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家在喬致庸的時期到底多有錢？在當時的世界上算得上富豪嗎？
2006年，央視大劇《喬家大院》，劇中主角喬致庸，一步步走向晉商首富，可以說是富可敵國，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近代學士梁啟超曾說過：
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
獨至此，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
由此可見大家對晉商傳奇人物：喬致庸的一生的吸引、好奇以及對晉商的尊重與探祕
今天小編就簡單介紹下這位傳奇人物的致富道路（如有不同意見，關注小編，歡迎指正）：
喬致庸(1818-1907年)，字仲登，號曉池，山西祁縣（山西祁縣）人，喬家第四位當家人，清朝末年山西晉商的代表商人，他一生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五帝，而這一時期正是大清帝國逐漸走向衰落，社會戰亂頻仍的亂世，而喬致庸卻在此遊刃有餘，為喬氏家族的繁榮立下了大功。
喬氏經商起於喬致庸之祖父喬貴發：喬貴發走的是很典型的勤勞致富之路，他將山西人那種吃苦耐勞和精明能幹的特質充分體現出來。待生意稍成規模，他乾脆聘請了掌櫃來主持業務，進一步擴大了經營範圍，以油、酒、米、面為主要業務，兼營其他，上自綢緞布匹，下至蔬菜雜貨，適應市場需求，不分行業，應有盡有，獲利豐厚。
喬致庸早年喪父喪母，由長兄喬致廣撫養成人。他“幼嗜讀書，思以儒術昌門閥”，也曾考中過秀才。但約在35歲至40歲間（咸豐後期），因長兄喬致廣辭世，他只得棄儒從商，操持起喬家的商業。
道光二十年（1850年），喬致庸以獨立資本，在包頭財神廟街西口路北增設“復盛全”，瓦窯溝口路西增設“復盛西”。咸豐年間，又經營復盛菜園。此時，包頭人口的增長更加迅猛，經濟也日益興旺繁榮，“復”字號的開設正應其時，獲利異常豐厚。再加上三家“復”字號各有側重，互為倚角，規模迅速擴張，成為包頭實力最為雄厚的商業企業。喬氏的“復”字號在包頭商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在包頭甚至有“先有復盛西，後有包頭城”的說法。
山西人雷履泰、李正華於嘉慶二年創立的“日升昌”是第一家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採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山西商幫多數從事長途販運，開支巨大，現金轉運，不僅不便，而且危險。
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後，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匯通天下。於是利用喬家的資本一氣開了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成立於咸豐年間的“大德興”最初主要經營茶葉，同時也搞匯兌。喬致庸後來發現票號是更新的產業，於是改成匯兌為主，茶葉為輔。光緒十年，喬致庸把“大德興”改為“大德通”，同年專門成立了“大德豐”票號，專營匯兌。
在喬致庸經營下，後來大德通和大德豐都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大票號。喬致庸把每年利潤部分繼續投入作為資本，行話稱為“倍本”。
於是在喬致庸經營下：票號在全國各地有20多個碼頭（分號）。西至蘭州、西安，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張家口、歸化、包頭，東北至瀋陽等地，均設有喬氏商號。
到庚子事件之後，國家再次放開民間公款匯兌，所有山西票號都大獲全勝。據當時的戶部檔案記載，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戶部有三分之一的銀兩存在各家山西票號中。
這些都證明1900年以後山西票號的飛速發展，喬致庸的經營達到了頂峰。
至此，喬氏的商業帝國基本成形。
那他到底有多少錢？
喬家到底有多少錢，固定自產千萬兩白銀，流動資金只能大致估算在700-1000萬兩白銀，最後還有不可估價的不動產、票號、門面。當時的美國學者曾經談及太谷，說這裡是中國的華爾街。看看喬家大院，大院一共有313個房間，而且據說喬致庸在修房子的時候，每一塊磚下面都要放一枚銅錢的，這樣的房子在當時到底值多少錢？當時世界上除了最高統治者和他們手下的高官王親，有多少商人能造得出這樣規模的大宅呢？
首先來說說他的票號，他的票號幾乎覆蓋全國各大城市，而且發展速度異常之快，當時全國的大票號幾乎全是他的，比如大德通、大德恆等。接著來說說他的地產，他的地產最為主要的一個就是喬家大院了。由於當時清王朝對外經濟佔據很大劣勢，白銀大量外流，為了安全起見，喬致庸在家院附近購置了大量地皮，並著手修建了這個規模相當龐大的宅院。喬家大院在當時也是一份價值相當巨大的資產。而放在現在價值更是無法估量，畢竟已成為一標誌建築。除此之外，他的錢莊、當鋪、糧店也有幾百處之多，這個也是一筆不小的資產。
2、李鴻章組建北洋水師時，喬家也為其捐銀10萬兩，據說李鴻章也給其題過對聯，為：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作為喬家的主管人，喬致庸其私人資產肯定也是一個大數目，左宗棠安定西北很大一部分軍費就出自喬致庸之手。左宗棠對喬致庸也是相當感激，曾親切的直稱其為“亮大哥”。做商人能做到讓左宗棠稱其為大哥的地步，不可謂不成功啊！
在世界到底算不算富豪？
他在當時的清朝有錢，但喬致庸在世界不算是頂尖，但也排名靠前。雖然當時的清朝與列強有差距。就拿清末GDP來說，當時大清為十幾億，而英國的已上百億美元，美國的更是高達300億，但要說個人方面：
晉商喬致庸(1818-1907年)小編，找到美國大概同時期的兩個代表人物：
1、杜邦家族
1802年杜邦家族在美國特拉華州威明頓市的白蘭地酒河畔創建了杜邦公司，公司總投資36000美元，發起股計18股，杜邦家族佔其中12股，佔有絕對的支配權。與美國曆史幾乎同步的杜邦公司，開始了200年的光榮之旅。
到了1820年，杜邦公司已經成為美國政府最大的火藥供貨商。隨著一戰、二戰、美國與墨西哥的戰爭、美國南北戰爭的爆發，杜邦家族掙得盆滿缽滿。據統計，在20世紀90年代，這個家族總資產超過了1500億美元，大概是當時世界首富的7倍。
2、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
美國“石油大王”、億萬富翁洛克菲勒在美國商業史乃至世界商業史都可以說是大名鼎鼎
“石油大王” 隨著對石油生意的深入，也意識到必須擴大規模，於是便說服自己的弟弟威廉，一起成立了第二家煉油公司，經營業務與第一家略有不同，主要是做石油的進出口貿易。為了抵制石油市場質次價亂的亂象，洛克菲勒一方面制定了嚴格的質量管理標準，一方面想方設法地降低成本。為了降低成本，洛克菲勒組織研究團隊，成功地研發出了自制油桶、自制煉油用的硫酸，同時不斷買進油船和輸油管……在不斷的努力下，洛克菲勒逐漸控制了當地26家石油公司中的21家，石油帝國初步形成。
截止1884年，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已經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石油企業，洛克菲勒本人也成為全球屈指可數的頂尖富豪，並在之後不久，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億萬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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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十二年，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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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致庸家族是典型的晉商，喬致庸是喬家第四代傳人，連續幾代人經營有方，讓喬家到喬致庸時期成為當時富甲一方的土豪。
到了喬致庸時期，喬氏家族共有店鋪、錢莊、當鋪、糧店等200多家，業務涉及全國，據說總資產有數千萬兩白銀。
算一算喬家的財產在當時到底是個什麼概念。
在喬致庸時期，清政府每年的稅收大約為1億兩白銀。假如喬家當時的財產價值3000萬兩，那麼相當於清政府一年收入的30%。
在同一時期，清朝組建了著名的北洋新軍。這支軍隊人數大約7萬，裝備了數百門克虜伯大炮，數百挺馬克沁機槍和數萬杆各式槍械，這些武器每年的維護保養、添置更新都是一筆不小的費用。當時，北洋軍工資也遠超一般清軍，一名士兵的工資達4.5兩白銀，排長的工資達20兩，營長的工資更是高過一般的州府官員。即便如此，北洋軍每年的耗費也不過600萬兩，約為喬家財富的五分之一。
（器械精良，訓練有素的北洋新軍）
在當時，3兩銀子就可以讓一戶五口之家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衣食無憂。也就是說喬致庸家族的3000萬兩白銀，足以供養5000人口舒舒服服的生活一個月。
喬氏這麼有錢，在國際上是什麼水平呢？
在國際上看喬家就不屬於頂級富豪水平了。
再看喬致庸和同時期外國富豪的比較。
喬致庸時期正是美國工業大發展時期，這期間造就了一大批世界級富豪。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億萬富翁的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在1870年創立了標準石油公司，高峰時期曾經壟斷了美國90%的石油市場。他的財富在1914年達到巔峰，約為9億美元，大約相當於當年美國GDP的2.4%，當年美國的財政收入為7.2億美元，洛克菲勒的財富比美國一年的財政收入還高，比喬致庸家族還誇張！
9億美元在當時大約值14億兩白銀，也就是說洛克菲勒的財富是喬致庸的46倍。喬致庸的財富與世界頂級富豪相比還是差不少。
兩人的財富差別不在於個人能力，而在於國家環境
喬致庸與國際大富豪的差距不在於經營能力，而在於所處的國家環境讓他能以使財富升值。清末正是第二次革命來臨之際，雖然清朝已經不再閉關鎖國，但仍然錯過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所以，喬致庸只能繼續經營傳統行業，而對石油、電氣產品等高科技領域一竅不通。
洛克菲勒就不一樣了，他生在當時發展速度最快，正在積極轉型的工業大國美國，這就讓他得以藉助了國家發展的東風，依靠朝陽產業石油業，在短期內完成財富的爆發式增值，從而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億萬級富豪。可見，除了他經營能力之外，國家環境的優勢更為重要！
（第二次工業革命造就的繁華）
個人認為，洛克菲勒出生在滿清不會比喬致庸做得更出色，喬致庸出生在美國也有可能取得洛克菲勒的成就！
喬致庸是山西喬家中興發展的重要人物、是喬家的第四代掌門人，而除了他之外，山西喬家還有著一個非常重量級的人物，這個人物就是喬家的第一代創始人、乾隆時期的喬貴發。
喬貴發是在乾隆成為皇帝的那一年離開自己居住已久的小村莊前往外界打拼的，在他經過多年的打拼後，他給自己打拼下了1000多萬兩白銀的資產。
這相當於一個什麼概念呢？雖然他這個資產與乾隆時期號稱著世界首富、總資產達到8億多兩白銀的和珅無法相比。
但是在當時也是一個極其龐大的概念了，因為在乾隆時期清朝朝廷一年的國家稅收也就才1500萬兩左右。
他的這個資產在當時是頂得上朝廷一年稅收的2/3的，雖不說富甲敵國，但也絕對是頂尖的大富豪。
正因為有著喬貴發的存在，才有了山西喬家極致的繁榮，喬家才得以從一介破落的小家庭成為了在當地影響力深遠的豪門大族。
不過在喬貴發之後，喬家就一直沒有出現過比較出色的人物，一直到了我們題目中所說到的喬致庸出現，這才打破了喬家沒有可用子孫繼承家產的僵局。
喬致庸棄文從商被迫繼承千萬兩家產
原本這第四代當家人是不應該由喬致庸來擔任的，因為他本身對商業是不感興趣的。
喬致庸當時已經考了一個秀才的功名，正準備往下考舉人、考進士並由此步入仕途的。
誰曾想這個時候他原本挑起整個家族重任的哥哥竟然因病去世了，正因此，他才不得不放下了自己的功名大業，受家族形勢所迫繼承了那高達千萬記的家產。
在喬致庸當家之後，他通過各種手段大力發展起了自己的家族產業。
他在發展商業的時候，是非常講究原則的，他當時把各種儒學融入了商業中，在既賺錢的時候，保留下了自己做人的底線，將自己與尋常的奸商劃分了一個檔次。
在喬致庸時期，喬家的產業囊括了各種各樣的行當，當時家產一度達到了數千萬兩之多。
而喬家大院就是在他那個時期建造出來的。
至於這裡面所說到的數千萬兩到底是多少千萬兩，具體數字我們是無從所知的，因此我們將其理解為4000萬兩可以、7000萬兩也可以。
與喬致庸同時期的洛克菲勒家族創始人
而如果我們要說到喬致庸時期的喬家在世界上屬不屬於富豪的話，我們就得先了解一下當時世界上的富豪狀況。
喬致庸是1818年出生、1907年去世的，而與他同時期的恰好也有一個非常出名的大富豪。
這個人就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一代創始人約翰.洛克菲勒，此人是1839年出生、1937年去世的，雖然他們二人的年齡相差了十幾、二十歲，但是在年代上卻是相同的。
洛克菲勒是美國著名的石油大亨，他通過自己在石油領域的翻風攪雨成為了美國當時最有錢的人，也是美國當時唯一超過億萬資產的富豪，在當時世界上除了一些君主級的人物之外，世界上就數他最有錢。
洛克菲勒雖然被人稱為億萬富豪，但是他的資產卻並不只侷限於一個億，他當時所積攢下的資產是即將接近十個億的，遠遠超過了其他連一個億都沒有達到的富豪們。
喬家家產在當時世界富豪圈中的地位
而喬致庸的資產和他相比是如何的呢？接下來我們來了解一下清朝白銀和美國美元的兌率。
關於這方面的兌率我們可以從庚子賠款方面瞭解到，在八國聯軍侵略所簽訂的庚子賠款中，清朝一共需要向美國賠付3000多萬兩的白銀。
而當時據美國人的計算，如果把這些白銀換算成美元的話，這3000多萬兩白銀將價值2000多萬美元。
而如果把喬家當時的數千萬兩白銀換算成美元的話，即便減去了1/3的匯率，也還有幾千萬美元之多。
從洛克菲勒在當時號稱為地球上的第一個億萬富翁的事情我們應該就可以瞭解到那個年代美元的價值龐大以及億萬富翁的極度稀缺。
在那個億萬富翁寥寥無幾的時代裡，我覺得坐擁幾千萬美元家產的喬家在當時整個世界上都應該算得上是最為頂尖的富豪之一，這點是沒得說的。
所以說喬家在喬致庸時期家產一度達到了數千萬之計，而這個水平在當時的世界上是可以排到最頂尖一列的。
雖然喬致庸屬於晉商翹楚，但談不上世界級富豪。
喬家鼎盛時期的總資產接近3000萬兩白銀，當時清朝年收入不過7000萬兩白銀，由此可見喬家的財富。但論世界級富豪，想必喬致庸算不上是代表，比如伍秉鑑。
2001年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亞洲版）刊登了一個《縱橫一千年》的專輯，統計出了上幾個世紀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其中，有六位華人入選，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和宋子文。
這六人中，唯獨一人的身份與眾不同：他就是晚清富商伍秉鑑，被稱為“中國首位世界首富”，據統計，他的財富相當於晚清王朝半年的財政收入；他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他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保險等業務，許多美國富豪的發家都與他有著千絲萬縷的金錢聯繫，他是西方人口中的“天下第一大富翁”。
超前的經商理念，獨到的形象宣傳，使伍秉鑑的企業一度成為世界級的跨國財團。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作為封建王朝沒落時期的商人，他的悲劇命運註定是時代的產物。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他捐資救國卻無法擺脫“漢奸”的世俗禁錮，與陷入清王朝“敲詐”的經濟困境，最終鬱鬱寡歡身死家敗。今天，讓我們褪去歷史的塵埃，再看“中國首任世界富豪”的悲喜人生。
天子南庫，伍家首富。
封建王朝講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因此即使伍秉鑑富可敵國，仍舊是封建王朝的私有財產。儘管他擁有高超的經商手段，但在朝廷看來，這無非是“屈身拾起金蘋果”的舉動。這裡的金蘋果就是被譽為“天子南庫”的廣州十三行。
廣州十三行是清朝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又叫“洋行”或“洋貨行”，名為十三，實則並無定數。起初，類似廣州十三行的機構全國共有四家，分別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乾隆的“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廣州一地，廣州十三行由此壟斷清朝的海上貿易，成為暴富群體。
廣州十三行的富有在當時有詩為證“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而十三行中最聞名遐邇的莫過於怡和行，怡和行的揚名天下與它的主人息息相關，他就是伍秉鑑。
怡和行創辦人是伍秉鑑的父親伍國瑩，他早先曾在廣州首富潘振承家中做賬房，後來接受粵海關的委任，1783年成立怡和行，併為自己起了一個商名叫“浩官”，該商名一直為其子孫所沿用，成為19世紀前期國際商界一個響亮的名字。
如果說伍國瑩開啟了怡和行的新紀元，那麼伍秉鑑則開創了廣州十三行的新時代。1801年伍秉鑑接手怡和行，伍家的事業開始快速崛起，後來成為廣州行商的總商。
他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園、店鋪等產業，而且同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戶都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得益於伍秉鑑在貨物中都會放上自己的肖像畫，雖然他一生沒有離開過生活的廣州，但他的肖像卻隨著貨物走到美洲、英國以及印度，成為重要的商業標識。
伍秉鑑大膽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進行鐵路投資、證券交易並涉足保險業務等領域。他曾與美國人福布斯合作投資興建了美國密歇根中央鐵路和密蘇里河鐵路等重要鐵路幹線，從中收益巨大；長期投資福布斯在中國成立的旗昌洋行，到光緒十七年旗昌洋行破產前，伍家先後投資100萬美元，每年的利息所得超過4萬美元，成為伍秉鑑留給子孫的豐厚遺產。同時他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和銀行家。
1834年以前，伍家與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貿易額都達數百萬銀元。與此同時，伍秉鑑的財富累積到2600萬銀元（當時美國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萬），按照國際銀價換算，這個數目相當於今天的50億元人民幣。因他在西方商界享有極高的知名度，伍秉鑑成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美國教父，中國善人。
約翰·默裡·福布斯，美國昔日的鐵路大王，17歲時來到怡和行做學徒，因天資聰慧被伍秉鑑收為義子。當他25歲準備回美國時，伍秉鑑給他50萬墨西哥銀元用作投資，福布斯用這錢在美國投資修建鐵路，逐漸成為橫跨北美大陸的泛美鐵路的最大承建商。
同時，伍秉鑑還大力扶持福布斯入股的旗昌洋行，這是19世紀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最大的代理商行，後成為美國對華貿易的最大商行。雖然旗昌洋行後來破產了，但它的發展與壯大遠遠離不開伍秉鑑的幫助，美國人把伍秉鑑稱為“教父”。
約翰·雅各布·阿斯特，歷史上美國排位第4富有的人，曾向伍秉鑑借款7.2萬兩白銀做茶葉生意，結果運送茶葉的貨船毀於太平洋的風暴中，當他因無力償還貨款向伍秉鑑請罪時，伍秉鑑卻拿出借據，撕得粉碎說，“你只是運氣不好，卻不是一個不誠實的人，你可以重新開始了。”
阿斯特雙膝跪下給伍秉鑑磕了一個頭，用這樣的禮節來表示對這位中國商人的敬重，而伍秉鑑的行為也讓他的豪爽名聲在美國膾炙人口達半個世紀之久。後來阿斯特常說，“華盛頓給了我一個國家，而伍秉鑑給了我全部人生。”
伍秉鑑除了在美國享有慷概大方的名聲，在中國也是急公好義。嘉慶年間，伍秉鑑捐金數千，在洋行會館設立種痘局，救活嬰兒甚眾。道光初年，伍秉鑑捐銀十萬兩，修築南海、順德兩縣桑園圍石堤，這是珠江三角洲一項大型水利工程。後應美國傳教士伯駕之邀，在廣州創辦眼科醫院，免費治好許多中國人的眼疾，其中就包括林則徐。
當時，許多小的商行因政府不斷逼迫，最終走上向洋人借款的境地，然而洋人借貸利息高，導致小商行大多倒閉，欠款也落到了十三行的頭上。伍秉鑑放貸200萬銀元，資助瀕臨破產的其他行商度過難關，他還幫助那些因經營不善而觸犯國法被流放的商人。
未有香港，先有怡和。
提到香港的早期發展，則不得不說英國人創辦的怡和洋行。這裡的怡和洋行是1832年由英國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馬地臣，借用伍秉鑑“怡和行”的老字號在廣州創辦的。鴉片戰爭後遷往香港，成為遠東最大的財閥，洋行對香港早期的發展舉足輕重，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稱。
怡和洋行創辦人之一的威廉·渣甸，可以說是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他成功說服了英國國會對清朝發動戰爭，並制定詳細的戰爭計劃、戰略地圖、戰爭策略、保障和政治需要，甚至軍隊和軍艦的補給，這個計劃稱為“渣甸計劃”，其主要目的是把香港作為貿易據點。
如今，怡和洋行在香港仍然相當活躍，仍是香港僅次於政府的最大僱主。屬下子公司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華東方酒店、怡和太平洋、怡和汽車。投資的業務包括有：建築、地產、航運、零售、投資銀行、酒店、保險等等，員工總數超過十萬。
香港的一些地標也仍以怡和洋行及其創辦人命名：如渣甸山、怡和街、渣甸街、渣甸坊、勿地臣街、怡和大廈和怡和午炮。
捐資救國，身死家敗。
從史料上看，怡和行向來做的是正經生意，茶葉貿易是其最主要的業務。但是，一些伍家擔保的外國商人為了牟取暴利，往往夾帶鴉片。一方是朝廷官府，另一方是多年來貿易往來的生意夥伴，兩邊都得罪不起，伍秉鑑只得向清政府獻出鉅額的財富以求短暫的安寧。
鴉片戰爭爆發前期，伍秉鑑曾試圖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鴉片問題，卻未果。戰爭爆發後，伍秉鑑和其他行商積極募捐，出資修建堡壘、建造戰船、製作大炮。縱然如此，清政府仍全線潰敗。
1841年5月，英軍長驅直入兵臨廣州城下，清軍無力亦無心抵抗，於是讓行商前往調停，最終《廣州和約》簽訂，協議中英軍提出600萬賠款。這600萬鉅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資，其中伍秉鑑所出最多，計110萬元。
遺憾的是，這次“贖城之舉”沒有給伍秉鑑帶來榮譽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議。從戰爭伊始，這些行商就被國人塗上了“漢奸”的陰影。同時，英軍在得到600萬賠償後，撕毀和約擴大戰爭，直到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南京條約》的簽訂，在戰敗賠款中，伍家被勒繳100萬元。
1843年，伍秉鑑在心灰意冷中病逝。有歷史學家統計，1801年至1843年，怡和行僅送禮、捐輸和報效的銀錢達1600萬兩。伍秉鑑死後，曾經富甲天下的廣州十三行開始逐漸沒落，許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紛紛破產。更致命的是，隨著五口通商的實行，廣東喪失了在外貿方面的優勢，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權也隨之結束。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又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降臨到十三行街，終於使這些具有100多年曆史的商館徹底化為灰燼。而伍家的命運也如同廣州十三行的衰敗一樣，隨著伍秉鑑的去世逐漸走向沒落。
伍家的後人去哪兒了？根據伍家後人伍凌立描述：“伍氏後人有的轉向仕途、文人墨客、藝術人生；有的轉向學習洋技科學，崇尚科技強國；有的面對外國列強侵略戰爭，走向投筆從戎的道路，從軍救國；而有的則過著寄生性的生活，揮霍無度，幾代人未乾過工作，結果，終因喪失生存能力，靠變賣財產渡日；更有甚者，好逸惡勞，瞞天過海，欺詐、政治投機，缺德敗家。”
很可惜，中國難有百年的家族企業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多半是封建王權所導致的。伍秉鑑在晚年時，曾寫信給在馬薩諸塞州的美國友人J·P·Cushing說，若不是年紀太大，經不起漂洋過海的折騰，他實在十分想移居美國，通篇愴然難禁之情。
喬致庸對喬家財產積累的貢獻是巨大的，從他接手喬家到他去世之前，喬家的產業在他手上翻了200倍。喬致庸可以算是半個紅頂商人了，朝廷國庫沒錢了，慈禧都要去找喬致庸借點錢。現在老馬老王有錢，但是國家也看不上他們那點啊。而且喬致庸手上可是真金白銀，不是數據。
喬家到底有多少錢，固定自產千萬兩白銀，流動資金只能大致估算在700-1000萬兩白銀，最後還有不可估價的不動產、票號、門面。當時的美國學者曾經談及太谷，說這裡是中國的華爾街。
喬致庸有這樣的家底子，在世界上肯定能稱得上富豪了。看看喬家大院，大院一共有313個房間，而且據說喬致庸在修房子的時候，每一塊磚下面都要放一枚銅錢的，這樣的房子在當時到底值多少錢？當時世界上除了最高統治者和他們手下的高官王親，有多少商人能造得出這樣規模的大宅呢？
慈禧和光緒帝出逃至山西之時，因為手頭比較緊，想要和晉商借點錢週轉。當時的晉商日子都不好過，亂世之中能自保就不錯了，皆是婉言拒絕了。那個時候只有喬家的大德通的經理答應給他們借錢，而且是在沒有支會喬致庸的情況下直接給了慈禧三十萬兩白銀，按照購買力來算的話，晚晴的白銀一兩大約值現在700元左右，喬家出手之大方，真是讓人咋舌。而喬致庸借了這麼多錢，唯一向慈禧要的回報就是一塊匾額“福種琅環”，喬家將它掛在大門之上。
多有錢？“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這句話應該大多數人都聽過吧，復盛公就是喬家的一個字號，喬家在當時是一個制霸一城的大家族，毫無疑問是相當有錢，富甲一方的存在！
喬家是山西祁縣的一個富商之家，第一代喬家掌門人是喬貴，是乾隆年間時期的人物，喬致庸算是喬家的第四位當家人。喬致庸本來是個秀才，算是個文人，而且他剛開始也並沒有經商的打算，但由於兄長因戰亂對事業的重大打擊一病不起，最終英年早逝，他沒辦法，才選擇棄學從商，扛起了喬家這個重擔。
喬家本來就有很好的商業基礎，加上喬致庸以儒學經商，特別注重誠信與品德，又會用人，喬家商業自此突飛猛進，在喬致庸這一代發展到了頂峰，喬致庸也被時人稱為“亮財主”。
那喬致庸到底有多少錢呢？其實這個無法詳細計算，因為他每年都會將大部分利潤繼續投入作為資本，一直利滾利下去，錢只會越滾越多。
不過據粗略計算，喬致庸的流動資金大概在1000萬兩左右。而當時經過了洋務運動的大清一年的財政收入才大約2億兩左右，這喬致庸一個人的流動資產就有經過改革後整個大清一年財政的二十分之一。
這還只是流動資產，喬致庸還有其他的資產，比如他的票號和地產，這兩大是他的主要財產。
首先來說說他的票號，他的票號幾乎覆蓋全國各大城市，而且發展速度異常之快，當時全國的大票號幾乎全是他的，比如大德通、大德恆等。
接著來說說他的地產，他的地產最為主要的一個就是喬家大院了。由於當時清王朝對外經濟佔據很大劣勢，白銀大量外流，為了安全起見，喬致庸在家院附近購置了大量地皮，並著手修建了這個規模相當龐大的宅院。喬家大院在當時也是一份價值相當巨大的資產。而放在現在價值更是無法估量，畢竟已成為一標誌建築。
除此之外，他的錢莊、當鋪、糧店也有幾百處之多，這個也是一筆不小的資產。
其實喬致庸還投了大量的錢在賑災與軍費之上。特別是軍費，左宗棠安定西北和李鴻章組建北洋艦隊的很大一部分軍費就是出自喬致庸之手。左宗棠對喬致庸也是相當感激，曾親切的直稱其為“亮大哥”。做商人能做到讓左宗棠稱其為大哥的地步，不可謂不成功啊！
他的總資產有多少是無法計算的，但他毫無疑問是當時清朝最有錢的商人，不過比之前的和珅還是差了點。
他在當時的清朝有錢，但喬致庸在世界上應該是排不上號的，還是差的太多。畢竟當時的清朝與列強的差距太大了。就拿清末的GDP來說，當時大清的為十幾億，而英國的已上百億美元，美國的更是高達300億，這沒得比的。
清朝與列強的差距太大，社會環境和他國比不上，喬致庸自然無法在全世界打出名堂。但喬致庸在當時清末那樣的社會背景下，還能有如此成就，已屬不易了！
喬致庸生性恬淡、待人謙和、對待下屬寬宏大度，也因此聚攏了很多人才。而且喬致庸一生的經商理念為信譽第一、義字當先、次求利益。所以在喬致庸的眼裡，他的財富依次為信譽、仁義、金錢。那我們下面就以這三個方面看看喬致庸到底有多少財富。
信譽
喬致庸在教育子女時經常說:“不哄人，不騙人，該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錢。”
最能體現喬致庸信譽的事件非胡麻油摻假一事了。當時喬家一個名為通順店的分店售賣摻假的胡麻油，實際上當時所有的商家都是有摻假的行為，而且很多商家摻假的比例比喬家還多。
當時喬致庸聽聞後，本著信譽無小事的原則，立刻懲罰了摻假的人員，並且向售賣的地區張貼了告示賠禮道歉。之後還承諾凡是在通順店購買胡麻油的人員可以隨時退貨，或者能夠以低價購買品質純正的胡麻油。
這件事看似雖小，但卻影響深遠，從此之後喬家的信譽節節攀升，也為後來喬家開展票號生意時積攢了很多良好的口碑。而喬家開展票號生意後，對信譽更看重到了極致，在喬家的票號史上，沒有任何有據可查的誤兌或者錯兌。
仁義
喬致庸一生以仁義著稱，為當時的國家和民族貢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治年間，由於清政府鼓勵種植鴉片，在光緒初年遭遇了旱災之後，山西一帶發生了嚴重的丁戊奇荒，民謠稱“光緒三年、人死一半”。在這種情況下，喬致庸打開了喬家的糧倉賑濟災民，救下了很多當地的災民。為此《祁縣縣誌》也進行了褒獎。
左宗棠收復新疆時，大量資金運輸困難，所以很多都是由喬家票號存取匯兌。而左宗棠征討新疆的的資金有時週轉不及時，所以喬家票號在喬致庸的授意下，先行墊付出了很多軍費。也因此左宗棠非常感激喬致庸，便將自己回程的路費全部有喬家票號打理。
當左宗棠從新疆返回北京時，專程繞路拜會了喬致庸。並且一見面就說出了:“亮大哥，久仰了，左某能在新疆有所作為，全靠亮大哥（票號）支持。”這件事讓也喬致庸受寵若驚。
其後喬致庸還為李鴻章組建北洋艦隊時捐款10萬兩白銀。在庚子國難慈禧西逃時也為慈禧捐了10萬兩路費。
利益
喬家最初的生意以絲茶生意為主，當喬致庸接受喬家生意後，看到商路之上土匪和亂軍橫生，普通商人攜帶金銀上路非常危險不便。所以便開設了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
僅以當時的比較小的大德豐為例，最初的成立資金為6萬兩白銀，幾年之後便增加到了35萬兩。另外喬家還有其他的錢莊、當鋪、糧店、茶店不下300餘處。據後人估計其僅流動資金應該上千萬兩白銀左右。而同一時期的清末首富盛宣懷擁有資產共計1160萬兩白銀。以此看來喬家和當時的全國首富在伯仲之間，甚至要高於盛宣懷的財富，名列全國首位。
除了資金之外，喬家還有大量的房產、地產。喬家大院佔地4000多平方米，擁有6個大型院落，內套20個小型院落。這些院落共有313間房屋，其中還有大量的珍貴文物。也因此喬家大院被稱為清末“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當地民間也說“皇家有故宮，民宅看喬家”。
按照喬致庸的理解，喬家財富最根本核心的就是喬家的信譽帶來的口碑。其次是喬家的仁義帶來的人脈。最後的財富實際上是依靠口碑和人脈帶來的。也因此喬家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魔咒，歷經近200餘年而不衰敗。
喬致庸家族是典型的晉商，喬致庸是喬家第四代傳人，連續幾代人經營有方，讓喬家到喬致庸時期成為當時富甲一方的土豪。
到了喬致庸時期，喬氏家族共有店鋪、錢莊、當鋪、糧店等200多家，業務涉及全國，據說總資產有數千萬兩白銀。
算一算喬家的財產在當時到底是個什麼概念。
在喬致庸時期，清政府每年的稅收大約為1億兩白銀。假如喬家當時的財產價值3000萬兩，那麼相當於清政府一年收入的30%。
在同一時期，清朝組建了著名的北洋新軍。這支軍隊人數大約7萬，裝備了數百門克虜伯大炮，數百挺馬克沁機槍和數萬杆各式槍械，這些武器每年的維護保養、添置更新都是一筆不小的費用。當時，北洋軍工資也遠超一般清軍，一名士兵的工資達4.5兩白銀，排長的工資達20兩，營長的工資更是高過一般的州府官員。即便如此，北洋軍每年的耗費也不過600萬兩，約為喬家財富的五分之一。
（器械精良，訓練有素的北洋新軍）
在當時，3兩銀子就可以讓一戶五口之家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衣食無憂。也就是說喬致庸家族的3000萬兩白銀，足以供養5000人口舒舒服服的生活一個月。
喬致庸對喬家財產積累的貢獻是巨大的，從他接手喬家到他去世之前，喬家的產業在他手上翻了200倍。喬致庸可以算是半個紅頂商人了，朝廷國庫沒錢了，慈禧都要去找喬致庸借點錢。現在老馬老王有錢，但是國家也看不上他們那點啊。而且喬致庸手上可是真金白銀，不是數據。
餘秋雨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抱愧山西，其中提到他在查閱了很多資料之後，發現從前對“山西窮困”的理解是錯誤的。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或者可以再往前追溯五百年，山西堪稱是中國的金融貿易中心，而我們所看到的所謂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不過是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
喬家到底有多少錢，固定自產千萬兩白銀，流動資金只能大致估算在700-1000萬兩白銀，最後還有不可估價的不動產、票號、門面。當時的美國學者曾經談及太谷，說這裡是中國的華爾街。
喬氏這麼有錢，在國際上是什麼水平呢？
在國際上看喬家就不屬於頂級富豪水平了。
再看喬致庸和同時期外國富豪的比較。
喬致庸時期正是美國工業大發展時期，這期間造就了一大批世界級富豪。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億萬富翁的洛克菲勒。
喬致庸是1818年出生、1907年去世的，而與他同時期的恰好也有一個非常出名的大富豪。
這個人就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一代創始人約翰.洛克菲勒，此人是18
在明清兩朝中華大地上活躍著一個令今天都廣為傳頌的商幫——晉商。
他們以誠信作為立商之本，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便聚集起大量財富。
他們憑藉自己的辛勤努力取得海量財富之後便紛紛在自己的老家修造起了規模龐大的家族建築群，這其中尤以喬家大院、常家莊園、曹家三多堂等出名。
前幾年在央視熱播的電視劇《喬家大院》就真實的反映了晉商喬家的點點滴滴。而劇中喬家的第三代掌門人喬致庸就是這個龐大商業家族的掌舵者。
喬致庸，字仲登，自幼父母雙亡，有其兄長撫育成人。其初本欲憑藉科舉考試進入仕途，怎奈天有不測風雲，其兄長的意外病逝，使得他只能棄文從商，回家族接班。
喬致庸為人忠厚，豁達大度，且喜歡讀書。對於經營之事非其甘願亦非其所長。但喬致庸卻有知人善任、禮賢下人、善於用人的本領。這樣以來許許多多富有經商頭腦之人便紛紛投其門下，而喬致庸對他們也是人盡其才、物盡其才，按照各自擅長的領域將他們分配到自己的商業帝國中，使各個崗位上的人都發揮了自己最大的商業本事。
經過喬致庸的慧眼識人用人，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使得喬家的經營範圍及規模在原有的基礎之上迅速擴大。特別是其家族在塞外包頭設立的商號“復盛公”、“復盛西”等，巔峰時期其巨大的實力甚至左右了包頭整個市場。以至於後來在包頭流傳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
後晚清票號開始興起，喬致庸果斷看到了其蘊含的巨大商機，便開始廣泛蒐羅各類金融人才，創立了“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後果不出所料票號大火，而其手下的兩大票號亦日漸興盛，其鼎盛時期在全國各地的商埠及水陸碼頭都可見其身影。
需要說明的是，在票號創立之前喬家只是經營了傳統意義上的貨物交易。而這種傳統交易的利潤原本很低，加之喬家始終遵循“薄利多銷”、誠信待客的經營理念導致其利潤相對其它商號更底。而票號實際上是一種以錢生錢的經營活動，其利潤亦比傳統貨物交易要大的多。
票號的巨大成功使得喬家的收入很快呈現急劇倍增之勢，亦很快使喬家的財富勢力名冠山西全省。
據記載整個喬家經營產業高峰時期，其在包頭有11處生意，加上關內的商號共計17家。喬致庸還利用包頭為基地，將其商業觸角延伸到今蒙古國一帶。
除了這些傳統商號及票號外，喬致庸還憑藉自己審時度勢的才能同清廷做起交易來。有兩則事例可以說明喬家此時的巨大實力。
——晚清左宗棠受西太后之命出征新疆平定叛亂，喬家就出了好幾百萬兩銀子作為西征軍餉。但這錢不是白送的，而是有一個先定條件，即遠征大軍抵疆之後，為軍隊籌辦糧草補給，負責匯兌朝廷軍餉的事宜必須有喬家票號來負責。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太后攜光緒皇帝西逃。面對落荒而逃且缺錢缺糧的一行車隊人馬，山西官員主動向各大商號“借錢”。鑑於此，大量山西票號不敢往外借，在他們看來向朝廷借出的錢肯定是“肉包子打狗”。與此不同的是喬家票號的一個無名小夥計在未徵得上級請示同意的情況下擅作主張當場承諾借給朝廷10萬兩白銀，這令西太后極為感動。後西太后果然沒有辜負喬家，好多省上交朝廷的賦稅及庚子賠款部分利息都有喬家來經營。
（喬致庸）
綜上：喬家鼎盛時期，可以用「富可敵國」、「日進斗金」來形容。假設彼時若也有個類似於今天的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話，可以想見喬家肯定能躋身榜單前十！喬家的鼎盛則是有喬致庸一手苦心經營創辦起來的，可以說沒有喬致庸就沒有喬家的巨大輝煌。
喬家在喬致庸時期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在全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左宗棠在平定西北之亂、收復新疆之時就曾在喬家的票號借支，一些軍費曾通過喬家的票號存取兌換，左宗棠後來為他題了一副對聯：損人慾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李鴻章組建北洋水師時，喬家也為其捐銀10萬兩，據說李鴻章也給其題過對聯，為：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
作為喬家的主管人，喬致庸其私人資產肯定也是一個大數目，被時人稱作“亮財主”，在當時的世界上肯定算得上富豪。
2006年一部《喬家大院》讓山西喬家著實火了一把，該部劇就是講的喬致庸的經商史，劇中喬致庸的兄長喬致廣在臨終前告誡自己的妻子和大掌櫃：“以後喬家就靠你們了，自己當初不應該霸盤，千萬不能讓喬致庸做生意，那樣會害他一輩子，應該讓他讀書考取功名。”喬致廣的這句話反映了當時我國商人的思想，他們雖然物質上富足了，但是仍然想考取功名，功名在他們心中仍然是第一位，如果自己沒考取功名，就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
歷史上喬致庸和影視劇中差不多，他自幼父母雙亡，由兄長喬致廣撫養，早年是走的科舉考試路線，在喬致廣去世時，他剛剛考中秀才，當時喬家的情況和電視劇《喬家大院》差不多，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喬致庸只好棄文從商，他先穩住了局面，之後不斷努力，最終生意日漸生隆，成為了晉商中代表人物，他家的大德通、大德恆票號遍佈全國各地的碼頭、商埠。
喬致庸以儒家思想指導商業，他講究仁義信，其十六字真言為：“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這十六字真言大家都懂，但是真正做到的很少。
喬致庸也教導後代要注重信義，他說信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義，最後才是利。他還專門篆刻了一副對聯：“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惜農惜食非惜財，緣惜福。”
喬致庸生活在封建時代，雖然當時外來思想已經傳入，但是喬致庸心中還是有濃厚的封建思想，他把土地等看得很重，賺錢後在老家購地修房，加上當時白銀外流，國家衰敗，喬致庸便在老家花重金擴建祖宅，最終修建成了著名的“喬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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