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營口城市“四清”運動（下）
作者 石立文
廿 歲 已 “老”
那個年代的“四清”工作隊隊員，階級覺悟都挺高，但文化程度普遍較低。我這個應屆高中生是被當作文化專家“請”到評劇團“四清”工作組的。我的具體任務是審查該團歷年來自編、改編的劇本。
評劇團“四清”工作組長，是一位從商業系統抽調來的中年同志。在向工作組其他成員介紹我時，他開口第一句話就令我全身心震撼。並不是因為他將我的文化水平抬舉得如何不切實際的高，而是他說：“這就是我們請來的老石同志。”
什麼？“老” 石同志 ？我才剛剛20歲呀！更令人倍感意外的是，環視在座的其他人，竟無一人表現詫異，反倒一致投過來敬重的目光。我忽然意識到自己來此所扮“角色”的分量，不可再借口“稚嫩”寬容自己，必須按“老”同志的樣子擔當起工作職責。
“破 銅 爛 鐵”
面對組長搬過來的一大摞評劇團自編、改編的油印劇本，我這個毫無工作經驗的“老石同志”有點發懵。但退路已經沒有了，只好硬著頭皮扛住。
這些劇本，大都是從京劇、歌劇、話劇等其他劇種改編為評劇的。有傳統古裝劇，也有革命現代劇。我首先翻開一個革命現代劇劇本《阮文追》，那是以頌揚越南英雄阮文追的話劇《阮文追》為底本改編的。當年，我國把越南的革命當做自己的革命，越南的英雄也就是自己的英雄。所以，各地各劇種都以編演《阮文追》為時尚。
我這個對評劇、對戲劇、對所有文化藝術都一無所知的毛孩子，形式上是受命審查劇本，其實是懷著崇敬的心情去拜讀的。但當劇本從我眼前一頁一頁翻過後，我的拜讀心情逐漸低落。我不能相信評劇團曾用這樣的劇本去排練演出，因為劇本中的語言邏輯混亂、前言不搭後語、廢話連篇、不知所云的現象比比皆是；錯字、錯詞、文理不通錯誤更是數不勝數。更為嚴重的是，其中有一些言辭，若用當時的“革命”邏輯推敲，肯定要被戴上“反動”的帽子。例如，在《阮文追》劇本唱詞中有這樣一句：“革命熔爐火光冒，破銅爛鐵裡邊燒。”按照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框子套，這句話分明就是“汙衊革命群眾”“醜化革命隊伍”無疑。
查閱劇本兩位編者的檔案發現，在登記表“文化程度”欄裡，一位填寫的是“高小”（即今之小學6年），另一位填寫的是“初小”（即今之小學4年）；在“擅長”欄裡，二人填寫的都是“改編劇本”。只讀了幾年書卻居然敢說自己“擅長改編劇本”，這兩位是什麼樣的人呢？
當我把他們請到工作組辦公室來時，看到的是兩個緊張得渾身發抖的中年男人。他們大概已經料到劇本被查出了問題，說不定要大禍臨頭了。憑我的直覺判斷，這是兩個膽小怕事不會惹是生非的老實人。原打算當面問問他們，“革命熔爐”裡為什麼會有“破銅爛鐵”，目的是提醒他們不要犯政治錯誤。但看到他們那可憐的樣子，我臨時改變了主意，因為擔心我那樣問會使他們受到驚嚇。於是，我只詢問了“原劇本從哪裡來的”“改編劇本有什麼困難”等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就打發他們走了。
我在評劇團“四清”工作組的工作很快就結束了，沒有人下指示，是我自己決定的。我向組長彙報，所有的劇本都有點小問題，全是文字方面的，根源是編者文化程度太低；關於劇本中“破銅爛鐵”等可能涉及政治問題的不當言詞，在彙報中隻字未提。組長並未表現出失望，反倒長長地鬆了一口氣，淡淡地說：“高小畢業在評劇團就是高文化了，那些演員許多都沒念過書呢！”
當我從評劇團“四清”工作組走出來時，感到自己已經配得上組長對我稱謂的“老”字了。
豈 能 “白 幹”
我接受的最後一項任務是參加專案組，審查一名反革命分子嫌疑人。被審查的是營口日報社印刷廠的一位勤雜工，我擔任專案組長的助手。
專案組長調來前是市農業局的科長，建國前參加革命的老幹部，階級立場堅定，鬥爭經驗豐富，工作嚴謹高效。審查工作全部進程，他事先作出了周密安排，具體調查行動的每一個細節他都作出預案。不知為什麼，關於被審查對象過去幹過什麼、為什麼可疑、有什麼線索可供追查等信息，他都並未向我轉達。但審查工作每推進一步，都讓我全程參加，每一份證實材料末尾的“調查人”位置上都要我與他共同簽名。
當他訊問時，我做筆錄。由此我瞭解到，這個勤雜工 50多歲，文盲，表情木納，語言表達困難；說他疑似反革命分子，是因為他在解放前參加過反動組織“一貫道”，若能查出他擔任過“一貫道”壇主或更上一級職務，就可定為反革命分子。為了查到證據，組長帶領我到大連公安局查過戶籍檔案，到蓋縣、金縣、復縣、大連沙河口、旅順口走訪過當年的“同道信徒”，還曾深夜冒雨徒步20多裡山路尋找東部山區山溝裡的知情人……
經過千辛萬苦尋找到了多個“同道信徒”和知情人，他們的證詞大體一致：這個勤雜工當年確實參加過“一貫道”，但沒有人記得他擔任過壇主或更上一級職務。對這樣的結果，組長很失望，再次把他叫到辦公室訊問。此次組長特別嚴厲，桌子敲得“咚咚”響；把勤雜工嚇得不敢抬頭，口裡的答話顛三倒四、含混不清，可就是沒有承認當過“壇主”。等他走後，我不由得自言自語：“看來，他真不是……”
我的話立即被組長打斷：“如果他不是壇主，咱們不白乾了嗎？任務怎麼完成？”
他這話令我吃驚不小。不論這勤雜工是“壇主”或者不是“壇主”，情況查清楚了，不就有工作成果嗎，怎麼說“白乾了”呢？“任務怎麼完成”？難道通過“四清”挖出反革命分子，是上面下達的指令性任務嗎？這些我不懂，也不敢多問。
組長再沒有帶我出去調查，也沒有再訊問勤雜工。他開始埋頭撰寫關於某某反動“一貫道”壇主身份的《調查報告》。這份材料他寫了撕，撕了寫，反覆多次才基本敲定。《調查報告》草稿抄清之前，組長讓我看過其中內容。那些拐彎抹角的推斷過程現已忘記了，但報告的結論是“某某在‘一貫道’中的職務是壇主”，這一點令人記憶深刻。當時我明白，不管我內心多麼不贊成，都要在抄清後的《調查報告》末尾“調查人”位置上簽名。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情況發生了逆轉。當時已是10月下旬，從5月份算起，“文化大革命”已經搞了半年，不但沒有收場的跡象，反而蔓延到全社會各個領域。上面指令，“四清”工作隊（組）全部撤出，所進駐單位的“四清”運動改為由群眾自己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
真所謂“禍兮福所倚”—— 愈演愈烈的“文化大革命”狂潮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禍患，而在我們這個小地方卻意外拯救了三個人：由於那份《調查報告》的突然夭折，勤雜工沒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組長不必在將來因為當年做過虧心事而愧疚終生，我本人則擺脫了由那雖不情願又無法拒絕的簽名而產生的焦慮，深感釋然而輕鬆。
本文選自《營口春秋》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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