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豐恩：是時候重新理解日本了

南都訊 記者朱蓉婷 近幾年，國內出版了各種各樣的日本史著作，可謂層出不窮。其中有美國人的著作，日本人的著作，也有中國學者的著作。在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選項中，一部由臺灣青年學者塗豐恩所寫的《大人的日本史》，在文本上，有料有趣，敘事生動，學術性與公共性兼具、史識與史趣相融，引起廣泛關注。

作者塗豐恩的學術經歷頗有些曲折。在臺灣大學讀過兩年管理學院，從歷史研究所畢業後，卻又跑到資訊工程系工作。之前主要研究的是明清中國的醫學史，出版過一本叫《救命：明清中國的醫生與病人》的小書。

從臺大畢業後，塗豐恩隻身到哈佛大學東亞系，目的是“要學一些在臺灣學不到的東西”。學過日文的他，選擇了“語言的挑戰較小”的日本史。其實，他還透露了另一個原因，“因為臺灣有過日本殖民史，所以要研究臺灣，就一定要研究日本，我覺得要趕快學。”

寫作《大人的日本史》，最初的動機只是一時興起。那時的塗豐恩正在日本做交換生。“在日本，導論性的書雖然不少，但許多作者的寫作方式相當傳統，尤其以政治、軍事等為主，有時難免枯燥沉悶。至於大部頭，集合眾多專家學者之力，卻對一般讀者而言過於專門。”於是，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寫一本能被大眾讀者接受的日本史，在他看來越來越迫切了。

作為“通史”，《大人的日本史》實際上是聚焦從1600年的關原之戰至“3·11”巨震後逾四百年的歷史，塗豐恩總結出“鎖國、浮世、黑船、開國、鐵路、東京摩登、電視、平成”等30個關鍵詞，引領讀者穿越四百年的路線圖，發掘那些隱藏在大歷史褶皺中的細節，他就像一位“導遊”，信手拈來，舉重若輕。

在教科書中，日本往往被簡化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一種是成功地推動明治維新，躋身強國之林的正面形象；另一種則是殖民者、侵略者，是軍國主義的負面代表，但歷史的複雜與偶然，並無法藉由這種簡單的“二分法”來理解。

塗豐恩始終對日本文化保持一定距離：“我不是因為很喜歡，才去研究它，而是因為我需要了解，才去研究它。”

訪談

南都：一開始你主要研究的是明清醫療史，對日本歷史的興趣是從什麼時候萌發？

塗豐恩：大概是到了美國之後吧，人在異國比較容易換一個角度去思考問題。我們在臺灣受到的歷史教育還是以中國歷史為主，很奇怪的是，雖然臺灣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臺灣並沒有特別強的日本歷史研究傳統和研究隊伍。反而是在美國，有一群人非常認真地在研究日本歷史。尤其是他們不管研究日本還是中國，都把它放在一個世界歷史的脈絡裡，通過研究一個區域，來了解它與歐洲、與世界的關係。到美國後得到了很多新的啟發，原來還可以這樣看待歷史。

這本書是在2014年到2015年寫成的，那時候我已經到了美國，後來到日本東京交換一年。開始寫是在美國，真正動筆的大部分時間，我人在日本，所以剛好能看到兩國的資料。在日本比較不容易接觸到英文資料，但日文資料非常豐富。

南都：你認為你的文化背景和研究者身份在看待日本歷史時候，視角和觀念會有什麼特別之處？

塗豐恩：臺灣人對日本有非常複雜的感情，有人對日本恨之入骨，也有喜歡日本文化的“哈日族”，這兩種極端都有。但更多的人，對日本文化、歷史一知半解，只是接觸比較多的現代流行文化。

我們知道，臺灣過去幾十年有一個文化運動，叫做“要重新挖掘臺灣自己的歷史”，可是後來我們發現，我們沒法完全繞過日本，而直接去談臺灣的歷史。我很想寫這樣一本書，從一個比較長遠的角度，去了解臺灣是怎麼走到今天的。

南都：與常見的從舊石器時代、繩紋時代開始的日本史敘述不同，你為什麼選擇從1600年開始寫？

塗豐恩：很多日本史一開始就講一個很遙遠的過去，甚至摻雜很多神話，我個人認為，關注民族起源問題，是一種有點“民族主義”的寫作方式。現在日本國內政治人物越來越提倡我們在讀日本歷史的時候，要強調日本過去的榮耀、過去的成就等等。其實這種民族主義逐漸抬頭的現象，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他們想要用歷史來加強自己國家的自信心。而我想寫的是另一種歷史，也就是說，不同地區的文化之間很早就已經有各式各樣的交流，很多所謂的“成就”是在交流中產生的。

這是我之所以從16、17世紀開始寫的原因，這剛好是臺灣和日本開始有交流的起點。我在書裡著重寫了鄭成功這個人物，在臺灣唸書的學生都對他很熟悉了。我們以往知道，鄭成功是趕走荷蘭人的民族英雄，但其實他母親是日本人。當時東亞有很多頻密的貿易關係，人們在各個地區之間移動，從而促使了文化的交 流 跟 互動，我想從這樣一個特別的時間點開始寫。

另一個原因，我在寫日本歷史的時候，不只是在講日本，而是把它放在世界交流的脈絡裡。比如我們常說，16、17世紀的日本是一個閉關鎖國的時代，但同時你可以看到，荷蘭人把歐洲思想帶到日本去，日本也有在和中國貿易，我們不太能斷言日本當時是一個完全封閉、不和外界交流的國家，這是我想透過這本《大人的日本史》傳達給大家的一個訊息。

寫日本並不只是為了理解日本，而是說透過日本去了解整個世界脈動的變化，這個對我們理解世界很重要。

南都：《大人的日本史》選取了三十個歷史關鍵詞，有些是很多日本史著作未必會涉及的邊緣部分，比如北方的蝦夷地、西邊的朝鮮半島以及新時代的“自由戀愛觀”“電視媒體”等等，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你想呈現的歷史景象是怎樣的？

塗豐恩：總體上是按照時序，探索每個時代不同的面向。我在選取的時候，刻意不要統統都是政治事件、統統都是非常大時代，非常硬的東西，我想寫更日常、更文化、更思想性的側面。除了很宏觀的政治視野之外，一般人的生活也是歷史的一部分。這本書是小書，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至少通過這三十個關鍵詞，可以看到每一個時代不是隻有政治上的變動。比如我們在講明治維新的時候，也有對一般人思想和生活上極大的衝擊和轉變，服飾、髮型、飲食等等。過往的歷史都是男性政治人物的歷史，我希望寫出更多元的面向，所以也寫了女性群體。我有一個老師是研究動物園歷史的，他的一本著作寫到東京上野動物園裡的動物，在二戰中的生活受到了哪些影響，比如因為資源不足，當時有的動物被殺掉。這本書對我產生了一些影響。

至於琉球和北海道，今天我們一提起這兩個地方都會很自然地把它們歸入“日本”這個範疇內，但其實今天日本的版圖是經過歷史的演變最終形成的。比如，四百年前的北海道並不被幕府統治，有一點化外之區的感覺，真正成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要到19世紀，到今天也就一百多年而已。我為什麼會寫這些地方，是想要有一個從外緣切入的視角，把這些曾經的殖民地、化外之區，納入日本歷史的一部分。

南都：很多讀者會習慣橫向對比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晚清改革，將前者視為一次成功的現代化改革。而你在書中則更強調的是明治新政府諸多不足之處。

塗豐恩：的確，我們會很喜歡對比中日兩國的近代化，卻忘了它們其實從地域、政治制度、歷史脈絡都非常不一樣。我們認為明治維新成功，只是從一個單一的標準來看，往往忽略了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犧牲掉了。

我在書裡寫到日本的紡織女工這個群體。在日本產業革命的時代，明治新政府引進許多現代機械設備，並在各地設立大型工廠，在各種新產業中，紡織業的發展最為迅速。為了壓低生產成本，日本紡織業的老闆聘用了許多年輕的女工，她們很多還不滿二十歲，遠離家鄉，住進工廠提供的宿舍中，一天必須工作十二個鐘頭。不只薪水低(和當時的印度紡織業相比，日本的平均工資大約只有一半)，女工還可能受到管理者的咒罵與毆打，甚至是更加嚴厲的懲罰。有些女工受不了折磨，乾脆直接逃跑。日本紡織業的起飛，就是建立在這種殘酷的現實之上。

另一邊，日本男性則成為了礦場的工人。礦場充滿風險，很多礦工是在缺乏防護的情況下，冒著生命危險工作，礦業還造成了環境汙染。十九世紀末，日本栃木縣的足尾銅山，就曾爆發嚴重的公害事件。明治政府知道這種狀況，一度打算制定工廠法，保障勞工權益，可是消息才剛宣佈，資本家就跳出來抗議，宣稱這樣只會妨礙日本經濟發展，在他們反對下，整件事無疾而終。政府無法提供保護，礦工只能自求多福，自力救濟。

產業革命創造出了一批富可敵國的商人，在他們累積驚人財富的同時，有許多年輕的男男女女在工廠裡、在礦坑中默默付出。我們過去講明治維新很成功，好像只看到一群很有遠見的政治人物，把國家帶到一個全新的高度，但這樣的成就，有太多人的名字，沒有被記下；他們的貢獻，也很容易被後人遺忘。現代產業的發展，究竟是好事是壞事，如果從他們的角度來看，答案也許不是那麼黑白分明。

南都：關於你目前正在進行的近代人造香料產業研究，有哪些進展？

塗豐恩：目前我正在研究的是20世紀初，包括日本、朝鮮半島、臺灣這些地方的人們對“清潔感”的變化，包括他們怎麼樣學習新的清潔知識和習慣，學習使用肥皂、牙膏。另一方面，就像你說的，很多時候我們對清潔的想象是和氣味連結在一起的，比如說為什麼清新的口氣是薄荷味道？這其實是過去一百年才慢慢被建構起來的。這個內容已經研究有一陣子了，希望儘快能出結果跟大家見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