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一瓣：父親的一生

我的父親叫林傳義，一回想起他來，腦海裡不由地想起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過零丁洋》中的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父親既不是偉人，也算不上什麼英雄，當然更談不上有什麼可以載入史冊的輝煌業績。但如果把上述詩句中的“汗青”比作我們做子女的心靈史冊，那麼，父親的“丹心”，父親的義肝赤膽，父親生前的點點滴滴，一言一行都在我們子女的心中刻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記。每當憶起父親，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喜怒哀樂，他的為人處世和品德操守，連同一件件細微小事，便會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小時候常聽父親說，我們的老家在山東沂南縣岸堤鄉的一個小山村裡。因家庭貧困，父親幾歲時，我奶奶就因病無錢醫治，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父親是靠他的嫂子，也就是我的大伯母撫養長大的。常言說：“長嫂比母”，因此父親一生都把他的大嫂當作母親一樣敬重。

1945年，22歲的父親就參加革命，投身抗日反蔣工作，並在1947年祕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後被調到魯南兵工廠工作。全國解放後，他被調派到徐州利國鐵礦任供應課（相當於現在的某某科）課長。並在當年和我母親結了婚。1953年我出生後，便在利國鐵礦安了家。

父親所在的供應課外聯業務多。他幾乎常年出差在外，母親沒有工作又閒不住，便在礦上義務砸石子，義務到礦工食堂幫工。父親常和母親說：“我在礦上大小也算個幹部，是幹部就不能謀私利。你不是礦上的職工，義務幫工可以，但不能要報酬。”因此，母親做啥都是義務的，從未拿過一分錢。有一次母親在礦場幫工時機器皮帶掉了下來，他上前去幫修，皮帶掛上後突然運轉，母親被捲了進去差點送命。即使這樣，父親也沒要礦上給的補助和報酬。母親常常因他做事太呆板責怪他，而他卻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母親拿他沒辦法，也只得順從他了。

1962年，父親響應號召支援農村建設，被下派到邳縣燕子埠鄉任黨委副書記。燕子埠地處邳縣大西北偏遠地區，貧窮落後，條件艱苦，母親不願去，就和父親鬧彆扭，父親只好一個人前去工作，母親帶著我和大弟弟留在利國。當時正值國家三年困難時期，父親靠一個人的工資養活全家，自己省吃儉用，再加上工作任務重，連累加餓，人又黑又瘦。每次回家母親就心疼地抱怨他，為什麼非要去那麼艱苦的地方，父親總是說：“我是一名黨員幹部，必須服從組織分配啊。”父親最常說的一句口頭禪就是：“當好黨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後來他又調到邢樓鄉任副書記，母親見他一個人在外生活無人照顧，實在太苦，又拗不過他，只得帶著我們姐弟搬來邢樓。那時我已10歲，親眼看見父親天天早出晚歸，有時甚至幾天不回家，心裡總認為父親不疼愛我和弟弟，加上母親常數落他只顧工作不顧家，因此，在我幼小的心裡，一直埋怨他不是個好爸爸。

1964年，父親被調到縣委辦公室工作，我們全家也隨著一起搬來縣城。我記得很清楚，搬家時我們沒有一件像樣的傢俱，全家四口人連同鍋碗瓢盆和幾件衣物被褥總共沒裝滿一輛馬車。我們從早晨上路一直走到下傍晚才到縣城。記得走到街口新華書店時在那歇腳，我第一次見到新華書店漂亮的兩層樓房，心裡有說不出的激動和高興，心想，終於可以在縣城裡安家，過上美好的生活了。但隨後的歲月，很快就打消了我的美夢。

搬來縣城後，我們被安排住進了老運河鄉李口村高臺子下面的機關家屬宿舍。宿舍就兩間筒子房。為了使內外有個隔斷遮擋，父親就用秫秸在中間夾起了一道“牆”，又在門外一側靠牆搭起了一個半面棚當作廚房。從此，這裡就成了我們的新家。沒想到的是，宿舍處在低窪地段，只要一下大雨，屋內就進水而且房頂也多處漏雨，一下雨就得用大盆小盆接著。更沒想到的是，就在這樣的住房裡，我們一住竟然住了20年。記得1972年下暴雨，屋內灌水一尺多深，能漂的傢俱全都漂了起來。當時父親已調任農業局副局長，家裡實在沒法住了，母親讓父親找縣領導說說，能不能給換個地方住。父親很堅定地說：“我不能因為個人的私事去找領導，給組織上添麻煩。”但自己想來想去也沒辦法，最後他只得把我們全家安排到他自己的辦公室裡暫住，水退去後，又不聲不響地讓我們搬了回來。此時我們家裡已添了妹妹和小弟，全家六口人擠在這兩間房內實在太扁窄，母親多次要求父親向縣委領導要房子，可父親從未答應，總是說：“與老百姓相比已經很好了。”後來，我弟妹作為知青下放農村，我1977年結婚離家，父母和小弟仍一直住在這裡。1983年宿舍拆遷沒地方住，不少人找縣領導安排住處，父親仍然沒找組織，而是自己出面借李昂家的一間房住了一年多。新房建好後，他仍然不去找領導要房，直到他調到環保局工作，才被安排住進了建委新建的60餘平米的宿舍樓。在這裡，父親一直住到去世。

父親一生嚴於律己，在工作中從不挑三揀四講價錢、謀私利。記得剛搬到縣城不久，全國開展“社教”運動，縣裡抽調父親去贛榆縣搞社教。母親嫌他走得太遠，勸他能不能找領導說說調近一點。父親又搬出那句口頭禪：“黨員幹部就是黨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幹工作哪能挑三揀四。”母親無話可說，只得讓他去。到贛榆後，由於工作繁忙勞累，加上水土不服，吃不慣當地的飯菜、蝦醬，結果得了肺結核不能工作，才被組織調回修養。身體剛有好轉，他又去車伕山搞社教。當時沒有班車，他騎著一輛大架自行車趕幾十里路去工作，由於路途遠，他十天半月也不回家一趟。記得那時生活艱苦，家中吃不起好飯菜，整個秋冬季節家裡頓頓用價錢便宜的蘿蔔做菜。有一次父親回家，我噘著嘴抱怨說：“頓頓都炒蘿蔔條子菜吃，實在是吃夠了。”父親當即神情嚴肅地說：“你這個丫頭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明天你跟我到鄉下看看老百姓都吃的啥。”第二天，父親果真騎自行車把我帶到了車伕山他寄住的一個農戶家中，吃飯時一看，吃的是又黑又粗的煎餅、就的是黑鹹菜英子。父親當場教育我說：“就是這樣的飯菜，還有許多農戶吃不起呢。”從那以後，我好像突然變得懂事了，再也不嫌棄家中的飯菜孬了。那時全家六口人都靠父親一人工資養活，生活條件極為艱苦。記得我們姐弟幾人從未買過一件成品衣服穿，都是母親買較為便宜的布回家親手剪裁縫製，一件衣服大的穿完小的穿，縫縫補補又三年。鞋子也都是母親用舊布糊成靠子納成鞋底，再做上鞋幫。鞋子做好後，父親再剪上兩塊舊自行車外胎，在鞋的前後頭釘上掌子護住鞋底才能讓我們穿。生活實在撐不下去了，母親就到建築工地給人家提泥包、打小工掙幾個錢補貼家用。母親時常責怪父親不能幫她找一份穩定像樣的工作。直到七幾年，父親才不得已向縣領導提出了此事。當時縣領導研究後打算把母親安排到機關裡做事。父親當場反對說：“她沒文化，又沒工作經驗，決不能進機關。”後又商量讓母親去服裝廠當工人父親才同意。母親到服裝廠後經常加班，一加班我們在家就吃不上飯。雖然又苦又累，母親還是十分珍惜這份工作，只是沒幹幾年，廠子就倒閉了。母親下崗後，父親再也沒給她找工作。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運河大橋興建期間，父親從農業局被臨時抽調到建橋指揮部工作。為了抓質量、趕進度，他天天騎著自行車趕路上下班，真正是早出晚歸，廢寢忘食。一天，他在大橋上安排施工，一位騎放平板車的民工突然失控將他撞倒，父親當場被撞成腦震盪連帶耳膜破裂出血。搶救治療後雖然保住了命，卻從此落下了頭疼和耳聾的後遺症，過後有人勸他申請評定工傷。他說:“我人沒被撞死就很知足了，現在能踢能蹦能工作，評什麼工傷呀！”結果就沒有申請，但他卻落下了終身的殘疾。

對待子女，父親更是嚴格要求，他時常教育我們，人要學得一技之長，憑本事立身處世，報效國家，不能依靠父母吃老本，要自立自強。在我們姊妹幾個找工作上，他從不託關係、找門路。我高中畢業後，正值縣絲綢廠招工，我憑著自己的學歷和能力進廠當工人。我愛好寫字畫畫，參加過幾次縣文化館舉辦的培訓班。後來南藝招生，文化館推薦我去，各項考核都通過了，南藝來函調人，當時絲綢廠的書記不讓走，找藉口不給我出介紹信，我想讓父親出面疏通一下關係，父親就是不答應、不出面，結果我就沒去成，失掉了一次深造的機會。我走上領導崗位後，父親又時常在耳邊敲警鐘，告誡我當領導首先要做到清正廉潔、不謀私利。我也一直把父親的教誨當作自己的座右銘。一路走來，牢記父親的教誨，嚴於律己、埋頭工作，從不為個人的升遷晉級託關係、投門子。直到退休還是個副科級。雖然待遇不高，但我卻活得磊落坦蕩、知足感恩。我的弟弟妹妹們也都通過個人努力走上了自食其力的工作崗位。直到我中年後，回顧自己走過的人生路，我才真正感悟到，父親不為兒女做嫁衣、不給兒女找門路、不為兒女謀私利的高尚品行和良苦用心。

1998年10月1日，75歲的父親因病去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當時，父親好多的戰友同事以及縣市領導都來為他送行。在追悼會上，當我聽到主持人在悼詞中對我父親的一生給予很高的評價時，禁不住熱淚滾滾。父親用他一生的身體力行，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嚴格自律、不為名利，忠誠於黨，忠於人民的高風亮節，黨和人民也給了他應有的榮譽和評價。這也是父親留給我們子孫後代最寶貴的精神財富。看看當今反腐懲貪查處的那些大小貪官的下場，我真為自己有這樣一位可欽可敬的父親感到由衷地欣慰和驕傲。父親如果地下有知，也應是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