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在骨子裡確實是以文人自居，心中有無數的錦繡文章想要書寫，所以他的理想是“待國家太平無事，即當擺脫政務，重回新聞記者之崗位，專以文章報國”，只是時不我待。

但是作為文人，陳布雷卻又太過鋒芒畢露。

迷津喚不醒，請作佈雷鳴。

陳布雷生於1890年11月15日，浙江慈溪人，被稱為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算是蔣介石的御用文人。

陳布雷原名訓恩，“佈雷”是他的筆名，1911年他在上海《天鐸報》上以筆名“佈雷”發表文章，只是誰也沒想到到最後人們卻幾乎只記住了這個筆名，他的原名卻少有人知曉。對於“佈雷”的解釋，著名的寄禪法師曾寫詩“迷津喚不醒，請作佈雷鳴”以作詮釋，但是陳布雷卻直言讀書時因為臉頰圓滿，所以被同學稱為“麵包孩兒”，麵包的英語單詞“bread”可以音譯成“佈雷”，這是他的同學汪德光為他取的筆名，很有趣，也很實在。

陳布雷是一個文人，但是他寫了一生的文章，卻始終沒有一本屬於他自己意願的著作，因為他的前半生“學成文武藝”，後半生將自己所學盡數“貨與帝王家”，成了蔣介石的筆。

陳布雷：中國“儒家君臣政治體系”中的最後一位忠臣！

一

陳布雷對自己的定位是蔣介石這個“君”的“臣”。

陳布雷對蔣介石的忠已經到了“愚忠”的程度，所謂“食君之祿，忠君之事”，這是很傳統的儒家價值體系，正如他在寫給蔣介石的遺書中所說“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毫無其他私心”，所以我說他是“儒家君臣政治體系”中的最後一位君臣。因為在古代有忠臣“以死諫君王”，所以後來便有人將陳布雷的自盡稱為“尸諫”，我認為這也並無不可。

陳布雷自1927年赴南昌追隨蔣介石後，便終生忠於蔣介石，也終生忠於自己的事業，最後因為自己無力繼續為蔣為國為事業奮鬥而感到羞愧，最終選擇服用安眠藥自盡，因為他不想“尸位”，他想將位置騰出來留給有心做事、也有能力和精力做事的人。

二

蔣介石對陳布雷也是信任有加，蔣也以“先生”稱呼陳布雷，著作論述多出陳手，這也是陳布雷寫了一生的文章卻沒有自己的作品的原因，因為他的時間都給了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要負責處理黨務和政治業務，蔣介石能讓陳布雷當這個侍二處的主任，也充分說明了陳布雷的忠心和能力。

陳布雷不僅僅是隻會寫華麗文章的文人！

蔣介石曾問陳布雷，先生想任什麼職務？

陳布雷說，我想以新聞事業作為終身職業，如果不行的話，我願意給您當私人祕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只要能夠幫助到您便好。

1927年陳布雷任《時事新報》總主筆，成為蔣介石的喉舌。1928年被任命為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自此走上政途，從執筆書生變成執筆文官。1930年蔣介石自任教育部長時，原將陳布雷定為教育部次長，後改為教育部常務次長。1931年又人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後因陳布雷請辭，蔣介石為了留住他，又調他回去當浙省教育廳廳長。1932年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成立，蔣介石讓陳當祕書長，陳不肯，蔣也仍然讓他領著祕書長的職在浙江，事務由他人代理。1935年蔣介石改組侍從室，隨後於1936年任命陳布雷為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事實上陳布雷早已於1932年被蔣介石吸收進了侍從室。

陳布雷追隨蔣介石20餘年，被蔣介石視為心腹，只靠他手裡的筆是做不到的，司馬相如文章寫的這麼好不也鬱郁不得志？

陳布雷：當代完人！

1948年11月，陳布雷為感激蔣介石對自己的恩情，在南京家中吞服過量安眠藥自盡身亡。

陳布雷在寫給蔣介石的遺書中，對自己患病不能盡職盡責而自責不已，“書生無用，負國負公”，“佈雷乃忽傳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憂勞，反貽公以刺激，實萬萬無詞以自解”，最終他用“殉忠”來詮釋自己。

在陳布雷死後，蔣介石稱讚陳為“當代完人”。

陳布雷曾經感慨地說過：“我如果今天離開公職，我身邊的錢，只能夠暫時維持三個月的生活。”

憑藉陳布雷的政治地位，他如果想要撈錢，又有何難？當時的國民黨高官又有幾人身家清白？但是，陳布雷始終秉持心中的純粹，不願隨波逐流。

在我看來，陳布雷本就是一個純淨的讀書人。亂世江湖，身不由已，成了一個著名的悲劇人物。

他出身於詩書傳家的仕宦門庭，生長在新舊時代的夾縫，有著“位卑不敢忘憂國”的情懷，也有著“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的特操，同時脫不下“士為知己者死”的愚忠意識。看《陳布雷回憶錄》，我總感覺，真是“性格即命運”，總覺得正是這三點性情因素，讓他得以被柄政者看中，平步青雲；也讓他最後在王朝的宮殿坍塌之前，自願選擇了陪葬。

他後半生始終處在權力的中心。他是蔣氏最信任的人，“重大決策莫不商於陳”。但他這個人，有士大夫氣，是真正清高的，存風骨，留底線，並沒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興，且避之唯恐不及；但他對國事天下事，也從來都不會置身事外，泰然作”神州袖手人”，最終的自然邏輯，當然是為權力所吞噬。那是一個政治和社會生活都極其不正常的年代，不僅不允許你做一個“英雄”，連只想做一個”人”的願望都戛戛其難。

只知獨夜不平鳴,春鳥秋蟲自作聲。風蓬飄盡悲歌氣，佈雷畢竟是書生。他的立身出處，他的動靜語默，他的人生態度，他的價值選擇，迂腐也好，單純也好，生死也好，悲喜也好，多少都是一種書生意氣使然；這種書生之氣，也讓他的損失、傷痛與憂憤，似乎都要比一般人來的更加的深廣，更加悽切 。

他不是一個壞人，也不應該承受這樣的悽風苦雨的苦痛，家破人亡的結局。也許也正因為如此，在民國時代的所有御用文人中，他大概是得到後世最多同情的吧。

就我個人淺寡的閱讀體會而言，與其說陳布雷是殉於蔣家王朝，不如說他是殉於傳統綱常的“道”與“義”，還有多災多難、四海乾戈的現代中國。

（圖：陳布雷與陳誠，二陳號稱蔣氏的“文膽武將”）

從政從來都不是他的夙願。他所以後來涉入侯門，完全是報國的道義和責任感所驅動。他出生舊家庭，但是受的是新舊兼具教育，人生40歲以前，他那麼熱情地投入新聞界，滿懷啟蒙理想，藏身上海，口犁筆耕，以撰寫社論、時評為職志，以敢言無忌著稱，聲名鵲起，是“第一流的政論家”，與張季鸞並稱南北雙壁。他的真正志向，是讀書人本位的“言論報國”。後來的捲入政治，從他回憶錄看，實是對國民革命有認同感，認為政治救國更為速效，所以應召從政。他的選擇轉變，不是為一己權力，而是服從救世理想的，也因此，當時事稍有安頓之狀，他多次請求辭職，也始終在權力中心中保持超然之態，志在做“無名英雄”，連“名字都不願見報”。

（圖：陳布雷愛女陳璉，後死於非命）

愚忠的思想，他應該也有，但絕非可以完全主導他言行乃至生死取捨的價值觀。蔣氏很看重他，不是當他做幕僚甚且臣僕看，一直有“執弟子禮”的意思和謙恭，稱呼他也從來不直呼其名，而恭為“佈雷先生”。陳氏對於這一點，不會沒有知遇之情，也不會沒有感激之意。但他的價值觀念，是新時代的民主平等觀，而並非是封建王朝式的，所以他對與蔣氏的關係認知上，絕不是君臣主僕的架構，是公私分明的。這一點，我們今天看《陳布雷回憶錄》，還有陶希聖、陳立夫等人的記述文字，並不難辨析明白。

1948年11月12日那個深夜，他吞服大量安眠藥，氣絕於凌晨，終年59歲，身後僅留有存款700元。後來，香港那邊有文章說他是對蔣“尸諫”，是“愚忠”，衍為流行說法。實際上，他的祕書蔣君章、他的同事陳立夫等人早已說明白絕非如此。

（圖：陳布雷與小兒子陳礫。陳礫後來也死無其所）

他的死，是死於對國家的絕望。他的祕書回憶說，臨死前的數月，他每日公餘，都站在後窗眺望。那裡看出去，是山西路，能看到日常出入的百姓，而那時，社會已然餓殍橫呈，每日街上都有搶米風波發生。陳布雷每次靜站，表情凝重，若有哀悽之色，無語而退。

寫於那個深夜的遺書中，他如此寫道，“我鑑於自身體力精力腦力之衰弱，實覺已不能再對國家非常時期作絲毫之貢獻，偷生人世，已無意義”；他最後叮囑子女後代，“汝等務必盡忠於國族， 自立於社會，勤儉正直，堅忍淡泊，以保我家優良之家風”。

（圖：陳布雷在臺孫子陳師孟，後在臺成為著名分裂主義者，恰成為陳布雷遺囑的諷刺）

他實在不是為愚忠而死。他是為國而生，為國而死。

最讓我感慨的，其實不是陳布雷一己之身的命運，而是他們家族百年來造化弄人到可謂荒謬的曲折路程。

陳氏本人，自是鐵桿國粉，不惜與之偕亡；他子女八個，卻沒有一個繼承者，相反竟有4個兒女是敵方陣營的潛伏分子，其中愛女陳璉及么兒陳礫因此受盡凌辱而死；現存的一個孫子陳師孟，竟然又搖身一變，成為對岸鼓吹毒立的第一旗手。一門三代，即親即敵，讓人啼笑皆非。這種家族的分裂和反差之劇，中國歷史上，乃至全世界範圍內，應該也是找不出第二例的。

陳布雷也好，陳氏家族一門也好，他們的命運，豈止是一家一姓之事，實是中華民族百年來辛酸、苦難、悖謬的縮影。真是“一家擔盡古今愁”吧。

2018，7，29， 晚

感謝閱讀。會勉力每天都寫三兩篇隨感。歡迎關注本號、點贊鼓勵，若有其它看法，也歡迎朋友們留言批評——雖然我是不會改的

1948年年底，發生了一件讓眾多國民黨大員極其震驚的事情，有著“國民黨第一支筆”、“總裁文膽”、“領袖智囊”的陳布雷自殺，這無疑是對老蔣一次沉重的打擊，而為老蔣“執筆”長達二十多年的陳布雷究竟為何自殺呢？其實既有老蔣的原因，也有陳布雷自身的原因。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說陳布雷和老蔣的關係了，陳布雷是一個極具才華的文人，有著極高的文學涵養以及革命理想，所以他把自己一身的本領交給了老蔣的國民政府，而老蔣在很多地方的發言基本上都是佈雷先生為其寫稿，尤其以抗戰宣言最為著名，寫到“如戰端一開，地無南北，人無老幼，全民皆有抗戰守土之責任”，但是他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在與老蔣幾十年的相處中逐漸變味，他所一心追隨的“老蔣”已經不是那個實行孫文之三民主義的革命者，但其卻身為文人，又被文人所特有的一種品質所限制，那便是忠誠。

老蔣一生對陳布雷極其尊重，視其為家人，而陳布雷也用一個文人的忠誠來回報老蔣的知遇之恩。從北伐成功到日後幾十年的時間裡，他兢兢業業，為老蔣是鞍前馬後，他生活樸素，只抽菸，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不良嗜好，相比於其他國民黨要員的醉生夢死，陳布雷顯然是個異類，或許在國民黨腐敗到骨子裡的時候，陳布雷依然是那個一心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的文人。

而他的自殺，我認為是一種解脫，是一種他自己選擇解脫自己的方式。他見證了國民黨的崛起，見證了老蔣的輝煌，但同時也見證了老蔣的失敗，他本身就沉默寡言，不善交際，總是用一個文人特有的方式效忠著他的國家。但是這個國家的腐敗他只能是眼睜睜的看著，而迫於各種因素，他的筆已經不是那個為抗日而激起四萬萬五千萬國人熱血的筆，反而成為了為腐敗政府服務的筆，在這種情況下，文人自有他報效國家的方式，不能盡忠，以死相報。

總的來說，佈雷先生拋開政黨的偏見不談，他的人格是值得任何人去尊敬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這才是他效忠國家的方式，而老蔣顯然讓這支筆失去了光芒。在其死後，老蔣評價“當代完人”，確實，佈雷先生當之無愧。

陳布雷出生於浙江慈溪一個書香門弟的封建家庭，少年飽讀詩書，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府。身懷救國之志，曾寫文高度讚揚辛亥革命，在1912年上旬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經過幾年的驗證，得出只有“三民主義"才可救中國的理念，並在1917年加入國民黨，成為“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

在國民黨內的知識份子中，由於他的文彩出眾，被蔣介石納為智囊(文膽)，成為總統府第三侍衛室主任，蔣介石大多數的講演稿出自他之手。他一生清廉，生活特別簡樸，從不收受禮品。據他隨從人員回憶，他每天吃的都是和其他工作人員一樣，兩盤青菜加一盤葷菜，工作人員有十多人，他限制每天肉食品不得超過1公斤，除開三餐主食，他工作到深夜也不配備其它食品。由於工作繁忙，經常出入時衣冠不整，他也全然不顧。有一次他老鄉探望他，送給他兩隻烏龜，讓他補補身子，他堅決不收，廚子看他一副病態樣子，瞞著他收下，把它熬成湯送給他吃，結果他發火硬是不吃，最後其他的工作人員沒辦法，才把它吃了。

在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時期，他每天工作時煙不離手，沉悶至極，未曾笑過，尤其他的女兒陳璉與女婿袁永熙加入了共產黨，蔣介石找他談了次話，告訴他實情，要他嚴加管理，並釋放了他的女兒與女婿。此事對他的打擊很大，他也沒有過份干涉他們，要他們快速離去。隨著解放戰爭的暴發，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喪失民心，招至軍事上的節節敗退，在風雨飄搖的1948年，是國民黨走向衰退的終點，陳布雷在自殺的當天，拖著病態的身體走進自己的辦公室，工作到深夜，寫好遺書，一封給蔣介石，另一封給家屬，還有一封給辦喪事的人。陳布雷把事先準備好的大量安眠藥吃下，最後不治身亡。蔣介石看了他的遺書，淚與雨下，泣不成聲。國民黨政府將陳布雷舉行了國葬，被譽為“當代完人”。究其陳布雷的一生，不愧為"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一個早期的愛國者，他一生清廉，沒有留下任何值錢的東西，一個實實在在的清官，在民國時期，“當代完人"的稱謂實至名歸！

提起陳布雷，就不能不提他的女兒陳璉（共產黨員），兩人選擇了不同的人生軌跡，可是父女卻是相同的人生結局，都是死於自殺。陳布雷1948年服用安眠藥自殺，20年後，1968年陳璉從上海的高樓頂上:跳下自殺。不知她死前有沒有想起昔日父親的尊尊教導“你不懂政治，不要無知盲從，早晚你會後悔的”。仰天地正氣，伐古今完人。女兒女婿都是共產黨，他們被撲後，蔣介石看在他的面上給放了。陳布雷死前已經逐漸失去了蔣介石的信任，他自殺雖是“以身許國”，但多少也帶著些許“無奈的抗爭”。

陳布雷進入上海《天鐸報》後，因才華出眾，勤勉敬業，很快成為上海報界的著名記者。其間，他撰寫了大量擁護辛亥革命的時評，反對封建帝制，宣揚共和精神。孫中山代表南京臨時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對外宣言》，就是由年輕的陳布雷翻譯成中文首先在《天鐸報》上發表的。不久，又回寧波效實中學任教。

1920年，在上海蔘加編譯《韋氏大學字典》。後轉到上海《商報》做編輯主任，所撰評論，文筆犀利，對北洋軍閥和社會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孫中山讚揚《商報》“是忠實的黨報”，“它的宣傳比國民黨辦的報紙還更有成績”。陳布雷所寫的時事評論，有的還被中共中央主辦的《響導》週刊轉載。中共領導人蕭楚女曾致函《商報》，讚揚了主筆的革命精神。著名報人鄒韜奮也寫文章加以推崇，稱“陳布雷先生不但有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

國共兩黨合作北伐後，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很需要身邊有支筆桿子可供驅使，而享有聲望的陳布雷正是理想人選。1927年，北伐軍剛到南昌，蔣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請陳布雷去南昌晤談。為延攬人才，蔣介石表現出謙遜姿態，陳布雷為蔣介石的“禮賢下士”深受感動，不久即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飛揚的《告黃埔同學書》，令蔣很為滿意。同年陳布雷加入國民黨，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祕書長，5月赴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

蔣介石“背後的男人”，國民黨的“領袖文膽”、“總裁智囊”、“國民黨第一支筆”，民國時期的報業大佬（曾任多家報社的記者和主編）陳布雷極具才華，文化涵養極高，有著自己的革命理想，他依靠自己才華成為了蔣介石背後的男人，1935年開始任蔣介石的侍從主任和國防委員會副祕書長，長期為蔣介石草擬文件，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抗戰宣言:“……如戰端一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
（陳布雷與陳誠）

陳布雷一生為人謙恭、低調，毫無戾氣，作為蔣介石的幕僚，他恪守為臣之道，對蔣介石忠心耿耿，毫無二心；在工作上忠於職守，盡心盡力；在政治上，為官清廉，從不拉幫結派以權謀私；而私德方面更無可指責。

放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時候，他常常煙不離手，每天都愁眉苦臉，未曾笑過，尤其是他的女兒、女婿加入共產黨以後，對他打擊很大，蔣介石將其女兒、女婿釋放後，交他嚴加管教，他沒有過分去幹涉她們，而是叫她們速速離開（有可能他也對當時的國民黨失去了希望）。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拖著病態的身體走進辦公室，寫了三封遺書，一封給蔣介石，一封給家屬，一封給辦喪事的人，然後服安眠藥自殺，蔣介石看完遺書後泣不成聲，稱其為“當代完人”。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這是文人愛國的方式，這是陳布雷愛國的方式，如果用一句話評價他的一生，那麼我認為他擔得起“民國第一君子”的稱謂。

陳布雷的一生怎麼說呢，他為了所謂的知遇之恩被一個人羈絆了二十多年，並且為這個人鞍前馬後二十多年，他陪這個人打軍閥、打紅軍、打日軍、打內戰。這中間有讓陳布雷熱血沸騰的事情，但也有讓他深深厭惡的事情，而陳布雷在這個人的面前，他別無選擇，因為這個人是他的“領袖”，那個人便是蔣介石。

老蔣一生視陳布雷為高級幕僚，對其從來是尊敬有加，一向稱其為先生，而他們二人的相識相遇也頗有一番曲折。在老蔣北伐揮師入滬之際，便聽聞了陳布雷的大名，做為報業奇才，他的文筆早已經被老蔣看在了眼裡，因而又上演了一幕三顧茅廬的情景，做為文人，陳布雷是不願意從政的，但在老蔣多次誠懇的請求下，陳布雷彷彿看到了希望，於是他決定了從此追隨老蔣，此後一生沒有回頭，直到以死相報。

陳布雷一生最讓人費解的事情便是他選擇了自殺，而他自殺時卻是國民黨即將潰退之際，而老蔣的黃埔愛將自殺的都寥寥數位，做為一個文人，他為什麼要選擇自殺呢？其實從陳布雷一生的理想、抱負來看，他除了有著他人難以企及的文學素養之外，他身上還有著極其鮮明的文人骨氣，即使老蔣後期為人民所拋棄，但面對其失敗，其雖然常常是深惡痛疾，但他卻不願做二臣，或許只有一死方才解脫。這是一個文人的偉大之處，也是一個文人的悲哀之處。

縱觀其一生，他為人清廉又不為名利所動，對於自己選擇的領袖是絕對的忠誠，他埋頭苦幹自己分內之事，或許只有在深夜才會對國家命運而憂心忡忡，他的筆鋒芒畢露，能讓四萬萬同胞共御外辱，他執筆為國是國家民族的幸運，但卻又是他的不幸。這支成就老蔣輝煌的筆，最終也見證了老蔣的失敗，在其死後，世間再無這般“君子”。

1948年11月14日，《中央日報》刊載重磅消息：陳布雷氏昨日心臟病逝世，總統夫婦親往弔唁明大殮。一時間，南京城石破天驚，關於陳布雷的死因眾說紛紜。18日，中央社發佈：陳布雷以死報國。文中稱陳布雷長期神經衰弱導致失眠，因服過量安眠藥致13日辭世，身後留有遺書數封，分致蔣、生前同僚、副官、親屬等人。

陳布雷，原名陳訓恩，浙江慈溪人。陳布雷早期受其大哥陳屺懷（即陳訓正，陳布雷大伯長子）影響至深。陳屺懷年長陳布雷18歲，思想活躍，才華橫溢，是激進的革命黨人，陳布雷少時跟隨陳屺懷讀書，深受其革命思想影響。

1911年，陳布雷自浙江高等學堂畢業後，進入上海《天鐸報》任記者。陳屺懷曾任該報的社長，他任用戴季陶為總編，《天鐸報》極力鼓吹革命思想，成為反清的有力喉舌。陳布雷此時以“佈雷”為筆名，撰寫了大量富有革命性的政論文章，熱情謳歌武昌起義，一時陳布雷成為滬上報界才子。後陳布雷因報社派系紛爭逐出《天鐸報》，回寧波中學任教，1912年3月，加入同盟會。1920年至1927年，陳布雷任《商報》主筆，痛斥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反對帝國主義暴行，支持工人、學生的愛國運動，受到共產黨人的讚許。

北伐開始後，總司令蔣介石欲聘陳屺懷為其幕僚，陳以其年事已高婉拒，並向蔣推薦由陳布雷出任。蔣遂派黃埔軍校祕書長邵力子到上海以蔣的照片相贈陳布雷。

1927年2月，蔣介石在南昌會見陳布雷。陳布雷在蔣的力邀下加入國民黨。不日，陳布雷為蔣起草《告黃埔同學書》，陳才思敏捷，一氣呵成。蔣閱後，對陳布雷的文筆讚歎不已。不過，陳布雷不想為官，還想回滬辦報，需要時他可蔣撰文。蔣深知陳布雷文人性格，並無過份強求，禮送陳布雷回滬，這給陳布雷留下良好印象。

5月，在蔣介石的力邀下，陳布雷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陳布雷目睹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倍感苦惱。蔣介石下野後，陳布雷亦辭職。蔣復出後，陳布雷稱不需高官厚祿，只願為蔣私人祕書。

1934年5月，陳布雷任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成為蔣的正式幕僚。1936年1月，陳布雷被任命為侍從室二處主任，主管黨政事務，成為蔣的核心幕僚。陳布雷謹言慎行，兢兢業業，對蔣謙卑恭敬，深為蔣倚重，成為蔣的智囊與文膽。

陳布雷一生最鍾情的是新聞報業，而由於蔣介石的力邀從政。陳布雷心中崇尚的客觀公允理念，在政治上格格不入。陳布雷跟隨蔣介石，不得不與蔣的步伐一致，不得不違心地言不由衷，這令陳布雷內心非常矛盾。西安事變後，蔣命陳布雷撰寫《西安半月記》，陳布雷按照蔣的授意，在文中對蔣極盡美化。陳布雷在寫作此文時，心情極度煩悶，在日記中稱“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蔣介石發表了著名的《廬山談話》，其中的“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成為傳世名句，這篇抗日宣言就是陳布雷撰寫的。抗戰期間，陳布雷撰寫大量團結抗戰的文章，鼓舞了全民鬥志。

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在遼瀋戰役中大敗，面對頹局，陳布雷心憂如焚。陳布雷曾苦勸蔣停戰談判，蔣稱陳對時局太悲觀了。面對國民黨政權大廈將傾，陳布雷深受刺激，自覺自己油盡燈枯，書生無用，於1948年11月13日吞服過安眠藥離世。蔣介石痛失文膽，謂其為“當代完人”。

陳布雷自南昌見蔣，忠心追隨蔣二十餘載。他廉潔自律，淡泊名利，對官場腐敗深惡痛絕。他身居要職，卻平易近人 。他超然派系，潔身自好。他一生鍾愛報業，卻涉入政治。忠心事主，身不由己。他的內心充滿矛盾和糾結，或許棄世這個悲情的結局對他這個書生文人是最終的解脫。

1948年11月13日，蔣介石貼身侍衛官、“文膽”陳布雷懷著對蔣家王朝的無限絕望，吞服安眠藥而亡。

陳布雷從報業才子到蔣的御用文人，從慷慨激昂的民主戰士到蔣的忠實信徒，內心一生充滿糾結，充滿矛盾，最終自殺求得解脫，充滿了濃郁的悲情色彩。

陳布雷青年時期是熱血澎湃的民主革命的文化戰士。他才華橫溢，文筆犀利，擁護孫中山民主共和政策，鞭撻封建帝制，為民主革命宣傳造勢。他的文章熱情洋溢，指點江山，激人奮進，極富革命精神，受到孫中山和共產黨人的一致好評。很快陳布雷在業界嶄露頭角，被稱為“報業才子”。

北伐時期，蔣介石念其才華力邀陳布雷為已所用。當時蔣是北伐軍領袖，民主英雄，意氣風發，人氣正旺。面見陳布雷時，蔣謙和有禮，表現出求賢若渴之態，陳布雷感念蔣知遇之恩，從此對蔣一生忠心相隨，至死不渝。

抗戰時期，蔣的一些富有鼓動性的抗日演說大都出自陳布雷之手。這些演說慷慨激昂，使人熱血沸騰，激發了全民抵禦外侮的鬥志，喚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時至今日，仍有一些名句流傳。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作為蔣的文膽，陳布雷在輿論宣傳方面必須與蔣保持高度一致。在蔣的授意下，陳布雷也撰寫了大量反對共產黨，編造謊言粉飾國民黨的文章。陳布雷出身新聞記者，追求的是客觀公允。從政後的人為內幕與內心初衷相悖。而為了政治的需要，又無法拂逆蔣介石。詞不達意，言不由衷，陳布雷內心充滿痛苦。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惘顧民族大義，悍然挑起內戰，為萬夫之指。國民政府腐敗無能，軍官爭權奪利，加上蔣介石指揮無方，國軍節節敗退，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以摧枯拉朽之勢一步步消滅著國軍的有生力量。國民政府垂死掙扎，陷於風雨飄搖之中。陳布雷面對這無可挽回的頹勢，心憂如焚，萬念俱灰，對蔣已完全喪失信心，自殺棄世。

陳布雷一生溫良謙恭，為人低調，毫無戾氣，他嚴於律己，清正廉潔，淡泊名利，在私德方面無可指責。但他又是一介書生，胸懷濃烈的“君子死知己”情結，他深陷對蔣的感恩之中，竭盡心血畢生服侍一主，為恩情所困，終生對蔣畢恭敬，言聽計從，在蔣大勢已去時，以死相報。

陳布雷品格可謂高潔，可惜心中並無堅定政冶信仰，對蔣痴心愚忠。身世飄零，文膽凋落，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