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李鴻章的功過？
李鴻章一生共簽下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對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首先看看李鴻章的自我評價
李鴻章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李鴻章這句話說得很明白，也就是說他的洋務運動是一種“裱糊匠”的工作，後來清政府想要真正的改革，但是又沒有相應的準備，“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我只負責裱糊，責任不在我。
老上司曾國藩的評價：
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曾國藩認為李鴻章熱衷官場，亦深得朝廷倚重，歷數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清朝對李鴻章的評價：
《清史稿》是清朝的遺老遺少寫的，《清史稿》可以說能代表清朝官方對李鴻章的評價。《清史稿·李鴻章傳》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勳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衝，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清史稿》對李鴻章的評價總的調子是肯定的，認為李鴻章是名滿全球的中興名臣，但是李鴻章“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
梁啟超的評價：
梁啟超說：“自李鴻章之名出現於世界以來，五洲萬國人士，幾於見有李鴻章，不見有中國。一言蔽之，則以李鴻章為中國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也”。
美國人和俄國人的評價：
美國總統格蘭特稱李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法國總理甘必大，德國宰相俾斯麥齊名。
俄羅斯帝國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評論對李鴻章的印象時說：“我認為李是一個卓越的人物，當然他是中國人，沒受過一點歐洲教育，但受過高深的中國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頭腦，善於清晰地思考。正因為如此，他在中國歷史上，在治理中國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這就不足為奇了。當時治理中華帝國的實際上就是李鴻章。”
以上都是正面評價，關於李鴻章還有負面評價
1895年因馬關條約簽訂，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人丘逢甲寫下一詩：“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迴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意在諷刺李鴻章。
當年在北京有一個飾演丑角的名演員劉趕三，在戲臺上罵李鴻章，突然冒出一句臺詞：“拔去三眼花翎！”，正好下面聽戲的有李鴻章的侄子，上去就打了劉趕三好幾個耳光，劉趕三感覺自己遭到侮辱，又敢怒不敢言，鬱悶不樂，不久以後竟然去世了，當時的人為此事作了一副對聯嘲諷李鴻章：“趕三一死無蘇醜，李二先生是漢奸。”
中法戰爭結束後，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清政府被迫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左宗棠評價李鴻章說：“對清朝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
李鴻章訪問德國，會見德意志帝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俾斯麥問他：“你當了一輩子的中國宰相，告訴我，你有什麼足以自傲的政績？”於是李鴻章就說，他怎樣領導清朝軍隊剿滅了太平天國和造反的捻匪。俾斯麥聽了以後告訴李鴻章：“真的是很崇高啊！不過，我們歐洲人卻認為，打仗要戰勝外族人才是功勞；國內自相殘殺來保持一國的穩定，我們歐洲人不拿出來談。”
俾斯麥後來聽說李鴻章被稱為“東方俾斯麥”，於是就說“我可不要被說成是‘歐洲的李鴻章’”，這話其實是在諷刺李鴻章，俾斯麥羞於與李鴻章齊名。
當時的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有正面，也有負面，呈現多元化的現象。那麼後世之人，也跟當時的人一樣，褒貶不一，李鴻章的正面頭銜是“改革家“、“中興名臣”，負面頭銜是“漢奸”、“賣國賊”。
咸豐年間，李鴻章通過鎮壓太平軍進入了軍中，隨後因清政府江南兵力的薄弱而受命組建淮軍，以曾國藩的湘軍為骨幹，淮軍通過鎮壓太平天國、捻軍等農民起義勢力，軍事力量不斷擴大，在湘軍解散後，淮軍仍舊是江南最精銳的部隊。這支地處江南的武裝力量成為李鴻章擁有清政府話語權的根本。
同治年間，李鴻章與左宗棠等人試圖在封建帝制下進行資本主義改革，發起了近代中國資本力量的啟蒙，建立清政府國有企業，改變晚清朝廷關於近代科學、軍事和經濟的態度。洋務運動期間，以李鴻章為主的清政府外交部門一度在列強國家面前獲得主權。
光緒年間，李鴻章開始組建清政府的海軍力量，北洋水師的成立代表洋務運動的巔峰，然而終因政治制度的腐朽，後勤補給極為落後的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中全軍覆滅，同時也標誌著李鴻章奮鬥半生的改革以失敗告終。
晚年，李鴻章擔任兩廣總督期間，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李被晚清逃亡政府逼迫，前往北京。重病纏身的李鴻章在簽訂辛丑條約後身心俱喪，病逝於北京。
李鴻章的功與過
李鴻章揚名於鎮壓太平天國、捻軍等農民起義，咸豐年間的太平天國破壞了江蘇地區固有的資本經濟萌芽。捻軍為匪，重於劫掠破壞輕於民生建設。縱觀近代史，統一的國家才能生存，軍事政治力量複雜的國家大都成為列強介入的殖民地，鎮壓起義為功。
洋務大臣是李鴻章最重要的職位，向朝廷上奏挖掘煤礦、請開鐵路、建設海軍，推動著已經沒落的帝國艱難向前。從同治年間至光緒末年，長達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為中國帶來了世界先進的科技、軍事和民生建設。
這場失敗的改革讓更多的學子、國民眼界大開，同時也成為中國近代經濟、軍事的基石。然而在改革期間，李鴻章並未注重改變百姓勞作方式，在維護了國家利益的同時，損害了百姓的利益。洋務運動改變了國家現狀，卻讓百姓無力生存。
作為清政府的外交使者，李鴻章簽訂了一系列條約，以《馬關條約》、《辛丑條約》尤其受人詬病，因為政府逼迫和時局導致李鴻章大節有失，其過失難以置評。然而在李鴻章外交事件中，他事事以國家大局為關鍵，保證清政府得以生存，而使國民的權益受損。這些條約的存在，讓近代的中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李鴻章的功勞和過錯大都是時局所致，很多並非是出自他的本意。縱觀李中堂一生，於時局功勳卓著，於百姓多有過錯。
一個真實的李鴻章
曾經接觸過李鴻章的人物筆記，文中李鴻章是一個很重視生活品質和精神興趣的人，喜歡嘗試西方先進科技和外來事物。因為他是清政府對外交流的第一人，且又手握大權，很多外來科技在進入中國之後一般都是他先使用，進行評判一番後推廣給友人親朋。
李鴻章對於中國古典文學造詣深厚，同時也是一名書畫古董的收藏家，對金石器物頗有研究。他在近代中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修養值得學習，接觸西式文化的同時也加強自身傳統文學的學習，並未如同後來的國人一樣迷失學習方向。
李經述(李鴻章幼子)曾說李鴻章遇人不淑，意指李鴻章對於袁世凱極為看重，認同袁世凱編練新軍。李鴻章看透了袁世凱的為人，卻並未看透袁世凱的野心。袁世凱在民國後對李鴻章後人極為優容，卻也依然叛清自立。
李鴻章晚年對維新派和革命黨極為優容，曾經庇護維新人士外逃，也曾經接見過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然而對富國強兵付出了半生的老人並不能接受革命黨人的空談。李鴻章注重強國在於實際行動，不以理想主義而改變信仰。
在簽訂《馬關條約》後，李鴻章的政治低潮是自己洋務改革理想的破滅所致，隨後李鴻章在晚年期間以自我放逐的方式牴觸朝廷的任命，不斷遠離清政府的政治鬥爭，轉而向兩廣地帶繁榮地方，通過沿海地區試圖繼續洋務運動未盡之事。因他不在朝中，清政府頻頻失誤，最終喪權辱國，《辛丑條約》這項罪名卻又加諸在他身上。
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他在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期間，幾乎處於左右朝局的地位。我國資產階級歷史學的創始人梁啟超早在七十年前就指出：“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四十年來中國大事記》）。《清史稿》也說他“獨立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人當其衝，……近世所未有也”。但是，與李鴻章的地位和影響相比，史學界對他的研究是不夠的。長期以來，人們只論及他對內如何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對外如何簽訂不平等條約，而對他的其他活動或者避而不談，或語焉不詳。因此，一提到李鴻章，人們自然要說他是劊子手和賣國賊。顯然，這樣評價歷史人物是有失全面的。毋庸置疑，對李鴻章鎮壓農民起義和經手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劣跡，加以抨擊和批判是理所應當的。但在抨擊和批判的同時，也需進一步作出階級的、歷史的說明。必須指出，就鎮壓農民起義而言，這是他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許多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敵視人民這一點上，一切封建統治者是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的。被後人譽為民族英雄的岳飛和史可法，在階級矛盾激化時，都曾主張並執行了鎮壓農民的政策。近代史上的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中雖是個抗擊外國侵略的英雄，但為了絞殺太平天國革命，他竟不顧病體之難，還以當年出戍時“苟利國家生死外，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詞句勉勵自己，做了第一任“剿匪總司令”。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當太平軍危及到他的階級利益時，也在江蘇高郵舉辦團練，直接參預鎮壓活動。地主階級士大夫是這樣，資產階級維新派代表人物何嘗不是如此。馬建忠百般仇視太平軍，目之為，“殘忍嗜殺”的“流寇”。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有為，也時刻提醒統治者要防止農民揭竿而起，把自己置於農民起義的對立面。由此可見，不獨李鴻章一人採取了與人民為敵的態度，包括那些曾在歷史上有過功績，而且被後人加以肯定的進步人物，在階級矛盾激化時，統統都是站在勞動群眾的對立面的。既然如此，對身為清朝大官僚的李鴻章的評價，何能因為他有過鎮壓革命的“政歷問題”而一錘定音呢。關於他經手簽訂不平等條約之事，也應作出具體分析。不可否認，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外國列強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民族災難。它 “將中國生計一網打盡”，“自古取之國，無此酷毒者。”（譚嗣同語）“吾人積憤於國恥，痛恨於和議，而以怨毒集於李之一人”，是可以理解的，但義憤畢竟不能代替科學的歷史分析。如若對當時的實際情形作些具體的考察，就會得出其責任並不專在李鴻章一人的結論。從簽訂《馬關條約》來說，甲午戰爭時，恰逢西太后六旬大壽，這個抱定“寧亡外夷，不給家奴”的清廷主宰者即主張從速和解了事，以免影響她的慶典。事實表明，這種“議和”的主謀者是西太后。同時，還不應忽視這樣的一個歷史事實，那就是，這次“議和”是在清政府全面戰敗的情況下進行的。顯而易見，在敵人炮口下的“議和”，清政府無論派誰為“議和”代表，都不可能改變戰敗受辱的地位。由此可見，《馬關條約》的最後簽訂，李鴻章雖有其不容推卸的責任，但這筆爛賬卻不能統統算在他個人的頭上。此後，經李鴻章之手簽訂的另一個重大的賣國條約《辛丑條約》，從清政府方面來說，更是由西太后一手造成的惡果。如果說，李鴻章一生的主要行跡僅僅侷限於對內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和對外簽訂不平等條約，那麼，他理所應當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問題是，他一生有三十多年時間從事於對近代中國社會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洋務運動，而且他還是這一運動的創始人、組織者和領導者。因此要全面、正確地評價李鴻章，不探討他在洋務運動中的作用是不行的。洋務運動究竟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史學界迄今尚無定論。對於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儘管這次運動的出發點是給行將滅亡的清王朝“補葺”，但就它的某些措施而言，在客觀上卻是順應歷史潮流發展的。因而，作為這一運動的創始人、組織者和領導者的李鴻章也就充當了社會發展的不自覺的工具。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敵視一切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制度的一切表現，但是這種敵視並沒有解除它應對資產階級人士在歷史上的進步和反動加以區別的責任。” （《列寧全集》第8卷，第34頁）應該說，這種“責任”同樣適用於我們對李鴻章的評價。如果只強調他反動的一面，而不提他進步的一面，其評價就很難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鴻章就指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用其人。”（《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他為何要在此刻大言中國“自強”？而且還主張向外國學習呢？這豈不與傳統的“用夏變夷”思想背道而馳嗎？顯然，這是由於他敢於正視現實所引起的。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社會是封建的、閉關自守的。那時的中國人，“無論於泰西之國政民情，山川風土，茫乎未有所聞，即輿圖之向背，道里之遠近，亦多有未明者。”（王韜：《□園文錄外編》卷3，第83頁）封建統治者盲目虛驕，在他們眼裡，中國無疑是“天朝上國”，而別國都是“夷狄蠻□”。但是，從十八世紀下半葉相繼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方國家並不吃這一套，他們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來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5 頁）為了獲得商品、原料的銷售市場和資本輸出場所，外國資產階級猛烈地向外擴張。一八四○年，英國侵略者首先用大炮轟開中國的大門，從此，“天朝”的神話被打破了。時隔十六年，英、法聯軍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果，仍以清政府的慘敗告終。清政府對外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那麼，對內呢，起事於一八五一年的太平軍，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裡橫掃江南。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下，各地的勞動人民又相繼而起。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震撼了整個中國，動搖了幾千年來封建統治的根基。清王朝如同一具腐爛的軀體，從裡到外，從頭到腳，百孔千瘡，危在旦夕。面對這“外憂內患，至今已極”的可怕情形，李鴻章等人感到已經不能照抄 “老譜”統治下去了。於是，他大聲疾呼：“事窮則變，變則通”，而“變”的關鍵在於“資取洋人長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那麼，向外國學什麼？“資取洋人”的何種“長技”呢？對外戰爭使李鴻章“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因此，他的 “自強”之道，自然要從軍事改革、即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入手。他說：“西洋軍火，日新月異，不惜工費，而精利獨絕，故能橫行於數萬裡之外，中國若不認真取法，終無□以自強。竊為士大夫留心經世者，皆當以此為身心性命之學，庶幾學者眾，而有一二傑出，足以強國而瞻軍”（《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在這裡，李鴻章竟把“船堅炮利”視為“身心性命之學”。正因為如此，他不但著手從外國購置新式槍炮，而且還陸續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等一批著名的軍事工業。對於李鴻章的這些活動，有的論者認為純屬為了鎮壓人民革命，因而是反動的。依我看，這種觀點是欠公允的。不錯，說李鴻章軍事改革的最初目的是為了鎮壓人民革命是誰也否認不了的。太平軍等不正是他夥同曾、左等人利用洋槍洋炮絞殺的嗎。但是，從刀矛劍戟到洋槍洋炮，清政府軍事力量的加強，並不僅僅意味著對人民來說是一種災難。從抵禦外侮角度而言，無論怎麼講，在客觀上也是符合中華民族利益的。比如，江南製造總局在甲午戰爭期間加班加點，日夜生產，為前線提供彈藥是人所熟知的事。考慮到後一種因素，李鴻章從事的軍事工業活動是不能籠統加以否定的。隨著近代軍事工業的興起，李鴻章等人又逐步意識到“自強”與“求富”的連帶關係。他逐漸感到只靠“船堅炮利”，還達不到“強”的目的，“必先富而後能強”（《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於是，他又派員興辦了上海輪船招商局等民用性工礦企業。這些民用企業的出現，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來說是值得慶幸的。因為，儘管這類企業都採取了“官督商辦”的形式，但它仍為那些擁有大量資金，並渴望追逐高額利潤，但又無奈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重重阻力而不能獨立經營的私人資本提供了投資的場所。《申報》曾就當時上海商人投資近代企業的景況指出：“現在滬上股分風氣大開，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爭購之，以得股為幸。”（見該報1882年6月9日）《字林西報》也說：凡開礦公司“一經稟準集股”，商人們“無不爭先恐後，數十萬鉅款，一旦可齊。”（見該報1883年 1月22日）這就清楚表明，商人們對“官督商辦”企業一開始是抱歡迎態度的。“官督商辦”企業在早期還是起到了促進民族資本發展的積極作用。其次，這些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國商品的輸入和外國資本的擴張。李鴻章曾自稱他辦輪船招商局是振興中國商務，以“商戰”達到“俾外洋損一分之利，則中國益一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外國侵略者也說他的“目的是要從外國公司的手中奪取勢力日益增長的沿海貿易”，“把外國人從中國的沿海及內河貿易排斥出去”（《洋務運動》（八），第400——401頁）。而實際上，招商局的成立，的確多少打破了外輪壟斷中國航運的局面。旗昌洋行就是被它擠垮的。從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年，經過九載經營，使“華商運貨水腳，少入洋人之手者，約二、三千萬兩”（同上書，（六），第60頁）。因此，難怪李鴻章極其興奮地指出：“從此中國輪船暢行，……庶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佔盡。”（同上書，第6頁）他設立上海織布局，同樣是為了“以華棉紡織洋布，酌輕成本，一抵敵產”（《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7）。因之，竭力反對洋商自運機器來華設立棉紡織廠，飭令海關“查明禁止”（同上書，卷78）。另外，外國侵略者還企圖在我國架設電線，他更理直氣壯地說：“權利所在，軍務、商務消息豈能使別國操之”（《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9）。據此可以認為，我國的紡織、開礦等工業，直到甲午戰前未被外國侵略者染指，李鴻章是有一份功勞的。在興辦近代民用企業的同時，洋務派還將軍事工業的重心從陸上移到籌建新式海防方面。如果說在初創軍事工業期間，洋務派“御外侮”還強調“不露痕跡”，宜趁“剿發逆”之機，“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後窺其中之祕”（《洋務運動》（三），第467頁）的話，那麼到籌建海防時，這種對付外來侵略的意圖，就日趨明朗化。所以會如此，一方面是太平軍等農民起義到七十年代中葉均已被鎮壓，清政府渡過了它的內部危機；另方面，外部危機卻紛至沓來，清政府與外國資本主義的關係又尖銳起來。對於籌建海防一事，李鴻章極為熱心，他指出：“西人專恃其炮輪之精利，橫行中土”（《清史稿》，第 12016頁），“而我所以失事者，由於散漫海防，……今議海防，則必鑑前轍。”（《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籌議海防折》，第238頁）正是由於他的苦心經營，才把北洋艦隊建成當時最大的一支海軍。這支海軍雖然後來敗於日本之手，但它在對外反侵略戰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是抹煞不了的。培養人才也是李鴻章提倡最力的。人所共知，在洋務運動初期，國內掌握近代科學技術的人才寥若晨星。但是，要“求強”、“求富”，沒有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的人才怎麼行呢？！李鴻章首先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必要性。他曾再三強調“培養人才，實為自強根本”。結果，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懂得物理、化學、電學、測量、地圖繪製、機器與輪船製造及軍事科學的新型技術人才。對於這些，恐怕誰也不能說是件壞事吧！還值得一提的是，李鴻章的上述活動是在反對者群相毀謗的逆境中進行的。在頑固派的眼裡，凡“祖宗成法”中沒有記載的東西，無疑是“離經叛道”。翰林院編修丁立鈞曾說：“唐虞患洪水，商季患戎狄、猛獸，春秋患亂臣賊子，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談洋務之大者也。”（《洋務運動》（一），第251頁）他的這番話頗能代表所有頑固派的心理。這樣一來，李鴻章自然成為他們攻擊的首要目標。面對此類非議，李鴻章非但沒有退縮，反而諷譏這些渾渾噩噩的頑固分子說：“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即鹵莽談、天下賴何術以支持耶？中國日弱，外人日驕，此豈一人一事之咎！過此以往，能自強者儘可自主，若不自強則事不可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一個封建大員敢如此斥守舊而不避人君，精神可謂難得。那麼，能否說李鴻章的洋務活動都值得稱道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首先，他搞洋務，並不是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是意在給病入膏肓的封建殘骸打強心針。其次，儘管在他的言行中充滿了明顯的抵禦外侮思想，但對於外國資本主義是存在幻想的。他不但承認它們侵略中國的現狀，而且還試圖得到它們的幫助。諸如此類的問題，是我們在評價李鴻章的洋務活動時必須指出並應加以譴責的。列寧指出：“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評經濟浪漫主義》）綜上所述，只要我們尊重歷史事實，就不能不承認李鴻章的洋務活動“提供了”不少“新的東西”。因而，對這樣一個表現複雜的人物，是不能輕易加以全面否定的。
李鴻章是位近代優秀的外交家，政治家，但生不逢時。居老師曾國藩後，李鴻章在洪亂時建立起了一支“淮軍”，其戰鬥力在清屬於佼佼者，這方面李為維護大清統一作出了貢獻。當被任命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時，洋務運動已經蓬勃發展，北洋水師凝結著李畢生心血，然而作為北洋大臣是無法統治全清的水師，這被大清慈禧太后的“分而治之，不使大權歸落一人”所拖累，北、南兩大臣相互掣肘，致使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潰敗，而南洋水師卻原地不動看熱鬧，李鴻章“施夷之長以制夷”的幻想破滅。由於大清“強國”的外殼在甲午戰爭後被戳破，李鴻章屈辱地在日本馬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李鴻章又開始幻想“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外交上的確起了一定的作用，不然遼東半島就被日本踐踏。李鴻章的民族氣節是後人學習的榜樣，有一次應邀參加德皇宴會，要奏國歌，升國旗，大清只有國旗不曾有國歌，各國元首都鄙夷地看著李鴻章，在升大清國旗時音樂戛然而止的情況下邁步走到前臺，用他那沙啞的嗓子清唱自己家鄉的曲子《七板子》（現在稱廬劇），他唱得高亢激昂，充滿對國家和家鄉的愛、對各國列強的忿怨，聲音洪亮，沙啞中帶著抗爭，讓各國元首肅然起敬！自從《馬關條約》簽訂以後，李鴻章發誓絕不踏入日本本土一步，李訪問美國回國時郵船在日本橫濱補充，李必須換乘去中國輪船，在橫濱岸邊夾道歡迎的日本官員和民眾面前，李頭都不回，在船上靜等中國輪船，當中國輪船抵近李的輪船時，由於風太大，70多高齡的李被旁人攙扶著，步履蹣跚地走在由兩塊木板搭成的浮橋上……
興國之人皆有功,亡國之人皆有罪！成王敗寇是有道理的！不管怎麼他造反自立，保清洋運，中國只要強盛了就有功，但那時候中國那熊樣，他的功在哪裡？日本打仗不是個，因為資源不行！真打美國那時候能拖死他。中國那時候是腦子有病，滿清愚民做的太好，再加上冷熱武器歷史性變革，才導致的日本侵華這麼順溜！歷史上日本都在中國的陰影下過日子，要不日本不這麼怕中國崛起。發展才是硬道理，做好軍備，真開仗，忘死裡打，打贏了，中國的腰才真正硬起來，日本才能放正自己位置。李鴻章功過也就沒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