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嗎？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銜可比想象中複雜多了

編者按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納入國民革命軍序列。

為紀念八路軍、新四軍成立80週年，中國軍網微信特推出專家系列稿件，從不同視角介紹歷史上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抗日戰爭時期，由於受歷史條件的限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沒有正式實行軍銜制度。但是，當時八路軍、新四軍部分人員曾有過軍銜，有些高級幹部還佩戴過綴有金星的中將、少將領章。而且，抗戰初期和抗戰勝利後，在八路軍、新四軍中還曾兩次醞釀實行軍銜制度，只是受當時戰爭環境和物質條件的限制，這一願望未能實現。

八路軍、新四軍改編之初幹部曾有過軍銜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納入國民革命軍序列，部隊編制、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服裝等，基本都與國民黨軍隊相同。並且，按照國民革命軍的軍銜等級，給各級幹部都授了軍銜。

紅軍在雲陽鎮舉行改編誓師大會。

開國中將陳先瑞曾回憶1937年12月毛主席在抗大對他說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名義上歸蔣介石統一指揮，實際上還是黨中央領導和指揮，這一條是不能變的。現在有那麼一些人，國民黨授予什麼中校、上校，就神氣起來了，有點忘乎所以飄飄然了。這些人，如不及早給他敲敲警鐘，就會犯錯誤……”

從1938年3月八路軍一二○師給中央軍委參謀長滕代遠的關於營以上幹部履歷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當時八路軍的高、中級幹部均有軍銜：師長、副師長為中將；師參謀長、旅長、副旅長一般為少將；師參謀處長、旅參謀長、旅政治部主任、團長、支隊長一般為上校。如一二○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均為中將；一二○師參謀長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長盧冬生、副旅長張宗遜，三五九旅旅長陳伯鈞、副旅長王震等均為少將；一二○師參謀處處長彭紹輝、三五九旅參謀長郭鵬、七一五團團長王尚榮、七一六團團長賀炳炎、一二○師雁北遊擊支隊支隊長宋時輪等均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在給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關於少校以上幹部戰績的報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團團長楊得志、六八六團團長楊勇等均為上校。

八路軍一二○師師長賀龍（右）、副師長蕭克。

1955年的海軍少將盧仁燦曾回憶自己在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時有過上校軍銜：“當時，三八五旅共有3人分別被授予少將的軍銜，他們分別是旅長陳錫聯、旅政治委員謝富治以及擔任副旅長職務的民主人士趙輝樓。那時不設大校，我和旅參謀長曾紹山、政治部副主任趙月舫被授予上校軍銜，為旅裡僅次於3位少將的最高職銜。”

開國中將廖漢生將軍曾回憶：“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國民政府仿照其他部隊的標準，也給八路軍的團以上軍官封了一些軍銜。我擔任第一二○師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團副團長，上校軍銜，沒有佩戴軍銜標誌，只是在準備對外聯絡用的名片上印著‘上校副團長’幾個字。八路軍內部並不準備實行這一套。”

1938年春，國民政府軍委會在武漢召開了全國師以上參謀長、政治部主任聯席會議，八路軍總部派出了8人蔘加這次會議，他們是彭雪楓（八路軍總部參謀處長、代表八路軍總部，少將銜）、周昆（八路軍一一五師參謀長，少將銜）、邊章五（代表八路軍一二○師，少將銜）、張經武（代表八路軍一二九師，少將銜）參加參謀長會議；羅瑞卿（以八路軍總部政治部組織部長名義，上校銜）、張愛萍（以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副主任名義，上校銜）、歐陽毅（以八路軍一二○師政治部副主任名義，上校銜）、譚政（以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副主任身份，上校銜）參加政治部主任會議。

當時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的軍銜，主要見於履歷表、報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但也有不少人對自己的軍銜並沒有印象。開國少將王兆相在回憶錄中提到：記得我被任命為警六團團長時，沒有關於軍銜的命令，也沒有附帶說明。但近年來我在寫回憶錄時，發現了一份一二〇師參謀長周士第的電報，這份電報是發給中央軍委參謀長滕代遠和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的，發報時間是1938年2月6日，內容為介紹警六團營以上幹部配備情況。其第一條是：“上校團長王兆相，三十歲。”不過在印象中，我沒有接到過授予我上校軍銜的通知，也沒見過八路軍的各級幹部佩戴軍銜。

有關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的軍銜，只是在抗戰初中期有過記載。據1941年3月12日，新三五八旅旅長彭紹輝《關於整軍工作的報告提綱》，其中，“第四，將校以上官佐簡歷表” 可見，此時八路軍幹部簡歷中還有軍銜等級，以後就逐漸不再提軍銜而只提幹部的職務了。

當然，因工作需要，八路軍、新四軍一些幹部在抗戰中後期也都使用軍銜。據一個“日本八路”——反戰士兵水田靖夫回憶：他在1940年梁山戰役中被八路軍俘虜，八路軍一一五師教導第三旅旅長楊勇送他一個筆記本，署名：“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楊勇”。

抗戰時期的“陸軍少將”楊勇。

少數八路軍、新四軍幹部佩戴過軍銜

國際友人愛潑斯坦在《抗日戰爭中的新四軍》一文中寫道：“改編為新四軍後，游擊隊員們必須識別不同的軍銜，服從他們不認得的人的命令。他們的日常生活受到嚴格的軍事紀律的約束，這是他們以前不習慣的。” 說明改編後的八路軍、新四軍佩戴過軍銜標誌。不過，八路軍、新四軍在這一時期佩戴過軍銜的只是少數指揮員，如北伐名將葉挺等。抗日戰爭爆發後，葉挺臨危受命，於1937年10月出任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並被授予中將軍銜。

身穿中將軍服的葉挺將軍。

另外，一些高級將領因工作需要也曾佩戴過軍銜領章。如徐海東將軍抗戰初期曾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1939年下半年，中央研究決定，要徐海東到華中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那時，劉少奇也要到華中赴任。怎樣才能保證少奇同志安全到華中呢？中央決定，徐海東以中共中央檢查新四軍工作組組長的名義，少奇化名胡服，以“祕書”身份，“跟隨”徐海東到華中。在路上，遇到一些麻煩，多虧徐海東的少將軍服，才化險為夷。

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

另外，根據一些回憶史料，這一時期我軍的一些初中級指揮員也佩戴過軍銜標誌。開國少將王直在新四軍成立之初任新四軍第二支隊三團四連指導員，“在任指導員期間，最讓我頭疼的工作就是佩戴國民黨軍帽徽和軍銜。我當時被授予上尉軍銜，不是我嫌這個軍銜低，而是在感情上難以接受。”

由於當時是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幹部參加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他們也曾有過軍銜。如周恩來就曾有過中將軍銜。周恩來那時是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共產黨與國民黨談判的首席代表。抗戰爆發後的1937年9月，蔣介石為表示與各黨派的團結和籠絡人心，特邀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還授給他中將軍銜。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等黨政軍機關已遷至武漢，周恩來住進中共中央長江局駐地。當時，長江局大樓內住有兩名中將，即周恩來和葉劍英（十八集團軍參謀長），還有四個高級參謀即李濤、聶鶴亭、張經武、邊章五，均為少將銜。時任長江局書記的王明曾口占一對聯：“一門兩中將，三樓四參謀。”另外，受國民政府之邀，郭沫若於1937年9月出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軍銜中將，但也有資料說是少將的。葉淺予在回憶錄中寫道：“1938年我在武漢參加郭沫若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我的軍銜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漢都是少將。”不過，他們當時是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職，所以他們的軍銜不屬於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銜。

佩戴中將領章的周恩來。

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

抗戰初期，為了與國民黨軍打交道方便，在國統區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有過軍銜。如《毛澤東選集》中提到的在1939年6月12日“平江慘案”中被國民黨軍殺害的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主任塗正坤、副官羅梓銘，軍銜分別為上校和少校。

伍修權將軍回憶八路軍蘭州辦事處迎接從蘇聯回來的同志，“我們馬上把他們安置下來，然後給他們發八路軍的軍衣和符號，還給每人起一個假名字。根據各人的年齡和身份，每人安上個適當的軍銜和官職，最小的給個少尉，也有中尉、上尉，最高是少校，因為我自己當時掛的是個上校軍銜。”

張震上將在回憶錄中提到：（1937年）8月30日，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在原成成中學正式掛牌辦公。彭雪楓以八路軍總部參謀處處長、駐晉辦事處主任的身份進行公開活動。我以八路軍總部少校參謀的身份，負責聯絡、接待工作，併兼任辦事處總務科科長……八路軍少將高級參謀邊章五也在這裡。國民黨軍的軍銜、標誌，是要自己到街上去買的，回來報銷。我那時不知道軍銜如何佩戴，便問商店老闆。他很吃驚，說：“當官的自已還不知道?”我也就不好再細問。

彭雪楓的少將軍服。

抗戰初期八路軍、新四軍擬實行軍銜制度

1937年8月1日，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中國工農紅軍即將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之際，紅軍總政治部在《關於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中指出：“紅軍的改編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則上的改變（如採用官階制度等）。”所謂“官階制度”，就是當時軍銜制的別稱。抗戰進入第三個年頭，鑑於部隊正規化建設的需要，1939年4月2日，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致電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並中央書記處，詢問“幹部之等級可否行施規定”，提出“部隊日益擴大，正規軍各種制度亟待解決。擬照國民革命軍編制區分，規定部隊中各級幹部之等級（三等九級制），這可興奮幹部，職責分明，於我軍傳統亦無損害”。同年5月30日，朱德、彭德懷和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傅鍾，以八路軍總部的名義頒發了《建立等級制度的訓令》。《訓令》對八路軍、新四軍建立等級制度的重要性及其特點，評定標準、辦法和批准權限等均作了說明。同時，為配合等級評定，還制定並公佈了八路軍編制表和各級職務的基準軍銜。《訓令》指出：“等級制度的作用，在於嚴明職責與賞罰，興奮部隊官兵的上進心，建立上下級的正確關係，以此增強部隊的紀律和戰鬥力。”《訓令》規定了三項評級標準，即：“歷史長而且革命意識堅強；能力強，工作熱情高；現任職務。”

這次擬議的軍銜等級，是按當時國民黨軍隊的銜級設置的，為六等十六級：

將官：上將、中將、少將；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

軍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上等兵胸章。

《訓令》發佈後，中央軍委於同年8月20日又發出《重新規定部隊等級制度的指示》，要求在評級時，“不拘於一般軍隊的成規，不遷就國民黨的制度，按照我軍之特殊性質，以便於確立指揮關係和工作關係及增進團結為原則”；“戰鬥員不宜分等級”等。基於以上要求，八路軍領導機關和部分正規部隊曾進行了評銜活動，東北抗日聯軍也做了實施軍銜制的準備工作。但是，正規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受當時的物質條件制約，與部隊的穩定、集中程度密不可分。艱苦而頻繁的作戰環境，使各部隊無法集中一定的時間和精力來完成評銜工作。因此，當時除了駐國統區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因工作需要而授了軍銜之外，整個部隊由於“敵後鬥爭日益艱難，遊擊性日益增強”，評銜工作進展緩慢。直到1942年2月3日，有的軍區在關於《精兵政策及等級制度的佈置》指示中，還在做評級評銜的具體要求。

1942年八路軍反“五一大掃蕩”作戰。

1941年和1942年的兩年間，是抗日戰爭中最艱苦的階段，授銜工作不可能繼續進行。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根據當時軍事鬥爭形勢，聯名給八路軍總部、新四軍軍部、一一五師、一二〇師、一二九師、晉察冀軍區、冀中軍區、山東縱隊，發出《軍隊中暫不規定等級軍銜》的徵求意見電，請各戰略單位領導同志發表意見。

各地：

關於軍隊中幹部軍銜等級（將校尉）問題，有的同志主張現在實行，有的同志主張暫不實行，我們認為等級軍銜之劃分，與否各有利弊。規定軍銜對軍隊正規化固有幫助，然而目前敵後鬥爭日益艱難，遊擊性日益增強，正規化是有限度的，超過現有物質基礎，而過分強調正規化，則有陷於主觀主義之危險，無益反而有害。加之軍隊分散，全軍等級不易統一規定，一地區自行規定以為不妥。再則，艱苦環境要求幹部同生死，同患難，等級之明白劃分，在缺乏長期深入解釋時，亦難免有礙幹部之間團結。因此，我們起草的內務條令之草案上暫時不劃分幹部之等級軍銜。你們意見如何？望告。

中央、軍委

1942年4月24日

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發出後，各部隊均作出反應，表示擁護中央不劃分等級的指示。如八路軍總部發給軍委並各兵團的電文《同意暫不分官銜等級》：

軍委並告各兵團：

關於軍隊幹部軍職等級問題，同意暫時不分官銜等級。各級幹部之津貼仍照前規定發給，以免生風波。

彭、左、羅

1942年5月11日

（彭、左、羅：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副參謀長左權、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

新四軍軍部給軍委的電文《同意軍隊目前不劃分等級》：

毛、朱、王、葉：

關於軍隊中幹部等級（將校尉）問題，目前我們同意不劃分等級。謹復。

陳、饒、賴

1942年5月3日

（毛、朱、王、葉：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八路軍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陳、饒、賴：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政治委員饒漱石、參謀長賴傳珠）

八路軍一二〇師給軍委及八路軍總部的《關於軍銜等級問題的報告》：

軍委、賀、並彭、左：

關於我軍軍銜等級（將校尉）問題，我們同意軍委廿四日電暫時不定。除軍委廿四日電理由外，我們補充以下理由：我軍現實在發展的過程中，有時擴大，有時縮小，部隊的流動性和幹部的流動性很大，猛烈擴大時司令遍天下，主任賽牛毛，通訊員馬上升為連長、營長，至縮編（縮小）時，剩下紅邊黃邊一大堆不好分配工作，又不得取消其軍銜。升官易降級甚難，現時不定等級，幹部對等級問題沒有什麼爭執，如定了等級則會爭執。故現時不定等級。利多弊少，如定了等級弊多利少，請考慮。

周、甘

1942年5月6日

（賀、彭、左：一二〇師師長賀龍、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周、甘：一二〇師參謀長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鑑於種種原因，我軍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這次評級評銜工作，於1942年上半年基本停止。

抗戰勝利後八路軍、新四軍再次準備實行軍銜制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國共兩黨於1945年10月10日簽訂了“雙十協定”，1946年1月10日簽訂了“停戰協定”。1946年1月31日，由國共兩黨、其它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代表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政協決議”，國民黨接受了我黨和平建國基本方針。決議規定實行“軍隊國家化”。為了適應這一新的形勢，中共中央於1946年2月24日在《關於軍隊整編的若干問題的指示》中指出：“現在我軍各級幹部即須執行將校尉的正規制度，第一期我軍整編多少現尚未定，準備編成三十個至四十個師，恩來到各處時，請你們和他商量各區應編多少。這些師的幹部，均將由中央政府按將校尉加委，其他保安部隊幹部及其餘退伍殘廢軍官，亦可由政府按將校尉加委，以後即由國家按級一律待遇。中央認為：我黨軍事幹部應該請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銜，以便在將來國防部中佔有一定地位”。

因此時全面內戰還沒開始，八路軍、新四軍番號仍繼續使用。1946年3月7日，新四軍、山東軍區政治部發出《軍隊官兵階級說明與規定》，對新四軍軍銜設置、評銜原則和官兵階級（軍銜等級）作了明確規定：

一、國民黨軍隊的階級劃分

國民黨軍隊的階級，軍官分為將校尉三等九級，即上將、中將、少將，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司務長介乎官兵之間為準尉。士兵分兩等六級：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軍官的階級又分為現職與官佐兩種，一般是官位比現職低，如上校團長任官中校。

二、我們這次審訂軍隊階級原則：

①參考國民黨軍隊的階級區分；

②軍政首長官階平行；

③基本上按我軍現在職務併兼顧其資歷；

④副職一般比首長低一級，地方比主力低一級；

三、我軍軍隊軍官士兵階級區分的規定（根據原文及編制軍銜表整理）：

新四軍軍長、政委為上將；

副軍長、副政委為中將、上將；

參謀長為中將；

參謀處長為少將；

情報處長為少將；

政治部主任為中將；

副主任為中將、少將；

組織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少將、上校；

宣傳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少將、上校；

保衛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少將、上校；

聯絡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上校、少將；

後勤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少將、上校；

供給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少將、上校；

衛生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少將、上校；

師長、師政委，軍區司令員、政委為中將；

副師長為少將；

師參謀長為少將；

師政治部主任少將；

旅長、旅政委為少將；

副旅長為上校；

旅參謀長為上校；

旅政治部主任為上校；

團長、團政委為上校；

副團長、團參謀長、團政治處主任為中校；

營長、教導員、特種兵副營長為少校，

副營長、副教導員為上尉、少校；

連長、指導員為上尉、少校，

副連長、副指導員為中尉、上尉；

排長為中尉、少尉；

副排長為少尉、准尉；

管理排長（司務長）為準尉；

連機炮班長為上士、中士；

炊事班長為下士、中士；

甲種班班長為上士，副班長為中士；

乙種班班長為中士，副班長為下士；

丙種班班長為中士、下士，副班長為下士、上等兵

二年半以上戰士為上等兵；

一年以上戰士為一等兵；

一年以下戰士為二等兵。

（說明：按當時的新四軍整編方案，一個步兵連轄一、二、三、管理4個排和連機炮班，每個步兵排轄甲、乙、丙種步兵班各一個。甲種班（又稱機炮班）有12人、擲彈筒1具、輕機槍1挺、步槍8支（其中2支能發射槍榴彈），乙種班（又稱輕機班或小炮班）有12人、擲彈筒1具或輕機槍1挺、步槍10支（其中3支能發射槍榴彈），丙種班（又稱步槍班）有12人、步槍12支（其中4支能發射槍榴彈）。每個連的9個戰鬥班，1、4、7班為甲種，2、5、8班為乙種，3、6、9班為丙種。）

這是一個從軍長到新戰士的完整明確的編制軍銜體系。其中，師長、團長、營長、連長分別為少將、上校、少校、上尉，與傳統“慣例”相同。但是，按照這個評銜規定，新四軍的軍長陳毅，甚至副軍長張雲逸都可以評授上將軍銜。我們知道，軍長的軍銜，世界各國大都是中將。當時，國民黨軍隊的軍長一般也是中將，新四軍首任軍長葉挺也是中將。新中國成立後，我軍兩次實行軍銜制時，軍長一般為少將。那麼，為什麼當時新四軍軍長的軍銜定得這麼高呢？這要從部隊的編制規模說起。新四軍在組建之初只有1萬餘人，經過抗日戰爭的戰鬥洗禮，到抗戰勝利，已發展為下轄幾十個旅，總數31萬人的龐大軍團。儘管新四軍此時仍沿用最初的番號，名義上還是一個軍，但實際上已是相當於方面軍一級的戰略軍團，規模比當時國民黨軍隊的集團軍大得多。國民黨的集團軍平均不到10萬人，而集團軍總司令的軍銜一般是上將或中將。因此，新四軍軍長評授上將軍銜，比較合適。

新四軍軍長陳毅、副軍長張雲逸。

八路軍、新四軍這次評銜工作剛剛開展不久，蔣介石便撕毀了《停戰協定》，發動了全面內戰，此項工作只得停止。新四軍軍長陳毅、副軍長張雲逸未能成為八路軍、新四軍的第一批“三星將軍”。不過，未出10年，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陳毅、張雲逸分別被授予元帥和大將軍銜。

雖然八路軍、新四軍歷史上這兩次擬議的軍銜制度最終都未能實現，但通過這兩次軍銜制的醞釀準備，為我軍日後的幹部工作制度化、幹部隊伍的正規化建設作了有益的探索，為新中國成立後建立軍銜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鑑作用。

（作者系軍史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