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曾國藩？
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心如死灰，自以為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
靜坐而思，心靈坦蕩，氣血和順，才算效驗。默坐而思，心靈中一定要常常充滿生意。雜念叢生，靠什麼東西來把它們全部排除？一定要勤加努力！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鉅細周知，表裡洞徹，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問，不善問耳。
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詠，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但於已閱過者，自作暗號，略批幾字，否則歷久忘其為已閱未閱矣。
道德、倫理、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國家以教育取士，亦謂其能有高校人才，能明聖賢之理，而衣食難濟，何苦數十載磕於書籍，終無一技所成矣。
吾所望於自身者，不在科名之有無，第一則孝悌為瑞，其次則文章不朽。若果能自立，當務其大者遠者，毋徒汲汲於進學也。富而不制其所為，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我輩非商賈之家，不可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恪守不渝，唯磨練中而不怠倦也。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為力。
我輩在世，不信藥物，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碓乎不可搖奪，實為子孫者所當遵守！望子侄頗能謹遵祖訓父訓，平時有犯此類錯誤，以後當漸漸戒止。並函誡諸位，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述家風。古人格言雖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擇而己矣！不可全局招攬，不分不辨，以為深得大義，吾獨自竊笑也！
至於將來兒女，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不可使吾子女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即我率父母以不孝也，吾不敢也！裡耕讀人家之耐久。所以致敗之由大約不出數端。禮儀廢者敗，欺詐者敗，淫亂者敗，子弟傲慢者敗，身敗之道有四，曰：驕盈凌物者，昏惰任下者，貪刻兼至者，反覆無信者，未有八者全無一失而無故傾覆者也。
曾國藩是近代史上一大重要人物，其一生立功、立業、立人，可謂三功齊全，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大儒”可謂名副其實。
論功，曾國藩率湘淮軍敉平太平之亂；論業，曾國藩進士、翰林出身，官至直隸總督，位至大學士；論人，其培養提拔的幹才如李鴻章等等都是晚清重臣，受其影響的更是比比皆是。
古聖人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曾國藩布衣子弟，以讀書人的身份而至如此境界，可謂三百年之少有，罕能比肩。
當然，試圖以一篇短文評價曾國藩的一生功業、道德、文章顯然是做不到的，本回答擬從修身齊家即治家的角度來談談這一問題。
上世紀四十年代，上海《申報》連載了一篇奇文曰《保富法》，其中主要觀點是：
一、數十年來所見富人，後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來，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後人不興；
三、惟有不肯發財的幾個大官，子孫尚能讀書上進；
四、官極大，發財機會極多而不肯發財，念念在救濟眾人的，子孫發達最昌盛，最長久。
為此，作者舉了曾文正公（曾國藩）的例子，說他“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時只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老屋外，在省中未建一間房，也未買一畝地。
……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二百兩，後來賣到兩萬兩，每年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只要有一張鹽票的，就可稱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別諭令曾氏一家人不準承領；在他逝世後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
……所以，為官者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貪錢，那麼部下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老百姓就會受害不小了。總而言之，保富必須有智慧眼光，也要有遼遠的見識與宏大的心量。”
《保富法》的作者聶雲臺系舊上海首任商會會長，同時也是曾國藩的外孫。那麼，他是不是阿諛奉承、為自家長輩歌功頌德呢？當然不是。
因為說到近代完人及其家族傳承的話，放眼神州，這一兩百年來恐怕還沒有超過曾氏家族的。古語有云，“君子之澤，三世而斬”，那曾氏家族長興不衰的道理在哪裡呢？
曾國藩曾在寫給長子曾紀澤的信中說，“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隻一代享用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
……商貿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
……故教造弟及兒輩，但願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為仕宦之家。”
對於子孫後代，曾國藩倒也算豁達，其表示：子孫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子孫若不肖，則多積一錢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勢必大玷家聲。
曾國藩治家，重在“克勤克儉”。他曾說，“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若其“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
為此，曾國藩立訓先立身，從自己做起，其為官三十餘年，從不沾染官宦習氣而堅守清貧樸素。
平日裡，曾國藩總以一葷為主，非客到則不增一葷，有時飯裡雜有帶殼之谷，他也要磕殼而食米，其儉如此。
至於其穿戴就更簡略，全部衣物總值三百兩銀子，一件青緞馬褂，一穿就是三十年。
曾國藩律己甚嚴，對子女的要求也主要扣在“勤儉”二字。他曾教育子女，“勤字功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居家以不晏起為本”，“以習勞苦為第一要義”，“家事忌奢華，尚儉。”
同治三年，其夫人、媳婦、女兒來到江寧督署，署內“辦紡車七架，每日紡聲甚熱鬧。”堂堂督署後院而終日紡車之聲，貴為總督家屬卻須自紡棉紗，曾國藩治家之嚴，其家風之淳厚，由此可見。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曾氏家族卻是個個成才，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家庭教育必為至要。
曾國藩去世後，長子曾紀澤承蔭出仕，成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紀鴻一生不仕，專研數學，著有《對數詳解》等；長孫曾廣鈞中進士而長守翰林；曾孫、玄孫輩中如曾寶蓀、曾約農等成為著名專家學者。
近兩百年間，曾國藩及其兄弟家族綿延至今，有名望的人才如曾昭掄等高達二百餘人，如此長盛興旺之家，古今中外，實屬罕見。
曾國藩出生於晚清一個地主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入翰林院，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為密友，以"實學"相砥礪。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後攻滅太平天國。曾國藩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曾國藩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可以說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
人格修煉對他事業有幫助。
首先是誠，為人表裡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於世。
第二個是敬，敬畏，內心不存邪念，持身端莊嚴肅有威儀。
第三個就是靜，心、氣、神、體都要處於安寧放鬆的狀態。
第四個字是謹，不說大話、假話、空話，實實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個字是恆，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獨”，舉頭三尺有神明。
他每天記日記，對每天言行進行檢查、反思，一直貫穿到他的後半生，不斷給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儉、要謙對、要仁恕、要誠信，知命、惜福等，力圖將自己打造成當時的聖賢。許多人都認為人格修煉是空虛的東西，認為修身是虛無縹緲的東西，甚至還是迂腐的，但曾國藩一生的事業，修身才是他事業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國藩認為：“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前洗腳，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為要緊，養病須知調衛之道。
一、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裡；應事時，專一不雜。）
二、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片刻，來複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四、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為人。）
五、讀史（每日圈點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六、謹言（刻刻留心。）
七、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節慾、節勞、節飲食。）
九、寫日記（須端楷，凡日間身過、心過、口過，皆一一記出，終身不間斷。）
十、日知所亡（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分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十一、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的多寡，養氣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十三、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國藩對交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要集思廣益，兼聽而不失聰。“處世方面，曾國藩認為，“處此亂世，愈窮愈好”。身居高官，“總以錢少產薄為妙”。“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為人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國藩寫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處世交友之道。
思想學術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鬥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於瑣”、或“偏於靜”的侷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於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幷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侷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縕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一，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論者普遍認為，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論者甚至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化身。如果說，儒家文化可以分為早、中、晚三個發展時期，並有與之相應的三個代表人物的話，那麼早期為孔子，中期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國藩了。曾國藩確實繼承了中國以儒學的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這次提交大會的許多論文都涉及這一點。曾國藩完全按照儒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綱五常”之道，認為“君雖不仁，臣不可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他本身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執兩用中”，“持盈保泰”，“剛柔相濟”，“勤、儉、謹、信”的自我修養，其家訓的“八本”、“八字”、“四條”、“四敗”等等，均反映了曾國藩地道是集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成。對於“三綱五常”的評論，論者之間是有分歧的。有的論者視“三綱五常”為糟粕，甚至認為它是最不適應時代，最稱糟粕者，有的論者則有異議，認為既然對中國傳統文化要一分為二，為什麼對這個傳統文化的核心三綱五常就不能一分為二呢？能否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裡才有一些精華呢？顯然，不能如是說，如果這樣說，豈不是從全體上否認了傳統文化嗎？事實上，在過去相當長一個時期裡，把忠、孝、悌、仁、義、禮、智、信視為糟粕，或不講，或不提倡，並沒有給我們社會帶來什麼好處，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論者說，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是為了維護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有的論者則說，曾國藩維護的首先就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而是它的糟粕。
二，曾國藩與太平天國 曾國藩有近20年與太平軍長期作戰，打敗太平天國是他一生事業的頂峰。對他的評價不能不與對太平天國的評價相關聯。有些論者堅持傳統觀點，認為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是歷史的罪人，劊子手。因為太平天國運動是農民起義，而農民起義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但有些論者的看法則有所不同，認為，“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無論是文化觀念決定一切的觀點或農民戰爭是歷史發展動力的觀點，都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與片面性。我們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對社會的發展是起推動作用或阻滯作用。洪秀試圖引進西方宗教的教義來發動一場推翻滿清王朝的農民戰爭，但所引進的並不是新教倫理精神，而是中世紀的宗教神學，並使之同中國本土的封建迷信與農民起義的樸素平等觀念相糅合，成為太平天國神權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軍如若取得全勝，洪秀全的神權政治得到鞏固，有可能會把中國拉回到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去。曾國藩作為傳統文化與封建政權的捍衛者，他的立場顯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權政治比曾國藩所維護的封建政權更落後，兩害權取其輕，曾國藩鎮壓太平軍獲勝，縮短了瞎折騰的時間，對社會歷史的發展反而較為有利”。這與馮友蘭對太平天國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馮友蘭認為鎮壓太平軍起到了抵抗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有的論者則完全不同意馮友蘭的看法，認為“洪秀全、楊秀清等太平天國領導人的思想言行，雖然塗上一層‘天父天兄’等神道設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後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於一般的會道門，就其所頒佈的《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等綱領性文件而論，實際上已帶有一定的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有別於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因此，‘神權政治’倒退到黑暗時代的假設，顯然是根據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國還是難於否定，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罪責難逃。”
三，曾國藩與洋務運動 現在，普遍認為，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首領，隨著人們對洋務運動的重新認識，從而對其首領曾國藩也必須重新認識。洋務運動被論證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化運動，因此曾國藩就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開創者。中國的近代化運動雖然一開始就有懷著各種目的的洋人的參與，但其主流是中國人自己的活動，它的愛國性和進步性已經日益為更多的人所認同。因此，對曾國藩的洋務思想及其實踐的愛國性和進步性，爭議日少。此次會議對此也無大的爭論。有的論者說，對曾國藩的洋務思想應一分為二：曾國藩將魏源的“師夷之長技”思想付諸實踐，率先造船制炮，興辦近代軍工及科學技術，是應當肯定的；對其所興所造“不用於制夷”而“專用以制民”，是應該否定的。對此，有的論者反駁說，說曾國藩所興所造“不用於制夷”而“專用於制民”，是沒有根據的。曾國藩說，“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以紆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其自強禦侮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有的論者專門論述了曾國藩的自強禦侮思想的形成、內容、淵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們對曾國藩自強禦侮思想的認識，進一步肯定了曾國藩的愛國精神。有的論者對曾國藩的“師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語中的師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們認為曾國藩的師夷智僅僅是繼承了魏源的“師夷長技”，沒有看出這“智”與“技”的差別。這位論者說，“智”的內涵比“技”的內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過是堅船利炮的武器之類。魏源明確說：“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而曾國藩的“智”則既包涵了“堅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與此相關的科學文化或其他先進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傳的學術的某些部分。曾國藩不僅有此思想，而且付諸實際行動，可見曾國藩比魏源眼光更遠，勇氣更大，思想更開放。曾國藩用“師夷智”作為學習西方文化的行動綱領，比其同輩也要高明。
四，曾國藩與近代中國外交 曾國藩的外交，過去多少年內一直被簡單地認定為是妥協、投降的外交。10多年來，史學界開始提出異議。此次會議論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論者說，“人們對曾國藩常用‘軟弱’、‘妥協’、‘媚外’、‘投降’、‘賣國’等責罵之詞，未免有欠公允。因為曾國藩的羈縻外交思想，實際上是對強敵權且籠絡，爭取一個和平環境，速圖自強，最終達到禦侮的目的。曾國藩能正確地審時度勢，知道中外實力懸殊甚大，和列強硬碰，靠武力與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現實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貧窮落後、受人欺侮的國家，要生存，要反弱為強，舍此羈縻外交，別無良策。曾國藩的外交方針有四個字：‘誠’，推誠相見，‘信’，信守和約，‘爭’，據理力爭，‘和’，外敦和睦”。 至於對天津教案之處理，雖然，曾國藩自己也感到“內疚”，但有的論者指出，這主要不是他個人問題。當時，如何處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論勢者”、“論理者”兩派。論理者認為民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張與外國進行決戰，以快萬眾之心；“論勢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責的“局中人”，認為列強窮年累世好戰，且常多國聯合，共同侵華，兵力強大，而中國兵疲將寡，缺乏戰備，如果開戰，侵略聯軍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國藩的問題，不過是偏聽論勢者之言，不過是“拼卻聲名以顧大局”。 有的論者認為，曾國藩當時處兩難境地：要打，必然失敗，失敗後損失更慘；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協，作些讓步，這要遭到頑固派的打擊，也不能洩天津人民的義憤，而且對於一個堅決反對借洋兵助剿、主張遣散阿思本艦隊、痛恨“媚夷”、要奪英法之所恃的曾國藩本人來說，也不是心甘的。他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但最後，理智戰勝了情感，按照他對形勢的清醒的分析，他選擇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讓步的一途。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這樣選擇是無可厚非的，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一場新的戰禍。曾國藩當時的責任是，在確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損失，少屈辱。當然，曾國藩在處理教案中也有“辦理過柔”的地方。但是應如實地評價他的歷史功過，應是功大於過。因為，一場戰禍的損失是遠遠大於因天津教案帶來的損失和屈辱的。
五，關於青年毛澤東為何“獨服曾文正”的問題 論者認為，毛澤東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其中有對曾國藩的兩層折服，一是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表露出青年毛澤東受楊昌濟、康有為等人的影響，有一種反對暴力革命，提倡漸進改良的保守主義傾向。一是毛澤東十分重視心力的作用，認為“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為傳教之人。毛澤東認為歷史上的名人可分為“辦事之人”和“傳教之人”，前如諸葛亮、范仲淹，後如孔丘、孟軻、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等，而認為范仲淹、曾國藩既是辦事之人又是傳教之人，因他們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會辦事，所以收拾洪楊一役，做到了“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
六，曾國藩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這一問題曾牽掛許多的人，在當時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運等多人，為曾國藩不聽勸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後世也不斷有人為此嘆惜，說曾國藩“徇書生之小節而忘國民大恥”。這次會上也有論者認為，曾國藩有條件取代而不取代，甘願當一個葉赫那拉氏的家奴。這是他的人生觀、思想見識、性格等因素造成的。有的論者則認為，鎮壓了太平軍之後，曾氏嫡系的吉字營已成強弩之末，且整個湘軍也變得四分五裂，湘淮將帥不可能聯合反清，湘軍官兵多有積蓄，人心思歸，為曾氏奪皇位者不多，而舉兵討賊者卻不乏其人。權衡力量，恐無勝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繼續做忠臣，不失為高明之舉。
七，關於曾國藩的整體評價 這次大會有相當多的論文闡述了曾國藩在文學、史學、軍事學、學術觀、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與侷限以及人才觀的問題，都很有新意，但未有爭論，這裡從略。 關於曾國藩的整體評價，論者說，“曾國藩事功之大，譽稱晚清‘中興名臣’，創辦洋務，不愧為洋務派領袖，著作豐富，可當之為學者，研究古文辭，無忝於文人，治軍有方，調配得宜，堪與古代兵家相媲美，擁兵而不自重，善權變而又謙退，足見道德修養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養兼施，鞠躬盡瘁，以身作則，不啻為青天，治家有道，關懷子弟，亦為後人楷模”。有的論者說：“曾國藩從上奏激怒咸豐帝開始走上歷史舞臺，表現了一顆憂國憂民之心。他鎮壓了太平天國有功有過。歷史假他之手對南北兩個封建政權進行了選擇。曾國藩發動了洋務運動，使中國歷史運動與世界近代化運動合流。中國歷史由此走上一個新的階段。歷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艱難，但歷史並不是倒退，而是前進。曾國藩在外事的處理上，表現了能審時度勢應付鉅變的才能，他堅持民族正義立場，忍辱負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戰禍，使中國有了一個喘息之機，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裡，進行‘圖強求富’的建設。因此，曾國藩雖有一定的歷史罪過，但其歷史地位應劃在近代進步的愛國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國近代歷史前60年裡幾乎無人可與之相比.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
曾國藩很牛
保暖後，思淫。精溢後，希望如何能死而不朽。魯叔孫豹在《左傳》裡這樣給不朽分類和定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而不朽到底有什麼用，沒人說得清楚，就象為什麼姑娘長成那個樣子就好看，沒人說得清楚一樣。應該又是上天造人的時候，在人腦操作系統裡留下的一個命門，同名利財色福壽祿等等幻象一樣貓抓狗刨人心，什麼時候捅，都是腫痛。對於一些所謂刀槍不入的人，不朽甚至比名利財色福壽祿更厲害，不用鴉片或者大麻之類的生物鹼，也讓這類人上癮和入迷。
曾國藩牛啊，把自己的肉身當成蠟燭，剁開兩節，四個端點，點燃四個火苗燃燒，在通往牛逼的仄仄石板路上發足狂奔。一個人在短短六十一年的陽壽中實現了全部三類不朽。有個對聯高度概括曾國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
立德。如果拋開時代限制，曾國藩彌補了諸多孔丘的不足，比孟軻更有資格評選亞聖。孔丘這個倔老頭創建儒學的時候，辦公條件簡陋，手下三千門徒既懶惰又沒出息，造成以《論語》傳世的二萬四千字理論體系有三個明顯的不足。第一，沒有成功人士作為理論的形象代言人。孔丘自己作為一個政治諮詢顧問遊走各個諸侯國，被君王們懷疑沒有速效，被地痞追打，業務始終開展乏力。孔丘死後，也沒有什麼人因為身體力行其理論，吃上最大的黃花魚坐上最豪華的五花牛車，沒有超級成功個案的勵志型理論缺乏實踐吸引性。第二，沒有很好的編寫理論教材。《論語》是本優點和缺點同樣明顯的書。優點是孔丘這個倔老頭的教導和體會，乾貝魚翅鮑魚燕窩，一句是一句，全是乾貨，不摻一點水分，幾乎每句都能通過灌水成為一部長篇小說。缺點是毫無組織，毫無主題。胡亂將這些乾貨分了二十章，然後從每一章第一句話中隨便挑出兩個字，當成本章的題目，比如“學而”，比如“八佾”，太懶惰了吧？孔丘給自己的定位畢竟不同於亨利米勒，不能用同樣的寫法吧？第三，沒有很好地與時俱進，根據時代的要求豐富理論的應用。孔丘那時候，沒有想象到工業革命，外族入侵，邪教猖獗，帝國官僚體系龐大，鴉片梅毒隨風飄揚等等一系列困擾近現代中國人的問題。後學青年曾國藩在苦修敏行孔丘儒學的基礎上，拿莊周老聃來瀉火，平衡心態，拿大禹墨翟來強筋，增加實用性。用他位極人臣的事實和修訂精良的《曾文正公全集》，證明儒學可以致事功，儒學可以更豐富更實用，儒學可以與時俱進，漂亮地解決現代問題，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孔丘時代儒學的三方面不足。儘管談不上象德國哲學家那樣構建完整邏輯理論體系，至少，普及本《曾文正公嘉言鈔》有了大致準確的歸類：治身，治學，治家，治世，治政，治軍。而曾國藩自己在三十八歲時編寫的《曾氏家訓》，也按修身、齊家、治國三門，分成了三十二目。
立功。曾國藩的簡歷明擺著：二十八歲，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後授檢討(官名，正處級吧)，之後在京十年七遷，連升十級。先後任四川鄉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等（應該算正廳局級吧）、禮部右侍郎，歷署兵、工、刑、吏等部侍郎（應該算副部級吧）。四十三歲，組建湘軍。十一年之後，曾國藩五十四歲，湘軍攻陷天京。五十五歲，創建江南製造總局。六十歲處理天津教案。六十一歲，提出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 病死於兩江督署。曾國藩為師為將為相的經歷驗證了兩個事情，第一，通才是存在的，人事練達，世事洞明，依靠常識百事可做。無論是抓黃賭毒還是整飭經濟外交軍事教育，裡面貫穿著一條永遠閃光的金線。第二，做事是硬道理。如果想立事功，不要總在集團總部務虛，到前線去，到二級公司去，真正柴米油鹽醬醋茶，對付痞子混子傻子瘋子，對一張完整明確的損益表負責。我唯一好奇的是，曾國藩有沒有想過進一步做秦皇漢武，仿照趙匡胤，找件黃坎肩披披。曾國藩破天京之後，有條件：天下能打的兵百分之八十是他直接或間接帶出來的。有說法：“春秋大義別華夷”，“志在攮夷願未酬”。有人教唆：野史講，李秀成被俘後，很快和曾國藩進行了對話節目，在對話中涉及聯合湘軍和李秀成能控制的太平天國力量，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並寫了幾萬字的心得。最後的結果是，曾國藩在俘獲李秀成之後十六天，沒有請示總部，殺了李秀成，上報總部的數萬字供詞，真偽難辨。曾國藩培養出來的李鴻章是極少數有見識又有膽量能指出他缺點的人之一，“少荃論餘之短處，總是儒緩。”
立言。曾國藩初到京城，太平天國還沒火爆，立德又太遙遠太近乎扯淡。他最初的理想是以文章聞名於朝野，一掃文壇的頹風，做個憤怒的文青：“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為之，則後此將不肯為矣。”他的目標很高：“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範、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總之，聽上去象我們小時候常唱的歌詞：當陽光照耀的時候，就該夢想，就該歌唱。但是，如果心平氣和地剝離開曾國藩事功道德造就的光環，他的文字文采平平。一個原因是天分有限，老天不可能把所有好事都集中到一個人身上，而且幾乎所有的好事都是雙刃劍，一個人語緩行遲老成持重，很容易成就事功，但是很難心鶩八極筆驚天地。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俗務纏身，一直沒能當上職業作家：“古文一事，平日自覺頗有心得，而握管之時不克殫極思，作成總不適意。安得屏去萬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適，然後作文一首，以擄胸中奇趣。”曾國藩沒有時間專業寫專欄，但是還是能及擠時間讀書：“早歲有志著述，自馳驅戎馬，此念久廢，然亦不敢遂置詩書於不問。每日稍閒，則取班、馬、韓、歐諸家文舊日所酷好者，一溫習之，用此以養吾心而凝吾神。”“廿三史每日讀十頁，雖有事不間斷。”長期紀律嚴格的閱讀造成曾國藩對文字的見識強於他的寫作能力，他編的文字比他自己寫的文字強，他的評論比他的創作強，他的應用文（書信、日記和奏議）比他的其他文字強。曾國藩堪稱應用文的大師，有話才說，意盡則止，辭足則止，決不多添一筆。機場的書店最是勢利，沒市場的決不稍留書架上。身死百年的曾國藩長了一張青瓜臉，不是美女也不是美男，一張裸照也沒有傳世，也沒用下半身流水寫作也沒用胸口沾水寫作，還能長期佔領各地機場書店的書架。無論文字如何，這本身就證明他已經立言而不朽了。
憤青曾國藩走過的是一條自我完善之路。這條路說來老套：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第一步，也是第一個修煉的要點，是誠心正意。“方今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者。吾輩當立準繩，自為守之，並約同志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決心一輩子同自己心中的賊做鬥爭，即使心中的賊象小雞雞一樣豎起來，也決不安撫，決不自摸。“功可強立，名可強成。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曾國藩是一個複雜的人物,多面、立體地看待他,才能接近真實的曾國藩。
一、忠君,但是不愚忠。曾國藩篤信封建倫理,視忠君報國為分內事,這注定他不會反清。但曾國藩不愚忠,對於清廷的瞎指揮,他敢於拒絕執行。
二、憤恨列強侵略而又委屈求全。和所有愛國的中國人一樣,曾國藩憎恨列強侵略,但在辦理洋務的時候,曾國藩委屈求全的時候多,因為他知道,光憎恨是沒有用的,當務之急是保住和局,和平崛起。
三、學習西方卻又強調自強。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化事業的第一個踐行者。他主張學習西方。同時,他又極其強調自力更生。他的安慶內軍械所,不用外國人。他認為,只有中國人自己掌握了技術,洋務運動才能算有點成績。
四、愛護百姓卻又屠殺支持太平天國的民眾。得民心得天下,曾國藩很清楚這個道理。他一直強調軍隊要愛民。但是,對那些支持太平天國、反對朝廷的百姓,曾國藩心狠手辣,多有屠殺。
五、既守拙,又參用權術。曾國藩天資一般,做事常用笨辦法,不喜歡取巧。但在社會生活中,完全不取巧是不行的,所以曾國藩偶爾也參用權術。
六、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一事,很難說是好事還是壞事。太平天國有反封建反侵略的一面,但這個政權摧毀傳統文化,又腐敗透頂。它的好壞不好說,將它鎮壓下去的曾國藩的好壞,也就不好說。
七、事功之外的曾國藩,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就。他的家書很值得一讀。他在修身、為人處世、家教、讀書等方面的智慧,值得我們學習。
曾國藩平時留心觀察人，並提出著名的“五到”。其中“眼到”特別強調“著意看人”，“手到”提出“於人之優劣，事之輕重，隨手筆記，以備遺忘”。
可見曾國藩注意平時與人接觸時“相人”，在日常軍政生涯中積累了很多經驗，有關傳聞甚多，並稱有《 冰鑑 》之類。最可信的是，他在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日記中寫道：因憶昔年求觀人之法，作一口訣。這個口訣就是識人口訣，也可以說是曾國藩對相人術的總結，其中有的內容顯然超出傳統相人術的範圍，而融入一些新的考察、觀察人的方法。
中國從唐代時，選拔人才以“身、言、書、判”為標準。“身”，就是人要長得標緻，身方端正是最好面相。我們通常說，這個人是國字臉，就能成大器。比如兩肩不平，一高一低，就不能擔艱鉅。他的日記是這樣記載的：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脣。
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腳筋。
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
第一句是“邪正看眼鼻”。忠、奸是中國人看人當中最主要的兩個方面，如果連好人和壞人都不能識別，那何談用人。所以曾國藩把識人口訣中的第一句話定為“邪正看眼鼻”，如果鼻子和眼睛不正，即俗話講的眼斜鼻歪，在曾國藩看來這個人肯定心術不正。
正如看京戲的時候，臉譜一出來就知道這個人是奸臣還是忠臣。相術上講，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頭，一尺之頭不如一寸之睛。所以看一個人，除整體外，第一就要看鼻和眼是不是長得正。這也是看人最基本的方面。
《 人倫大統賦 》說，“欲察神奇，先睹目睛”。眼睛掌賢愚、貴賤、巧拙、勇怯、邪正之宮。孟子說：“胸中正則眸子眊矣。”眼睛以長、深為貴，其次是尾部稍微翹起，再次是藏神。因此有“兩眼藏神，富貴高名，魚尾插額，位至相國”。
而三角眼通常為人狡詐。再如，瞳仁要如點漆，黑白分明。象眼屬於思考理智型，黃眼仁屬於長壽型，突目屬於性格暴躁，渾濁屬於早逝型等。從眼睛觀察人的類型，曾國藩記載的例證最多，如“平視無顧”為最佳，“遊目為賊眼”，於他人不利，而“痴視傷己”。鼻子居五嶽之中嶽，相書上講鼻子是審判官，位居中央，高高聳立，號稱天柱山，上接天庭，下接水溝（ 人中 ）。“鼻以準頭為主”，兩邊為“金甲”。
第二句話是“真假看嘴脣”。口為出納官，不嫌大。口德、口賊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兩極。口以方、廣、厚為貴。又有“開欲大而合欲小”。嘴脣：兩脣相副好文章，如果上脣蓋不住下脣，男必多詐，女必剋夫。口像鳥嘴最難交，范蠡輔佐越王勾踐成功後決計和他分手，就是看出他長頸鳥嘴，不可共享安樂。史書上記載，漢代老婦人許負，就是憑周亞夫的口，相出他必將餓死的：相法說，有橫紋深入口內，必然餓死。
第三句是“功名看氣概”。一個人有沒有功名，曾國藩說要看人的氣概。有的人就是一出場把所有的人都帶動起來，像談戀愛的時候也有一見鍾情，被對方的一種氣質所懾服，有一種追隨的感覺。咸豐四年初，貴州黎平知府胡林翼因湖廣總督吳文鎔奏調，率三百人進入通城途次，得悉吳已戰死黃州。
曾國藩當時尚不知吳已死，寫信稱其來，“為甄師（ 吳文鎔 ）喜，為兩湖喜。又接廬州失陷，岷樵（ 江忠源 ）殉難之信，為天下憂，為吾黨憂”。隨即向清廷上密疏，稱讚“胡某才勝臣十倍，可大用”。胡遂成為曾的部下。但後來胡最早得到封疆之任，“謹事文正，交歡文恭（ 官文 ），推美讓功”，“中興之烈基於此乎！”胡去世後，曾國藩私下與心腹幕僚趙烈文談話時還說：胡林翼是英雄一類人物。而咸豐十年五月胡林翼給曾國藩寫信說，少荃如論骨法必大闊，才力又宏遠，擇福將而使之，亦大勳之助也。曾、胡兩個人給李相面，都說李鴻章是屬大富大貴之相，是一個福將。
第四句是“富貴看精神”。這裡的“精神”是精氣神的意思。一個人能不能長享富貴，曾國藩說有的人才即便你著意培養，但因為他不能長享富貴，可能到頭來，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他在私下跟趙烈文談話時非常惋惜地說，胡林翼是湘軍第一苦命人。薛福成也相出胡林翼是苦瓜臉，雖有非凡的英雄氣概，卻是一種苦相，即精氣神不足，所以不能夠長久。
我們通常講人活一口氣，壽命長的氣長，壽命短的氣短。這個氣就是精氣神。而精是有形的東西，氣和神是屬於無形的東西，但氣和神這種無形的東西都要靠精來支撐，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是如此。精又由腎而出，所以一個人腎衰竭了，人的精沒有了，氣和神隨之而散。康熙晚年有一句名言，他說自己為大清帝國殫精竭慮，“心為天下耗其血，神為天下散其形”，是最好的一種表述。所以曾國藩說富貴看精神。
第五句話叫“主意看指爪”。人有沒有主意，他說主要看指爪。實際是相手。古書有四肢象四時，五體象五行的說法。手以厚、軟為貴。手指纖長，其人聰穎，有主意，短而粗者愚魯。曾國藩說，“手心、手掌心當中紋絡清晰而淺者，心定”。這個心定就是主意定，臨事不慌亂。“手掌紋絡淺而亂者，人心亂、心浮”。
第六句是“風波看腳筋”。足是千里馬，我們講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相書講，足者，上載一身，下運百體。足代表良馬，代表地。足以平、厚、正、長為貴。清朝時每有大的戰爭發生，要選好馬匹，大多會從蒙古、西北這兩個地方選。
鑑別馬匹好和壞的一個標準就是在一個特定時間中，先到達這個地方的就是好馬，而沒有到達的這些就被淘汰。人衰老的時候也是從足開始，所以他說“風波看腳筋”。有的人就是無風無浪、無災無難到三公，位置升得很高；而有的人則是一生坎坎坷坷，才最終有成就。這就屬於有風波的那種人。
最後兩句是“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這兩句不是相人，而是觀察人。曾國藩特別重視有條理，並把它作為用人最重要的四個方面之一。他說有無條理，通過語言能夠看出來。而語言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書面語言，包括各種彙報、報告等。
在每個人的一生中，可能最離不開的就是我們的文字。文字有很多是屬於報告之類，報告有沒有條理就顯得非常重要。曾國藩這裡的語言主要是指口頭語言，他經常講，古人說的聽言非常適用，即兩個人談話，能不能切中要害，條理清晰，把對方抓住，就能顯示出有沒有條理。
近代有一個很好的例證。張學良因為西安事變，被蔣介石囚禁，到了蔣經國時期，仍然沒有獲得完全自由。當時參與西安事變的主要人物太多去世，只有他能夠說出真相，但他多年來一直對此保持沉默。所有的來訪者都被拒之門外，但是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唐德剛做到了。他用一句話就讓張學良說出藏在心靈深處的祕密：
如果沒有西安事變，你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甚至連你的父親都不如，你的父親是東北王，他不向日本人屈服。你雖因西安事變坐了三十年的牢，但卻改變了中國，你所做的付出，值得！
這句話讓張學良當即答應唐德剛的採訪。後來張學良所有的回憶錄都保留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這應該歸功於唐德剛。一個人說話是否有條理，是否能夠在最短的時間打動對方，是曾國藩相人的祕籍之一。
{!-- PGC_VIDEO:{"status": 0, "thumb_height": 1080, "group_id": 6431394095935111425, "media_id": 1566881877925890, "neardup_id": 8454317069859356376, "vname": "u66feu56fdu85e9u63edu79d8u90a3u4e9bu4ebau662fu6709u798fu4e4bu4ebauff0cu505au5230u8fd9u56dbu70b9u5c31u591fu4e86.mp4
一個人的歷史作用和地位是多方面的，即使在一個事件一個運動中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從不同的角度看，會呈不同的色彩，在處於不同時代的後人眼裡其意義也有所不同。在不同時期、不同人的眼裡會有不同的曾國藩。所以，稱曾國藩為“中興勳臣冠”者有之，頌曾國藩“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者有之；罵曾國藩為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漢奸”、“賣國賊”、“劊子手”、“反動頭子”者有之；說曾國藩“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者亦有之。
一、中國近代現代化建設的開拓者
二、中國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山祖師
三、修身齊家治國中華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穩之楷模
五、網羅培育推薦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六、中國傳統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七、中國傳統文化人格精神的典範式人物
八、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尊精神偶像
梁啟超先生對其評價：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
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積極實踐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導下,建造中國第一艘輪船,開啟近代製造業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學堂,肇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譯印刷西方書籍,不僅奠定了近代中國科技基礎,而且極大地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學生,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棟樑之材,其中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書（部長）樑敦彥、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曾國藩自稱：“鄙人乃訓練之才,非戰陣之才”,他教導士兵“說法點頑石之頭,苦口滴杜鵑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練兵,使湘軍成為一支有主義的隊伍,他作《愛民歌》傳唱,使湘軍聲威大震,毛澤東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即以此為藍本,蔣介石黃埔建軍時,也將他的《愛民歌》印發學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國國情,寫一篇《討粵匪檄》,使許多知識分子脫去長衫,率瓴黑腳杆的相實農夫,投到湘軍的旗幟之下,同太平軍作戰並取得了最後勝利。
中國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業）、立德（成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為後人留下學說）“三不朽”之說,而真正能夠實現者卻寥若星辰,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敗太平天國,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時弊”、整肅政風、學習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現了“同治中興”；他克已唯嚴,崇尚氣節,標榜道德,身體力行,獲得上下一至的擁戴；他的學問文章兼收幷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師,“其著作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蔣介石）,實現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業,不愧為“中華千古第一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