國安民的成績比他爹、他爺爺都要牛逼！都要輝煌！這是歷史事實。

雍正帝辛辛苦苦幹了十三年，廢寢忘食，勞心勞力，每日硃批奏章數千字、甚至萬字以上！使盡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等經濟改革措施，做出一些成績，但結果怎樣呢？

乾隆帝一上臺，全盤推翻，叫停！不搞了！（只保留“火耗歸公”）

就連雍正帝親筆撰寫的《大義覺迷錄》，乾隆帝下令列為禁書，永遠封禁，不準流傳出去！

史料記載：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內侍取出諭旨，宣佈弘曆即位。九月初三日，弘曆即皇帝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為乾隆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移居養心殿，免民欠丁賦及額賦。（普免錢糧）

十月，宣佈“寬嚴相濟”的為政之道。

乾隆初政，總的政策走向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用寬緩代替父皇雍正的嚴苛，對百姓實行仁政，對大臣官員寬容開明。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糾正前兩朝特別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並在這一過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幹。

乾隆帝即位後，首先將雍正帝長期監禁的政敵允禵等釋放出獄，恢復爵位。這緩和了宗室子弟原本緊張的敵對矛盾。對團結宗室貴族內部、化解矛盾紛爭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乾隆帝還對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遺留問題進行了寬大妥善處理。

乾隆二年（1737年），釋放死囚嶽鍾琪、傅爾丹（兩人因延誤軍機被雍正帝判處死刑）；賜予允禟等人公爵。

乾隆帝採取步驟糾正或放棄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和措施。例如，由於崇信“祥瑞”，迷信煉丹長生之術。乾隆帝不信丹術，將宮中僧道驅逐出宮，下令嚴禁呈報“祥瑞”，“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

（乾隆御筆）

針對火耗歸公和攤丁入地中的失誤，乾隆帝也予以糾正。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即位40多天就宣佈，以後各地奏報墾荒田畝時，必詳辦查核，“不得絲毫假飾以滋閭閻之累”。

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氣調整和糾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誤政策。

雍正朝實行的新政，其中的政治改革措施，如祕密立儲制、密摺制、增設軍機處作為皇帝辦公廳；民族政策改革措施，如改土歸流（就是削減少數民族土司管理體制，裁減土司權力，變為政府直轄管理體制），乾隆帝保留了這些改革措施。並提升軍機處地位，取代內閣。

雍正新政，其經濟改革主要措施是：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火耗歸公、清查虧空。

乾隆帝只保留一項：火耗歸公。其餘廢除。

這條題問得好！對很多“雍迷”是當頭一棒，潑十噸冷水！乾隆帝是處處與他爹雍正帝對著幹的人！他是反他爹的！你可以說他“忤逆”，但他治國安民的成績比他爹、他爺爺都要牛逼！都要輝煌！這是歷史事實。

雍正帝辛辛苦苦幹了十三年，廢寢忘食，勞心勞力，每日硃批奏章數千字、甚至萬字以上！使盡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等經濟改革措施，做出一些成績，但結果怎樣呢？

乾隆帝一上臺，全盤推翻，叫停！不搞了！（只保留“火耗歸公”）

就連雍正帝親筆撰寫的《大義覺迷錄》，乾隆帝下令列為禁書，永遠封禁，不準流傳出去！

史料記載：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內侍取出諭旨，宣佈弘曆即位。九月初三日，弘曆即皇帝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為乾隆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移居養心殿，免民欠丁賦及額賦。（普免錢糧）

十月，宣佈“寬嚴相濟”的為政之道。

乾隆初政，總的政策走向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用寬緩代替父皇雍正的嚴苛，對百姓實行仁政，對大臣官員寬容開明。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糾正前兩朝特別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並在這一過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幹。

乾隆帝即位後，首先將雍正帝長期監禁的政敵允禵等釋放出獄，恢復爵位。這緩和了宗室子弟原本緊張的敵對矛盾。對團結宗室貴族內部、化解矛盾紛爭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乾隆帝還對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遺留問題進行了寬大妥善處理。

乾隆二年（1737年），釋放死囚嶽鍾琪、傅爾丹（兩人因延誤軍機被雍正帝判處死刑）；賜予允禟等人公爵。

乾隆帝採取步驟糾正或放棄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和措施。例如，由於崇信“祥瑞”，迷信煉丹長生之術。乾隆帝不信丹術，將宮中僧道驅逐出宮，下令嚴禁呈報“祥瑞”，“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

（乾隆御筆）

針對火耗歸公和攤丁入地中的失誤，乾隆帝也予以糾正。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即位40多天就宣佈，以後各地奏報墾荒田畝時，必詳辦查核，“不得絲毫假飾以滋閭閻之累”。

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氣調整和糾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誤政策。

雍正朝實行的新政，其中的政治改革措施，如祕密立儲制、密摺制、增設軍機處作為皇帝辦公廳；民族政策改革措施，如改土歸流（就是削減少數民族土司管理體制，裁減土司權力，變為政府直轄管理體制），乾隆帝保留了這些改革措施。並提升軍機處地位，取代內閣。

雍正新政，其經濟改革主要措施是：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火耗歸公、清查虧空。

乾隆帝只保留一項：火耗歸公。其餘廢除。

乾隆帝要實行“仁政”，要學他祖父康熙帝“寬大為懷”，那些攤丁入畝、士紳一體當差納糧的政策，得罪太多人，全國地主、官僚、鄉紳、有功名的讀書人，都給得罪了！這違反孔子“仁政”的核心思想，所以不搞了。

比如，“士紳一體當差納糧”，這條遭到旗人和士大夫階級的強力抵制。

因為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都是善待讀書人（元朝例外），規定：凡考取功名（進士、舉人）者，一律免除徭役、賦稅。

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激勵天下讀書人積極進取功名，有朝一日科舉揚名，為朝廷效力。而讀書人考中科舉當上官老爺後，不但可以有權有勢，威風八面，而且不用納糧交稅。這對於士大夫階層來說，是很大照顧。是一種特權！

而雍正帝搞的士紳一體當差納糧，就要推翻老規矩，反傳統，規定官員、地主也必須繳納賦稅、服勞役，等於廢除了他們的種種特權！

這條題問得好！對很多“雍迷”是當頭一棒，潑十噸冷水！乾隆帝是處處與他爹雍正帝對著幹的人！他是反他爹的！你可以說他“忤逆”，但他治國安民的成績比他爹、他爺爺都要牛逼！都要輝煌！這是歷史事實。

雍正帝辛辛苦苦幹了十三年，廢寢忘食，勞心勞力，每日硃批奏章數千字、甚至萬字以上！使盡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等經濟改革措施，做出一些成績，但結果怎樣呢？

乾隆帝一上臺，全盤推翻，叫停！不搞了！（只保留“火耗歸公”）

就連雍正帝親筆撰寫的《大義覺迷錄》，乾隆帝下令列為禁書，永遠封禁，不準流傳出去！

史料記載：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內侍取出諭旨，宣佈弘曆即位。九月初三日，弘曆即皇帝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為乾隆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移居養心殿，免民欠丁賦及額賦。（普免錢糧）

十月，宣佈“寬嚴相濟”的為政之道。

乾隆初政，總的政策走向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用寬緩代替父皇雍正的嚴苛，對百姓實行仁政，對大臣官員寬容開明。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糾正前兩朝特別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並在這一過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幹。

乾隆帝即位後，首先將雍正帝長期監禁的政敵允禵等釋放出獄，恢復爵位。這緩和了宗室子弟原本緊張的敵對矛盾。對團結宗室貴族內部、化解矛盾紛爭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乾隆帝還對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遺留問題進行了寬大妥善處理。

乾隆二年（1737年），釋放死囚嶽鍾琪、傅爾丹（兩人因延誤軍機被雍正帝判處死刑）；賜予允禟等人公爵。

乾隆帝採取步驟糾正或放棄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和措施。例如，由於崇信“祥瑞”，迷信煉丹長生之術。乾隆帝不信丹術，將宮中僧道驅逐出宮，下令嚴禁呈報“祥瑞”，“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

（乾隆御筆）

針對火耗歸公和攤丁入地中的失誤，乾隆帝也予以糾正。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即位40多天就宣佈，以後各地奏報墾荒田畝時，必詳辦查核，“不得絲毫假飾以滋閭閻之累”。

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氣調整和糾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誤政策。

雍正朝實行的新政，其中的政治改革措施，如祕密立儲制、密摺制、增設軍機處作為皇帝辦公廳；民族政策改革措施，如改土歸流（就是削減少數民族土司管理體制，裁減土司權力，變為政府直轄管理體制），乾隆帝保留了這些改革措施。並提升軍機處地位，取代內閣。

雍正新政，其經濟改革主要措施是：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火耗歸公、清查虧空。

乾隆帝只保留一項：火耗歸公。其餘廢除。

乾隆帝要實行“仁政”，要學他祖父康熙帝“寬大為懷”，那些攤丁入畝、士紳一體當差納糧的政策，得罪太多人，全國地主、官僚、鄉紳、有功名的讀書人，都給得罪了！這違反孔子“仁政”的核心思想，所以不搞了。

比如，“士紳一體當差納糧”，這條遭到旗人和士大夫階級的強力抵制。

因為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都是善待讀書人（元朝例外），規定：凡考取功名（進士、舉人）者，一律免除徭役、賦稅。

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激勵天下讀書人積極進取功名，有朝一日科舉揚名，為朝廷效力。而讀書人考中科舉當上官老爺後，不但可以有權有勢，威風八面，而且不用納糧交稅。這對於士大夫階層來說，是很大照顧。是一種特權！

而雍正帝搞的士紳一體當差納糧，就要推翻老規矩，反傳統，規定官員、地主也必須繳納賦稅、服勞役，等於廢除了他們的種種特權！

還有，旗人入關後，不耕種，不勞動，生活全由朝廷照顧，供給糧食，發給月銀補貼。雍正帝推行士紳一體當差納糧後，閒散慣了的旗人也要耕種勞動！這還得了？

全國官員、地主、鄉紳、舉人、秀才，還有滿清貴族階層，都在抵制和反對雍正新政！

乾隆帝體察民情，體恤士紳，所以下令廢除這條政策！

真實情形是，雍正新政與張居正變法、王安石變法類似，改革必然觸犯各階層利益，比如滿清貴族階層、滿漢蒙官僚階層、讀書人、鄉紳地主階層等，而事實上每一個封建王朝的統治，都離不開這幾個階層的擁護和支持！

乾隆帝處處標榜自己施行“仁政”，那麼廢除雍正新政是理所當然的。

這條題問得好！對很多“雍迷”是當頭一棒，潑十噸冷水！乾隆帝是處處與他爹雍正帝對著幹的人！他是反他爹的！你可以說他“忤逆”，但他治國安民的成績比他爹、他爺爺都要牛逼！都要輝煌！這是歷史事實。

雍正帝辛辛苦苦幹了十三年，廢寢忘食，勞心勞力，每日硃批奏章數千字、甚至萬字以上！使盡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等經濟改革措施，做出一些成績，但結果怎樣呢？

乾隆帝一上臺，全盤推翻，叫停！不搞了！（只保留“火耗歸公”）

就連雍正帝親筆撰寫的《大義覺迷錄》，乾隆帝下令列為禁書，永遠封禁，不準流傳出去！

史料記載：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內侍取出諭旨，宣佈弘曆即位。九月初三日，弘曆即皇帝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為乾隆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移居養心殿，免民欠丁賦及額賦。（普免錢糧）

十月，宣佈“寬嚴相濟”的為政之道。

乾隆初政，總的政策走向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用寬緩代替父皇雍正的嚴苛，對百姓實行仁政，對大臣官員寬容開明。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糾正前兩朝特別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並在這一過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幹。

乾隆帝即位後，首先將雍正帝長期監禁的政敵允禵等釋放出獄，恢復爵位。這緩和了宗室子弟原本緊張的敵對矛盾。對團結宗室貴族內部、化解矛盾紛爭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乾隆帝還對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遺留問題進行了寬大妥善處理。

乾隆二年（1737年），釋放死囚嶽鍾琪、傅爾丹（兩人因延誤軍機被雍正帝判處死刑）；賜予允禟等人公爵。

乾隆帝採取步驟糾正或放棄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和措施。例如，由於崇信“祥瑞”，迷信煉丹長生之術。乾隆帝不信丹術，將宮中僧道驅逐出宮，下令嚴禁呈報“祥瑞”，“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

（乾隆御筆）

針對火耗歸公和攤丁入地中的失誤，乾隆帝也予以糾正。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即位40多天就宣佈，以後各地奏報墾荒田畝時，必詳辦查核，“不得絲毫假飾以滋閭閻之累”。

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氣調整和糾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誤政策。

雍正朝實行的新政，其中的政治改革措施，如祕密立儲制、密摺制、增設軍機處作為皇帝辦公廳；民族政策改革措施，如改土歸流（就是削減少數民族土司管理體制，裁減土司權力，變為政府直轄管理體制），乾隆帝保留了這些改革措施。並提升軍機處地位，取代內閣。

雍正新政，其經濟改革主要措施是：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火耗歸公、清查虧空。

乾隆帝只保留一項：火耗歸公。其餘廢除。

乾隆帝要實行“仁政”，要學他祖父康熙帝“寬大為懷”，那些攤丁入畝、士紳一體當差納糧的政策，得罪太多人，全國地主、官僚、鄉紳、有功名的讀書人，都給得罪了！這違反孔子“仁政”的核心思想，所以不搞了。

比如，“士紳一體當差納糧”，這條遭到旗人和士大夫階級的強力抵制。

因為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都是善待讀書人（元朝例外），規定：凡考取功名（進士、舉人）者，一律免除徭役、賦稅。

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激勵天下讀書人積極進取功名，有朝一日科舉揚名，為朝廷效力。而讀書人考中科舉當上官老爺後，不但可以有權有勢，威風八面，而且不用納糧交稅。這對於士大夫階層來說，是很大照顧。是一種特權！

而雍正帝搞的士紳一體當差納糧，就要推翻老規矩，反傳統，規定官員、地主也必須繳納賦稅、服勞役，等於廢除了他們的種種特權！

還有，旗人入關後，不耕種，不勞動，生活全由朝廷照顧，供給糧食，發給月銀補貼。雍正帝推行士紳一體當差納糧後，閒散慣了的旗人也要耕種勞動！這還得了？

全國官員、地主、鄉紳、舉人、秀才，還有滿清貴族階層，都在抵制和反對雍正新政！

乾隆帝體察民情，體恤士紳，所以下令廢除這條政策！

真實情形是，雍正新政與張居正變法、王安石變法類似，改革必然觸犯各階層利益，比如滿清貴族階層、滿漢蒙官僚階層、讀書人、鄉紳地主階層等，而事實上每一個封建王朝的統治，都離不開這幾個階層的擁護和支持！

乾隆帝處處標榜自己施行“仁政”，那麼廢除雍正新政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不搞雍正新政，不等於玩不動！乾隆朝國力鼎盛，從乾隆二十八年起，國庫充盈，滿滿的，年財政收入4500萬兩以上！國庫常備銀六、七千萬兩！

乾隆朝也用兵打仗，征討西北，討伐大小金川，銀子流水般花！乾隆帝還六下江南，遊山玩水，吟詩泡妞，快樂非常，照樣大手大腳花銀子！

但是，乾隆朝不缺銀子。因為乾隆帝除了重視農業生產，放寬手工業，還放寬商業！他任命和珅做財政部長（戶部尚書），並將皇宮內務府私房錢也交給和珅總管。而和珅最大本事，是理財和經商。和珅不僅做官，還親自經營工商業：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開辦當鋪75家；開辦銀行（錢莊）300多家；派管家去廣州直接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十三行行商做外貿生意。

看清楚了，和珅是大老闆，企業家，銀行家，開進出口貿易公司。他很會賺錢！做財政部長能讓國庫充盈，不缺錢！

所以乾隆帝可以任性發揮，打出“十全武功”，大修國史和《四庫全書》。其武功文治十分出色！

這條題問得好！對很多“雍迷”是當頭一棒，潑十噸冷水！乾隆帝是處處與他爹雍正帝對著幹的人！他是反他爹的！你可以說他“忤逆”，但他治國安民的成績比他爹、他爺爺都要牛逼！都要輝煌！這是歷史事實。

雍正帝辛辛苦苦幹了十三年，廢寢忘食，勞心勞力，每日硃批奏章數千字、甚至萬字以上！使盡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等經濟改革措施，做出一些成績，但結果怎樣呢？

乾隆帝一上臺，全盤推翻，叫停！不搞了！（只保留“火耗歸公”）

就連雍正帝親筆撰寫的《大義覺迷錄》，乾隆帝下令列為禁書，永遠封禁，不準流傳出去！

史料記載：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內侍取出諭旨，宣佈弘曆即位。九月初三日，弘曆即皇帝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為乾隆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移居養心殿，免民欠丁賦及額賦。（普免錢糧）

十月，宣佈“寬嚴相濟”的為政之道。

乾隆初政，總的政策走向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用寬緩代替父皇雍正的嚴苛，對百姓實行仁政，對大臣官員寬容開明。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糾正前兩朝特別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並在這一過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幹。

乾隆帝即位後，首先將雍正帝長期監禁的政敵允禵等釋放出獄，恢復爵位。這緩和了宗室子弟原本緊張的敵對矛盾。對團結宗室貴族內部、化解矛盾紛爭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乾隆帝還對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遺留問題進行了寬大妥善處理。

乾隆二年（1737年），釋放死囚嶽鍾琪、傅爾丹（兩人因延誤軍機被雍正帝判處死刑）；賜予允禟等人公爵。

乾隆帝採取步驟糾正或放棄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和措施。例如，由於崇信“祥瑞”，迷信煉丹長生之術。乾隆帝不信丹術，將宮中僧道驅逐出宮，下令嚴禁呈報“祥瑞”，“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

（乾隆御筆）

針對火耗歸公和攤丁入地中的失誤，乾隆帝也予以糾正。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即位40多天就宣佈，以後各地奏報墾荒田畝時，必詳辦查核，“不得絲毫假飾以滋閭閻之累”。

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氣調整和糾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誤政策。

雍正朝實行的新政，其中的政治改革措施，如祕密立儲制、密摺制、增設軍機處作為皇帝辦公廳；民族政策改革措施，如改土歸流（就是削減少數民族土司管理體制，裁減土司權力，變為政府直轄管理體制），乾隆帝保留了這些改革措施。並提升軍機處地位，取代內閣。

雍正新政，其經濟改革主要措施是：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火耗歸公、清查虧空。

乾隆帝只保留一項：火耗歸公。其餘廢除。

乾隆帝要實行“仁政”，要學他祖父康熙帝“寬大為懷”，那些攤丁入畝、士紳一體當差納糧的政策，得罪太多人，全國地主、官僚、鄉紳、有功名的讀書人，都給得罪了！這違反孔子“仁政”的核心思想，所以不搞了。

比如，“士紳一體當差納糧”，這條遭到旗人和士大夫階級的強力抵制。

因為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都是善待讀書人（元朝例外），規定：凡考取功名（進士、舉人）者，一律免除徭役、賦稅。

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激勵天下讀書人積極進取功名，有朝一日科舉揚名，為朝廷效力。而讀書人考中科舉當上官老爺後，不但可以有權有勢，威風八面，而且不用納糧交稅。這對於士大夫階層來說，是很大照顧。是一種特權！

而雍正帝搞的士紳一體當差納糧，就要推翻老規矩，反傳統，規定官員、地主也必須繳納賦稅、服勞役，等於廢除了他們的種種特權！

還有，旗人入關後，不耕種，不勞動，生活全由朝廷照顧，供給糧食，發給月銀補貼。雍正帝推行士紳一體當差納糧後，閒散慣了的旗人也要耕種勞動！這還得了？

全國官員、地主、鄉紳、舉人、秀才，還有滿清貴族階層，都在抵制和反對雍正新政！

乾隆帝體察民情，體恤士紳，所以下令廢除這條政策！

真實情形是，雍正新政與張居正變法、王安石變法類似，改革必然觸犯各階層利益，比如滿清貴族階層、滿漢蒙官僚階層、讀書人、鄉紳地主階層等，而事實上每一個封建王朝的統治，都離不開這幾個階層的擁護和支持！

乾隆帝處處標榜自己施行“仁政”，那麼廢除雍正新政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不搞雍正新政，不等於玩不動！乾隆朝國力鼎盛，從乾隆二十八年起，國庫充盈，滿滿的，年財政收入4500萬兩以上！國庫常備銀六、七千萬兩！

乾隆朝也用兵打仗，征討西北，討伐大小金川，銀子流水般花！乾隆帝還六下江南，遊山玩水，吟詩泡妞，快樂非常，照樣大手大腳花銀子！

但是，乾隆朝不缺銀子。因為乾隆帝除了重視農業生產，放寬手工業，還放寬商業！他任命和珅做財政部長（戶部尚書），並將皇宮內務府私房錢也交給和珅總管。而和珅最大本事，是理財和經商。和珅不僅做官，還親自經營工商業：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開辦當鋪75家；開辦銀行（錢莊）300多家；派管家去廣州直接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十三行行商做外貿生意。

看清楚了，和珅是大老闆，企業家，銀行家，開進出口貿易公司。他很會賺錢！做財政部長能讓國庫充盈，不缺錢！

所以乾隆帝可以任性發揮，打出“十全武功”，大修國史和《四庫全書》。其武功文治十分出色！

乾隆朝是清朝歷史上最繁榮富強的時期。

不管怎說，乾隆帝要做聖主仁君，推行仁政，他是不屑於推行“雍正新政”的。他不僅在施政上反對他爹，還把他爹欽定案子一一推翻，比如胤禩案，給予平反！年羹堯案和隆科多案，也給予寬大處理！就連順治帝欽定案子，比如多爾袞案，也推翻，給予平反！

說乾隆帝是翻案皇帝，也有幾分道理。

大城公

在報刊發表文章原用筆名：東山尹，莊滿，鳴白，營種。

1996～2005年在全國暢銷雜誌包括

廣東省《共鳴》《家庭》《深圳青年》《佛山文藝》《江門文藝》《惠州文學》《同舟共進》《炎黃春秋》《家家樂》《金橋》

河北省《文史精華》

河南省《名人傳記》《人生與伴侶》《時代青年》

湖北省《幸福》《治安縱橫》《知音》《警笛》《今古傳奇》

湖南省《康樂園》

廣西《西江月》《靈水》

海南省《青年時代》

四川省《龍門陣》《分憂》《成都商報》

雲南省《女性大世界》

陝西省《家庭之友》

內蒙古《這一代》

上海《青年一代》《文匯報》

安徽省《戀愛婚姻家庭》

北京《婚姻家庭》

吉林省《演講與口才》《做人與處世》

黑龍江省《家庭生活指南》，等等雜誌報紙發表各類文章160多篇；

創作

123萬字長篇歷史武俠小說《誰主天下》

60萬字長篇歷史武俠小說《還我河山》

39萬字名人傳記《北洋軍閥列傳》

武俠小說在《江門文藝》連載；

撰寫《科學發展觀》理論文章17篇；

創作歷史題材電視連續劇本一部；

深入研究中草藥治療癌瘤學科20年

雍正的施政在乾隆朝大體上是繼承下來了，在這方面，乾隆皇帝幹得還算是相當不錯的。

現在比較流行這樣的說法，乾隆皇帝是個富二代，全靠雍正打下的基礎，無所作為，坐吃山空，國家江河日下。 可是，讓拿出他具體幹了哪些個不堪的事情，除了修園子和六下江南，也說不出個一二三來。

看來，乾隆最大的錯誤就是接了雍正皇帝的班吧？

那麼我們來看看乾隆朝和雍正朝在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上有什麼不同呢？就把雍正主要的一些改革措施拿出來，有很多條，相互比較一下：

雍正的施政在乾隆朝大體上是繼承下來了，在這方面，乾隆皇帝幹得還算是相當不錯的。

現在比較流行這樣的說法，乾隆皇帝是個富二代，全靠雍正打下的基礎，無所作為，坐吃山空，國家江河日下。 可是，讓拿出他具體幹了哪些個不堪的事情，除了修園子和六下江南，也說不出個一二三來。

看來，乾隆最大的錯誤就是接了雍正皇帝的班吧？

那麼我們來看看乾隆朝和雍正朝在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上有什麼不同呢？就把雍正主要的一些改革措施拿出來，有很多條，相互比較一下：

一、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

表面上看，好像有腐敗合法化的意思。其實真正深層次的目的是，把耗羨制度化，由中央政府收回地方上的這項權力，調整分配這項收入，防止各級官吏為了謀取私利而不擇手段地增加耗羨數目，老百姓負擔增加，而政府沒有收入還要擔上腐敗的名。制度化以後，耗羨是有定額的，還能調整，官吏們的行為就受到了限制。而養廉銀與政績掛鉤，也能促進工作積極性，政府還能利用人員調整安排，達到一些政治目的。

這項制度被乾隆繼承下來了，並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二、攤丁入畝

攤丁入畝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增加政府收入，二是防止土地兼併。反正，國家是按地收稅，地越多，應繳納的賦稅就越多，無論怎樣，國庫裡的錢是少不了。這就比以前按照人口數目來交賦科學得多，實踐起來的效果也要好。

這項制度，乾隆也繼承下來了。乾隆還減少了賦稅的徵收額度。 免除了人頭稅，對普通老百姓當然更有利，清朝的人口在乾隆一朝急劇增加，耕地面積也增加了不少。

雍正的施政在乾隆朝大體上是繼承下來了，在這方面，乾隆皇帝幹得還算是相當不錯的。

現在比較流行這樣的說法，乾隆皇帝是個富二代，全靠雍正打下的基礎，無所作為，坐吃山空，國家江河日下。 可是，讓拿出他具體幹了哪些個不堪的事情，除了修園子和六下江南，也說不出個一二三來。

看來，乾隆最大的錯誤就是接了雍正皇帝的班吧？

那麼我們來看看乾隆朝和雍正朝在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上有什麼不同呢？就把雍正主要的一些改革措施拿出來，有很多條，相互比較一下：

一、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

表面上看，好像有腐敗合法化的意思。其實真正深層次的目的是，把耗羨制度化，由中央政府收回地方上的這項權力，調整分配這項收入，防止各級官吏為了謀取私利而不擇手段地增加耗羨數目，老百姓負擔增加，而政府沒有收入還要擔上腐敗的名。制度化以後，耗羨是有定額的，還能調整，官吏們的行為就受到了限制。而養廉銀與政績掛鉤，也能促進工作積極性，政府還能利用人員調整安排，達到一些政治目的。

這項制度被乾隆繼承下來了，並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二、攤丁入畝

攤丁入畝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增加政府收入，二是防止土地兼併。反正，國家是按地收稅，地越多，應繳納的賦稅就越多，無論怎樣，國庫裡的錢是少不了。這就比以前按照人口數目來交賦科學得多，實踐起來的效果也要好。

這項制度，乾隆也繼承下來了。乾隆還減少了賦稅的徵收額度。 免除了人頭稅，對普通老百姓當然更有利，清朝的人口在乾隆一朝急劇增加，耕地面積也增加了不少。

三、士紳一體當差納糧

雍正期間，這項改革是被世人最為痛恨的一條。雍正始終名譽不好，與這項政策有很大關係。雍正手段剛烈，用的是嚴厲的酷吏來執行實施，他們帶著兵勇強迫士紳們去幹苦力活，稍有不從，就打罵過去。這就讓天下讀書人顏面盡失，斯文掃盡，十分丟人。 而更深一層的意思，這是中央皇權與江南地方的地主階層的較量，通過這種方式與攤丁入畝雙管齊下，對江南士紳集團造成重創。

乾隆朝的時候，這項制度進行了極大的改動，從下層知識分子開始向上，逐步就廢除了這項制度。因此，以往在讀書人的心目中，對乾隆還是很感激和歌頌的。 雍正搞士紳一體，獲利時間短，解決了西北用兵的軍餉問題，卻得罪了不少人。乾隆號稱“翰林天子”，在他執政期間，改掉這個政策，得了好名聲，卻讓他爹背了黑鍋，這傢伙還是很狡猾的。

四、改土歸流

這主要是加強中央政府對邊陲地區的統治力，政策是好的，實際實施過程漫長而艱難。對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控制前所未有地加強。

這項政策，乾隆是完全繼承下來了。 有清一代，一直都在搞這個事情，直到宣統遜位前，邊疆地區還在搞改土歸流。

雍正的施政在乾隆朝大體上是繼承下來了，在這方面，乾隆皇帝幹得還算是相當不錯的。

現在比較流行這樣的說法，乾隆皇帝是個富二代，全靠雍正打下的基礎，無所作為，坐吃山空，國家江河日下。 可是，讓拿出他具體幹了哪些個不堪的事情，除了修園子和六下江南，也說不出個一二三來。

看來，乾隆最大的錯誤就是接了雍正皇帝的班吧？

那麼我們來看看乾隆朝和雍正朝在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上有什麼不同呢？就把雍正主要的一些改革措施拿出來，有很多條，相互比較一下：

一、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

表面上看，好像有腐敗合法化的意思。其實真正深層次的目的是，把耗羨制度化，由中央政府收回地方上的這項權力，調整分配這項收入，防止各級官吏為了謀取私利而不擇手段地增加耗羨數目，老百姓負擔增加，而政府沒有收入還要擔上腐敗的名。制度化以後，耗羨是有定額的，還能調整，官吏們的行為就受到了限制。而養廉銀與政績掛鉤，也能促進工作積極性，政府還能利用人員調整安排，達到一些政治目的。

這項制度被乾隆繼承下來了，並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二、攤丁入畝

攤丁入畝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增加政府收入，二是防止土地兼併。反正，國家是按地收稅，地越多，應繳納的賦稅就越多，無論怎樣，國庫裡的錢是少不了。這就比以前按照人口數目來交賦科學得多，實踐起來的效果也要好。

這項制度，乾隆也繼承下來了。乾隆還減少了賦稅的徵收額度。 免除了人頭稅，對普通老百姓當然更有利，清朝的人口在乾隆一朝急劇增加，耕地面積也增加了不少。

三、士紳一體當差納糧

雍正期間，這項改革是被世人最為痛恨的一條。雍正始終名譽不好，與這項政策有很大關係。雍正手段剛烈，用的是嚴厲的酷吏來執行實施，他們帶著兵勇強迫士紳們去幹苦力活，稍有不從，就打罵過去。這就讓天下讀書人顏面盡失，斯文掃盡，十分丟人。 而更深一層的意思，這是中央皇權與江南地方的地主階層的較量，通過這種方式與攤丁入畝雙管齊下，對江南士紳集團造成重創。

乾隆朝的時候，這項制度進行了極大的改動，從下層知識分子開始向上，逐步就廢除了這項制度。因此，以往在讀書人的心目中，對乾隆還是很感激和歌頌的。 雍正搞士紳一體，獲利時間短，解決了西北用兵的軍餉問題，卻得罪了不少人。乾隆號稱“翰林天子”，在他執政期間，改掉這個政策，得了好名聲，卻讓他爹背了黑鍋，這傢伙還是很狡猾的。

四、改土歸流

這主要是加強中央政府對邊陲地區的統治力，政策是好的，實際實施過程漫長而艱難。對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控制前所未有地加強。

這項政策，乾隆是完全繼承下來了。 有清一代，一直都在搞這個事情，直到宣統遜位前，邊疆地區還在搞改土歸流。

五、文字獄。

從雍正朝開始，興起文字獄。這也是後世經常拿出來進行攻擊的依據，說文字獄鉗制了士大夫們發言權，禁錮了思想自由。

這其實比較扯。雍正朝興起文字獄，更多的目的其實是打擊政敵，以保障改革措施的順利進行。就咱們這種水平，即使穿越到了清朝，也湊不上文字獄的格，地位和層次差得太遠了。當然，要專門想撮死，那誰也攔不住。

乾隆一朝，文字獄有擴大化，主要還是對政敵蓋大帽子，然後欲加之罪。像某運動一樣，某些人要真覺得是針對他，也太高看自己了。炮火中犧牲的螻蟻，被捎帶了而已。

六、邊疆平叛。

這是清朝幾代帝王都在乾的事，康熙平葛爾丹，雍正平羅布藏丹增，乾隆平準噶爾和大小和卓，而在這方面，無論戰略戰術的水平如何，從手段狠辣方面，乾隆恐怕比他爺爺和他爹都厲害。

有些記載，表明乾隆在對付叛軍的處理上，施行了民族滅絕政策。 這一點上，乾隆比雍正要狠得多。

從上面的一些敘述，我們發現，乾隆皇帝對雍正的一些主要的改革措施變動不是很大。 那他實際上是做了些什麼改變呢？

雍正的施政在乾隆朝大體上是繼承下來了，在這方面，乾隆皇帝幹得還算是相當不錯的。

現在比較流行這樣的說法，乾隆皇帝是個富二代，全靠雍正打下的基礎，無所作為，坐吃山空，國家江河日下。 可是，讓拿出他具體幹了哪些個不堪的事情，除了修園子和六下江南，也說不出個一二三來。

看來，乾隆最大的錯誤就是接了雍正皇帝的班吧？

那麼我們來看看乾隆朝和雍正朝在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上有什麼不同呢？就把雍正主要的一些改革措施拿出來，有很多條，相互比較一下：

一、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

表面上看，好像有腐敗合法化的意思。其實真正深層次的目的是，把耗羨制度化，由中央政府收回地方上的這項權力，調整分配這項收入，防止各級官吏為了謀取私利而不擇手段地增加耗羨數目，老百姓負擔增加，而政府沒有收入還要擔上腐敗的名。制度化以後，耗羨是有定額的，還能調整，官吏們的行為就受到了限制。而養廉銀與政績掛鉤，也能促進工作積極性，政府還能利用人員調整安排，達到一些政治目的。

這項制度被乾隆繼承下來了，並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二、攤丁入畝

攤丁入畝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增加政府收入，二是防止土地兼併。反正，國家是按地收稅，地越多，應繳納的賦稅就越多，無論怎樣，國庫裡的錢是少不了。這就比以前按照人口數目來交賦科學得多，實踐起來的效果也要好。

這項制度，乾隆也繼承下來了。乾隆還減少了賦稅的徵收額度。 免除了人頭稅，對普通老百姓當然更有利，清朝的人口在乾隆一朝急劇增加，耕地面積也增加了不少。

三、士紳一體當差納糧

雍正期間，這項改革是被世人最為痛恨的一條。雍正始終名譽不好，與這項政策有很大關係。雍正手段剛烈，用的是嚴厲的酷吏來執行實施，他們帶著兵勇強迫士紳們去幹苦力活，稍有不從，就打罵過去。這就讓天下讀書人顏面盡失，斯文掃盡，十分丟人。 而更深一層的意思，這是中央皇權與江南地方的地主階層的較量，通過這種方式與攤丁入畝雙管齊下，對江南士紳集團造成重創。

乾隆朝的時候，這項制度進行了極大的改動，從下層知識分子開始向上，逐步就廢除了這項制度。因此，以往在讀書人的心目中，對乾隆還是很感激和歌頌的。 雍正搞士紳一體，獲利時間短，解決了西北用兵的軍餉問題，卻得罪了不少人。乾隆號稱“翰林天子”，在他執政期間，改掉這個政策，得了好名聲，卻讓他爹背了黑鍋，這傢伙還是很狡猾的。

四、改土歸流

這主要是加強中央政府對邊陲地區的統治力，政策是好的，實際實施過程漫長而艱難。對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控制前所未有地加強。

這項政策，乾隆是完全繼承下來了。 有清一代，一直都在搞這個事情，直到宣統遜位前，邊疆地區還在搞改土歸流。

五、文字獄。

從雍正朝開始，興起文字獄。這也是後世經常拿出來進行攻擊的依據，說文字獄鉗制了士大夫們發言權，禁錮了思想自由。

這其實比較扯。雍正朝興起文字獄，更多的目的其實是打擊政敵，以保障改革措施的順利進行。就咱們這種水平，即使穿越到了清朝，也湊不上文字獄的格，地位和層次差得太遠了。當然，要專門想撮死，那誰也攔不住。

乾隆一朝，文字獄有擴大化，主要還是對政敵蓋大帽子，然後欲加之罪。像某運動一樣，某些人要真覺得是針對他，也太高看自己了。炮火中犧牲的螻蟻，被捎帶了而已。

六、邊疆平叛。

這是清朝幾代帝王都在乾的事，康熙平葛爾丹，雍正平羅布藏丹增，乾隆平準噶爾和大小和卓，而在這方面，無論戰略戰術的水平如何，從手段狠辣方面，乾隆恐怕比他爺爺和他爹都厲害。

有些記載，表明乾隆在對付叛軍的處理上，施行了民族滅絕政策。 這一點上，乾隆比雍正要狠得多。

從上面的一些敘述，我們發現，乾隆皇帝對雍正的一些主要的改革措施變動不是很大。 那他實際上是做了些什麼改變呢？

一、軍機處廢而重置

雍正搞的軍機處，實際上是個臨時性的，並沒有制度上的合法性。乾隆執政後，經過短暫的停用後，又重新設置，並且形成了制度化和合法化，成為正式的機構存在。這就大大削弱了對內閣的依賴，君權就強化到了極致。

乾隆這樣做，更大的可能性是針對雍正給他留下的幾位顧命大臣。通過這種操作，一放一收，重新調整，乾隆就很輕鬆地把權力全部拿回手中了。所以說，乾隆的智謀還是相當厲害的，大大的狡猾。

二、解放政敵

乾隆朝政治上比較大的動作，是把以往雍正時代的反對勢力給予了釋放和解放，有些血緣關係還重新入籍和啟用。 經過多年的統治，這些以往的反對派的勢力消散至幾近於無，放出來也毫無威脅。

乾隆這樣做，在皇族和旗人中還是很能收買人心的，樹立了仁厚寬慈的形象。我覺得，在這一點上，雍乾父子倆也許有過商討，達成了默契。

雍正的施政在乾隆朝大體上是繼承下來了，在這方面，乾隆皇帝幹得還算是相當不錯的。

現在比較流行這樣的說法，乾隆皇帝是個富二代，全靠雍正打下的基礎，無所作為，坐吃山空，國家江河日下。 可是，讓拿出他具體幹了哪些個不堪的事情，除了修園子和六下江南，也說不出個一二三來。

看來，乾隆最大的錯誤就是接了雍正皇帝的班吧？

那麼我們來看看乾隆朝和雍正朝在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上有什麼不同呢？就把雍正主要的一些改革措施拿出來，有很多條，相互比較一下：

一、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

表面上看，好像有腐敗合法化的意思。其實真正深層次的目的是，把耗羨制度化，由中央政府收回地方上的這項權力，調整分配這項收入，防止各級官吏為了謀取私利而不擇手段地增加耗羨數目，老百姓負擔增加，而政府沒有收入還要擔上腐敗的名。制度化以後，耗羨是有定額的，還能調整，官吏們的行為就受到了限制。而養廉銀與政績掛鉤，也能促進工作積極性，政府還能利用人員調整安排，達到一些政治目的。

這項制度被乾隆繼承下來了，並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二、攤丁入畝

攤丁入畝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增加政府收入，二是防止土地兼併。反正，國家是按地收稅，地越多，應繳納的賦稅就越多，無論怎樣，國庫裡的錢是少不了。這就比以前按照人口數目來交賦科學得多，實踐起來的效果也要好。

這項制度，乾隆也繼承下來了。乾隆還減少了賦稅的徵收額度。 免除了人頭稅，對普通老百姓當然更有利，清朝的人口在乾隆一朝急劇增加，耕地面積也增加了不少。

三、士紳一體當差納糧

雍正期間，這項改革是被世人最為痛恨的一條。雍正始終名譽不好，與這項政策有很大關係。雍正手段剛烈，用的是嚴厲的酷吏來執行實施，他們帶著兵勇強迫士紳們去幹苦力活，稍有不從，就打罵過去。這就讓天下讀書人顏面盡失，斯文掃盡，十分丟人。 而更深一層的意思，這是中央皇權與江南地方的地主階層的較量，通過這種方式與攤丁入畝雙管齊下，對江南士紳集團造成重創。

乾隆朝的時候，這項制度進行了極大的改動，從下層知識分子開始向上，逐步就廢除了這項制度。因此，以往在讀書人的心目中，對乾隆還是很感激和歌頌的。 雍正搞士紳一體，獲利時間短，解決了西北用兵的軍餉問題，卻得罪了不少人。乾隆號稱“翰林天子”，在他執政期間，改掉這個政策，得了好名聲，卻讓他爹背了黑鍋，這傢伙還是很狡猾的。

四、改土歸流

這主要是加強中央政府對邊陲地區的統治力，政策是好的，實際實施過程漫長而艱難。對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控制前所未有地加強。

這項政策，乾隆是完全繼承下來了。 有清一代，一直都在搞這個事情，直到宣統遜位前，邊疆地區還在搞改土歸流。

五、文字獄。

從雍正朝開始，興起文字獄。這也是後世經常拿出來進行攻擊的依據，說文字獄鉗制了士大夫們發言權，禁錮了思想自由。

這其實比較扯。雍正朝興起文字獄，更多的目的其實是打擊政敵，以保障改革措施的順利進行。就咱們這種水平，即使穿越到了清朝，也湊不上文字獄的格，地位和層次差得太遠了。當然，要專門想撮死，那誰也攔不住。

乾隆一朝，文字獄有擴大化，主要還是對政敵蓋大帽子，然後欲加之罪。像某運動一樣，某些人要真覺得是針對他，也太高看自己了。炮火中犧牲的螻蟻，被捎帶了而已。

六、邊疆平叛。

這是清朝幾代帝王都在乾的事，康熙平葛爾丹，雍正平羅布藏丹增，乾隆平準噶爾和大小和卓，而在這方面，無論戰略戰術的水平如何，從手段狠辣方面，乾隆恐怕比他爺爺和他爹都厲害。

有些記載，表明乾隆在對付叛軍的處理上，施行了民族滅絕政策。 這一點上，乾隆比雍正要狠得多。

從上面的一些敘述，我們發現，乾隆皇帝對雍正的一些主要的改革措施變動不是很大。 那他實際上是做了些什麼改變呢？

一、軍機處廢而重置

雍正搞的軍機處，實際上是個臨時性的，並沒有制度上的合法性。乾隆執政後，經過短暫的停用後，又重新設置，並且形成了制度化和合法化，成為正式的機構存在。這就大大削弱了對內閣的依賴，君權就強化到了極致。

乾隆這樣做，更大的可能性是針對雍正給他留下的幾位顧命大臣。通過這種操作，一放一收，重新調整，乾隆就很輕鬆地把權力全部拿回手中了。所以說，乾隆的智謀還是相當厲害的，大大的狡猾。

二、解放政敵

乾隆朝政治上比較大的動作，是把以往雍正時代的反對勢力給予了釋放和解放，有些血緣關係還重新入籍和啟用。 經過多年的統治，這些以往的反對派的勢力消散至幾近於無，放出來也毫無威脅。

乾隆這樣做，在皇族和旗人中還是很能收買人心的，樹立了仁厚寬慈的形象。我覺得，在這一點上，雍乾父子倆也許有過商討，達成了默契。

三、關閉口岸

雍正時期，曾經局部地開放過一些口岸，用於對外貿易，也確實收到一些成效。對國家財政和沿海地區的商業發展是很有好處的。 乾隆上位後，關閉了口岸，這事辦得很糟糕。

很多時候，這是最常被拿出來對乾隆進行攻訐的理由，稱之為“閉關鎖國”。其實，這是一知半解的觀點，真實的情況是：雍正開放的是民間口岸，從經濟角度分析，提高了收入，擴大了開放面，但也造成大量人員出國逾期不歸，給當地戶籍管理造成很大困難。同時，這些貿易很多時候還分薄了朝廷的利潤。

乾隆的“閉關鎖國”主要是防止民間對外交易，實質上就是搞國家外貿壟斷，事實上，清朝政府與外國的貿易額是相當巨大的，茶葉、絲綢、瓷器的出口非常繁榮。

但這事情辦得確實有問題。

雍正的施政在乾隆朝大體上是繼承下來了，在這方面，乾隆皇帝幹得還算是相當不錯的。

現在比較流行這樣的說法，乾隆皇帝是個富二代，全靠雍正打下的基礎，無所作為，坐吃山空，國家江河日下。 可是，讓拿出他具體幹了哪些個不堪的事情，除了修園子和六下江南，也說不出個一二三來。

看來，乾隆最大的錯誤就是接了雍正皇帝的班吧？

那麼我們來看看乾隆朝和雍正朝在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上有什麼不同呢？就把雍正主要的一些改革措施拿出來，有很多條，相互比較一下：

一、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

表面上看，好像有腐敗合法化的意思。其實真正深層次的目的是，把耗羨制度化，由中央政府收回地方上的這項權力，調整分配這項收入，防止各級官吏為了謀取私利而不擇手段地增加耗羨數目，老百姓負擔增加，而政府沒有收入還要擔上腐敗的名。制度化以後，耗羨是有定額的，還能調整，官吏們的行為就受到了限制。而養廉銀與政績掛鉤，也能促進工作積極性，政府還能利用人員調整安排，達到一些政治目的。

這項制度被乾隆繼承下來了，並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二、攤丁入畝

攤丁入畝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增加政府收入，二是防止土地兼併。反正，國家是按地收稅，地越多，應繳納的賦稅就越多，無論怎樣，國庫裡的錢是少不了。這就比以前按照人口數目來交賦科學得多，實踐起來的效果也要好。

這項制度，乾隆也繼承下來了。乾隆還減少了賦稅的徵收額度。 免除了人頭稅，對普通老百姓當然更有利，清朝的人口在乾隆一朝急劇增加，耕地面積也增加了不少。

三、士紳一體當差納糧

雍正期間，這項改革是被世人最為痛恨的一條。雍正始終名譽不好，與這項政策有很大關係。雍正手段剛烈，用的是嚴厲的酷吏來執行實施，他們帶著兵勇強迫士紳們去幹苦力活，稍有不從，就打罵過去。這就讓天下讀書人顏面盡失，斯文掃盡，十分丟人。 而更深一層的意思，這是中央皇權與江南地方的地主階層的較量，通過這種方式與攤丁入畝雙管齊下，對江南士紳集團造成重創。

乾隆朝的時候，這項制度進行了極大的改動，從下層知識分子開始向上，逐步就廢除了這項制度。因此，以往在讀書人的心目中，對乾隆還是很感激和歌頌的。 雍正搞士紳一體，獲利時間短，解決了西北用兵的軍餉問題，卻得罪了不少人。乾隆號稱“翰林天子”，在他執政期間，改掉這個政策，得了好名聲，卻讓他爹背了黑鍋，這傢伙還是很狡猾的。

四、改土歸流

這主要是加強中央政府對邊陲地區的統治力，政策是好的，實際實施過程漫長而艱難。對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控制前所未有地加強。

這項政策，乾隆是完全繼承下來了。 有清一代，一直都在搞這個事情，直到宣統遜位前，邊疆地區還在搞改土歸流。

五、文字獄。

從雍正朝開始，興起文字獄。這也是後世經常拿出來進行攻擊的依據，說文字獄鉗制了士大夫們發言權，禁錮了思想自由。

這其實比較扯。雍正朝興起文字獄，更多的目的其實是打擊政敵，以保障改革措施的順利進行。就咱們這種水平，即使穿越到了清朝，也湊不上文字獄的格，地位和層次差得太遠了。當然，要專門想撮死，那誰也攔不住。

乾隆一朝，文字獄有擴大化，主要還是對政敵蓋大帽子，然後欲加之罪。像某運動一樣，某些人要真覺得是針對他，也太高看自己了。炮火中犧牲的螻蟻，被捎帶了而已。

六、邊疆平叛。

這是清朝幾代帝王都在乾的事，康熙平葛爾丹，雍正平羅布藏丹增，乾隆平準噶爾和大小和卓，而在這方面，無論戰略戰術的水平如何，從手段狠辣方面，乾隆恐怕比他爺爺和他爹都厲害。

有些記載，表明乾隆在對付叛軍的處理上，施行了民族滅絕政策。 這一點上，乾隆比雍正要狠得多。

從上面的一些敘述，我們發現，乾隆皇帝對雍正的一些主要的改革措施變動不是很大。 那他實際上是做了些什麼改變呢？

一、軍機處廢而重置

雍正搞的軍機處，實際上是個臨時性的，並沒有制度上的合法性。乾隆執政後，經過短暫的停用後，又重新設置，並且形成了制度化和合法化，成為正式的機構存在。這就大大削弱了對內閣的依賴，君權就強化到了極致。

乾隆這樣做，更大的可能性是針對雍正給他留下的幾位顧命大臣。通過這種操作，一放一收，重新調整，乾隆就很輕鬆地把權力全部拿回手中了。所以說，乾隆的智謀還是相當厲害的，大大的狡猾。

二、解放政敵

乾隆朝政治上比較大的動作，是把以往雍正時代的反對勢力給予了釋放和解放，有些血緣關係還重新入籍和啟用。 經過多年的統治，這些以往的反對派的勢力消散至幾近於無，放出來也毫無威脅。

乾隆這樣做，在皇族和旗人中還是很能收買人心的，樹立了仁厚寬慈的形象。我覺得，在這一點上，雍乾父子倆也許有過商討，達成了默契。

三、關閉口岸

雍正時期，曾經局部地開放過一些口岸，用於對外貿易，也確實收到一些成效。對國家財政和沿海地區的商業發展是很有好處的。 乾隆上位後，關閉了口岸，這事辦得很糟糕。

很多時候，這是最常被拿出來對乾隆進行攻訐的理由，稱之為“閉關鎖國”。其實，這是一知半解的觀點，真實的情況是：雍正開放的是民間口岸，從經濟角度分析，提高了收入，擴大了開放面，但也造成大量人員出國逾期不歸，給當地戶籍管理造成很大困難。同時，這些貿易很多時候還分薄了朝廷的利潤。

乾隆的“閉關鎖國”主要是防止民間對外交易，實質上就是搞國家外貿壟斷，事實上，清朝政府與外國的貿易額是相當巨大的，茶葉、絲綢、瓷器的出口非常繁榮。

但這事情辦得確實有問題。

四、暫停清欠

雍正朝對清理虧空，追繳欠款是十分重視的，往往就抄家抓人，沒收財產，追查幾代人。 而乾隆則改變了這個政策，使其長期處於停滯狀況。 這樣固然是收買了一部分人心，但後患很大。因為放過了這群蛀蟲，實際上是給自己挖了大坑。蛀蟲們的歌功頌德沒有什麼實際意義，錢能攥進手中才是實實在在的。

在乾隆時期，古代中國的皇權專制達到了頂峰，但是，極度的中央集權也帶來了巨大的危害。乾隆朝開始走向下坡路主要是吏治的腐敗，長期用兵耗費，財政制度的漏洞和監督力量的薄弱，不合理的官吏選拔任用制度等原因共同造成的。

總體來說，在乾隆一朝，國家穩定，人口增加，社會沒有大的動亂，國土面積擴大，基本上算是一個很不錯的時代。

雍正的施政在乾隆朝大體上是繼承下來了，在這方面，乾隆皇帝幹得還算是相當不錯的。

現在比較流行這樣的說法，乾隆皇帝是個富二代，全靠雍正打下的基礎，無所作為，坐吃山空，國家江河日下。 可是，讓拿出他具體幹了哪些個不堪的事情，除了修園子和六下江南，也說不出個一二三來。

看來，乾隆最大的錯誤就是接了雍正皇帝的班吧？

那麼我們來看看乾隆朝和雍正朝在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上有什麼不同呢？就把雍正主要的一些改革措施拿出來，有很多條，相互比較一下：

一、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

表面上看，好像有腐敗合法化的意思。其實真正深層次的目的是，把耗羨制度化，由中央政府收回地方上的這項權力，調整分配這項收入，防止各級官吏為了謀取私利而不擇手段地增加耗羨數目，老百姓負擔增加，而政府沒有收入還要擔上腐敗的名。制度化以後，耗羨是有定額的，還能調整，官吏們的行為就受到了限制。而養廉銀與政績掛鉤，也能促進工作積極性，政府還能利用人員調整安排，達到一些政治目的。

這項制度被乾隆繼承下來了，並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二、攤丁入畝

攤丁入畝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增加政府收入，二是防止土地兼併。反正，國家是按地收稅，地越多，應繳納的賦稅就越多，無論怎樣，國庫裡的錢是少不了。這就比以前按照人口數目來交賦科學得多，實踐起來的效果也要好。

這項制度，乾隆也繼承下來了。乾隆還減少了賦稅的徵收額度。 免除了人頭稅，對普通老百姓當然更有利，清朝的人口在乾隆一朝急劇增加，耕地面積也增加了不少。

三、士紳一體當差納糧

雍正期間，這項改革是被世人最為痛恨的一條。雍正始終名譽不好，與這項政策有很大關係。雍正手段剛烈，用的是嚴厲的酷吏來執行實施，他們帶著兵勇強迫士紳們去幹苦力活，稍有不從，就打罵過去。這就讓天下讀書人顏面盡失，斯文掃盡，十分丟人。 而更深一層的意思，這是中央皇權與江南地方的地主階層的較量，通過這種方式與攤丁入畝雙管齊下，對江南士紳集團造成重創。

乾隆朝的時候，這項制度進行了極大的改動，從下層知識分子開始向上，逐步就廢除了這項制度。因此，以往在讀書人的心目中，對乾隆還是很感激和歌頌的。 雍正搞士紳一體，獲利時間短，解決了西北用兵的軍餉問題，卻得罪了不少人。乾隆號稱“翰林天子”，在他執政期間，改掉這個政策，得了好名聲，卻讓他爹背了黑鍋，這傢伙還是很狡猾的。

四、改土歸流

這主要是加強中央政府對邊陲地區的統治力，政策是好的，實際實施過程漫長而艱難。對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控制前所未有地加強。

這項政策，乾隆是完全繼承下來了。 有清一代，一直都在搞這個事情，直到宣統遜位前，邊疆地區還在搞改土歸流。

五、文字獄。

從雍正朝開始，興起文字獄。這也是後世經常拿出來進行攻擊的依據，說文字獄鉗制了士大夫們發言權，禁錮了思想自由。

這其實比較扯。雍正朝興起文字獄，更多的目的其實是打擊政敵，以保障改革措施的順利進行。就咱們這種水平，即使穿越到了清朝，也湊不上文字獄的格，地位和層次差得太遠了。當然，要專門想撮死，那誰也攔不住。

乾隆一朝，文字獄有擴大化，主要還是對政敵蓋大帽子，然後欲加之罪。像某運動一樣，某些人要真覺得是針對他，也太高看自己了。炮火中犧牲的螻蟻，被捎帶了而已。

六、邊疆平叛。

這是清朝幾代帝王都在乾的事，康熙平葛爾丹，雍正平羅布藏丹增，乾隆平準噶爾和大小和卓，而在這方面，無論戰略戰術的水平如何，從手段狠辣方面，乾隆恐怕比他爺爺和他爹都厲害。

有些記載，表明乾隆在對付叛軍的處理上，施行了民族滅絕政策。 這一點上，乾隆比雍正要狠得多。

從上面的一些敘述，我們發現，乾隆皇帝對雍正的一些主要的改革措施變動不是很大。 那他實際上是做了些什麼改變呢？

一、軍機處廢而重置

雍正搞的軍機處，實際上是個臨時性的，並沒有制度上的合法性。乾隆執政後，經過短暫的停用後，又重新設置，並且形成了制度化和合法化，成為正式的機構存在。這就大大削弱了對內閣的依賴，君權就強化到了極致。

乾隆這樣做，更大的可能性是針對雍正給他留下的幾位顧命大臣。通過這種操作，一放一收，重新調整，乾隆就很輕鬆地把權力全部拿回手中了。所以說，乾隆的智謀還是相當厲害的，大大的狡猾。

二、解放政敵

乾隆朝政治上比較大的動作，是把以往雍正時代的反對勢力給予了釋放和解放，有些血緣關係還重新入籍和啟用。 經過多年的統治，這些以往的反對派的勢力消散至幾近於無，放出來也毫無威脅。

乾隆這樣做，在皇族和旗人中還是很能收買人心的，樹立了仁厚寬慈的形象。我覺得，在這一點上，雍乾父子倆也許有過商討，達成了默契。

三、關閉口岸

雍正時期，曾經局部地開放過一些口岸，用於對外貿易，也確實收到一些成效。對國家財政和沿海地區的商業發展是很有好處的。 乾隆上位後，關閉了口岸，這事辦得很糟糕。

很多時候，這是最常被拿出來對乾隆進行攻訐的理由，稱之為“閉關鎖國”。其實，這是一知半解的觀點，真實的情況是：雍正開放的是民間口岸，從經濟角度分析，提高了收入，擴大了開放面，但也造成大量人員出國逾期不歸，給當地戶籍管理造成很大困難。同時，這些貿易很多時候還分薄了朝廷的利潤。

乾隆的“閉關鎖國”主要是防止民間對外交易，實質上就是搞國家外貿壟斷，事實上，清朝政府與外國的貿易額是相當巨大的，茶葉、絲綢、瓷器的出口非常繁榮。

但這事情辦得確實有問題。

四、暫停清欠

雍正朝對清理虧空，追繳欠款是十分重視的，往往就抄家抓人，沒收財產，追查幾代人。 而乾隆則改變了這個政策，使其長期處於停滯狀況。 這樣固然是收買了一部分人心，但後患很大。因為放過了這群蛀蟲，實際上是給自己挖了大坑。蛀蟲們的歌功頌德沒有什麼實際意義，錢能攥進手中才是實實在在的。

在乾隆時期，古代中國的皇權專制達到了頂峰，但是，極度的中央集權也帶來了巨大的危害。乾隆朝開始走向下坡路主要是吏治的腐敗，長期用兵耗費，財政制度的漏洞和監督力量的薄弱，不合理的官吏選拔任用制度等原因共同造成的。

總體來說，在乾隆一朝，國家穩定，人口增加，社會沒有大的動亂，國土面積擴大，基本上算是一個很不錯的時代。

但繁榮的背後潛藏著巨大的危機，不久後就暴露了出來。嘉慶一朝對財政虧空的處理方式又過於急功近利，措施失當，導致了王朝內亂，收拾起來困難重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末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

不管類似追贓助餉的目的是為什麼，反正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把這些（統稱為地主吧），把這些地主折騰得雞飛狗跳，甚至大多數雞和狗連撲騰的機會都沒給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進入北京的屠殺量，單日最高紀錄是500多人，別管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無辜胖子，只要有錢，又沒被選中“入朝”輔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場都一樣，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還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殘的，這還只是京官，沒算京官家屬，沒算王公貴族大戶人家。即便是農民軍沒去的地方，也多有聚眾效仿之舉，一時之間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時代風尚。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末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

不管類似追贓助餉的目的是為什麼，反正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把這些（統稱為地主吧），把這些地主折騰得雞飛狗跳，甚至大多數雞和狗連撲騰的機會都沒給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進入北京的屠殺量，單日最高紀錄是500多人，別管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無辜胖子，只要有錢，又沒被選中“入朝”輔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場都一樣，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還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殘的，這還只是京官，沒算京官家屬，沒算王公貴族大戶人家。即便是農民軍沒去的地方，也多有聚眾效仿之舉，一時之間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時代風尚。

清廷也並未抓住大好良機

為什麼說這些呢？明王朝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本來對大清入主中原後的統治和稅改是有利的，但是大清的功臣們也同樣需要封賞，其他不說，土地是必須的，所以圈地運動如火如荼的上演了20多年，從多爾袞開始就一直不知收斂，到鰲拜擅權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圈無可圈，好地都沒了，所以才有了鰲拜的換地“訴求”。

底層百姓的選擇

那麼農民兄弟就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按勳貴們的要求，土地被強徵，自己給勳貴幹活以求生存，補償款你就做夢吧，朝廷說補償，但那東西誰也沒見過。第二種，逃跑，沒地可種我拿什麼交稅，人頭稅的成分並沒有完全剔除。第三種，造反，反正活不下去了，誰要我錢，我要誰命。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末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

不管類似追贓助餉的目的是為什麼，反正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把這些（統稱為地主吧），把這些地主折騰得雞飛狗跳，甚至大多數雞和狗連撲騰的機會都沒給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進入北京的屠殺量，單日最高紀錄是500多人，別管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無辜胖子，只要有錢，又沒被選中“入朝”輔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場都一樣，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還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殘的，這還只是京官，沒算京官家屬，沒算王公貴族大戶人家。即便是農民軍沒去的地方，也多有聚眾效仿之舉，一時之間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時代風尚。

清廷也並未抓住大好良機

為什麼說這些呢？明王朝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本來對大清入主中原後的統治和稅改是有利的，但是大清的功臣們也同樣需要封賞，其他不說，土地是必須的，所以圈地運動如火如荼的上演了20多年，從多爾袞開始就一直不知收斂，到鰲拜擅權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圈無可圈，好地都沒了，所以才有了鰲拜的換地“訴求”。

底層百姓的選擇

那麼農民兄弟就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按勳貴們的要求，土地被強徵，自己給勳貴幹活以求生存，補償款你就做夢吧，朝廷說補償，但那東西誰也沒見過。第二種，逃跑，沒地可種我拿什麼交稅，人頭稅的成分並沒有完全剔除。第三種，造反，反正活不下去了，誰要我錢，我要誰命。

那個年月的人口增長真能帶動生產力？

還有一點就是大清統治日趨穩定，人口增長是必然的，但是可耕種土地可不會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無地可種，或者即便有地可種的情況下，打個簡單的比方，100人種一畝地，一畝地的產出是基本恆定的，100人拿什麼去交稅呢？這裡還不提其他侵佔方式。所以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雖然有益於減輕底層農民的負擔，但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攤丁入畝伊始

由雍正元年開始，雍正帝接受大臣建議，開始試行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把人頭稅攤入田稅，各地實施方案可能有些出入，比如按畝按米按銀，別管怎麼分攤，總之是丁賦地稅一體化，捆綁上了生產資源。這樣一來，加上康熙朝打下的底子，百姓的負擔輕了，清廷的稅收穩定了，屬於雙贏局面，當然，在肯定效果的同時，我們都知道，這並不能完美解決問題，某些省份因為分攤不均反而讓底層百姓無形中承受了更重的負擔，民眾自然要請願甚至反抗，富戶們呢，也糾集一群人去衙門鬧事，藉以表達自己身負“重稅”的不滿，所以某些省、縣就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攤丁入畝是老百姓不樂意，地主也痛恨非常，裡外不是人。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末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

不管類似追贓助餉的目的是為什麼，反正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把這些（統稱為地主吧），把這些地主折騰得雞飛狗跳，甚至大多數雞和狗連撲騰的機會都沒給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進入北京的屠殺量，單日最高紀錄是500多人，別管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無辜胖子，只要有錢，又沒被選中“入朝”輔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場都一樣，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還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殘的，這還只是京官，沒算京官家屬，沒算王公貴族大戶人家。即便是農民軍沒去的地方，也多有聚眾效仿之舉，一時之間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時代風尚。

清廷也並未抓住大好良機

為什麼說這些呢？明王朝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本來對大清入主中原後的統治和稅改是有利的，但是大清的功臣們也同樣需要封賞，其他不說，土地是必須的，所以圈地運動如火如荼的上演了20多年，從多爾袞開始就一直不知收斂，到鰲拜擅權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圈無可圈，好地都沒了，所以才有了鰲拜的換地“訴求”。

底層百姓的選擇

那麼農民兄弟就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按勳貴們的要求，土地被強徵，自己給勳貴幹活以求生存，補償款你就做夢吧，朝廷說補償，但那東西誰也沒見過。第二種，逃跑，沒地可種我拿什麼交稅，人頭稅的成分並沒有完全剔除。第三種，造反，反正活不下去了，誰要我錢，我要誰命。

那個年月的人口增長真能帶動生產力？

還有一點就是大清統治日趨穩定，人口增長是必然的，但是可耕種土地可不會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無地可種，或者即便有地可種的情況下，打個簡單的比方，100人種一畝地，一畝地的產出是基本恆定的，100人拿什麼去交稅呢？這裡還不提其他侵佔方式。所以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雖然有益於減輕底層農民的負擔，但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攤丁入畝伊始

由雍正元年開始，雍正帝接受大臣建議，開始試行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把人頭稅攤入田稅，各地實施方案可能有些出入，比如按畝按米按銀，別管怎麼分攤，總之是丁賦地稅一體化，捆綁上了生產資源。這樣一來，加上康熙朝打下的底子，百姓的負擔輕了，清廷的稅收穩定了，屬於雙贏局面，當然，在肯定效果的同時，我們都知道，這並不能完美解決問題，某些省份因為分攤不均反而讓底層百姓無形中承受了更重的負擔，民眾自然要請願甚至反抗，富戶們呢，也糾集一群人去衙門鬧事，藉以表達自己身負“重稅”的不滿，所以某些省、縣就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攤丁入畝是老百姓不樂意，地主也痛恨非常，裡外不是人。

解決了部分問題，減輕了部分負擔，但流民現象業已不可收拾

看來什麼時代的地主都很精明，他們又想到了妙招，最終把稅負轉嫁給佃戶甚至長工，所以就發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要知道，自順治朝到康熙年間，人口就幾乎增長了一半還多，承平日久人口飛漲，可人丁卻減少了，啥原因呢？不堪重負，都跑去四川了。清廷也納悶呢，沒遭啥災，為啥都逃難去四川呢，還不就是稅的問題。

到了乾隆年間，已經有人去外蒙古種地了，更可怕的是，不用流放，還有人去寧古塔種地o(╥﹏╥)o，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乾隆朝，攤丁入畝還在延續，但是由此而引發的流民現象已經堪稱為“災”了。所以可以說攤丁入畝最終不是很成功。

清廷的初衷當然是好的，減輕底層負擔，鞏固王廷統治，其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新生代蝗蟲們照樣有辦法把稅銀的負擔轉嫁給百姓，這個問題還是一如前明，土地兼併和百姓負擔問題都沒有解決。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末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

不管類似追贓助餉的目的是為什麼，反正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把這些（統稱為地主吧），把這些地主折騰得雞飛狗跳，甚至大多數雞和狗連撲騰的機會都沒給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進入北京的屠殺量，單日最高紀錄是500多人，別管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無辜胖子，只要有錢，又沒被選中“入朝”輔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場都一樣，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還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殘的，這還只是京官，沒算京官家屬，沒算王公貴族大戶人家。即便是農民軍沒去的地方，也多有聚眾效仿之舉，一時之間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時代風尚。

清廷也並未抓住大好良機

為什麼說這些呢？明王朝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本來對大清入主中原後的統治和稅改是有利的，但是大清的功臣們也同樣需要封賞，其他不說，土地是必須的，所以圈地運動如火如荼的上演了20多年，從多爾袞開始就一直不知收斂，到鰲拜擅權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圈無可圈，好地都沒了，所以才有了鰲拜的換地“訴求”。

底層百姓的選擇

那麼農民兄弟就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按勳貴們的要求，土地被強徵，自己給勳貴幹活以求生存，補償款你就做夢吧，朝廷說補償，但那東西誰也沒見過。第二種，逃跑，沒地可種我拿什麼交稅，人頭稅的成分並沒有完全剔除。第三種，造反，反正活不下去了，誰要我錢，我要誰命。

那個年月的人口增長真能帶動生產力？

還有一點就是大清統治日趨穩定，人口增長是必然的，但是可耕種土地可不會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無地可種，或者即便有地可種的情況下，打個簡單的比方，100人種一畝地，一畝地的產出是基本恆定的，100人拿什麼去交稅呢？這裡還不提其他侵佔方式。所以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雖然有益於減輕底層農民的負擔，但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攤丁入畝伊始

由雍正元年開始，雍正帝接受大臣建議，開始試行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把人頭稅攤入田稅，各地實施方案可能有些出入，比如按畝按米按銀，別管怎麼分攤，總之是丁賦地稅一體化，捆綁上了生產資源。這樣一來，加上康熙朝打下的底子，百姓的負擔輕了，清廷的稅收穩定了，屬於雙贏局面，當然，在肯定效果的同時，我們都知道，這並不能完美解決問題，某些省份因為分攤不均反而讓底層百姓無形中承受了更重的負擔，民眾自然要請願甚至反抗，富戶們呢，也糾集一群人去衙門鬧事，藉以表達自己身負“重稅”的不滿，所以某些省、縣就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攤丁入畝是老百姓不樂意，地主也痛恨非常，裡外不是人。

解決了部分問題，減輕了部分負擔，但流民現象業已不可收拾

看來什麼時代的地主都很精明，他們又想到了妙招，最終把稅負轉嫁給佃戶甚至長工，所以就發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要知道，自順治朝到康熙年間，人口就幾乎增長了一半還多，承平日久人口飛漲，可人丁卻減少了，啥原因呢？不堪重負，都跑去四川了。清廷也納悶呢，沒遭啥災，為啥都逃難去四川呢，還不就是稅的問題。

到了乾隆年間，已經有人去外蒙古種地了，更可怕的是，不用流放，還有人去寧古塔種地o(╥﹏╥)o，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乾隆朝，攤丁入畝還在延續，但是由此而引發的流民現象已經堪稱為“災”了。所以可以說攤丁入畝最終不是很成功。

清廷的初衷當然是好的，減輕底層負擔，鞏固王廷統治，其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新生代蝗蟲們照樣有辦法把稅銀的負擔轉嫁給百姓，這個問題還是一如前明，土地兼併和百姓負擔問題都沒有解決。

所以攤丁入畝雖然被乾隆帝延續了下來，但是任務目標失敗，而且造成大量流民，人口統計和妥善安置方面，也給清廷帶來了極重的工作負擔。

面對亟待解決的問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呼之欲出

耗羨歸公也是明朝一直沒有處理好的問題，還是清承明制，清廷接手這套方法以後，覺得倒黴是集體的，朝廷倒黴，官員倒黴，百姓更倒黴，鑄銀損耗有的地方甚至多收五成還多，難不成這散銀子都是混著煤球做出來的不成，就這麼蒸發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大到地方辦公費用，常駐軍營修葺，驛站挑費，小到官吏們的工作餐和師爺使用費等等，哪位官員能甘心自己承擔，誰家也不是開礦的，還不是得從火耗裡出，不出沒法幹活，還沒法活命，官員收入低呀，所以康熙帝即便立了規矩也沒法執行，他自己也不敢強令執行，尤其是邊遠省縣，火耗更是出奇的高，稅收少，那火耗比例就得增加，才能應付各項費用支出和官員養命錢，所以越是窮困地區的百姓承擔的稅金反而越重。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末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

不管類似追贓助餉的目的是為什麼，反正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把這些（統稱為地主吧），把這些地主折騰得雞飛狗跳，甚至大多數雞和狗連撲騰的機會都沒給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進入北京的屠殺量，單日最高紀錄是500多人，別管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無辜胖子，只要有錢，又沒被選中“入朝”輔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場都一樣，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還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殘的，這還只是京官，沒算京官家屬，沒算王公貴族大戶人家。即便是農民軍沒去的地方，也多有聚眾效仿之舉，一時之間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時代風尚。

清廷也並未抓住大好良機

為什麼說這些呢？明王朝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本來對大清入主中原後的統治和稅改是有利的，但是大清的功臣們也同樣需要封賞，其他不說，土地是必須的，所以圈地運動如火如荼的上演了20多年，從多爾袞開始就一直不知收斂，到鰲拜擅權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圈無可圈，好地都沒了，所以才有了鰲拜的換地“訴求”。

底層百姓的選擇

那麼農民兄弟就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按勳貴們的要求，土地被強徵，自己給勳貴幹活以求生存，補償款你就做夢吧，朝廷說補償，但那東西誰也沒見過。第二種，逃跑，沒地可種我拿什麼交稅，人頭稅的成分並沒有完全剔除。第三種，造反，反正活不下去了，誰要我錢，我要誰命。

那個年月的人口增長真能帶動生產力？

還有一點就是大清統治日趨穩定，人口增長是必然的，但是可耕種土地可不會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無地可種，或者即便有地可種的情況下，打個簡單的比方，100人種一畝地，一畝地的產出是基本恆定的，100人拿什麼去交稅呢？這裡還不提其他侵佔方式。所以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雖然有益於減輕底層農民的負擔，但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攤丁入畝伊始

由雍正元年開始，雍正帝接受大臣建議，開始試行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把人頭稅攤入田稅，各地實施方案可能有些出入，比如按畝按米按銀，別管怎麼分攤，總之是丁賦地稅一體化，捆綁上了生產資源。這樣一來，加上康熙朝打下的底子，百姓的負擔輕了，清廷的稅收穩定了，屬於雙贏局面，當然，在肯定效果的同時，我們都知道，這並不能完美解決問題，某些省份因為分攤不均反而讓底層百姓無形中承受了更重的負擔，民眾自然要請願甚至反抗，富戶們呢，也糾集一群人去衙門鬧事，藉以表達自己身負“重稅”的不滿，所以某些省、縣就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攤丁入畝是老百姓不樂意，地主也痛恨非常，裡外不是人。

解決了部分問題，減輕了部分負擔，但流民現象業已不可收拾

看來什麼時代的地主都很精明，他們又想到了妙招，最終把稅負轉嫁給佃戶甚至長工，所以就發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要知道，自順治朝到康熙年間，人口就幾乎增長了一半還多，承平日久人口飛漲，可人丁卻減少了，啥原因呢？不堪重負，都跑去四川了。清廷也納悶呢，沒遭啥災，為啥都逃難去四川呢，還不就是稅的問題。

到了乾隆年間，已經有人去外蒙古種地了，更可怕的是，不用流放，還有人去寧古塔種地o(╥﹏╥)o，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乾隆朝，攤丁入畝還在延續，但是由此而引發的流民現象已經堪稱為“災”了。所以可以說攤丁入畝最終不是很成功。

清廷的初衷當然是好的，減輕底層負擔，鞏固王廷統治，其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新生代蝗蟲們照樣有辦法把稅銀的負擔轉嫁給百姓，這個問題還是一如前明，土地兼併和百姓負擔問題都沒有解決。

所以攤丁入畝雖然被乾隆帝延續了下來，但是任務目標失敗，而且造成大量流民，人口統計和妥善安置方面，也給清廷帶來了極重的工作負擔。

面對亟待解決的問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呼之欲出

耗羨歸公也是明朝一直沒有處理好的問題，還是清承明制，清廷接手這套方法以後，覺得倒黴是集體的，朝廷倒黴，官員倒黴，百姓更倒黴，鑄銀損耗有的地方甚至多收五成還多，難不成這散銀子都是混著煤球做出來的不成，就這麼蒸發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大到地方辦公費用，常駐軍營修葺，驛站挑費，小到官吏們的工作餐和師爺使用費等等，哪位官員能甘心自己承擔，誰家也不是開礦的，還不是得從火耗裡出，不出沒法幹活，還沒法活命，官員收入低呀，所以康熙帝即便立了規矩也沒法執行，他自己也不敢強令執行，尤其是邊遠省縣，火耗更是出奇的高，稅收少，那火耗比例就得增加，才能應付各項費用支出和官員養命錢，所以越是窮困地區的百姓承擔的稅金反而越重。

到了雍正二年，就越玩越不像話了，雍正帝最初是散養王爺，社會融入度比康熙帝要高得多，對這些貓膩清楚的很，所以決定下手整頓，不管不行了---以州縣為單位多收的火耗，多被地方官員孝敬給上司，上司沒有直接收錢的便利，但是因為下屬可以貪汙火耗，所以貪心不足不停索要，要到下屬所留火耗銀都不夠支用，捉襟見肘，而上司收了賄賂自然要袒護下屬這條財路，不光火耗問題，連帶著其他貪汙受賄甚至違法亂紀問題也都幫著隱瞞，真把下屬辦了，萬一他狗急跳牆把自己咬了，那就麻煩了，這不就成了禍亂朝綱了麼，雍正帝自然無法容忍。

火耗銀子的收取也有其無奈的一面

提到耗羨歸公，自然也要提到養廉銀製度，高比例的火耗比例，涉及了明清兩代官僚俸祿偏低的問題，所以火耗銀子，其中有一部分，也用於官員的生活費用和日常開支。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末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

不管類似追贓助餉的目的是為什麼，反正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把這些（統稱為地主吧），把這些地主折騰得雞飛狗跳，甚至大多數雞和狗連撲騰的機會都沒給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進入北京的屠殺量，單日最高紀錄是500多人，別管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無辜胖子，只要有錢，又沒被選中“入朝”輔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場都一樣，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還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殘的，這還只是京官，沒算京官家屬，沒算王公貴族大戶人家。即便是農民軍沒去的地方，也多有聚眾效仿之舉，一時之間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時代風尚。

清廷也並未抓住大好良機

為什麼說這些呢？明王朝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本來對大清入主中原後的統治和稅改是有利的，但是大清的功臣們也同樣需要封賞，其他不說，土地是必須的，所以圈地運動如火如荼的上演了20多年，從多爾袞開始就一直不知收斂，到鰲拜擅權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圈無可圈，好地都沒了，所以才有了鰲拜的換地“訴求”。

底層百姓的選擇

那麼農民兄弟就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按勳貴們的要求，土地被強徵，自己給勳貴幹活以求生存，補償款你就做夢吧，朝廷說補償，但那東西誰也沒見過。第二種，逃跑，沒地可種我拿什麼交稅，人頭稅的成分並沒有完全剔除。第三種，造反，反正活不下去了，誰要我錢，我要誰命。

那個年月的人口增長真能帶動生產力？

還有一點就是大清統治日趨穩定，人口增長是必然的，但是可耕種土地可不會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無地可種，或者即便有地可種的情況下，打個簡單的比方，100人種一畝地，一畝地的產出是基本恆定的，100人拿什麼去交稅呢？這裡還不提其他侵佔方式。所以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雖然有益於減輕底層農民的負擔，但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攤丁入畝伊始

由雍正元年開始，雍正帝接受大臣建議，開始試行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把人頭稅攤入田稅，各地實施方案可能有些出入，比如按畝按米按銀，別管怎麼分攤，總之是丁賦地稅一體化，捆綁上了生產資源。這樣一來，加上康熙朝打下的底子，百姓的負擔輕了，清廷的稅收穩定了，屬於雙贏局面，當然，在肯定效果的同時，我們都知道，這並不能完美解決問題，某些省份因為分攤不均反而讓底層百姓無形中承受了更重的負擔，民眾自然要請願甚至反抗，富戶們呢，也糾集一群人去衙門鬧事，藉以表達自己身負“重稅”的不滿，所以某些省、縣就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攤丁入畝是老百姓不樂意，地主也痛恨非常，裡外不是人。

解決了部分問題，減輕了部分負擔，但流民現象業已不可收拾

看來什麼時代的地主都很精明，他們又想到了妙招，最終把稅負轉嫁給佃戶甚至長工，所以就發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要知道，自順治朝到康熙年間，人口就幾乎增長了一半還多，承平日久人口飛漲，可人丁卻減少了，啥原因呢？不堪重負，都跑去四川了。清廷也納悶呢，沒遭啥災，為啥都逃難去四川呢，還不就是稅的問題。

到了乾隆年間，已經有人去外蒙古種地了，更可怕的是，不用流放，還有人去寧古塔種地o(╥﹏╥)o，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乾隆朝，攤丁入畝還在延續，但是由此而引發的流民現象已經堪稱為“災”了。所以可以說攤丁入畝最終不是很成功。

清廷的初衷當然是好的，減輕底層負擔，鞏固王廷統治，其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新生代蝗蟲們照樣有辦法把稅銀的負擔轉嫁給百姓，這個問題還是一如前明，土地兼併和百姓負擔問題都沒有解決。

所以攤丁入畝雖然被乾隆帝延續了下來，但是任務目標失敗，而且造成大量流民，人口統計和妥善安置方面，也給清廷帶來了極重的工作負擔。

面對亟待解決的問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呼之欲出

耗羨歸公也是明朝一直沒有處理好的問題，還是清承明制，清廷接手這套方法以後，覺得倒黴是集體的，朝廷倒黴，官員倒黴，百姓更倒黴，鑄銀損耗有的地方甚至多收五成還多，難不成這散銀子都是混著煤球做出來的不成，就這麼蒸發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大到地方辦公費用，常駐軍營修葺，驛站挑費，小到官吏們的工作餐和師爺使用費等等，哪位官員能甘心自己承擔，誰家也不是開礦的，還不是得從火耗裡出，不出沒法幹活，還沒法活命，官員收入低呀，所以康熙帝即便立了規矩也沒法執行，他自己也不敢強令執行，尤其是邊遠省縣，火耗更是出奇的高，稅收少，那火耗比例就得增加，才能應付各項費用支出和官員養命錢，所以越是窮困地區的百姓承擔的稅金反而越重。

到了雍正二年，就越玩越不像話了，雍正帝最初是散養王爺，社會融入度比康熙帝要高得多，對這些貓膩清楚的很，所以決定下手整頓，不管不行了---以州縣為單位多收的火耗，多被地方官員孝敬給上司，上司沒有直接收錢的便利，但是因為下屬可以貪汙火耗，所以貪心不足不停索要，要到下屬所留火耗銀都不夠支用，捉襟見肘，而上司收了賄賂自然要袒護下屬這條財路，不光火耗問題，連帶著其他貪汙受賄甚至違法亂紀問題也都幫著隱瞞，真把下屬辦了，萬一他狗急跳牆把自己咬了，那就麻煩了，這不就成了禍亂朝綱了麼，雍正帝自然無法容忍。

火耗銀子的收取也有其無奈的一面

提到耗羨歸公，自然也要提到養廉銀製度，高比例的火耗比例，涉及了明清兩代官僚俸祿偏低的問題，所以火耗銀子，其中有一部分，也用於官員的生活費用和日常開支。

財政赤字的問題也亟待解決，清兵入關，並不是一下子就變成了太平盛世，內憂外亂同樣不少，打仗就是打錢，有部分資源費用，是要各地方督撫，籌措交付部隊使用，但因為籌措時間的問題，往往並不能及時將所需的資源按時提供到位，所以就能挪用府庫銀兩，大軍回師的時候，還要再給一次，有時候軍隊沿路累計所得，反而比正項所得還要多，軍費所需耗用，可不是鬧著玩的，各地官員只知道應付差事，銀子花出去了，應計入哪項費用支出卻根本不知道，一筆糊塗賬，所以造成了地方財政虧空。而各地官員為了應付這種虧空，自然就將虧空的數額攤到了火耗銀上。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末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

不管類似追贓助餉的目的是為什麼，反正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把這些（統稱為地主吧），把這些地主折騰得雞飛狗跳，甚至大多數雞和狗連撲騰的機會都沒給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進入北京的屠殺量，單日最高紀錄是500多人，別管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無辜胖子，只要有錢，又沒被選中“入朝”輔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場都一樣，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還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殘的，這還只是京官，沒算京官家屬，沒算王公貴族大戶人家。即便是農民軍沒去的地方，也多有聚眾效仿之舉，一時之間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時代風尚。

清廷也並未抓住大好良機

為什麼說這些呢？明王朝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本來對大清入主中原後的統治和稅改是有利的，但是大清的功臣們也同樣需要封賞，其他不說，土地是必須的，所以圈地運動如火如荼的上演了20多年，從多爾袞開始就一直不知收斂，到鰲拜擅權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圈無可圈，好地都沒了，所以才有了鰲拜的換地“訴求”。

底層百姓的選擇

那麼農民兄弟就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按勳貴們的要求，土地被強徵，自己給勳貴幹活以求生存，補償款你就做夢吧，朝廷說補償，但那東西誰也沒見過。第二種，逃跑，沒地可種我拿什麼交稅，人頭稅的成分並沒有完全剔除。第三種，造反，反正活不下去了，誰要我錢，我要誰命。

那個年月的人口增長真能帶動生產力？

還有一點就是大清統治日趨穩定，人口增長是必然的，但是可耕種土地可不會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無地可種，或者即便有地可種的情況下，打個簡單的比方，100人種一畝地，一畝地的產出是基本恆定的，100人拿什麼去交稅呢？這裡還不提其他侵佔方式。所以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雖然有益於減輕底層農民的負擔，但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攤丁入畝伊始

由雍正元年開始，雍正帝接受大臣建議，開始試行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把人頭稅攤入田稅，各地實施方案可能有些出入，比如按畝按米按銀，別管怎麼分攤，總之是丁賦地稅一體化，捆綁上了生產資源。這樣一來，加上康熙朝打下的底子，百姓的負擔輕了，清廷的稅收穩定了，屬於雙贏局面，當然，在肯定效果的同時，我們都知道，這並不能完美解決問題，某些省份因為分攤不均反而讓底層百姓無形中承受了更重的負擔，民眾自然要請願甚至反抗，富戶們呢，也糾集一群人去衙門鬧事，藉以表達自己身負“重稅”的不滿，所以某些省、縣就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攤丁入畝是老百姓不樂意，地主也痛恨非常，裡外不是人。

解決了部分問題，減輕了部分負擔，但流民現象業已不可收拾

看來什麼時代的地主都很精明，他們又想到了妙招，最終把稅負轉嫁給佃戶甚至長工，所以就發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要知道，自順治朝到康熙年間，人口就幾乎增長了一半還多，承平日久人口飛漲，可人丁卻減少了，啥原因呢？不堪重負，都跑去四川了。清廷也納悶呢，沒遭啥災，為啥都逃難去四川呢，還不就是稅的問題。

到了乾隆年間，已經有人去外蒙古種地了，更可怕的是，不用流放，還有人去寧古塔種地o(╥﹏╥)o，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乾隆朝，攤丁入畝還在延續，但是由此而引發的流民現象已經堪稱為“災”了。所以可以說攤丁入畝最終不是很成功。

清廷的初衷當然是好的，減輕底層負擔，鞏固王廷統治，其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新生代蝗蟲們照樣有辦法把稅銀的負擔轉嫁給百姓，這個問題還是一如前明，土地兼併和百姓負擔問題都沒有解決。

所以攤丁入畝雖然被乾隆帝延續了下來，但是任務目標失敗，而且造成大量流民，人口統計和妥善安置方面，也給清廷帶來了極重的工作負擔。

面對亟待解決的問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呼之欲出

耗羨歸公也是明朝一直沒有處理好的問題，還是清承明制，清廷接手這套方法以後，覺得倒黴是集體的，朝廷倒黴，官員倒黴，百姓更倒黴，鑄銀損耗有的地方甚至多收五成還多，難不成這散銀子都是混著煤球做出來的不成，就這麼蒸發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大到地方辦公費用，常駐軍營修葺，驛站挑費，小到官吏們的工作餐和師爺使用費等等，哪位官員能甘心自己承擔，誰家也不是開礦的，還不是得從火耗裡出，不出沒法幹活，還沒法活命，官員收入低呀，所以康熙帝即便立了規矩也沒法執行，他自己也不敢強令執行，尤其是邊遠省縣，火耗更是出奇的高，稅收少，那火耗比例就得增加，才能應付各項費用支出和官員養命錢，所以越是窮困地區的百姓承擔的稅金反而越重。

到了雍正二年，就越玩越不像話了，雍正帝最初是散養王爺，社會融入度比康熙帝要高得多，對這些貓膩清楚的很，所以決定下手整頓，不管不行了---以州縣為單位多收的火耗，多被地方官員孝敬給上司，上司沒有直接收錢的便利，但是因為下屬可以貪汙火耗，所以貪心不足不停索要，要到下屬所留火耗銀都不夠支用，捉襟見肘，而上司收了賄賂自然要袒護下屬這條財路，不光火耗問題，連帶著其他貪汙受賄甚至違法亂紀問題也都幫著隱瞞，真把下屬辦了，萬一他狗急跳牆把自己咬了，那就麻煩了，這不就成了禍亂朝綱了麼，雍正帝自然無法容忍。

火耗銀子的收取也有其無奈的一面

提到耗羨歸公，自然也要提到養廉銀製度，高比例的火耗比例，涉及了明清兩代官僚俸祿偏低的問題，所以火耗銀子，其中有一部分，也用於官員的生活費用和日常開支。

財政赤字的問題也亟待解決，清兵入關，並不是一下子就變成了太平盛世，內憂外亂同樣不少，打仗就是打錢，有部分資源費用，是要各地方督撫，籌措交付部隊使用，但因為籌措時間的問題，往往並不能及時將所需的資源按時提供到位，所以就能挪用府庫銀兩，大軍回師的時候，還要再給一次，有時候軍隊沿路累計所得，反而比正項所得還要多，軍費所需耗用，可不是鬧著玩的，各地官員只知道應付差事，銀子花出去了，應計入哪項費用支出卻根本不知道，一筆糊塗賬，所以造成了地方財政虧空。而各地官員為了應付這種虧空，自然就將虧空的數額攤到了火耗銀上。

順治年間對於這種耗羨的增加，大多不予批准，所以造成地方財政赤字，數目越來越大。

雍正帝深思熟慮後的決斷

而雍正皇帝認為，火耗銀並不是不可以存在，但是，隨意性太強，這一點無疑會給百姓帶來沉重的負擔。所以，雍正皇帝決定，將州縣官員任意剋扣的耗羨銀兩歸為政府的正式財政收入，在政府收入以後，再將其使用到官員養廉銀、公用費用等方面，這樣既解決了官員收入偏低的問題，也解決了地方支出不足的問題，解決了各府庫虧空的問題，還減少了任意加派，貪汙腐敗的問題，當然，百姓的負擔也相應降低。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末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

不管類似追贓助餉的目的是為什麼，反正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把這些（統稱為地主吧），把這些地主折騰得雞飛狗跳，甚至大多數雞和狗連撲騰的機會都沒給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進入北京的屠殺量，單日最高紀錄是500多人，別管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無辜胖子，只要有錢，又沒被選中“入朝”輔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場都一樣，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還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殘的，這還只是京官，沒算京官家屬，沒算王公貴族大戶人家。即便是農民軍沒去的地方，也多有聚眾效仿之舉，一時之間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時代風尚。

清廷也並未抓住大好良機

為什麼說這些呢？明王朝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本來對大清入主中原後的統治和稅改是有利的，但是大清的功臣們也同樣需要封賞，其他不說，土地是必須的，所以圈地運動如火如荼的上演了20多年，從多爾袞開始就一直不知收斂，到鰲拜擅權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圈無可圈，好地都沒了，所以才有了鰲拜的換地“訴求”。

底層百姓的選擇

那麼農民兄弟就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按勳貴們的要求，土地被強徵，自己給勳貴幹活以求生存，補償款你就做夢吧，朝廷說補償，但那東西誰也沒見過。第二種，逃跑，沒地可種我拿什麼交稅，人頭稅的成分並沒有完全剔除。第三種，造反，反正活不下去了，誰要我錢，我要誰命。

那個年月的人口增長真能帶動生產力？

還有一點就是大清統治日趨穩定，人口增長是必然的，但是可耕種土地可不會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無地可種，或者即便有地可種的情況下，打個簡單的比方，100人種一畝地，一畝地的產出是基本恆定的，100人拿什麼去交稅呢？這裡還不提其他侵佔方式。所以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雖然有益於減輕底層農民的負擔，但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攤丁入畝伊始

由雍正元年開始，雍正帝接受大臣建議，開始試行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把人頭稅攤入田稅，各地實施方案可能有些出入，比如按畝按米按銀，別管怎麼分攤，總之是丁賦地稅一體化，捆綁上了生產資源。這樣一來，加上康熙朝打下的底子，百姓的負擔輕了，清廷的稅收穩定了，屬於雙贏局面，當然，在肯定效果的同時，我們都知道，這並不能完美解決問題，某些省份因為分攤不均反而讓底層百姓無形中承受了更重的負擔，民眾自然要請願甚至反抗，富戶們呢，也糾集一群人去衙門鬧事，藉以表達自己身負“重稅”的不滿，所以某些省、縣就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攤丁入畝是老百姓不樂意，地主也痛恨非常，裡外不是人。

解決了部分問題，減輕了部分負擔，但流民現象業已不可收拾

看來什麼時代的地主都很精明，他們又想到了妙招，最終把稅負轉嫁給佃戶甚至長工，所以就發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要知道，自順治朝到康熙年間，人口就幾乎增長了一半還多，承平日久人口飛漲，可人丁卻減少了，啥原因呢？不堪重負，都跑去四川了。清廷也納悶呢，沒遭啥災，為啥都逃難去四川呢，還不就是稅的問題。

到了乾隆年間，已經有人去外蒙古種地了，更可怕的是，不用流放，還有人去寧古塔種地o(╥﹏╥)o，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乾隆朝，攤丁入畝還在延續，但是由此而引發的流民現象已經堪稱為“災”了。所以可以說攤丁入畝最終不是很成功。

清廷的初衷當然是好的，減輕底層負擔，鞏固王廷統治，其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新生代蝗蟲們照樣有辦法把稅銀的負擔轉嫁給百姓，這個問題還是一如前明，土地兼併和百姓負擔問題都沒有解決。

所以攤丁入畝雖然被乾隆帝延續了下來，但是任務目標失敗，而且造成大量流民，人口統計和妥善安置方面，也給清廷帶來了極重的工作負擔。

面對亟待解決的問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呼之欲出

耗羨歸公也是明朝一直沒有處理好的問題，還是清承明制，清廷接手這套方法以後，覺得倒黴是集體的，朝廷倒黴，官員倒黴，百姓更倒黴，鑄銀損耗有的地方甚至多收五成還多，難不成這散銀子都是混著煤球做出來的不成，就這麼蒸發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大到地方辦公費用，常駐軍營修葺，驛站挑費，小到官吏們的工作餐和師爺使用費等等，哪位官員能甘心自己承擔，誰家也不是開礦的，還不是得從火耗裡出，不出沒法幹活，還沒法活命，官員收入低呀，所以康熙帝即便立了規矩也沒法執行，他自己也不敢強令執行，尤其是邊遠省縣，火耗更是出奇的高，稅收少，那火耗比例就得增加，才能應付各項費用支出和官員養命錢，所以越是窮困地區的百姓承擔的稅金反而越重。

到了雍正二年，就越玩越不像話了，雍正帝最初是散養王爺，社會融入度比康熙帝要高得多，對這些貓膩清楚的很，所以決定下手整頓，不管不行了---以州縣為單位多收的火耗，多被地方官員孝敬給上司，上司沒有直接收錢的便利，但是因為下屬可以貪汙火耗，所以貪心不足不停索要，要到下屬所留火耗銀都不夠支用，捉襟見肘，而上司收了賄賂自然要袒護下屬這條財路，不光火耗問題，連帶著其他貪汙受賄甚至違法亂紀問題也都幫著隱瞞，真把下屬辦了，萬一他狗急跳牆把自己咬了，那就麻煩了，這不就成了禍亂朝綱了麼，雍正帝自然無法容忍。

火耗銀子的收取也有其無奈的一面

提到耗羨歸公，自然也要提到養廉銀製度，高比例的火耗比例，涉及了明清兩代官僚俸祿偏低的問題，所以火耗銀子，其中有一部分，也用於官員的生活費用和日常開支。

財政赤字的問題也亟待解決，清兵入關，並不是一下子就變成了太平盛世，內憂外亂同樣不少，打仗就是打錢，有部分資源費用，是要各地方督撫，籌措交付部隊使用，但因為籌措時間的問題，往往並不能及時將所需的資源按時提供到位，所以就能挪用府庫銀兩，大軍回師的時候，還要再給一次，有時候軍隊沿路累計所得，反而比正項所得還要多，軍費所需耗用，可不是鬧著玩的，各地官員只知道應付差事，銀子花出去了，應計入哪項費用支出卻根本不知道，一筆糊塗賬，所以造成了地方財政虧空。而各地官員為了應付這種虧空，自然就將虧空的數額攤到了火耗銀上。

順治年間對於這種耗羨的增加，大多不予批准，所以造成地方財政赤字，數目越來越大。

雍正帝深思熟慮後的決斷

而雍正皇帝認為，火耗銀並不是不可以存在，但是，隨意性太強，這一點無疑會給百姓帶來沉重的負擔。所以，雍正皇帝決定，將州縣官員任意剋扣的耗羨銀兩歸為政府的正式財政收入，在政府收入以後，再將其使用到官員養廉銀、公用費用等方面，這樣既解決了官員收入偏低的問題，也解決了地方支出不足的問題，解決了各府庫虧空的問題，還減少了任意加派，貪汙腐敗的問題，當然，百姓的負擔也相應降低。

即便這樣，耗羨銀的徵收比例，各地往往不同，而官員們給出的原因，也非常簡單，入不付出，如果耗羨銀的徵收比率過低，勢必造成各種公務難以辦理，這就給中央政府的政令下達設置了難題。

比如浙江地區，各級官員，大概100多人，而所有的耗羨銀僅僅14萬輛。財政上捉襟見肘。而云貴地區更是入不敷出，官員們叫苦不迭，百姓的問題解決了，但官員的問題和辦公經費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越是貧困地區，因為耗羨歸公的問題，官員們就更加無法生存，而官員想正常生存，正常辦公就要加大耗羨銀比例，而普通百姓又承受不起。這讓清廷也十分矛盾。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末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

不管類似追贓助餉的目的是為什麼，反正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把這些（統稱為地主吧），把這些地主折騰得雞飛狗跳，甚至大多數雞和狗連撲騰的機會都沒給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進入北京的屠殺量，單日最高紀錄是500多人，別管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無辜胖子，只要有錢，又沒被選中“入朝”輔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場都一樣，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還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殘的，這還只是京官，沒算京官家屬，沒算王公貴族大戶人家。即便是農民軍沒去的地方，也多有聚眾效仿之舉，一時之間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時代風尚。

清廷也並未抓住大好良機

為什麼說這些呢？明王朝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本來對大清入主中原後的統治和稅改是有利的，但是大清的功臣們也同樣需要封賞，其他不說，土地是必須的，所以圈地運動如火如荼的上演了20多年，從多爾袞開始就一直不知收斂，到鰲拜擅權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圈無可圈，好地都沒了，所以才有了鰲拜的換地“訴求”。

底層百姓的選擇

那麼農民兄弟就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按勳貴們的要求，土地被強徵，自己給勳貴幹活以求生存，補償款你就做夢吧，朝廷說補償，但那東西誰也沒見過。第二種，逃跑，沒地可種我拿什麼交稅，人頭稅的成分並沒有完全剔除。第三種，造反，反正活不下去了，誰要我錢，我要誰命。

那個年月的人口增長真能帶動生產力？

還有一點就是大清統治日趨穩定，人口增長是必然的，但是可耕種土地可不會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無地可種，或者即便有地可種的情況下，打個簡單的比方，100人種一畝地，一畝地的產出是基本恆定的，100人拿什麼去交稅呢？這裡還不提其他侵佔方式。所以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雖然有益於減輕底層農民的負擔，但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攤丁入畝伊始

由雍正元年開始，雍正帝接受大臣建議，開始試行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把人頭稅攤入田稅，各地實施方案可能有些出入，比如按畝按米按銀，別管怎麼分攤，總之是丁賦地稅一體化，捆綁上了生產資源。這樣一來，加上康熙朝打下的底子，百姓的負擔輕了，清廷的稅收穩定了，屬於雙贏局面，當然，在肯定效果的同時，我們都知道，這並不能完美解決問題，某些省份因為分攤不均反而讓底層百姓無形中承受了更重的負擔，民眾自然要請願甚至反抗，富戶們呢，也糾集一群人去衙門鬧事，藉以表達自己身負“重稅”的不滿，所以某些省、縣就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攤丁入畝是老百姓不樂意，地主也痛恨非常，裡外不是人。

解決了部分問題，減輕了部分負擔，但流民現象業已不可收拾

看來什麼時代的地主都很精明，他們又想到了妙招，最終把稅負轉嫁給佃戶甚至長工，所以就發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要知道，自順治朝到康熙年間，人口就幾乎增長了一半還多，承平日久人口飛漲，可人丁卻減少了，啥原因呢？不堪重負，都跑去四川了。清廷也納悶呢，沒遭啥災，為啥都逃難去四川呢，還不就是稅的問題。

到了乾隆年間，已經有人去外蒙古種地了，更可怕的是，不用流放，還有人去寧古塔種地o(╥﹏╥)o，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乾隆朝，攤丁入畝還在延續，但是由此而引發的流民現象已經堪稱為“災”了。所以可以說攤丁入畝最終不是很成功。

清廷的初衷當然是好的，減輕底層負擔，鞏固王廷統治，其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新生代蝗蟲們照樣有辦法把稅銀的負擔轉嫁給百姓，這個問題還是一如前明，土地兼併和百姓負擔問題都沒有解決。

所以攤丁入畝雖然被乾隆帝延續了下來，但是任務目標失敗，而且造成大量流民，人口統計和妥善安置方面，也給清廷帶來了極重的工作負擔。

面對亟待解決的問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呼之欲出

耗羨歸公也是明朝一直沒有處理好的問題，還是清承明制，清廷接手這套方法以後，覺得倒黴是集體的，朝廷倒黴，官員倒黴，百姓更倒黴，鑄銀損耗有的地方甚至多收五成還多，難不成這散銀子都是混著煤球做出來的不成，就這麼蒸發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大到地方辦公費用，常駐軍營修葺，驛站挑費，小到官吏們的工作餐和師爺使用費等等，哪位官員能甘心自己承擔，誰家也不是開礦的，還不是得從火耗裡出，不出沒法幹活，還沒法活命，官員收入低呀，所以康熙帝即便立了規矩也沒法執行，他自己也不敢強令執行，尤其是邊遠省縣，火耗更是出奇的高，稅收少，那火耗比例就得增加，才能應付各項費用支出和官員養命錢，所以越是窮困地區的百姓承擔的稅金反而越重。

到了雍正二年，就越玩越不像話了，雍正帝最初是散養王爺，社會融入度比康熙帝要高得多，對這些貓膩清楚的很，所以決定下手整頓，不管不行了---以州縣為單位多收的火耗，多被地方官員孝敬給上司，上司沒有直接收錢的便利，但是因為下屬可以貪汙火耗，所以貪心不足不停索要，要到下屬所留火耗銀都不夠支用，捉襟見肘，而上司收了賄賂自然要袒護下屬這條財路，不光火耗問題，連帶著其他貪汙受賄甚至違法亂紀問題也都幫著隱瞞，真把下屬辦了，萬一他狗急跳牆把自己咬了，那就麻煩了，這不就成了禍亂朝綱了麼，雍正帝自然無法容忍。

火耗銀子的收取也有其無奈的一面

提到耗羨歸公，自然也要提到養廉銀製度，高比例的火耗比例，涉及了明清兩代官僚俸祿偏低的問題，所以火耗銀子，其中有一部分，也用於官員的生活費用和日常開支。

財政赤字的問題也亟待解決，清兵入關，並不是一下子就變成了太平盛世，內憂外亂同樣不少，打仗就是打錢，有部分資源費用，是要各地方督撫，籌措交付部隊使用，但因為籌措時間的問題，往往並不能及時將所需的資源按時提供到位，所以就能挪用府庫銀兩，大軍回師的時候，還要再給一次，有時候軍隊沿路累計所得，反而比正項所得還要多，軍費所需耗用，可不是鬧著玩的，各地官員只知道應付差事，銀子花出去了，應計入哪項費用支出卻根本不知道，一筆糊塗賬，所以造成了地方財政虧空。而各地官員為了應付這種虧空，自然就將虧空的數額攤到了火耗銀上。

順治年間對於這種耗羨的增加，大多不予批准，所以造成地方財政赤字，數目越來越大。

雍正帝深思熟慮後的決斷

而雍正皇帝認為，火耗銀並不是不可以存在，但是，隨意性太強，這一點無疑會給百姓帶來沉重的負擔。所以，雍正皇帝決定，將州縣官員任意剋扣的耗羨銀兩歸為政府的正式財政收入，在政府收入以後，再將其使用到官員養廉銀、公用費用等方面，這樣既解決了官員收入偏低的問題，也解決了地方支出不足的問題，解決了各府庫虧空的問題，還減少了任意加派，貪汙腐敗的問題，當然，百姓的負擔也相應降低。

即便這樣，耗羨銀的徵收比例，各地往往不同，而官員們給出的原因，也非常簡單，入不付出，如果耗羨銀的徵收比率過低，勢必造成各種公務難以辦理，這就給中央政府的政令下達設置了難題。

比如浙江地區，各級官員，大概100多人，而所有的耗羨銀僅僅14萬輛。財政上捉襟見肘。而云貴地區更是入不敷出，官員們叫苦不迭，百姓的問題解決了，但官員的問題和辦公經費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越是貧困地區，因為耗羨歸公的問題，官員們就更加無法生存，而官員想正常生存，正常辦公就要加大耗羨銀比例，而普通百姓又承受不起。這讓清廷也十分矛盾。

耗羨歸公後的費用支出，主要是用於官員的養廉銀，二是彌補歷史虧空，三是地方辦公費用，甚至某些地方還要包括（軍屬）優撫費用、修橋補路和常規兵器打造、營盤建設，修葺維護。

王廷不單要考慮百姓利益，考慮自己的官員情況也要酌情貼補，否則一旦造成各級官員無法度日，官員們還是會伸手找百姓要錢花。打個比方，比如耗羨銀不夠填補虧空，那麼一般來說官員會把耗羨銀，先補貼到自己的養廉銀上，虧空無著。鑑於這種情況，雍正下令，先彌補虧空，而留一定數目給官員充作官員的生活費，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第一，先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和以前歷史虧空的填補，第二又要保證百姓利益不受侵害，第三，還要讓官員能活得下去，不至於因為填補虧空而生活無著。其實皇帝和官員們大致都清楚，耗羨歸公以後再從政府支出，這其中的辦公費用佔絕大部分比例。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末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

不管類似追贓助餉的目的是為什麼，反正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把這些（統稱為地主吧），把這些地主折騰得雞飛狗跳，甚至大多數雞和狗連撲騰的機會都沒給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進入北京的屠殺量，單日最高紀錄是500多人，別管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無辜胖子，只要有錢，又沒被選中“入朝”輔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場都一樣，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還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殘的，這還只是京官，沒算京官家屬，沒算王公貴族大戶人家。即便是農民軍沒去的地方，也多有聚眾效仿之舉，一時之間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時代風尚。

清廷也並未抓住大好良機

為什麼說這些呢？明王朝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本來對大清入主中原後的統治和稅改是有利的，但是大清的功臣們也同樣需要封賞，其他不說，土地是必須的，所以圈地運動如火如荼的上演了20多年，從多爾袞開始就一直不知收斂，到鰲拜擅權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圈無可圈，好地都沒了，所以才有了鰲拜的換地“訴求”。

底層百姓的選擇

那麼農民兄弟就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按勳貴們的要求，土地被強徵，自己給勳貴幹活以求生存，補償款你就做夢吧，朝廷說補償，但那東西誰也沒見過。第二種，逃跑，沒地可種我拿什麼交稅，人頭稅的成分並沒有完全剔除。第三種，造反，反正活不下去了，誰要我錢，我要誰命。

那個年月的人口增長真能帶動生產力？

還有一點就是大清統治日趨穩定，人口增長是必然的，但是可耕種土地可不會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無地可種，或者即便有地可種的情況下，打個簡單的比方，100人種一畝地，一畝地的產出是基本恆定的，100人拿什麼去交稅呢？這裡還不提其他侵佔方式。所以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雖然有益於減輕底層農民的負擔，但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攤丁入畝伊始

由雍正元年開始，雍正帝接受大臣建議，開始試行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把人頭稅攤入田稅，各地實施方案可能有些出入，比如按畝按米按銀，別管怎麼分攤，總之是丁賦地稅一體化，捆綁上了生產資源。這樣一來，加上康熙朝打下的底子，百姓的負擔輕了，清廷的稅收穩定了，屬於雙贏局面，當然，在肯定效果的同時，我們都知道，這並不能完美解決問題，某些省份因為分攤不均反而讓底層百姓無形中承受了更重的負擔，民眾自然要請願甚至反抗，富戶們呢，也糾集一群人去衙門鬧事，藉以表達自己身負“重稅”的不滿，所以某些省、縣就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攤丁入畝是老百姓不樂意，地主也痛恨非常，裡外不是人。

解決了部分問題，減輕了部分負擔，但流民現象業已不可收拾

看來什麼時代的地主都很精明，他們又想到了妙招，最終把稅負轉嫁給佃戶甚至長工，所以就發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要知道，自順治朝到康熙年間，人口就幾乎增長了一半還多，承平日久人口飛漲，可人丁卻減少了，啥原因呢？不堪重負，都跑去四川了。清廷也納悶呢，沒遭啥災，為啥都逃難去四川呢，還不就是稅的問題。

到了乾隆年間，已經有人去外蒙古種地了，更可怕的是，不用流放，還有人去寧古塔種地o(╥﹏╥)o，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乾隆朝，攤丁入畝還在延續，但是由此而引發的流民現象已經堪稱為“災”了。所以可以說攤丁入畝最終不是很成功。

清廷的初衷當然是好的，減輕底層負擔，鞏固王廷統治，其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新生代蝗蟲們照樣有辦法把稅銀的負擔轉嫁給百姓，這個問題還是一如前明，土地兼併和百姓負擔問題都沒有解決。

所以攤丁入畝雖然被乾隆帝延續了下來，但是任務目標失敗，而且造成大量流民，人口統計和妥善安置方面，也給清廷帶來了極重的工作負擔。

面對亟待解決的問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呼之欲出

耗羨歸公也是明朝一直沒有處理好的問題，還是清承明制，清廷接手這套方法以後，覺得倒黴是集體的，朝廷倒黴，官員倒黴，百姓更倒黴，鑄銀損耗有的地方甚至多收五成還多，難不成這散銀子都是混著煤球做出來的不成，就這麼蒸發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大到地方辦公費用，常駐軍營修葺，驛站挑費，小到官吏們的工作餐和師爺使用費等等，哪位官員能甘心自己承擔，誰家也不是開礦的，還不是得從火耗裡出，不出沒法幹活，還沒法活命，官員收入低呀，所以康熙帝即便立了規矩也沒法執行，他自己也不敢強令執行，尤其是邊遠省縣，火耗更是出奇的高，稅收少，那火耗比例就得增加，才能應付各項費用支出和官員養命錢，所以越是窮困地區的百姓承擔的稅金反而越重。

到了雍正二年，就越玩越不像話了，雍正帝最初是散養王爺，社會融入度比康熙帝要高得多，對這些貓膩清楚的很，所以決定下手整頓，不管不行了---以州縣為單位多收的火耗，多被地方官員孝敬給上司，上司沒有直接收錢的便利，但是因為下屬可以貪汙火耗，所以貪心不足不停索要，要到下屬所留火耗銀都不夠支用，捉襟見肘，而上司收了賄賂自然要袒護下屬這條財路，不光火耗問題，連帶著其他貪汙受賄甚至違法亂紀問題也都幫著隱瞞，真把下屬辦了，萬一他狗急跳牆把自己咬了，那就麻煩了，這不就成了禍亂朝綱了麼，雍正帝自然無法容忍。

火耗銀子的收取也有其無奈的一面

提到耗羨歸公，自然也要提到養廉銀製度，高比例的火耗比例，涉及了明清兩代官僚俸祿偏低的問題，所以火耗銀子，其中有一部分，也用於官員的生活費用和日常開支。

財政赤字的問題也亟待解決，清兵入關，並不是一下子就變成了太平盛世，內憂外亂同樣不少，打仗就是打錢，有部分資源費用，是要各地方督撫，籌措交付部隊使用，但因為籌措時間的問題，往往並不能及時將所需的資源按時提供到位，所以就能挪用府庫銀兩，大軍回師的時候，還要再給一次，有時候軍隊沿路累計所得，反而比正項所得還要多，軍費所需耗用，可不是鬧著玩的，各地官員只知道應付差事，銀子花出去了，應計入哪項費用支出卻根本不知道，一筆糊塗賬，所以造成了地方財政虧空。而各地官員為了應付這種虧空，自然就將虧空的數額攤到了火耗銀上。

順治年間對於這種耗羨的增加，大多不予批准，所以造成地方財政赤字，數目越來越大。

雍正帝深思熟慮後的決斷

而雍正皇帝認為，火耗銀並不是不可以存在，但是，隨意性太強，這一點無疑會給百姓帶來沉重的負擔。所以，雍正皇帝決定，將州縣官員任意剋扣的耗羨銀兩歸為政府的正式財政收入，在政府收入以後，再將其使用到官員養廉銀、公用費用等方面，這樣既解決了官員收入偏低的問題，也解決了地方支出不足的問題，解決了各府庫虧空的問題，還減少了任意加派，貪汙腐敗的問題，當然，百姓的負擔也相應降低。

即便這樣，耗羨銀的徵收比例，各地往往不同，而官員們給出的原因，也非常簡單，入不付出，如果耗羨銀的徵收比率過低，勢必造成各種公務難以辦理，這就給中央政府的政令下達設置了難題。

比如浙江地區，各級官員，大概100多人，而所有的耗羨銀僅僅14萬輛。財政上捉襟見肘。而云貴地區更是入不敷出，官員們叫苦不迭，百姓的問題解決了，但官員的問題和辦公經費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越是貧困地區，因為耗羨歸公的問題，官員們就更加無法生存，而官員想正常生存，正常辦公就要加大耗羨銀比例，而普通百姓又承受不起。這讓清廷也十分矛盾。

耗羨歸公後的費用支出，主要是用於官員的養廉銀，二是彌補歷史虧空，三是地方辦公費用，甚至某些地方還要包括（軍屬）優撫費用、修橋補路和常規兵器打造、營盤建設，修葺維護。

王廷不單要考慮百姓利益，考慮自己的官員情況也要酌情貼補，否則一旦造成各級官員無法度日，官員們還是會伸手找百姓要錢花。打個比方，比如耗羨銀不夠填補虧空，那麼一般來說官員會把耗羨銀，先補貼到自己的養廉銀上，虧空無著。鑑於這種情況，雍正下令，先彌補虧空，而留一定數目給官員充作官員的生活費，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第一，先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和以前歷史虧空的填補，第二又要保證百姓利益不受侵害，第三，還要讓官員能活得下去，不至於因為填補虧空而生活無著。其實皇帝和官員們大致都清楚，耗羨歸公以後再從政府支出，這其中的辦公費用佔絕大部分比例。

耗羨歸公的細節調整，太多太多，不做贅述，總之，清朝對耗羨歸公非常重視，一直力爭將耗羨歸公的收取和支用，儘量透明，並且做到明細化，利國，利官，利民。

乾隆帝的貢獻

涉及題目所問，乾隆當然沒有廢止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而且在登基後，用自己執政期間多年的時間，又對養廉銀做出相應的費用調整。比較大的改動，是將酌定，改為額定，按不同的官階標準發放，官員們想怎麼來就這麼來那可不行，養廉銀會越來越高。

雍正期間，在缺乏國家統一規劃的情況下，大多數地方的低級官員，並沒有被統籌在養廉銀福利系統之內，造成生活無以為繼，只能靠搜刮百姓為生。而乾隆繼位後，與此制度上發生的變化就是，大小官員，都享受這份養廉銀福利。朝廷大員享受這份福利，不敢再向州縣收取賄賂。不必再忍受朝廷大員無恥盤剝的地方官員，可支取費用增加，改善了個人收入和辦公支出情況。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末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

不管類似追贓助餉的目的是為什麼，反正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把這些（統稱為地主吧），把這些地主折騰得雞飛狗跳，甚至大多數雞和狗連撲騰的機會都沒給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進入北京的屠殺量，單日最高紀錄是500多人，別管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無辜胖子，只要有錢，又沒被選中“入朝”輔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場都一樣，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還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殘的，這還只是京官，沒算京官家屬，沒算王公貴族大戶人家。即便是農民軍沒去的地方，也多有聚眾效仿之舉，一時之間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時代風尚。

清廷也並未抓住大好良機

為什麼說這些呢？明王朝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本來對大清入主中原後的統治和稅改是有利的，但是大清的功臣們也同樣需要封賞，其他不說，土地是必須的，所以圈地運動如火如荼的上演了20多年，從多爾袞開始就一直不知收斂，到鰲拜擅權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圈無可圈，好地都沒了，所以才有了鰲拜的換地“訴求”。

底層百姓的選擇

那麼農民兄弟就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按勳貴們的要求，土地被強徵，自己給勳貴幹活以求生存，補償款你就做夢吧，朝廷說補償，但那東西誰也沒見過。第二種，逃跑，沒地可種我拿什麼交稅，人頭稅的成分並沒有完全剔除。第三種，造反，反正活不下去了，誰要我錢，我要誰命。

那個年月的人口增長真能帶動生產力？

還有一點就是大清統治日趨穩定，人口增長是必然的，但是可耕種土地可不會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無地可種，或者即便有地可種的情況下，打個簡單的比方，100人種一畝地，一畝地的產出是基本恆定的，100人拿什麼去交稅呢？這裡還不提其他侵佔方式。所以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雖然有益於減輕底層農民的負擔，但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攤丁入畝伊始

由雍正元年開始，雍正帝接受大臣建議，開始試行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把人頭稅攤入田稅，各地實施方案可能有些出入，比如按畝按米按銀，別管怎麼分攤，總之是丁賦地稅一體化，捆綁上了生產資源。這樣一來，加上康熙朝打下的底子，百姓的負擔輕了，清廷的稅收穩定了，屬於雙贏局面，當然，在肯定效果的同時，我們都知道，這並不能完美解決問題，某些省份因為分攤不均反而讓底層百姓無形中承受了更重的負擔，民眾自然要請願甚至反抗，富戶們呢，也糾集一群人去衙門鬧事，藉以表達自己身負“重稅”的不滿，所以某些省、縣就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攤丁入畝是老百姓不樂意，地主也痛恨非常，裡外不是人。

解決了部分問題，減輕了部分負擔，但流民現象業已不可收拾

看來什麼時代的地主都很精明，他們又想到了妙招，最終把稅負轉嫁給佃戶甚至長工，所以就發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要知道，自順治朝到康熙年間，人口就幾乎增長了一半還多，承平日久人口飛漲，可人丁卻減少了，啥原因呢？不堪重負，都跑去四川了。清廷也納悶呢，沒遭啥災，為啥都逃難去四川呢，還不就是稅的問題。

到了乾隆年間，已經有人去外蒙古種地了，更可怕的是，不用流放，還有人去寧古塔種地o(╥﹏╥)o，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乾隆朝，攤丁入畝還在延續，但是由此而引發的流民現象已經堪稱為“災”了。所以可以說攤丁入畝最終不是很成功。

清廷的初衷當然是好的，減輕底層負擔，鞏固王廷統治，其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新生代蝗蟲們照樣有辦法把稅銀的負擔轉嫁給百姓，這個問題還是一如前明，土地兼併和百姓負擔問題都沒有解決。

所以攤丁入畝雖然被乾隆帝延續了下來，但是任務目標失敗，而且造成大量流民，人口統計和妥善安置方面，也給清廷帶來了極重的工作負擔。

面對亟待解決的問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呼之欲出

耗羨歸公也是明朝一直沒有處理好的問題，還是清承明制，清廷接手這套方法以後，覺得倒黴是集體的，朝廷倒黴，官員倒黴，百姓更倒黴，鑄銀損耗有的地方甚至多收五成還多，難不成這散銀子都是混著煤球做出來的不成，就這麼蒸發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大到地方辦公費用，常駐軍營修葺，驛站挑費，小到官吏們的工作餐和師爺使用費等等，哪位官員能甘心自己承擔，誰家也不是開礦的，還不是得從火耗裡出，不出沒法幹活，還沒法活命，官員收入低呀，所以康熙帝即便立了規矩也沒法執行，他自己也不敢強令執行，尤其是邊遠省縣，火耗更是出奇的高，稅收少，那火耗比例就得增加，才能應付各項費用支出和官員養命錢，所以越是窮困地區的百姓承擔的稅金反而越重。

到了雍正二年，就越玩越不像話了，雍正帝最初是散養王爺，社會融入度比康熙帝要高得多，對這些貓膩清楚的很，所以決定下手整頓，不管不行了---以州縣為單位多收的火耗，多被地方官員孝敬給上司，上司沒有直接收錢的便利，但是因為下屬可以貪汙火耗，所以貪心不足不停索要，要到下屬所留火耗銀都不夠支用，捉襟見肘，而上司收了賄賂自然要袒護下屬這條財路，不光火耗問題，連帶著其他貪汙受賄甚至違法亂紀問題也都幫著隱瞞，真把下屬辦了，萬一他狗急跳牆把自己咬了，那就麻煩了，這不就成了禍亂朝綱了麼，雍正帝自然無法容忍。

火耗銀子的收取也有其無奈的一面

提到耗羨歸公，自然也要提到養廉銀製度，高比例的火耗比例，涉及了明清兩代官僚俸祿偏低的問題，所以火耗銀子，其中有一部分，也用於官員的生活費用和日常開支。

財政赤字的問題也亟待解決，清兵入關，並不是一下子就變成了太平盛世，內憂外亂同樣不少，打仗就是打錢，有部分資源費用，是要各地方督撫，籌措交付部隊使用，但因為籌措時間的問題，往往並不能及時將所需的資源按時提供到位，所以就能挪用府庫銀兩，大軍回師的時候，還要再給一次，有時候軍隊沿路累計所得，反而比正項所得還要多，軍費所需耗用，可不是鬧著玩的，各地官員只知道應付差事，銀子花出去了，應計入哪項費用支出卻根本不知道，一筆糊塗賬，所以造成了地方財政虧空。而各地官員為了應付這種虧空，自然就將虧空的數額攤到了火耗銀上。

順治年間對於這種耗羨的增加，大多不予批准，所以造成地方財政赤字，數目越來越大。

雍正帝深思熟慮後的決斷

而雍正皇帝認為，火耗銀並不是不可以存在，但是，隨意性太強，這一點無疑會給百姓帶來沉重的負擔。所以，雍正皇帝決定，將州縣官員任意剋扣的耗羨銀兩歸為政府的正式財政收入，在政府收入以後，再將其使用到官員養廉銀、公用費用等方面，這樣既解決了官員收入偏低的問題，也解決了地方支出不足的問題，解決了各府庫虧空的問題，還減少了任意加派，貪汙腐敗的問題，當然，百姓的負擔也相應降低。

即便這樣，耗羨銀的徵收比例，各地往往不同，而官員們給出的原因，也非常簡單，入不付出，如果耗羨銀的徵收比率過低，勢必造成各種公務難以辦理，這就給中央政府的政令下達設置了難題。

比如浙江地區，各級官員，大概100多人，而所有的耗羨銀僅僅14萬輛。財政上捉襟見肘。而云貴地區更是入不敷出，官員們叫苦不迭，百姓的問題解決了，但官員的問題和辦公經費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越是貧困地區，因為耗羨歸公的問題，官員們就更加無法生存，而官員想正常生存，正常辦公就要加大耗羨銀比例，而普通百姓又承受不起。這讓清廷也十分矛盾。

耗羨歸公後的費用支出，主要是用於官員的養廉銀，二是彌補歷史虧空，三是地方辦公費用，甚至某些地方還要包括（軍屬）優撫費用、修橋補路和常規兵器打造、營盤建設，修葺維護。

王廷不單要考慮百姓利益，考慮自己的官員情況也要酌情貼補，否則一旦造成各級官員無法度日，官員們還是會伸手找百姓要錢花。打個比方，比如耗羨銀不夠填補虧空，那麼一般來說官員會把耗羨銀，先補貼到自己的養廉銀上，虧空無著。鑑於這種情況，雍正下令，先彌補虧空，而留一定數目給官員充作官員的生活費，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第一，先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和以前歷史虧空的填補，第二又要保證百姓利益不受侵害，第三，還要讓官員能活得下去，不至於因為填補虧空而生活無著。其實皇帝和官員們大致都清楚，耗羨歸公以後再從政府支出，這其中的辦公費用佔絕大部分比例。

耗羨歸公的細節調整，太多太多，不做贅述，總之，清朝對耗羨歸公非常重視，一直力爭將耗羨歸公的收取和支用，儘量透明，並且做到明細化，利國，利官，利民。

乾隆帝的貢獻

涉及題目所問，乾隆當然沒有廢止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而且在登基後，用自己執政期間多年的時間，又對養廉銀做出相應的費用調整。比較大的改動，是將酌定，改為額定，按不同的官階標準發放，官員們想怎麼來就這麼來那可不行，養廉銀會越來越高。

雍正期間，在缺乏國家統一規劃的情況下，大多數地方的低級官員，並沒有被統籌在養廉銀福利系統之內，造成生活無以為繼，只能靠搜刮百姓為生。而乾隆繼位後，與此制度上發生的變化就是，大小官員，都享受這份養廉銀福利。朝廷大員享受這份福利，不敢再向州縣收取賄賂。不必再忍受朝廷大員無恥盤剝的地方官員，可支取費用增加，改善了個人收入和辦公支出情況。

還有一點在雍正一朝。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是耗羨歸公收取後。支取使用問題簡單的說就是一筆糊塗賬，官員想怎麼花就怎麼花，而乾隆改變了這一亂象，要求地方，分清款項、使用項目、制定章程，並報上級領導核查。

用現在的話說，可以稱之為資金使用計劃。計劃內的可以循例支取使用，計劃外的則需要額外審批。

所以乾隆帝不單沿襲了耗羨歸公的制度，還完善了各項條款。

總的來說，官僚大臣們，對耗羨歸公還是比較支持。正大光明的增加了自己的俸祿收入，用朝廷的錢應對各項支出費用，把這筆資金由灰色轉變為白色後，政府和官員心明眼亮，對費用的收取、支出、循例、破例都一目瞭然。

明明去年剛消滅了一批蝗蟲，今年又來一批，證明適於蝗蟲生長的環境還是客觀存在著，相對去年，只不過換了一批蝗蟲而已，明清都一樣，很難擺脫這種桎梏。大明的王公貴族、縉紳地主的過度貪婪造成了土地兼併嚴重，更要命的是他們還能合理避稅，不但合理避稅，還把稅額轉嫁給本就已經快跑光的農民階層，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際，這些土地擁有者受到了清算。

明末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

不管類似追贓助餉的目的是為什麼，反正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把這些（統稱為地主吧），把這些地主折騰得雞飛狗跳，甚至大多數雞和狗連撲騰的機會都沒給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進入北京的屠殺量，單日最高紀錄是500多人，別管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無辜胖子，只要有錢，又沒被選中“入朝”輔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場都一樣，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還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殘的，這還只是京官，沒算京官家屬，沒算王公貴族大戶人家。即便是農民軍沒去的地方，也多有聚眾效仿之舉，一時之間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時代風尚。

清廷也並未抓住大好良機

為什麼說這些呢？明王朝土地兼併利益集團的徹底瓦解，本來對大清入主中原後的統治和稅改是有利的，但是大清的功臣們也同樣需要封賞，其他不說，土地是必須的，所以圈地運動如火如荼的上演了20多年，從多爾袞開始就一直不知收斂，到鰲拜擅權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圈無可圈，好地都沒了，所以才有了鰲拜的換地“訴求”。

底層百姓的選擇

那麼農民兄弟就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按勳貴們的要求，土地被強徵，自己給勳貴幹活以求生存，補償款你就做夢吧，朝廷說補償，但那東西誰也沒見過。第二種，逃跑，沒地可種我拿什麼交稅，人頭稅的成分並沒有完全剔除。第三種，造反，反正活不下去了，誰要我錢，我要誰命。

那個年月的人口增長真能帶動生產力？

還有一點就是大清統治日趨穩定，人口增長是必然的，但是可耕種土地可不會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無地可種，或者即便有地可種的情況下，打個簡單的比方，100人種一畝地，一畝地的產出是基本恆定的，100人拿什麼去交稅呢？這裡還不提其他侵佔方式。所以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雖然有益於減輕底層農民的負擔，但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攤丁入畝伊始

由雍正元年開始，雍正帝接受大臣建議，開始試行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把人頭稅攤入田稅，各地實施方案可能有些出入，比如按畝按米按銀，別管怎麼分攤，總之是丁賦地稅一體化，捆綁上了生產資源。這樣一來，加上康熙朝打下的底子，百姓的負擔輕了，清廷的稅收穩定了，屬於雙贏局面，當然，在肯定效果的同時，我們都知道，這並不能完美解決問題，某些省份因為分攤不均反而讓底層百姓無形中承受了更重的負擔，民眾自然要請願甚至反抗，富戶們呢，也糾集一群人去衙門鬧事，藉以表達自己身負“重稅”的不滿，所以某些省、縣就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攤丁入畝是老百姓不樂意，地主也痛恨非常，裡外不是人。

解決了部分問題，減輕了部分負擔，但流民現象業已不可收拾

看來什麼時代的地主都很精明，他們又想到了妙招，最終把稅負轉嫁給佃戶甚至長工，所以就發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要知道，自順治朝到康熙年間，人口就幾乎增長了一半還多，承平日久人口飛漲，可人丁卻減少了，啥原因呢？不堪重負，都跑去四川了。清廷也納悶呢，沒遭啥災，為啥都逃難去四川呢，還不就是稅的問題。

到了乾隆年間，已經有人去外蒙古種地了，更可怕的是，不用流放，還有人去寧古塔種地o(╥﹏╥)o，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乾隆朝，攤丁入畝還在延續，但是由此而引發的流民現象已經堪稱為“災”了。所以可以說攤丁入畝最終不是很成功。

清廷的初衷當然是好的，減輕底層負擔，鞏固王廷統治，其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新生代蝗蟲們照樣有辦法把稅銀的負擔轉嫁給百姓，這個問題還是一如前明，土地兼併和百姓負擔問題都沒有解決。

所以攤丁入畝雖然被乾隆帝延續了下來，但是任務目標失敗，而且造成大量流民，人口統計和妥善安置方面，也給清廷帶來了極重的工作負擔。

面對亟待解決的問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呼之欲出

耗羨歸公也是明朝一直沒有處理好的問題，還是清承明制，清廷接手這套方法以後，覺得倒黴是集體的，朝廷倒黴，官員倒黴，百姓更倒黴，鑄銀損耗有的地方甚至多收五成還多，難不成這散銀子都是混著煤球做出來的不成，就這麼蒸發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大到地方辦公費用，常駐軍營修葺，驛站挑費，小到官吏們的工作餐和師爺使用費等等，哪位官員能甘心自己承擔，誰家也不是開礦的，還不是得從火耗裡出，不出沒法幹活，還沒法活命，官員收入低呀，所以康熙帝即便立了規矩也沒法執行，他自己也不敢強令執行，尤其是邊遠省縣，火耗更是出奇的高，稅收少，那火耗比例就得增加，才能應付各項費用支出和官員養命錢，所以越是窮困地區的百姓承擔的稅金反而越重。

到了雍正二年，就越玩越不像話了，雍正帝最初是散養王爺，社會融入度比康熙帝要高得多，對這些貓膩清楚的很，所以決定下手整頓，不管不行了---以州縣為單位多收的火耗，多被地方官員孝敬給上司，上司沒有直接收錢的便利，但是因為下屬可以貪汙火耗，所以貪心不足不停索要，要到下屬所留火耗銀都不夠支用，捉襟見肘，而上司收了賄賂自然要袒護下屬這條財路，不光火耗問題，連帶著其他貪汙受賄甚至違法亂紀問題也都幫著隱瞞，真把下屬辦了，萬一他狗急跳牆把自己咬了，那就麻煩了，這不就成了禍亂朝綱了麼，雍正帝自然無法容忍。

火耗銀子的收取也有其無奈的一面

提到耗羨歸公，自然也要提到養廉銀製度，高比例的火耗比例，涉及了明清兩代官僚俸祿偏低的問題，所以火耗銀子，其中有一部分，也用於官員的生活費用和日常開支。

財政赤字的問題也亟待解決，清兵入關，並不是一下子就變成了太平盛世，內憂外亂同樣不少，打仗就是打錢，有部分資源費用，是要各地方督撫，籌措交付部隊使用，但因為籌措時間的問題，往往並不能及時將所需的資源按時提供到位，所以就能挪用府庫銀兩，大軍回師的時候，還要再給一次，有時候軍隊沿路累計所得，反而比正項所得還要多，軍費所需耗用，可不是鬧著玩的，各地官員只知道應付差事，銀子花出去了，應計入哪項費用支出卻根本不知道，一筆糊塗賬，所以造成了地方財政虧空。而各地官員為了應付這種虧空，自然就將虧空的數額攤到了火耗銀上。

順治年間對於這種耗羨的增加，大多不予批准，所以造成地方財政赤字，數目越來越大。

雍正帝深思熟慮後的決斷

而雍正皇帝認為，火耗銀並不是不可以存在，但是，隨意性太強，這一點無疑會給百姓帶來沉重的負擔。所以，雍正皇帝決定，將州縣官員任意剋扣的耗羨銀兩歸為政府的正式財政收入，在政府收入以後，再將其使用到官員養廉銀、公用費用等方面，這樣既解決了官員收入偏低的問題，也解決了地方支出不足的問題，解決了各府庫虧空的問題，還減少了任意加派，貪汙腐敗的問題，當然，百姓的負擔也相應降低。

即便這樣，耗羨銀的徵收比例，各地往往不同，而官員們給出的原因，也非常簡單，入不付出，如果耗羨銀的徵收比率過低，勢必造成各種公務難以辦理，這就給中央政府的政令下達設置了難題。

比如浙江地區，各級官員，大概100多人，而所有的耗羨銀僅僅14萬輛。財政上捉襟見肘。而云貴地區更是入不敷出，官員們叫苦不迭，百姓的問題解決了，但官員的問題和辦公經費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越是貧困地區，因為耗羨歸公的問題，官員們就更加無法生存，而官員想正常生存，正常辦公就要加大耗羨銀比例，而普通百姓又承受不起。這讓清廷也十分矛盾。

耗羨歸公後的費用支出，主要是用於官員的養廉銀，二是彌補歷史虧空，三是地方辦公費用，甚至某些地方還要包括（軍屬）優撫費用、修橋補路和常規兵器打造、營盤建設，修葺維護。

王廷不單要考慮百姓利益，考慮自己的官員情況也要酌情貼補，否則一旦造成各級官員無法度日，官員們還是會伸手找百姓要錢花。打個比方，比如耗羨銀不夠填補虧空，那麼一般來說官員會把耗羨銀，先補貼到自己的養廉銀上，虧空無著。鑑於這種情況，雍正下令，先彌補虧空，而留一定數目給官員充作官員的生活費，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第一，先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和以前歷史虧空的填補，第二又要保證百姓利益不受侵害，第三，還要讓官員能活得下去，不至於因為填補虧空而生活無著。其實皇帝和官員們大致都清楚，耗羨歸公以後再從政府支出，這其中的辦公費用佔絕大部分比例。

耗羨歸公的細節調整，太多太多，不做贅述，總之，清朝對耗羨歸公非常重視，一直力爭將耗羨歸公的收取和支用，儘量透明，並且做到明細化，利國，利官，利民。

乾隆帝的貢獻

涉及題目所問，乾隆當然沒有廢止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而且在登基後，用自己執政期間多年的時間，又對養廉銀做出相應的費用調整。比較大的改動，是將酌定，改為額定，按不同的官階標準發放，官員們想怎麼來就這麼來那可不行，養廉銀會越來越高。

雍正期間，在缺乏國家統一規劃的情況下，大多數地方的低級官員，並沒有被統籌在養廉銀福利系統之內，造成生活無以為繼，只能靠搜刮百姓為生。而乾隆繼位後，與此制度上發生的變化就是，大小官員，都享受這份養廉銀福利。朝廷大員享受這份福利，不敢再向州縣收取賄賂。不必再忍受朝廷大員無恥盤剝的地方官員，可支取費用增加，改善了個人收入和辦公支出情況。

還有一點在雍正一朝。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是耗羨歸公收取後。支取使用問題簡單的說就是一筆糊塗賬，官員想怎麼花就怎麼花，而乾隆改變了這一亂象，要求地方，分清款項、使用項目、制定章程，並報上級領導核查。

用現在的話說，可以稱之為資金使用計劃。計劃內的可以循例支取使用，計劃外的則需要額外審批。

所以乾隆帝不單沿襲了耗羨歸公的制度，還完善了各項條款。

總的來說，官僚大臣們，對耗羨歸公還是比較支持。正大光明的增加了自己的俸祿收入，用朝廷的錢應對各項支出費用，把這筆資金由灰色轉變為白色後，政府和官員心明眼亮，對費用的收取、支出、循例、破例都一目瞭然。

當然，沒有一種制度，是一勞永逸的，耗羨歸公也是如此。耗羨銀的比例，隨著日久年深，漸漸又向上攀爬，貪官汙吏多次徵收，耗羨之外又增耗羨，那自然養廉銀子也是雙份，只不過這種手段，創新意識較強，朝廷沒有及時發現，加來加去幾乎翻倍。

乾隆帝政令細化功不可沒

總的來說，乾隆帝在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方面的政績，可圈可點，其中不乏深化、細化、制度化操作，他一生最大的敗筆也就是斷絕民間與西國之間，在經濟（國家壟斷經營）、文化、學術、科學、技術等領域的溝通，至於以清廷賣些碟子賣些碗，賣些茶葉賣些布為依據，來證明乾隆帝沒有閉關鎖國的這種說法，我是真沒工夫閒扯。不過乾隆帝雖然好大喜功，但並不是一無是處，白月光和黑鞋底都是不負責任的言論，有功有過。功大還是過大？我就不再偏題累加篇幅了，大家可以在留言區暢所欲言。

首先我們看下這個題，可以肯定的說，雍正所推行的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在乾隆朝得到了大力的推行，雍正時期，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只在全國幾個省實施過，並沒有大規模的在全國展開，其實除了以上的兩項新政之外，還有一項新政叫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

首先我們看下這個題，可以肯定的說，雍正所推行的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在乾隆朝得到了大力的推行，雍正時期，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只在全國幾個省實施過，並沒有大規模的在全國展開，其實除了以上的兩項新政之外，還有一項新政叫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

我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攤丁入畝，其實呢，這個名詞並不是雍正時期才出現的，早在明朝萬曆時期，大明首輔張居正實行的一條鞭法，就有攤丁入畝這一項，它主要的內容是，將政府收取的主要稅賦，由原來的人頭稅改為土地稅，誰的田畝多，誰就多交稅，誰的土地少，誰就少交稅，可以說這項政策的實施，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緩解了廣大底層人民的生活壓力。那什麼又叫火耗歸公呢？明清時期政府收取稅賦，主要收上來的是白銀，而不是銅錢，而廣大百姓手中並沒有大量的成定製的白銀，比如50兩的台州錠和官錠。地方官府只能將從百姓手中收上的散碎銀兩進行熔化，鑄成50兩一錠的台州錠和官錠。其實銀兩在進行熔化的同時，會出現很多損耗，地方官為了減少向朝廷交納損耗，就向百姓多徵收一些，這就是火耗，但是各地方官員徵收的火耗有所不同，清廉的官員一般只徵收一到兩成，而貪官汙吏有時甚至徵收五到六成，多收的火耗就進了貪官的口袋。

首先我們看下這個題，可以肯定的說，雍正所推行的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在乾隆朝得到了大力的推行，雍正時期，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只在全國幾個省實施過，並沒有大規模的在全國展開，其實除了以上的兩項新政之外，還有一項新政叫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

我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攤丁入畝，其實呢，這個名詞並不是雍正時期才出現的，早在明朝萬曆時期，大明首輔張居正實行的一條鞭法，就有攤丁入畝這一項，它主要的內容是，將政府收取的主要稅賦，由原來的人頭稅改為土地稅，誰的田畝多，誰就多交稅，誰的土地少，誰就少交稅，可以說這項政策的實施，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緩解了廣大底層人民的生活壓力。那什麼又叫火耗歸公呢？明清時期政府收取稅賦，主要收上來的是白銀，而不是銅錢，而廣大百姓手中並沒有大量的成定製的白銀，比如50兩的台州錠和官錠。地方官府只能將從百姓手中收上的散碎銀兩進行熔化，鑄成50兩一錠的台州錠和官錠。其實銀兩在進行熔化的同時，會出現很多損耗，地方官為了減少向朝廷交納損耗，就向百姓多徵收一些，這就是火耗，但是各地方官員徵收的火耗有所不同，清廉的官員一般只徵收一到兩成，而貪官汙吏有時甚至徵收五到六成，多收的火耗就進了貪官的口袋。

雍正皇帝瞭解到這一弊端，便將火耗數量統一，對於多出來的銀兩，再以養廉銀的形式發給各級官員，這樣做的目的，使得百姓的額外稅並未增加，反而減少。同時又給了清廉的官員一定的生活補助。減少了貪汙現象的發生。

首先我們看下這個題，可以肯定的說，雍正所推行的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在乾隆朝得到了大力的推行，雍正時期，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只在全國幾個省實施過，並沒有大規模的在全國展開，其實除了以上的兩項新政之外，還有一項新政叫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

我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攤丁入畝，其實呢，這個名詞並不是雍正時期才出現的，早在明朝萬曆時期，大明首輔張居正實行的一條鞭法，就有攤丁入畝這一項，它主要的內容是，將政府收取的主要稅賦，由原來的人頭稅改為土地稅，誰的田畝多，誰就多交稅，誰的土地少，誰就少交稅，可以說這項政策的實施，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緩解了廣大底層人民的生活壓力。那什麼又叫火耗歸公呢？明清時期政府收取稅賦，主要收上來的是白銀，而不是銅錢，而廣大百姓手中並沒有大量的成定製的白銀，比如50兩的台州錠和官錠。地方官府只能將從百姓手中收上的散碎銀兩進行熔化，鑄成50兩一錠的台州錠和官錠。其實銀兩在進行熔化的同時，會出現很多損耗，地方官為了減少向朝廷交納損耗，就向百姓多徵收一些，這就是火耗，但是各地方官員徵收的火耗有所不同，清廉的官員一般只徵收一到兩成，而貪官汙吏有時甚至徵收五到六成，多收的火耗就進了貪官的口袋。

雍正皇帝瞭解到這一弊端，便將火耗數量統一，對於多出來的銀兩，再以養廉銀的形式發給各級官員，這樣做的目的，使得百姓的額外稅並未增加，反而減少。同時又給了清廉的官員一定的生活補助。減少了貪汙現象的發生。

我是林哥生活，以上僅為一家之言，歡迎大家評論。

當然繼續執行了。雍正好不容易冒著得罪天下讀書人、天下官吏的風險而趟出來的新路，乾隆沒有理由不繼承。

當然繼續執行了。雍正好不容易冒著得罪天下讀書人、天下官吏的風險而趟出來的新路，乾隆沒有理由不繼承。

要說乾隆皇帝確實是個有福之人。我曾經無數次說過，康熙、雍正兩代皇帝，一個解決了外患，一個解決了內憂，送到乾隆手裡的大清江山，真是牢不可破，光鮮亮麗。

乾隆這個盛世，用現在的話來說，屬於躺盛。躺著什麼都不幹，也照樣是盛世——因為所有的活兒都讓康熙和雍正給幹了。

大家都知道康熙的功勞很大，平定三藩，收復灣灣，打服準格爾部，為大清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但康熙晚年開始怠政，對於越來越爛的官場無心收拾。

這個任務，自然就交到了雍正手裡。

雍正當王爺時就是個不講情面的人，人稱鐵面王。當了皇帝，更是不怕得罪人，以鐵腕推行了很多新政。

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就是其中之二，還有一個著名的“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

首先說，這些新政都是有利於百姓、有利於大清的。當然，對大地主和官吏是大大不利的。

什麼叫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此前按照人頭交稅，以後按照地畝交稅。

按照以前的交稅辦法，窮人一家八口人，即便手裡沒有一分田地，也得交八個人的稅；地主家裡兩口人，即便手裡有100畝地，也只交兩口人的稅。

雍正改革後，沒地的窮人就不用交稅了，地畝越多的地主，交稅越多。

當然繼續執行了。雍正好不容易冒著得罪天下讀書人、天下官吏的風險而趟出來的新路，乾隆沒有理由不繼承。

要說乾隆皇帝確實是個有福之人。我曾經無數次說過，康熙、雍正兩代皇帝，一個解決了外患，一個解決了內憂，送到乾隆手裡的大清江山，真是牢不可破，光鮮亮麗。

乾隆這個盛世，用現在的話來說，屬於躺盛。躺著什麼都不幹，也照樣是盛世——因為所有的活兒都讓康熙和雍正給幹了。

大家都知道康熙的功勞很大，平定三藩，收復灣灣，打服準格爾部，為大清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但康熙晚年開始怠政，對於越來越爛的官場無心收拾。

這個任務，自然就交到了雍正手裡。

雍正當王爺時就是個不講情面的人，人稱鐵面王。當了皇帝，更是不怕得罪人，以鐵腕推行了很多新政。

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就是其中之二，還有一個著名的“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

首先說，這些新政都是有利於百姓、有利於大清的。當然，對大地主和官吏是大大不利的。

什麼叫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此前按照人頭交稅，以後按照地畝交稅。

按照以前的交稅辦法，窮人一家八口人，即便手裡沒有一分田地，也得交八個人的稅；地主家裡兩口人，即便手裡有100畝地，也只交兩口人的稅。

雍正改革後，沒地的窮人就不用交稅了，地畝越多的地主，交稅越多。

從稅收用來調劑貧富的角度來看，雍正的做法很現代。既增加了國庫收入，又防止窮人因為受不了苛捐雜稅而引發內亂。一舉兩得。

什麼是火耗歸公？這簡直是從官吏們口裡掏銀子。

所謂火耗，就是收稅時，地方官府把從百姓手裡收來的碎銀子融化成大銀錠交給朝廷時，融化過程所產生的消耗。這個消耗，是要百姓承擔的。而且，消耗多少，全是地方官吏說了算。

雍正之前，一直以來，這份火耗銀子說白了就是百姓對地方官吏的一項補貼。雍正新政後，不好意思，取消官吏們這個待遇，全部歸朝廷，歸國庫。

這樣，朝廷可以控制火耗的數量，不至於對百姓過於盤剝。同時，充盈了國庫。

這兩項新政，雍正分別得罪了地主和官吏。

接下來，雍正又得罪了天下的讀書人。用什麼得罪的呢？用“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

這個新政是什麼意思呢？雍正之前，讀書人是有優待的，考中秀才舉人後，就可以不交皇糧不出義務工了。但是雍正新政後，不好意思，所有人都和百姓一樣待遇，該交糧交糧，該當差當差。

這下可把讀書人得罪了。他們不僅是氣氛於利益受損，還氣氛於讀書人與普通百姓一樣出工幹活，不體面。

哈哈，臭知識分子的臭毛病。

因為這個事，河南還引發了讀書人罷考的事件。但雍正心意堅定，不管遭遇何種壓力，堅持施行新政。

當然繼續執行了。雍正好不容易冒著得罪天下讀書人、天下官吏的風險而趟出來的新路，乾隆沒有理由不繼承。

要說乾隆皇帝確實是個有福之人。我曾經無數次說過，康熙、雍正兩代皇帝，一個解決了外患，一個解決了內憂，送到乾隆手裡的大清江山，真是牢不可破，光鮮亮麗。

乾隆這個盛世，用現在的話來說，屬於躺盛。躺著什麼都不幹，也照樣是盛世——因為所有的活兒都讓康熙和雍正給幹了。

大家都知道康熙的功勞很大，平定三藩，收復灣灣，打服準格爾部，為大清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但康熙晚年開始怠政，對於越來越爛的官場無心收拾。

這個任務，自然就交到了雍正手裡。

雍正當王爺時就是個不講情面的人，人稱鐵面王。當了皇帝，更是不怕得罪人，以鐵腕推行了很多新政。

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就是其中之二，還有一個著名的“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

首先說，這些新政都是有利於百姓、有利於大清的。當然，對大地主和官吏是大大不利的。

什麼叫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此前按照人頭交稅，以後按照地畝交稅。

按照以前的交稅辦法，窮人一家八口人，即便手裡沒有一分田地，也得交八個人的稅；地主家裡兩口人，即便手裡有100畝地，也只交兩口人的稅。

雍正改革後，沒地的窮人就不用交稅了，地畝越多的地主，交稅越多。

從稅收用來調劑貧富的角度來看，雍正的做法很現代。既增加了國庫收入，又防止窮人因為受不了苛捐雜稅而引發內亂。一舉兩得。

什麼是火耗歸公？這簡直是從官吏們口裡掏銀子。

所謂火耗，就是收稅時，地方官府把從百姓手裡收來的碎銀子融化成大銀錠交給朝廷時，融化過程所產生的消耗。這個消耗，是要百姓承擔的。而且，消耗多少，全是地方官吏說了算。

雍正之前，一直以來，這份火耗銀子說白了就是百姓對地方官吏的一項補貼。雍正新政後，不好意思，取消官吏們這個待遇，全部歸朝廷，歸國庫。

這樣，朝廷可以控制火耗的數量，不至於對百姓過於盤剝。同時，充盈了國庫。

這兩項新政，雍正分別得罪了地主和官吏。

接下來，雍正又得罪了天下的讀書人。用什麼得罪的呢？用“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

這個新政是什麼意思呢？雍正之前，讀書人是有優待的，考中秀才舉人後，就可以不交皇糧不出義務工了。但是雍正新政後，不好意思，所有人都和百姓一樣待遇，該交糧交糧，該當差當差。

這下可把讀書人得罪了。他們不僅是氣氛於利益受損，還氣氛於讀書人與普通百姓一樣出工幹活，不體面。

哈哈，臭知識分子的臭毛病。

因為這個事，河南還引發了讀書人罷考的事件。但雍正心意堅定，不管遭遇何種壓力，堅持施行新政。

但雍正也付出了代價。因為得罪了地主、官吏、讀書人，這些人把雍正描寫成一個篡位、昏庸、殘暴的昏君暴君。

事實上，雍正是少有的好皇帝，勤奮，且有巨大成績。

雍正來之不易的這些新政，乾隆當然不會扔掉，反正又不用他得罪人。

所以說乾隆有福啊，啥啥都吃現成的，還留下了一個仁義的好名聲。

用現在的話說，雍正時代經歷了九龍奪帝的殘酷競爭，施政期間屬於多黨制，有大量的在野黨監督他制約他，所以雍正不得不大刀闊斧、雷霆手段，樹立核心的強權政治。而乾隆時代基本屬於一黨專政，執政就要溫和很多。缺少了權利制約和監督，後期也是妄自尊大，好大喜功，極權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吏治腐敗、財政制度的漏洞和監督力量的薄弱，不合理的官吏選拔任用制度等導致了國家表面上穩定、繁華，實則隱患叢生，後患無窮，埋下了後朝日薄西山的結局。

雍正在位時推行的改革措施，其實是延續張居正的套路，目的在於改善中央財政。乾隆繼位前期基本延續了雍正時期的政策，但封建王朝的弊端不是一個開明的君主上位就能徹底解決的。中國封建社會是人治，不是法治，遇上一個開明的君主創造的所謂盛世最多也就是解決了溫飽問題。但這其中充滿了大量的自然災害和人為因素造成的社會大面積的悲劇。

王朝到中後期任何好的政策，皇帝本來任何好的想法，都已經無法得到執行了。這是體質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