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金生

1986年11月，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主席約翰·凡爾霖來華訪問，在與鄧小平會見時把紐交所的徽章贈送給鄧小平，而鄧小平則以一張飛樂音響(小飛樂)股票作為回贈。這件事情在政治上的示範意義很大。

當時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的上海飛樂音響公司股票

其實，早在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後，國務院就成立了金融體制改革研究小組，劉鴻儒任組長。該小組提交的有關金融體制改革的方案，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建立證券交易所：“允許企業用發行股票、債券的方式直接融資。在經濟特區試辦證券交易所，取得經驗後再向大中城市逐步推廣。” 1984年11月，上海飛樂電聲總廠就成立了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面向社會公開發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986年8月，瀋陽市信託投資公司開辦交易窗口，代客買賣股票和企業債券，開啟了建立股票、債券二級市場的發展之路。1988年，中國人民銀行召開證券市場座談會，決定組建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小組。隨後，籌辦證券交易所在全國各地提上了日程。

1989 年 12 月 2 日，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鎔基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召開題為“深化改革，發展上海金融事業，把上海金融搞好”的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上海金融系統的主要幹部和上海部、委、辦的領導，劉鴻儒（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1992 年出任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也應邀從北京專程趕來參加。那次會議上，根據朱鎔基的建議，成立了由交通銀行董事長李祥瑞、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龔浩成、市體改辦主任賀鎬聖組成的上海證券市場領導小組，簡稱三人小組，負責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備領導工作，下設辦公室放在中國人民銀行。隨後，在三人小組下面成立了 6 人組成的籌備辦公室，由央行金融管理處處長王定甫牽頭，成員有王華慶、金大健等。

1990 年，擁 擠在股票交易大廳的人們正在搶購股票

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第一任理事長李祥瑞回憶，那天朱市長在會上就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作了具體佈置。朱鎔基問李祥瑞：“老李，你看怎麼樣？”李祥瑞老實地回答：“我看還是有點風險的。”朱市長問：“什麼風險？”李祥瑞答：“主要是政治風險。”朱市長又轉過頭問龔浩成：“老龔，你看怎麼樣？”龔行長坦率地說：“我覺得老李說的政治風險不是沒有，即使不存在政治風險，上海也要有 100 到 200 家大中型企業實行股份制，要有 50 到 100 只股票上市，才能搞證券交易所。”朱第三個問賀鎬聖，賀說：“不管什麼條件了，辦了再講。”

朱鎔基最後拍板定論：“搞了再說，慢慢擴大。”當時的方針是：國際上要大力宣傳；國內不做宣傳或少做宣傳，不主動宣傳，避免分歧意見產生。他還說：“老李老龔你們不要擔心，真正出問題，還有我和劉鴻儒在一線，你們在二線。”

1990年，時逢上海正籌劃開發浦東，便把設立上海證券交易所也寫進浦東開發方案裡。結果，這一建議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據李祥瑞回憶，朱鎔基非常關心交易所的籌備工作。三人小組建議召開一次國際性的研討會，朱鎔基批示：“同意。”三人小組提議上海證券交易所 1991 年第一季度宣佈成立，朱鎔基則在報告上批示：“這個時間太晚，要在年內成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朱鎔基（中）出席開業儀式

“不談政治問題，只說技術問題”

“三人小組”組建了籌備組。龔浩成回憶，“籌備工作分為三個方面：第一，統一思想協調工作；第二，建立法規制度(主要由央行辦公室金管處制定)；第三，交易所具體籌備工作。局外人以為後兩項工作比較難，其實並非如此，難度最大的是第一層面的工作，當時各方面對於成立交易所的看法不同，阻力還是很大的，主要集中在是不是動搖了公有制基礎、會不會影響銀行吸收資金能力，股票投機性會不會影響精神文明建設，建立交易所是不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朱鎔基很關心此事，經常夜深了還給龔浩成打電話。當時龔已經60多歲了，晚上起床怕冷，就把電話裝在床頭。龔記得，朱鎔基曾把香港證監會主席利國偉請到上海，與“三人小組”開會商議證交所的籌備工作。利國偉奇怪地說：“朱市長，證券交易所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啊！”朱鎔基說：“利先生，我們今天不談政治問題，只說交易所的技術問題。”

1990年6月，朱鎔基訪問美國、新加坡等地。在最後一站香港，他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不動聲色地宣佈：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在年內成立。這一爆炸性消息傳回國內，“三人小組”著急了，按現在的籌辦速度，怎麼可能年內開業？

尉文淵畢業於上海財經大學，是龔浩成的學生。龔浩成了解尉文淵，“年輕，有想法，有衝勁”。於是，“三人小組”選擇了把寶押在這樣一個35歲的年輕人身上。

1990年7月3日，尉文淵正式被任命為籌備小組組長。此時，離年底只有5個月了。

談到接手這項工作，尉文淵事後回憶：“我敢接，是因為誰也不知道這是個什麼性質的工作，搞不清楚有多大工作量，有多大難度。”當時的尉文淵，對證券交易所的認識是一片空白，唯一的印象，是舊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熙熙攘攘。“領導交給我的兩件工作是：第一，把證券交易所建立起來；第二，找好接班人，再回來。”“我對股票有一個概念，但是對股票是怎樣交易的，沒有一個人知道，專業工作經歷可以說幾乎為零。”

簽了張借條後，他接手了從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借來的500萬籌備資金，此外還有兩份資料，一是深圳改革開放考察報告，二是舊上海交易所的章程。“發黃了，毛乎乎的，也不知道行裡從哪裡弄來的。”

時任申銀證券總裁的闞治東後來寫道：“我們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搬個家，新房子裝修還得花上幾個月的時間，而這可是一個舉世矚目的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所。”在闞治東看來，尉文淵的行事風格是說幹就幹，想到哪兒，幹到哪兒。

尉文淵回憶，籌備證券交易所涉及的一個大問題是選址。“當時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龔浩成行長的要求是：交易所要設在黃浦區，黃浦區是上海金融機構集中的地方，我就按這一要求去選址。我們先在南外灘，55路終點站那裡找。看到有倉庫，看到有大房子，就進去看一下。我還到了北京東路的鐵路售票大廳，金陵東路外灘口的輪船售票大廳也去看過。舊上海的交易所設在漢口路，那裡也去看了，那裡現在是“七十二家房客”，也不合適。不知道看了多少地方。後來準備到郵電局在蘇州河邊上的倉庫裡面去選了，我已經快絕望了。後來，在很熱的一天，我到了上海大廈，上海大廈總經理帶我去看了位於外白渡橋橋堍的浦江飯店旅遊餐廳，第一眼我就認為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一個充滿了歐洲古典風情的大廳，於是上海證券交易所就選設在這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