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個河南人，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心情比較複雜。這場大饑荒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但是這段歷史依然被掩藏在歷史的風塵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河南人都會很感激馮小剛導演有勇氣拍攝這樣一部電影。但是從觀影角度來說，心情又很複雜，因為馮導似乎對這部歷史的切入角度並不讓人感到十分滿意，他選用的東西與他捨去的東西一樣多。他對歷史也是一種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態度。
印度學者阿瑪蒂亞·森在他的著作《貧困與饑荒》中給“飢餓”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飢餓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夠的食物，而非現實世界中不存在足夠的食物。從這個意義出發，除非一個人自願捱餓，否則，飢餓現象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人類關於食物所有權的反映，飢餓不僅僅依賴於食物的供給，而且還依賴於食物的分配。
在《一九四二》中，有一場很不起眼的關於食物分配的戲。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好不容易從蔣委員長手中領取了八千萬擔救濟糧，警察廳長、教育廳長、財政廳等等各個領域的長官全都強調自己的部門不可或缺，要重點救濟。這邊的還沒來得及分好，在河南省一直徵集軍糧的部隊已經聞風而動，扣押了幾個長官，要求先補齊欠繳的軍糧三千萬擔：“老百姓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人的；可是如果當兵的餓死了，日本人就會接管這個國家。”
這件分配不均的風波最終的解決方式是這樣的，李培基偷偷賣了幾百萬擔救濟糧換成了金條，賄賂了軍隊長官。然後救濟糧就可以發放給災民了嗎？哪有這麼容易，層層剋扣，層層剝削，上面的人先拿飽了，剩下的寥寥無幾再重新分配。所以你會在《一九四二》中注意到這樣的一個細節，整部影片沒有一個發放救濟糧的鏡頭，沒有任何關於食物分配的鏡頭——當然，開始的部分中，張國立飾演的地主東家，被土匪打劫，只好大擺宴席的場景，以及最後部分中，日本軍官凶殘地殺死張默飾演的栓柱的場景可以除外。在那個鏡頭中，一個很耐人尋味的部分是，馮小剛把死亡與食物聯繫在了一起：不是因為飢餓死亡，而是因為拒絕飢餓而死，鋒利的刺刀刺穿了白白的饅頭與栓柱的喉嚨。
與之相聯繫的就是馮小剛對日本人的態度問題。記得在上《鏘鏘三人行》的節目時，談到岡村寧次給中國人發放糧食救災的問題上，馮小剛明顯對這個話題比較敏感，趕緊矯正竇文濤說，當然，這是日本人想收買人心的陰謀。在電影中，他對日本人的態度還是比較含糊，只是一筆帶過他們發放糧食的過程，隨後就是那場及其殘忍的暴力戲份，因為爭奪玩具，日本軍官挑起那個白麵饅頭，刺穿了栓柱的頭顱，一個染血的饅頭。這個段落給人的印象實在無足輕重，除了一如既往地表露日本人的殺戮與殘忍之外，與電影本身的主題無關。也許，我們可以把這個視角延伸到電影之外，很隱晦地表示出自己的愛國立場——這樣的表述根本沒有必要，前半部分，日本的轟炸機轟炸災民的鏡頭已經渲染到了極致。
艾德里安·布羅迪飾演的《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可以看作這一段歷史的見證者。這部電影中很多細節都出自他的回憶。在他的記憶中：“中國歷史上災荒不斷，它們像地震、颶風或改朝換代一樣頻繁。人們用饑荒來推算家史的年代。我過去並不知道什麼是饑荒；我也不知道一九四三年的饑荒是近代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之一，但根據傳聞，這次饑荒似可成為一篇新聞報道的題材。”這是一個記者最正常不過的動機，哪裡有新聞，哪裡就有他們的身影。但是白修德所領略到這次饑荒已經超越了他日常的認知程度。他就像佔地記者一樣，雖然要記錄真相為題，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真相已經變成了良心的煎熬。
白修德在深入河南境內的路途中的所見已經越了戰爭，超越了新文學，超越了攝影，但是並沒有超越政治的範圍。他覺得他弄不明白髮生了什麼，沿途所見全是血跡斑斑的死者，他們並非全都死於饑荒，有的死於敵機的轟炸，有的凍死，有的是從火車上掉下來摔死。他在洛陽見到了天主教會的托馬斯·梅甘（蒂姆·羅賓斯飾演）主教，他們在這個死神肆虐的場所傳播福音，每天都儘量幫助那些餓死的人，但是他們的幫助只會帶來更多的絕望。他曾經這樣描述他的困惑：“他們的崇高品質是無可懷疑的，而他們的徒勞無功同樣也是無可懷疑的。自從凱撒和基督把他們的啟示帶給了西方文明以來，行政管理的基礎就是秩序與憐憫。基督徒希望廣施仁慈，但是他們勞而無功，因為政府沒能維持社會的秩序。”
電影中對傳播基督福音這條線並未過多的描述，張涵予飾演的基督徒，一直呼喚他們的鄉親們相信主，但是飢餓與戰機的轟炸讓他也開始懷疑上帝的存在。馮小剛對宗教的態度很顯然也是模稜兩可。中國人的實用主義天生對這種外來的宗教保持一種半信半疑，災民逃荒過程中一直揹負的是祖宗的牌位，他們相信自家的祖宗保佑。張國立最終逃荒到了陝西，一家老小，死的死，賣的賣，本來絕望了，反而想到了回家，“就算死，也要距離家近一點”。這就是中國人的執拗。
白修德對這場饑荒的認識某種程度上拯救了災民。就算有戰爭，就算有天災，但是最終導致這一慘絕人寰的悲劇的卻是人禍。他把旅途中拍到的照片和寫成的文字發給了《時代週刊》，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然後才讓中國政府重視起來，開始賑災。而且這一舉動也惹惱了在當時在美國的宋美齡，她甚至給《時代週刊》施加壓力，讓他們解僱白修德。
其實評價《一九四二》這部電影最大的難度在於，所有的歷史真相都在影片之外。影片之中與影片之外都有很多耐人尋味之處。比如說，為何影片中當時的另外一個黨缺席了，或者說沉默了？當飢餓與災荒出現的時候，他們又做了什麼？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導致了這一天災變成了人禍，這種認識當然沒有問題——也許正是這種認識才讓這部電影順利通過了審查。但是這種認識卻沒有給影片本身留下了任何反思的空間，所有的結論都是預設的，所有的結局也是預訂好的。
民以食為天嘛。
尤其我國更是如此。
不是我國貪吃，而是餓怕了。
傑克倫敦有篇小說，一架飛機失事了，墜落到大雪山裡，沒有糧食，飛機上的人為了活下去，最後人吃人。有個人救活後，他養成了一個習慣，床底下都藏著食物，那怕眾人都反對，他照樣床下藏食物。
一個人餓怕了，什麼事都做得出來。飢餓的嗞味沒有人能夠抵抗。我親自經歷過了，一頓飯沒吃，我餓得恨不得連紙都吃。
歷史上，一旦發生天災人禍，人口銳減。一個王朝末世，最典型的例子就史書中大面積抒寫三個字，人相食。非常恐怖的。明末農民起義為什麼那麼頻繁？因為小孩，婦女不敢獨自去玩，保證一會兒不見了，被別人吃了。這是真事。鄰居間餓得沒辦法，相互交換小孩，換著吃。
紀曉嵐的筆記小說中記載一件真事，說某某人的父親明末時去外地辦事，在酒店吃飯，點了一盤牛肉，伙房說等等。跑進廚房抓起一個女人，砍下右手，拿下去做菜。某人的父親看後大吃一驚，連幫制止，買下這個女人作妾。紀曉嵐小時候親自見過這個斷手女人。我看後，恐怖萬分啊。
一九四二，不單單是一九四二。
一部民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