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心學對日本的影響還是蠻大的，一定程度而言對日本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特別是十九世紀中後期湧現的倒幕勤王的日本志士們，要他們不是陽明學者，就是陽明心學的仰慕者。

日本學者高瀨武次郎認為，我邦陽明學之特色，在其又活動的事業家，乃至維新諸豪傑震天動地之偉業，殆無一不由於王學所賜。三島由紀夫認為，不能無視陽明學而談明治維新。蔣介石在《中國的立國精神》中認為，日本民族之有今天，完全是從王陽明哲學片段中所得的教訓。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精英集團與陽明心學

江戶時期的日本社會有著嚴格的身份差別，這種身份差別不僅表現在統治階級的公家和武家，還存在於被統治階級的農、工、商階級之間，而且同一階層內部嚴格按照世襲和血統原則加以區分。日本沒有一個像中國科舉那樣的制度使得社會各階層存在流動的可能，加之朱子學把封建的身份持續加以合理化和制度化，使得平安時候後的日本，即鎌倉幕府、室町幕府、德川幕府保持了較長時間的穩定。

但陽明心學在日本的傳播極大地震撼了日本的思想界，它對朱子學的批判把人從封建倫理中解放出來，使得下級武士階級的舉起和後來對西洋學的學習成為了一種可能。這也是為什麼日本眾多的維新人士都是陽明學者或者陽明心學的仰慕者的原因。

陽明心學喚醒了日本下層武士階層，使得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洋務運動最大的不同之一，便是明治維新擁有廣發的群眾基礎，獲得了底層人民的支持。維新的精英集團包含了一箇中央官僚階層，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構成了一個富有遠見的官僚集團，不需要像洋務運動中需要藉助皇室的力量才可以推動國家現代化的進程。

這個精英還包含了一個知識分子階層，吉田松陰、福澤諭吉、澀澤榮一等優秀的日本知識分子在明治維新前後，用自己的筆喚醒了日本民眾，許多思想家（甚至包括了永田鐵山、石原莞爾、北一輝）開始思考怎麼樣改造和建設日本。

這個精英集團還包括了一批工業巨頭，最早明治維新是一官營工廠或半官半民性質為主，這是日本明治維新前期雄藩政權所決定的。

陽明心學為明治維新提供了思想淵源

陽明心學的君臣觀念、德治觀念和平等觀念，為實現統一的，現代化的日本提供了思想淵源。明治維新時期提出的“尊王論”實際上就是一個爭取國家統一的思想，希望建立一個以天皇為中興的統一國家。許多學者認為日本是學習歐洲君主立憲制，拿日本和英國做比較。

但其實日本作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只是藉助了西方的官僚體制構建了一個與西方截然不同更適合的日本的政治秩序。那就是打破身份的限制，以天皇為核心構建全新的國家機器。這樣的君臣觀念、德治觀念和平等觀念，就是王陽明政治倫理的核心支柱。

王陽明認為“夫君之平民，猶心之於身也....謂夫民以君為心也，君以民為體也，體而必從夫心，則民亦必從夫君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任亦無不如此。”

這樣的心學思想經過石田梅巖、中江藤樹和吉田松陰等人的傳播，極大地影響了日本社會，對人、對人心的、對理性的相信打破了身份制度下血統原則和世襲原則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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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日本需要心學，日本貴族需要心學維繫自己地位，心學是沒用的對中國，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別人，王陽明自己都做不大知行合一怎麼要求別人？

日本的改革是成功的，所以前面的路大致是正確的。影響也是進步的。

我個人認為，陽明心學沒有對日本產生多大影響。看看日本百餘年走過的路，就基本可以推斷了。倒是那些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人作社會形態演化比較時，以陽明心學的觀點作參照進行論述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