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想強大 要靠日本還是靠俄國？袁世凱一番話令人警醒

晚清七十年眾生相（四十五）：與虎謀皮

清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是沒有外交部門的。戰爭結束後，在洋人的要求之下，清政府才被迫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恭親王奕訢主持。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現代外交才開始緩慢起步。

在總理衙門成立之初，由於清政府不熟悉現代外交的規矩，在國際事務方面吃過很多虧，比如雲南的馬嘉理案等。後來洋槍隊隊長戈登實在看不下去，就給清政府支了個招：

讓他們在和外國簽訂條約之前，預先將商議內容告知其他幾國，那麼其他國家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必然會指出條款中有哪些陷阱，清政府便可以提前做好應對。

這種外交方式，與我國戰國時期合縱連橫的外交智慧頗有共通之處，因此容易被當時的中國政客所接受。李鴻章升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後，“以夷制夷”，也成為了他在列強之間縱橫捭闔，開展外交的主要手段。

誠然，這種“以夷制夷”的外交方法，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它保持了列強在清帝國內勢力的均衡，防止中國過快地被某一個國家所鯨吞。

但是，在晚清七十年的歷史當中，清政府似乎一直沒有走出這樣一個怪圈。他們過於依賴這種苟延殘喘的拖延之術，而不謀求自強之法，走了捨本逐末的道路。

所以在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清廷不斷地根據國際形勢變化，尋求庇護自己的外交盟友，但最終還是沒有阻止大清走向滅亡。

在甲午戰後，日本獅子大開口，割取了我國臺灣全島、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這時，北方的俄羅斯卻賣給了清廷一個天大的人情，干涉日本歸還了遼東。雖然清政府為此多付了3000萬兩白銀的“贖遼費”，但總算是從日本口中奪回了這部分領土。

俄羅斯此舉，清廷上下都對其讚賞不已。尤其是在甲午大戰之中的最大輸家、恨日本入骨的李鴻章，完全寄希望於“聯俄製日”，試圖洗刷自己簽訂《馬關條約》的恥辱。

在與俄國簽訂的《中俄密約》中，李鴻章許以對方在滿洲的修路、駐軍、通商之權，表面上是抵禦了日本的威脅，但卻為俄國勢力侵入我東北提供了良好條件。

俄國干涉還遼，本來就並非出於什麼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只是俄國本身對我國東北有野心，不想讓日本捷足先登而已。

後來俄國在東北大肆擴張之時，清政府沒有考慮從改革方面入手，反而有些朝臣又唱起了“聯日製俄”的論調，希望藉助日本的力量，阻止俄國侵佔東北。

而清廷讓俄國和日本互相牽制的結果，就是日本和俄國為了爭奪我國東北發動了一場戰爭，還把戰場設在了這片土地上，讓東北無辜人民飽受戰火的摧殘。時人有個貼切的比喻，說：

“以堂宇假鄰人為鬥場，己乃袖手旁觀，已極可恥；毆竟，便欲分割我室，而猶恬然勿聲；若斯政府，豈遂終不知恥乎？”

由於帝國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盤根錯節，互有利益衝突，因此除日俄之外，朝堂上還不乏有聯英、聯法、聯美等聲音。總之是寄希望於能傍上一棵大樹，以挽救國家的危亡。

在朝堂上這種倚仗外援、不圖自強的不良風氣中，接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卻看得十分透徹。帝國列強的本性是貪婪的，寄希望於外交救國，無異於抱薪救火，慢性死亡而已。在1902年，袁世凱針對這一問題，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摺：

“臣聞國家之要務首在自強，兵力貴豐足，財力貴充裕，是說固不待言。欲保全本國疆土，而仰望於別國聯盟之餘力，則一國之恥，孰有過於此者。若欲免此恥，則我中國務宜從速變法自強，兵力宜速練，利源以速開，欲嚴本國之防禦，非仗本國之實力不可，若徒仰別國之聯盟則毫無恃矣。”

袁世凱此語，簡而言之即“弱國無外交”。要保家衛國，需自身強大，否則外交終究無用。可惜大清貴族不願放棄既得利益，在變法上拖延時間，在立憲上做表面工夫，遲遲不肯走徹底的變革之路，也最終拖垮了自己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