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諜」周恩來在指揮情報保衛工作中的得意之筆，冷子與分化策反'
（接第2期 https://www.toutiao.com/i6697794620127969795/ ）
在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嶇道路上，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功勳可與正面戰場相媲美，或者說正是相互補充，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手締造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周恩來，在長期的隱蔽戰線中，對敵交手的實踐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
他首先非常強調中共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蒐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為貫徹中央意圖，周恩來具體佈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面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面調查。他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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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嶇道路上，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功勳可與正面戰場相媲美，或者說正是相互補充，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手締造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周恩來，在長期的隱蔽戰線中，對敵交手的實踐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
他首先非常強調中共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蒐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為貫徹中央意圖，周恩來具體佈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面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面調查。他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在此精神指導下，情工人員將情報工作與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密切聯繫，將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與情報工作緊密結合，深入到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直接瞭解內幕情況，再將調查獲取的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情等主要動向和各種具體材料加以系統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斷，確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期間，情報工作的開拓、深化，標誌著黨在情報戰線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對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漢年，奉周恩來命負責組建和統一領導了華南情報局。其主持了對香港、上海等淪陷區的情報工作。通過向日偽情報機關，特別是日本最大的在華情報機關上海滿鐵事務所的滲透，大量情報彙集在他的敵後情報網上。經過周密的分析，高質量的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會議及大本營會議決議案;日軍掃蕩兵力、時間、路線;日本政府對汪精衛的指示;蔣日勾結詳情等等。華南情報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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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嶇道路上，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功勳可與正面戰場相媲美，或者說正是相互補充，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手締造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周恩來，在長期的隱蔽戰線中，對敵交手的實踐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
他首先非常強調中共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蒐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為貫徹中央意圖，周恩來具體佈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面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面調查。他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在此精神指導下，情工人員將情報工作與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密切聯繫，將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與情報工作緊密結合，深入到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直接瞭解內幕情況，再將調查獲取的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情等主要動向和各種具體材料加以系統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斷，確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期間，情報工作的開拓、深化，標誌著黨在情報戰線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對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漢年，奉周恩來命負責組建和統一領導了華南情報局。其主持了對香港、上海等淪陷區的情報工作。通過向日偽情報機關，特別是日本最大的在華情報機關上海滿鐵事務所的滲透，大量情報彙集在他的敵後情報網上。經過周密的分析，高質量的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會議及大本營會議決議案;日軍掃蕩兵力、時間、路線;日本政府對汪精衛的指示;蔣日勾結詳情等等。華南情報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
近些年來，一些書刊披露了中共情報系統獲取蘇德戰爭情報的內幕，這些機密情報的偵悉也得益於周恩來的佈置與指導。首先，關於對德國突襲蘇聯的及時報警，是不同的情報系統先後發出的。被稱為“國際巨諜”的佐爾格最早獲得並向前蘇聯領導人傳遞了這項情報，但未被重視。此時，經周恩來親自批准入黨並佈置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祕密黨員閻寶航，在一次社交場合獲得德國1911年6月20日前後一週內將突襲蘇聯的情報，周恩來得此報告後立即作出這一情報是真實可信的正確判斷。為不延誤時間，他直接用俄文擬了一份緊急電報，要求延安總部立即通報莫斯科。這份由中共領導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報機構簽發的情報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視。另一情報來源來自潘漢年系統，在收到若干分析預測性情報信息基礎上，潘漢年又從一位留港要人處獲悉美國作出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估計，當機立斷於6月13日向延安總部提前發出“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此情報於6月20日及時轉告蘇方。事後，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感謝中共情報使蘇軍得以提前24小時進入戰備。
另外，潘漢年系統還及時向中央報告了所獲取的日本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的戰略主導思想是南進而不是北上的戰略情報，前蘇聯在獲得這類情報信息基礎上，最後下決心從東線防禦部隊中抽調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接受周相直接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閻寶航還偵獲了日關東軍在東北詳細部署的書面材料原件，包括軍隊配置、要塞地點、佈防計劃、部隊番號人數。。。周恩來看到這無一不備的情報，立即令南方局拍照報送延安並通報蘇聯。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正式開戰後，按圖索驥、勢如破竹地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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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嶇道路上，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功勳可與正面戰場相媲美，或者說正是相互補充，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手締造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周恩來，在長期的隱蔽戰線中，對敵交手的實踐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
他首先非常強調中共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蒐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為貫徹中央意圖，周恩來具體佈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面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面調查。他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在此精神指導下，情工人員將情報工作與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密切聯繫，將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與情報工作緊密結合，深入到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直接瞭解內幕情況，再將調查獲取的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情等主要動向和各種具體材料加以系統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斷，確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期間，情報工作的開拓、深化，標誌著黨在情報戰線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對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漢年，奉周恩來命負責組建和統一領導了華南情報局。其主持了對香港、上海等淪陷區的情報工作。通過向日偽情報機關，特別是日本最大的在華情報機關上海滿鐵事務所的滲透，大量情報彙集在他的敵後情報網上。經過周密的分析，高質量的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會議及大本營會議決議案;日軍掃蕩兵力、時間、路線;日本政府對汪精衛的指示;蔣日勾結詳情等等。華南情報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
近些年來，一些書刊披露了中共情報系統獲取蘇德戰爭情報的內幕，這些機密情報的偵悉也得益於周恩來的佈置與指導。首先，關於對德國突襲蘇聯的及時報警，是不同的情報系統先後發出的。被稱為“國際巨諜”的佐爾格最早獲得並向前蘇聯領導人傳遞了這項情報，但未被重視。此時，經周恩來親自批准入黨並佈置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祕密黨員閻寶航，在一次社交場合獲得德國1911年6月20日前後一週內將突襲蘇聯的情報，周恩來得此報告後立即作出這一情報是真實可信的正確判斷。為不延誤時間，他直接用俄文擬了一份緊急電報，要求延安總部立即通報莫斯科。這份由中共領導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報機構簽發的情報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視。另一情報來源來自潘漢年系統，在收到若干分析預測性情報信息基礎上，潘漢年又從一位留港要人處獲悉美國作出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估計，當機立斷於6月13日向延安總部提前發出“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此情報於6月20日及時轉告蘇方。事後，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感謝中共情報使蘇軍得以提前24小時進入戰備。
另外，潘漢年系統還及時向中央報告了所獲取的日本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的戰略主導思想是南進而不是北上的戰略情報，前蘇聯在獲得這類情報信息基礎上，最後下決心從東線防禦部隊中抽調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接受周相直接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閻寶航還偵獲了日關東軍在東北詳細部署的書面材料原件，包括軍隊配置、要塞地點、佈防計劃、部隊番號人數。。。周恩來看到這無一不備的情報，立即令南方局拍照報送延安並通報蘇聯。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正式開戰後，按圖索驥、勢如破竹地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工事。
閻寶航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並領導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城工部統管中共在國統區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負責國民黨黨政軍情報及統戰策反工作。從中共取得最後成功的歷史來看，這一時期中共情報工作其成就可謂是厚積薄發的巔峰時期。
（接第2期 https://www.toutiao.com/i6697794620127969795/ ）
在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嶇道路上，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功勳可與正面戰場相媲美，或者說正是相互補充，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手締造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周恩來，在長期的隱蔽戰線中，對敵交手的實踐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
他首先非常強調中共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蒐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為貫徹中央意圖，周恩來具體佈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面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面調查。他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在此精神指導下，情工人員將情報工作與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密切聯繫，將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與情報工作緊密結合，深入到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直接瞭解內幕情況，再將調查獲取的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情等主要動向和各種具體材料加以系統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斷，確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期間，情報工作的開拓、深化，標誌著黨在情報戰線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對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漢年，奉周恩來命負責組建和統一領導了華南情報局。其主持了對香港、上海等淪陷區的情報工作。通過向日偽情報機關，特別是日本最大的在華情報機關上海滿鐵事務所的滲透，大量情報彙集在他的敵後情報網上。經過周密的分析，高質量的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會議及大本營會議決議案;日軍掃蕩兵力、時間、路線;日本政府對汪精衛的指示;蔣日勾結詳情等等。華南情報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
近些年來，一些書刊披露了中共情報系統獲取蘇德戰爭情報的內幕，這些機密情報的偵悉也得益於周恩來的佈置與指導。首先，關於對德國突襲蘇聯的及時報警，是不同的情報系統先後發出的。被稱為“國際巨諜”的佐爾格最早獲得並向前蘇聯領導人傳遞了這項情報，但未被重視。此時，經周恩來親自批准入黨並佈置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祕密黨員閻寶航，在一次社交場合獲得德國1911年6月20日前後一週內將突襲蘇聯的情報，周恩來得此報告後立即作出這一情報是真實可信的正確判斷。為不延誤時間，他直接用俄文擬了一份緊急電報，要求延安總部立即通報莫斯科。這份由中共領導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報機構簽發的情報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視。另一情報來源來自潘漢年系統，在收到若干分析預測性情報信息基礎上，潘漢年又從一位留港要人處獲悉美國作出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估計，當機立斷於6月13日向延安總部提前發出“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此情報於6月20日及時轉告蘇方。事後，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感謝中共情報使蘇軍得以提前24小時進入戰備。
另外，潘漢年系統還及時向中央報告了所獲取的日本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的戰略主導思想是南進而不是北上的戰略情報，前蘇聯在獲得這類情報信息基礎上，最後下決心從東線防禦部隊中抽調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接受周相直接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閻寶航還偵獲了日關東軍在東北詳細部署的書面材料原件，包括軍隊配置、要塞地點、佈防計劃、部隊番號人數。。。周恩來看到這無一不備的情報，立即令南方局拍照報送延安並通報蘇聯。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正式開戰後，按圖索驥、勢如破竹地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工事。
閻寶航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並領導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城工部統管中共在國統區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負責國民黨黨政軍情報及統戰策反工作。從中共取得最後成功的歷史來看，這一時期中共情報工作其成就可謂是厚積薄發的巔峰時期。
周相在西板坡
在南京國民黨黨政軍心臟部門，如國民黨中央黨部、三軍司令部、國防部、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甚至軍統南京電臺總站、美軍顧問團僱員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員打入。國民黨軍用電臺呼號被掌握，密碼被破譯，連蔣介石的電話也能聽到。受周恩來派遣、指導的潘漢年負責著南京等幾個情報工作據點的聯繫和情報審定簽發工作。僅潘漢年系統向中情部報告的國民黨上層核心機密情報就有:東北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從海上向東北軍事運輸情況;國民黨徐蚌會戰部署、國防部戰鬥序列、淞滬警備計劃及工事建築要圖；國民黨國防部人事、聯勤部的組織系統、補給表、軍隊運輸情況;為配合解放軍渡江作戰，還獲取了國民黨《京滬、滬杭沿線軍事佈置圖》、《長江北岸橋頭堡封港情況》及《江陰要塞彈藥儲運及數量表》等等。這些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為此中央曾多次對潘系統工作予以表揚。
胡宗南集結10倍於我的兵力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而周恩來1936年就在胡身邊佈下的“閒棋冷子”熊向暉現已任他的侍從副官、機要祕書。熊將蔣介石密電胡閃擊延安的時間、作戰意圖、進攻路線、兵力部署等一舉一動均事先報告了中情部。毛澤東轉戰陝北，能料事如神、隨心所欲地牽著敵人鼻子走，一個重要原因是依靠這些迅速準確的情報。正如周恩來所說:“西北戰場每天都有得用的情報”，“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看到了”（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9頁）。沈安娜將1946年3,4月間國民黨兩次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向解放區進攻的軍事部署、兵力調配、戰區劃分、長官任免和對我兵力、特點估測的會議記錄全部抄出報送中共中央，使中央能根據敵人兵力部署、進犯順序作相應的兵力調動。後周恩來在重慶表揚她所屬的吳克堅系統這一時期提供的情報“迅速、準確”（《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正是在周恩來遠見卓識的佈置、指導下，情工戰線所有工作人員在敵“虎穴”勇敢機智、出生入死地戰鬥，使中共軍隊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如指掌，始終掌握著解放戰爭的主動權。毛澤東曾滿意地評價，這個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林聰:《李克農傳略》，《中共黨史資料》第57期），中共中央也稱讚中情部獲取的軍政情報“對取得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關於情報工作的決定》，1949年11月）。
（接第2期 https://www.toutiao.com/i6697794620127969795/ ）
在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嶇道路上，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功勳可與正面戰場相媲美，或者說正是相互補充，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手締造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周恩來，在長期的隱蔽戰線中，對敵交手的實踐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
他首先非常強調中共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蒐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為貫徹中央意圖，周恩來具體佈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面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面調查。他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在此精神指導下，情工人員將情報工作與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密切聯繫，將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與情報工作緊密結合，深入到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直接瞭解內幕情況，再將調查獲取的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情等主要動向和各種具體材料加以系統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斷，確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期間，情報工作的開拓、深化，標誌著黨在情報戰線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對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漢年，奉周恩來命負責組建和統一領導了華南情報局。其主持了對香港、上海等淪陷區的情報工作。通過向日偽情報機關，特別是日本最大的在華情報機關上海滿鐵事務所的滲透，大量情報彙集在他的敵後情報網上。經過周密的分析，高質量的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會議及大本營會議決議案;日軍掃蕩兵力、時間、路線;日本政府對汪精衛的指示;蔣日勾結詳情等等。華南情報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
近些年來，一些書刊披露了中共情報系統獲取蘇德戰爭情報的內幕，這些機密情報的偵悉也得益於周恩來的佈置與指導。首先，關於對德國突襲蘇聯的及時報警，是不同的情報系統先後發出的。被稱為“國際巨諜”的佐爾格最早獲得並向前蘇聯領導人傳遞了這項情報，但未被重視。此時，經周恩來親自批准入黨並佈置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祕密黨員閻寶航，在一次社交場合獲得德國1911年6月20日前後一週內將突襲蘇聯的情報，周恩來得此報告後立即作出這一情報是真實可信的正確判斷。為不延誤時間，他直接用俄文擬了一份緊急電報，要求延安總部立即通報莫斯科。這份由中共領導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報機構簽發的情報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視。另一情報來源來自潘漢年系統，在收到若干分析預測性情報信息基礎上，潘漢年又從一位留港要人處獲悉美國作出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估計，當機立斷於6月13日向延安總部提前發出“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此情報於6月20日及時轉告蘇方。事後，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感謝中共情報使蘇軍得以提前24小時進入戰備。
另外，潘漢年系統還及時向中央報告了所獲取的日本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的戰略主導思想是南進而不是北上的戰略情報，前蘇聯在獲得這類情報信息基礎上，最後下決心從東線防禦部隊中抽調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接受周相直接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閻寶航還偵獲了日關東軍在東北詳細部署的書面材料原件，包括軍隊配置、要塞地點、佈防計劃、部隊番號人數。。。周恩來看到這無一不備的情報，立即令南方局拍照報送延安並通報蘇聯。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正式開戰後，按圖索驥、勢如破竹地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工事。
閻寶航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並領導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城工部統管中共在國統區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負責國民黨黨政軍情報及統戰策反工作。從中共取得最後成功的歷史來看，這一時期中共情報工作其成就可謂是厚積薄發的巔峰時期。
周相在西板坡
在南京國民黨黨政軍心臟部門，如國民黨中央黨部、三軍司令部、國防部、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甚至軍統南京電臺總站、美軍顧問團僱員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員打入。國民黨軍用電臺呼號被掌握，密碼被破譯，連蔣介石的電話也能聽到。受周恩來派遣、指導的潘漢年負責著南京等幾個情報工作據點的聯繫和情報審定簽發工作。僅潘漢年系統向中情部報告的國民黨上層核心機密情報就有:東北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從海上向東北軍事運輸情況;國民黨徐蚌會戰部署、國防部戰鬥序列、淞滬警備計劃及工事建築要圖；國民黨國防部人事、聯勤部的組織系統、補給表、軍隊運輸情況;為配合解放軍渡江作戰，還獲取了國民黨《京滬、滬杭沿線軍事佈置圖》、《長江北岸橋頭堡封港情況》及《江陰要塞彈藥儲運及數量表》等等。這些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為此中央曾多次對潘系統工作予以表揚。
胡宗南集結10倍於我的兵力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而周恩來1936年就在胡身邊佈下的“閒棋冷子”熊向暉現已任他的侍從副官、機要祕書。熊將蔣介石密電胡閃擊延安的時間、作戰意圖、進攻路線、兵力部署等一舉一動均事先報告了中情部。毛澤東轉戰陝北，能料事如神、隨心所欲地牽著敵人鼻子走，一個重要原因是依靠這些迅速準確的情報。正如周恩來所說:“西北戰場每天都有得用的情報”，“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看到了”（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9頁）。沈安娜將1946年3,4月間國民黨兩次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向解放區進攻的軍事部署、兵力調配、戰區劃分、長官任免和對我兵力、特點估測的會議記錄全部抄出報送中共中央，使中央能根據敵人兵力部署、進犯順序作相應的兵力調動。後周恩來在重慶表揚她所屬的吳克堅系統這一時期提供的情報“迅速、準確”（《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正是在周恩來遠見卓識的佈置、指導下，情工戰線所有工作人員在敵“虎穴”勇敢機智、出生入死地戰鬥，使中共軍隊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如指掌，始終掌握著解放戰爭的主動權。毛澤東曾滿意地評價，這個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林聰:《李克農傳略》，《中共黨史資料》第57期），中共中央也稱讚中情部獲取的軍政情報“對取得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關於情報工作的決定》，1949年11月）。
《保密工作》內刊
（接第2期 https://www.toutiao.com/i6697794620127969795/ ）
在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嶇道路上，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功勳可與正面戰場相媲美，或者說正是相互補充，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手締造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周恩來，在長期的隱蔽戰線中，對敵交手的實踐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
他首先非常強調中共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蒐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為貫徹中央意圖，周恩來具體佈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面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面調查。他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在此精神指導下，情工人員將情報工作與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密切聯繫，將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與情報工作緊密結合，深入到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直接瞭解內幕情況，再將調查獲取的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情等主要動向和各種具體材料加以系統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斷，確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期間，情報工作的開拓、深化，標誌著黨在情報戰線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對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漢年，奉周恩來命負責組建和統一領導了華南情報局。其主持了對香港、上海等淪陷區的情報工作。通過向日偽情報機關，特別是日本最大的在華情報機關上海滿鐵事務所的滲透，大量情報彙集在他的敵後情報網上。經過周密的分析，高質量的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會議及大本營會議決議案;日軍掃蕩兵力、時間、路線;日本政府對汪精衛的指示;蔣日勾結詳情等等。華南情報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
近些年來，一些書刊披露了中共情報系統獲取蘇德戰爭情報的內幕，這些機密情報的偵悉也得益於周恩來的佈置與指導。首先，關於對德國突襲蘇聯的及時報警，是不同的情報系統先後發出的。被稱為“國際巨諜”的佐爾格最早獲得並向前蘇聯領導人傳遞了這項情報，但未被重視。此時，經周恩來親自批准入黨並佈置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祕密黨員閻寶航，在一次社交場合獲得德國1911年6月20日前後一週內將突襲蘇聯的情報，周恩來得此報告後立即作出這一情報是真實可信的正確判斷。為不延誤時間，他直接用俄文擬了一份緊急電報，要求延安總部立即通報莫斯科。這份由中共領導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報機構簽發的情報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視。另一情報來源來自潘漢年系統，在收到若干分析預測性情報信息基礎上，潘漢年又從一位留港要人處獲悉美國作出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估計，當機立斷於6月13日向延安總部提前發出“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此情報於6月20日及時轉告蘇方。事後，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感謝中共情報使蘇軍得以提前24小時進入戰備。
另外，潘漢年系統還及時向中央報告了所獲取的日本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的戰略主導思想是南進而不是北上的戰略情報，前蘇聯在獲得這類情報信息基礎上，最後下決心從東線防禦部隊中抽調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接受周相直接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閻寶航還偵獲了日關東軍在東北詳細部署的書面材料原件，包括軍隊配置、要塞地點、佈防計劃、部隊番號人數。。。周恩來看到這無一不備的情報，立即令南方局拍照報送延安並通報蘇聯。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正式開戰後，按圖索驥、勢如破竹地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工事。
閻寶航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並領導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城工部統管中共在國統區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負責國民黨黨政軍情報及統戰策反工作。從中共取得最後成功的歷史來看，這一時期中共情報工作其成就可謂是厚積薄發的巔峰時期。
周相在西板坡
在南京國民黨黨政軍心臟部門，如國民黨中央黨部、三軍司令部、國防部、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甚至軍統南京電臺總站、美軍顧問團僱員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員打入。國民黨軍用電臺呼號被掌握，密碼被破譯，連蔣介石的電話也能聽到。受周恩來派遣、指導的潘漢年負責著南京等幾個情報工作據點的聯繫和情報審定簽發工作。僅潘漢年系統向中情部報告的國民黨上層核心機密情報就有:東北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從海上向東北軍事運輸情況;國民黨徐蚌會戰部署、國防部戰鬥序列、淞滬警備計劃及工事建築要圖；國民黨國防部人事、聯勤部的組織系統、補給表、軍隊運輸情況;為配合解放軍渡江作戰，還獲取了國民黨《京滬、滬杭沿線軍事佈置圖》、《長江北岸橋頭堡封港情況》及《江陰要塞彈藥儲運及數量表》等等。這些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為此中央曾多次對潘系統工作予以表揚。
胡宗南集結10倍於我的兵力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而周恩來1936年就在胡身邊佈下的“閒棋冷子”熊向暉現已任他的侍從副官、機要祕書。熊將蔣介石密電胡閃擊延安的時間、作戰意圖、進攻路線、兵力部署等一舉一動均事先報告了中情部。毛澤東轉戰陝北，能料事如神、隨心所欲地牽著敵人鼻子走，一個重要原因是依靠這些迅速準確的情報。正如周恩來所說:“西北戰場每天都有得用的情報”，“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看到了”（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9頁）。沈安娜將1946年3,4月間國民黨兩次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向解放區進攻的軍事部署、兵力調配、戰區劃分、長官任免和對我兵力、特點估測的會議記錄全部抄出報送中共中央，使中央能根據敵人兵力部署、進犯順序作相應的兵力調動。後周恩來在重慶表揚她所屬的吳克堅系統這一時期提供的情報“迅速、準確”（《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正是在周恩來遠見卓識的佈置、指導下，情工戰線所有工作人員在敵“虎穴”勇敢機智、出生入死地戰鬥，使中共軍隊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如指掌，始終掌握著解放戰爭的主動權。毛澤東曾滿意地評價，這個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林聰:《李克農傳略》，《中共黨史資料》第57期），中共中央也稱讚中情部獲取的軍政情報“對取得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關於情報工作的決定》，1949年11月）。
《保密工作》內刊
中共黨史資料內刊
中共的公開情報工作從抗戰時期就逐步開展起來，到解放戰爭時期已比較系統化。周恩來對公開情報一直非常重視，他在抗戰時期就說過:要拿祕密材料和公開報道相互印證，來鑑別篩選情報、觀察敵人動向，認清國民黨反動本質。後來他又指出：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應該成為一門科學。在他的指導下，中情部專門設立了公開情報研究部門“書報簡訊社”，各地情報組織運用各種辦法收集大量報刊書籍運往延安。如晉綏邊區情報組織設法系統訂購日文報紙13種、中文報紙10種及大量書刊、年鑑，並專門建立了兩條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運送敵偽書報。這些資料經積累、研究後，形成對重要事件、問題、人物、組織的系統情報。如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公佈的國民黨中央委員（20名）和少將以上軍官（58名）的降日名單（1941年至1943年8月）、1948年公佈的國民黨戰犯名單，都是根據平時積累的資料向中央提供的。
（接第2期 https://www.toutiao.com/i6697794620127969795/ ）
在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嶇道路上，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功勳可與正面戰場相媲美，或者說正是相互補充，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手締造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周恩來，在長期的隱蔽戰線中，對敵交手的實踐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
他首先非常強調中共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蒐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為貫徹中央意圖，周恩來具體佈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面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面調查。他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在此精神指導下，情工人員將情報工作與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密切聯繫，將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與情報工作緊密結合，深入到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直接瞭解內幕情況，再將調查獲取的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情等主要動向和各種具體材料加以系統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斷，確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期間，情報工作的開拓、深化，標誌著黨在情報戰線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對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漢年，奉周恩來命負責組建和統一領導了華南情報局。其主持了對香港、上海等淪陷區的情報工作。通過向日偽情報機關，特別是日本最大的在華情報機關上海滿鐵事務所的滲透，大量情報彙集在他的敵後情報網上。經過周密的分析，高質量的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會議及大本營會議決議案;日軍掃蕩兵力、時間、路線;日本政府對汪精衛的指示;蔣日勾結詳情等等。華南情報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
近些年來，一些書刊披露了中共情報系統獲取蘇德戰爭情報的內幕，這些機密情報的偵悉也得益於周恩來的佈置與指導。首先，關於對德國突襲蘇聯的及時報警，是不同的情報系統先後發出的。被稱為“國際巨諜”的佐爾格最早獲得並向前蘇聯領導人傳遞了這項情報，但未被重視。此時，經周恩來親自批准入黨並佈置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祕密黨員閻寶航，在一次社交場合獲得德國1911年6月20日前後一週內將突襲蘇聯的情報，周恩來得此報告後立即作出這一情報是真實可信的正確判斷。為不延誤時間，他直接用俄文擬了一份緊急電報，要求延安總部立即通報莫斯科。這份由中共領導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報機構簽發的情報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視。另一情報來源來自潘漢年系統，在收到若干分析預測性情報信息基礎上，潘漢年又從一位留港要人處獲悉美國作出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估計，當機立斷於6月13日向延安總部提前發出“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此情報於6月20日及時轉告蘇方。事後，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感謝中共情報使蘇軍得以提前24小時進入戰備。
另外，潘漢年系統還及時向中央報告了所獲取的日本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的戰略主導思想是南進而不是北上的戰略情報，前蘇聯在獲得這類情報信息基礎上，最後下決心從東線防禦部隊中抽調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接受周相直接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閻寶航還偵獲了日關東軍在東北詳細部署的書面材料原件，包括軍隊配置、要塞地點、佈防計劃、部隊番號人數。。。周恩來看到這無一不備的情報，立即令南方局拍照報送延安並通報蘇聯。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正式開戰後，按圖索驥、勢如破竹地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工事。
閻寶航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並領導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城工部統管中共在國統區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負責國民黨黨政軍情報及統戰策反工作。從中共取得最後成功的歷史來看，這一時期中共情報工作其成就可謂是厚積薄發的巔峰時期。
周相在西板坡
在南京國民黨黨政軍心臟部門，如國民黨中央黨部、三軍司令部、國防部、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甚至軍統南京電臺總站、美軍顧問團僱員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員打入。國民黨軍用電臺呼號被掌握，密碼被破譯，連蔣介石的電話也能聽到。受周恩來派遣、指導的潘漢年負責著南京等幾個情報工作據點的聯繫和情報審定簽發工作。僅潘漢年系統向中情部報告的國民黨上層核心機密情報就有:東北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從海上向東北軍事運輸情況;國民黨徐蚌會戰部署、國防部戰鬥序列、淞滬警備計劃及工事建築要圖；國民黨國防部人事、聯勤部的組織系統、補給表、軍隊運輸情況;為配合解放軍渡江作戰，還獲取了國民黨《京滬、滬杭沿線軍事佈置圖》、《長江北岸橋頭堡封港情況》及《江陰要塞彈藥儲運及數量表》等等。這些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為此中央曾多次對潘系統工作予以表揚。
胡宗南集結10倍於我的兵力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而周恩來1936年就在胡身邊佈下的“閒棋冷子”熊向暉現已任他的侍從副官、機要祕書。熊將蔣介石密電胡閃擊延安的時間、作戰意圖、進攻路線、兵力部署等一舉一動均事先報告了中情部。毛澤東轉戰陝北，能料事如神、隨心所欲地牽著敵人鼻子走，一個重要原因是依靠這些迅速準確的情報。正如周恩來所說:“西北戰場每天都有得用的情報”，“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看到了”（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9頁）。沈安娜將1946年3,4月間國民黨兩次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向解放區進攻的軍事部署、兵力調配、戰區劃分、長官任免和對我兵力、特點估測的會議記錄全部抄出報送中共中央，使中央能根據敵人兵力部署、進犯順序作相應的兵力調動。後周恩來在重慶表揚她所屬的吳克堅系統這一時期提供的情報“迅速、準確”（《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正是在周恩來遠見卓識的佈置、指導下，情工戰線所有工作人員在敵“虎穴”勇敢機智、出生入死地戰鬥，使中共軍隊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如指掌，始終掌握著解放戰爭的主動權。毛澤東曾滿意地評價，這個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林聰:《李克農傳略》，《中共黨史資料》第57期），中共中央也稱讚中情部獲取的軍政情報“對取得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關於情報工作的決定》，1949年11月）。
《保密工作》內刊
中共黨史資料內刊
中共的公開情報工作從抗戰時期就逐步開展起來，到解放戰爭時期已比較系統化。周恩來對公開情報一直非常重視，他在抗戰時期就說過:要拿祕密材料和公開報道相互印證，來鑑別篩選情報、觀察敵人動向，認清國民黨反動本質。後來他又指出：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應該成為一門科學。在他的指導下，中情部專門設立了公開情報研究部門“書報簡訊社”，各地情報組織運用各種辦法收集大量報刊書籍運往延安。如晉綏邊區情報組織設法系統訂購日文報紙13種、中文報紙10種及大量書刊、年鑑，並專門建立了兩條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運送敵偽書報。這些資料經積累、研究後，形成對重要事件、問題、人物、組織的系統情報。如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公佈的國民黨中央委員（20名）和少將以上軍官（58名）的降日名單（1941年至1943年8月）、1948年公佈的國民黨戰犯名單，都是根據平時積累的資料向中央提供的。
在全國解放前夕，“書報簡訊社”編寫了平津等十幾個省市總計數百萬字的資料，其中對國民黨重要機構、企事業，以及社團、幫會的歷史沿革、現狀、主要人物都有系統、全面、詳盡的介紹，對解放和收管城市提供了大量翔實的材料和情報。這些工作得到黨中央和周恩來的充分肯定。毛澤東曾題詞:“《書報簡訊》辦得很好，希望繼續努力，為黨即是為人民服務。”以後經周恩來批准的有關報告也曾指出:我們的原則應當是公開調查研究工作和祕密情報工作密切結合，互相佐證，兩者不偏廢。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指導思想和一整套業務工作方針方法逐步形成；公開情報與祕密情報並重成為中共情報工作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中共情報工作最為獨特的工作手段。相對來說，對公開情報研究工作及周相對此項工很極少介紹。
（接第2期 https://www.toutiao.com/i6697794620127969795/ ）
在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嶇道路上，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功勳可與正面戰場相媲美，或者說正是相互補充，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手締造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周恩來，在長期的隱蔽戰線中，對敵交手的實踐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
他首先非常強調中共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蒐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為貫徹中央意圖，周恩來具體佈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面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面調查。他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在此精神指導下，情工人員將情報工作與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密切聯繫，將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與情報工作緊密結合，深入到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直接瞭解內幕情況，再將調查獲取的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情等主要動向和各種具體材料加以系統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斷，確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期間，情報工作的開拓、深化，標誌著黨在情報戰線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對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漢年，奉周恩來命負責組建和統一領導了華南情報局。其主持了對香港、上海等淪陷區的情報工作。通過向日偽情報機關，特別是日本最大的在華情報機關上海滿鐵事務所的滲透，大量情報彙集在他的敵後情報網上。經過周密的分析，高質量的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會議及大本營會議決議案;日軍掃蕩兵力、時間、路線;日本政府對汪精衛的指示;蔣日勾結詳情等等。華南情報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
近些年來，一些書刊披露了中共情報系統獲取蘇德戰爭情報的內幕，這些機密情報的偵悉也得益於周恩來的佈置與指導。首先，關於對德國突襲蘇聯的及時報警，是不同的情報系統先後發出的。被稱為“國際巨諜”的佐爾格最早獲得並向前蘇聯領導人傳遞了這項情報，但未被重視。此時，經周恩來親自批准入黨並佈置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祕密黨員閻寶航，在一次社交場合獲得德國1911年6月20日前後一週內將突襲蘇聯的情報，周恩來得此報告後立即作出這一情報是真實可信的正確判斷。為不延誤時間，他直接用俄文擬了一份緊急電報，要求延安總部立即通報莫斯科。這份由中共領導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報機構簽發的情報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視。另一情報來源來自潘漢年系統，在收到若干分析預測性情報信息基礎上，潘漢年又從一位留港要人處獲悉美國作出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估計，當機立斷於6月13日向延安總部提前發出“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此情報於6月20日及時轉告蘇方。事後，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感謝中共情報使蘇軍得以提前24小時進入戰備。
另外，潘漢年系統還及時向中央報告了所獲取的日本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的戰略主導思想是南進而不是北上的戰略情報，前蘇聯在獲得這類情報信息基礎上，最後下決心從東線防禦部隊中抽調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接受周相直接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閻寶航還偵獲了日關東軍在東北詳細部署的書面材料原件，包括軍隊配置、要塞地點、佈防計劃、部隊番號人數。。。周恩來看到這無一不備的情報，立即令南方局拍照報送延安並通報蘇聯。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正式開戰後，按圖索驥、勢如破竹地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工事。
閻寶航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並領導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城工部統管中共在國統區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負責國民黨黨政軍情報及統戰策反工作。從中共取得最後成功的歷史來看，這一時期中共情報工作其成就可謂是厚積薄發的巔峰時期。
周相在西板坡
在南京國民黨黨政軍心臟部門，如國民黨中央黨部、三軍司令部、國防部、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甚至軍統南京電臺總站、美軍顧問團僱員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員打入。國民黨軍用電臺呼號被掌握，密碼被破譯，連蔣介石的電話也能聽到。受周恩來派遣、指導的潘漢年負責著南京等幾個情報工作據點的聯繫和情報審定簽發工作。僅潘漢年系統向中情部報告的國民黨上層核心機密情報就有:東北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從海上向東北軍事運輸情況;國民黨徐蚌會戰部署、國防部戰鬥序列、淞滬警備計劃及工事建築要圖；國民黨國防部人事、聯勤部的組織系統、補給表、軍隊運輸情況;為配合解放軍渡江作戰，還獲取了國民黨《京滬、滬杭沿線軍事佈置圖》、《長江北岸橋頭堡封港情況》及《江陰要塞彈藥儲運及數量表》等等。這些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為此中央曾多次對潘系統工作予以表揚。
胡宗南集結10倍於我的兵力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而周恩來1936年就在胡身邊佈下的“閒棋冷子”熊向暉現已任他的侍從副官、機要祕書。熊將蔣介石密電胡閃擊延安的時間、作戰意圖、進攻路線、兵力部署等一舉一動均事先報告了中情部。毛澤東轉戰陝北，能料事如神、隨心所欲地牽著敵人鼻子走，一個重要原因是依靠這些迅速準確的情報。正如周恩來所說:“西北戰場每天都有得用的情報”，“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看到了”（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9頁）。沈安娜將1946年3,4月間國民黨兩次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向解放區進攻的軍事部署、兵力調配、戰區劃分、長官任免和對我兵力、特點估測的會議記錄全部抄出報送中共中央，使中央能根據敵人兵力部署、進犯順序作相應的兵力調動。後周恩來在重慶表揚她所屬的吳克堅系統這一時期提供的情報“迅速、準確”（《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正是在周恩來遠見卓識的佈置、指導下，情工戰線所有工作人員在敵“虎穴”勇敢機智、出生入死地戰鬥，使中共軍隊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如指掌，始終掌握著解放戰爭的主動權。毛澤東曾滿意地評價，這個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林聰:《李克農傳略》，《中共黨史資料》第57期），中共中央也稱讚中情部獲取的軍政情報“對取得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關於情報工作的決定》，1949年11月）。
《保密工作》內刊
中共黨史資料內刊
中共的公開情報工作從抗戰時期就逐步開展起來，到解放戰爭時期已比較系統化。周恩來對公開情報一直非常重視，他在抗戰時期就說過:要拿祕密材料和公開報道相互印證，來鑑別篩選情報、觀察敵人動向，認清國民黨反動本質。後來他又指出：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應該成為一門科學。在他的指導下，中情部專門設立了公開情報研究部門“書報簡訊社”，各地情報組織運用各種辦法收集大量報刊書籍運往延安。如晉綏邊區情報組織設法系統訂購日文報紙13種、中文報紙10種及大量書刊、年鑑，並專門建立了兩條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運送敵偽書報。這些資料經積累、研究後，形成對重要事件、問題、人物、組織的系統情報。如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公佈的國民黨中央委員（20名）和少將以上軍官（58名）的降日名單（1941年至1943年8月）、1948年公佈的國民黨戰犯名單，都是根據平時積累的資料向中央提供的。
在全國解放前夕，“書報簡訊社”編寫了平津等十幾個省市總計數百萬字的資料，其中對國民黨重要機構、企事業，以及社團、幫會的歷史沿革、現狀、主要人物都有系統、全面、詳盡的介紹，對解放和收管城市提供了大量翔實的材料和情報。這些工作得到黨中央和周恩來的充分肯定。毛澤東曾題詞:“《書報簡訊》辦得很好，希望繼續努力，為黨即是為人民服務。”以後經周恩來批准的有關報告也曾指出:我們的原則應當是公開調查研究工作和祕密情報工作密切結合，互相佐證，兩者不偏廢。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指導思想和一整套業務工作方針方法逐步形成；公開情報與祕密情報並重成為中共情報工作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中共情報工作最為獨特的工作手段。相對來說，對公開情報研究工作及周相對此項工很極少介紹。
再版的當年《書報簡訊》編寫的《南京概況》
由情報工作派生而出的‘第三條戰線’，即統戰策反是周公分工領導的中央情報部的重要任務。周恩來一向認為國民黨內部“極不統一、極不一致，變動極大”，在各種複雜微妙隨時變化的矛盾中，可能分化出一些人反對蔣介石。因此，長期以來他與國民黨將領祕密聯繫的工作從未間斷。
1946年9月他與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聯繫，1947年初的萊蕪戰役中發揮重大作用；
1946年夏他約見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中共祕密黨員張克俠、何基洋，指示他們加緊策反工作，後他們在淮海戰役中率兩萬餘人起義；
他與國民黨三十六軍軍長吳化文建立聯繫並做了長期工作，使吳在濟南戰役中率兩萬人起義；還有經他做工作後起義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第一兵團司令長官陳明仁；遵照他的指示，由華北局城工部做工作，以著名的“北平方式”投向人民陣營的傅作義；由南方局在抗戰時期就建立了良好關係，於1949年起義的西南地區實力派龍雲、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等人。他指導策動了國民黨最大的巡洋艦重慶號和著名的“兩航”（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義，連信號、聯絡的方法細節都由他安排。據統計，解放戰爭中起義人員達177萬。這些起義，增強了中共的政治聲勢，減少了戰場的阻力、壓力和犧牲，加速瞭解放戰爭的勝利過程。這一切都包含著周恩來傾注的心血和無數情工人員歷盡艱辛的卓越功績。
（接第2期 https://www.toutiao.com/i6697794620127969795/ ）
在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嶇道路上，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功勳可與正面戰場相媲美，或者說正是相互補充，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手締造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周恩來，在長期的隱蔽戰線中，對敵交手的實踐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
他首先非常強調中共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蒐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為貫徹中央意圖，周恩來具體佈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面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面調查。他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在此精神指導下，情工人員將情報工作與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密切聯繫，將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與情報工作緊密結合，深入到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直接瞭解內幕情況，再將調查獲取的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情等主要動向和各種具體材料加以系統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斷，確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期間，情報工作的開拓、深化，標誌著黨在情報戰線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對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漢年，奉周恩來命負責組建和統一領導了華南情報局。其主持了對香港、上海等淪陷區的情報工作。通過向日偽情報機關，特別是日本最大的在華情報機關上海滿鐵事務所的滲透，大量情報彙集在他的敵後情報網上。經過周密的分析，高質量的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會議及大本營會議決議案;日軍掃蕩兵力、時間、路線;日本政府對汪精衛的指示;蔣日勾結詳情等等。華南情報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
近些年來，一些書刊披露了中共情報系統獲取蘇德戰爭情報的內幕，這些機密情報的偵悉也得益於周恩來的佈置與指導。首先，關於對德國突襲蘇聯的及時報警，是不同的情報系統先後發出的。被稱為“國際巨諜”的佐爾格最早獲得並向前蘇聯領導人傳遞了這項情報，但未被重視。此時，經周恩來親自批准入黨並佈置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祕密黨員閻寶航，在一次社交場合獲得德國1911年6月20日前後一週內將突襲蘇聯的情報，周恩來得此報告後立即作出這一情報是真實可信的正確判斷。為不延誤時間，他直接用俄文擬了一份緊急電報，要求延安總部立即通報莫斯科。這份由中共領導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報機構簽發的情報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視。另一情報來源來自潘漢年系統，在收到若干分析預測性情報信息基礎上，潘漢年又從一位留港要人處獲悉美國作出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估計，當機立斷於6月13日向延安總部提前發出“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此情報於6月20日及時轉告蘇方。事後，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感謝中共情報使蘇軍得以提前24小時進入戰備。
另外，潘漢年系統還及時向中央報告了所獲取的日本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的戰略主導思想是南進而不是北上的戰略情報，前蘇聯在獲得這類情報信息基礎上，最後下決心從東線防禦部隊中抽調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接受周相直接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閻寶航還偵獲了日關東軍在東北詳細部署的書面材料原件，包括軍隊配置、要塞地點、佈防計劃、部隊番號人數。。。周恩來看到這無一不備的情報，立即令南方局拍照報送延安並通報蘇聯。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正式開戰後，按圖索驥、勢如破竹地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工事。
閻寶航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並領導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城工部統管中共在國統區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負責國民黨黨政軍情報及統戰策反工作。從中共取得最後成功的歷史來看，這一時期中共情報工作其成就可謂是厚積薄發的巔峰時期。
周相在西板坡
在南京國民黨黨政軍心臟部門，如國民黨中央黨部、三軍司令部、國防部、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甚至軍統南京電臺總站、美軍顧問團僱員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員打入。國民黨軍用電臺呼號被掌握，密碼被破譯，連蔣介石的電話也能聽到。受周恩來派遣、指導的潘漢年負責著南京等幾個情報工作據點的聯繫和情報審定簽發工作。僅潘漢年系統向中情部報告的國民黨上層核心機密情報就有:東北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從海上向東北軍事運輸情況;國民黨徐蚌會戰部署、國防部戰鬥序列、淞滬警備計劃及工事建築要圖；國民黨國防部人事、聯勤部的組織系統、補給表、軍隊運輸情況;為配合解放軍渡江作戰，還獲取了國民黨《京滬、滬杭沿線軍事佈置圖》、《長江北岸橋頭堡封港情況》及《江陰要塞彈藥儲運及數量表》等等。這些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為此中央曾多次對潘系統工作予以表揚。
胡宗南集結10倍於我的兵力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而周恩來1936年就在胡身邊佈下的“閒棋冷子”熊向暉現已任他的侍從副官、機要祕書。熊將蔣介石密電胡閃擊延安的時間、作戰意圖、進攻路線、兵力部署等一舉一動均事先報告了中情部。毛澤東轉戰陝北，能料事如神、隨心所欲地牽著敵人鼻子走，一個重要原因是依靠這些迅速準確的情報。正如周恩來所說:“西北戰場每天都有得用的情報”，“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看到了”（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9頁）。沈安娜將1946年3,4月間國民黨兩次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向解放區進攻的軍事部署、兵力調配、戰區劃分、長官任免和對我兵力、特點估測的會議記錄全部抄出報送中共中央，使中央能根據敵人兵力部署、進犯順序作相應的兵力調動。後周恩來在重慶表揚她所屬的吳克堅系統這一時期提供的情報“迅速、準確”（《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正是在周恩來遠見卓識的佈置、指導下，情工戰線所有工作人員在敵“虎穴”勇敢機智、出生入死地戰鬥，使中共軍隊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如指掌，始終掌握著解放戰爭的主動權。毛澤東曾滿意地評價，這個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林聰:《李克農傳略》，《中共黨史資料》第57期），中共中央也稱讚中情部獲取的軍政情報“對取得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關於情報工作的決定》，1949年11月）。
《保密工作》內刊
中共黨史資料內刊
中共的公開情報工作從抗戰時期就逐步開展起來，到解放戰爭時期已比較系統化。周恩來對公開情報一直非常重視，他在抗戰時期就說過:要拿祕密材料和公開報道相互印證，來鑑別篩選情報、觀察敵人動向，認清國民黨反動本質。後來他又指出：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應該成為一門科學。在他的指導下，中情部專門設立了公開情報研究部門“書報簡訊社”，各地情報組織運用各種辦法收集大量報刊書籍運往延安。如晉綏邊區情報組織設法系統訂購日文報紙13種、中文報紙10種及大量書刊、年鑑，並專門建立了兩條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運送敵偽書報。這些資料經積累、研究後，形成對重要事件、問題、人物、組織的系統情報。如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公佈的國民黨中央委員（20名）和少將以上軍官（58名）的降日名單（1941年至1943年8月）、1948年公佈的國民黨戰犯名單，都是根據平時積累的資料向中央提供的。
在全國解放前夕，“書報簡訊社”編寫了平津等十幾個省市總計數百萬字的資料，其中對國民黨重要機構、企事業，以及社團、幫會的歷史沿革、現狀、主要人物都有系統、全面、詳盡的介紹，對解放和收管城市提供了大量翔實的材料和情報。這些工作得到黨中央和周恩來的充分肯定。毛澤東曾題詞:“《書報簡訊》辦得很好，希望繼續努力，為黨即是為人民服務。”以後經周恩來批准的有關報告也曾指出:我們的原則應當是公開調查研究工作和祕密情報工作密切結合，互相佐證，兩者不偏廢。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指導思想和一整套業務工作方針方法逐步形成；公開情報與祕密情報並重成為中共情報工作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中共情報工作最為獨特的工作手段。相對來說，對公開情報研究工作及周相對此項工很極少介紹。
再版的當年《書報簡訊》編寫的《南京概況》
由情報工作派生而出的‘第三條戰線’，即統戰策反是周公分工領導的中央情報部的重要任務。周恩來一向認為國民黨內部“極不統一、極不一致，變動極大”，在各種複雜微妙隨時變化的矛盾中，可能分化出一些人反對蔣介石。因此，長期以來他與國民黨將領祕密聯繫的工作從未間斷。
1946年9月他與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聯繫，1947年初的萊蕪戰役中發揮重大作用；
1946年夏他約見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中共祕密黨員張克俠、何基洋，指示他們加緊策反工作，後他們在淮海戰役中率兩萬餘人起義；
他與國民黨三十六軍軍長吳化文建立聯繫並做了長期工作，使吳在濟南戰役中率兩萬人起義；還有經他做工作後起義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第一兵團司令長官陳明仁；遵照他的指示，由華北局城工部做工作，以著名的“北平方式”投向人民陣營的傅作義；由南方局在抗戰時期就建立了良好關係，於1949年起義的西南地區實力派龍雲、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等人。他指導策動了國民黨最大的巡洋艦重慶號和著名的“兩航”（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義，連信號、聯絡的方法細節都由他安排。據統計，解放戰爭中起義人員達177萬。這些起義，增強了中共的政治聲勢，減少了戰場的阻力、壓力和犧牲，加速瞭解放戰爭的勝利過程。這一切都包含著周恩來傾注的心血和無數情工人員歷盡艱辛的卓越功績。
在重慶和蘇、美軍方人士交流
中共隱蔽戰線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史過程，周總理漚心瀝血、彈精竭慮，他是當之無愧的主要奠基者、領導者。
（接第2期 https://www.toutiao.com/i6697794620127969795/ ）
在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嶇道路上，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功勳可與正面戰場相媲美，或者說正是相互補充，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手締造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周恩來，在長期的隱蔽戰線中，對敵交手的實踐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
他首先非常強調中共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蒐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為貫徹中央意圖，周恩來具體佈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面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面調查。他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在此精神指導下，情工人員將情報工作與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密切聯繫，將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與情報工作緊密結合，深入到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直接瞭解內幕情況，再將調查獲取的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情等主要動向和各種具體材料加以系統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斷，確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期間，情報工作的開拓、深化，標誌著黨在情報戰線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對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漢年，奉周恩來命負責組建和統一領導了華南情報局。其主持了對香港、上海等淪陷區的情報工作。通過向日偽情報機關，特別是日本最大的在華情報機關上海滿鐵事務所的滲透，大量情報彙集在他的敵後情報網上。經過周密的分析，高質量的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會議及大本營會議決議案;日軍掃蕩兵力、時間、路線;日本政府對汪精衛的指示;蔣日勾結詳情等等。華南情報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
近些年來，一些書刊披露了中共情報系統獲取蘇德戰爭情報的內幕，這些機密情報的偵悉也得益於周恩來的佈置與指導。首先，關於對德國突襲蘇聯的及時報警，是不同的情報系統先後發出的。被稱為“國際巨諜”的佐爾格最早獲得並向前蘇聯領導人傳遞了這項情報，但未被重視。此時，經周恩來親自批准入黨並佈置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祕密黨員閻寶航，在一次社交場合獲得德國1911年6月20日前後一週內將突襲蘇聯的情報，周恩來得此報告後立即作出這一情報是真實可信的正確判斷。為不延誤時間，他直接用俄文擬了一份緊急電報，要求延安總部立即通報莫斯科。這份由中共領導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報機構簽發的情報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視。另一情報來源來自潘漢年系統，在收到若干分析預測性情報信息基礎上，潘漢年又從一位留港要人處獲悉美國作出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估計，當機立斷於6月13日向延安總部提前發出“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此情報於6月20日及時轉告蘇方。事後，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感謝中共情報使蘇軍得以提前24小時進入戰備。
另外，潘漢年系統還及時向中央報告了所獲取的日本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的戰略主導思想是南進而不是北上的戰略情報，前蘇聯在獲得這類情報信息基礎上，最後下決心從東線防禦部隊中抽調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接受周相直接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閻寶航還偵獲了日關東軍在東北詳細部署的書面材料原件，包括軍隊配置、要塞地點、佈防計劃、部隊番號人數。。。周恩來看到這無一不備的情報，立即令南方局拍照報送延安並通報蘇聯。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正式開戰後，按圖索驥、勢如破竹地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工事。
閻寶航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並領導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城工部統管中共在國統區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負責國民黨黨政軍情報及統戰策反工作。從中共取得最後成功的歷史來看，這一時期中共情報工作其成就可謂是厚積薄發的巔峰時期。
周相在西板坡
在南京國民黨黨政軍心臟部門，如國民黨中央黨部、三軍司令部、國防部、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甚至軍統南京電臺總站、美軍顧問團僱員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員打入。國民黨軍用電臺呼號被掌握，密碼被破譯，連蔣介石的電話也能聽到。受周恩來派遣、指導的潘漢年負責著南京等幾個情報工作據點的聯繫和情報審定簽發工作。僅潘漢年系統向中情部報告的國民黨上層核心機密情報就有:東北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從海上向東北軍事運輸情況;國民黨徐蚌會戰部署、國防部戰鬥序列、淞滬警備計劃及工事建築要圖；國民黨國防部人事、聯勤部的組織系統、補給表、軍隊運輸情況;為配合解放軍渡江作戰，還獲取了國民黨《京滬、滬杭沿線軍事佈置圖》、《長江北岸橋頭堡封港情況》及《江陰要塞彈藥儲運及數量表》等等。這些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為此中央曾多次對潘系統工作予以表揚。
胡宗南集結10倍於我的兵力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而周恩來1936年就在胡身邊佈下的“閒棋冷子”熊向暉現已任他的侍從副官、機要祕書。熊將蔣介石密電胡閃擊延安的時間、作戰意圖、進攻路線、兵力部署等一舉一動均事先報告了中情部。毛澤東轉戰陝北，能料事如神、隨心所欲地牽著敵人鼻子走，一個重要原因是依靠這些迅速準確的情報。正如周恩來所說:“西北戰場每天都有得用的情報”，“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看到了”（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9頁）。沈安娜將1946年3,4月間國民黨兩次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向解放區進攻的軍事部署、兵力調配、戰區劃分、長官任免和對我兵力、特點估測的會議記錄全部抄出報送中共中央，使中央能根據敵人兵力部署、進犯順序作相應的兵力調動。後周恩來在重慶表揚她所屬的吳克堅系統這一時期提供的情報“迅速、準確”（《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正是在周恩來遠見卓識的佈置、指導下，情工戰線所有工作人員在敵“虎穴”勇敢機智、出生入死地戰鬥，使中共軍隊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如指掌，始終掌握著解放戰爭的主動權。毛澤東曾滿意地評價，這個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林聰:《李克農傳略》，《中共黨史資料》第57期），中共中央也稱讚中情部獲取的軍政情報“對取得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關於情報工作的決定》，1949年11月）。
《保密工作》內刊
中共黨史資料內刊
中共的公開情報工作從抗戰時期就逐步開展起來，到解放戰爭時期已比較系統化。周恩來對公開情報一直非常重視，他在抗戰時期就說過:要拿祕密材料和公開報道相互印證，來鑑別篩選情報、觀察敵人動向，認清國民黨反動本質。後來他又指出：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應該成為一門科學。在他的指導下，中情部專門設立了公開情報研究部門“書報簡訊社”，各地情報組織運用各種辦法收集大量報刊書籍運往延安。如晉綏邊區情報組織設法系統訂購日文報紙13種、中文報紙10種及大量書刊、年鑑，並專門建立了兩條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運送敵偽書報。這些資料經積累、研究後，形成對重要事件、問題、人物、組織的系統情報。如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公佈的國民黨中央委員（20名）和少將以上軍官（58名）的降日名單（1941年至1943年8月）、1948年公佈的國民黨戰犯名單，都是根據平時積累的資料向中央提供的。
在全國解放前夕，“書報簡訊社”編寫了平津等十幾個省市總計數百萬字的資料，其中對國民黨重要機構、企事業，以及社團、幫會的歷史沿革、現狀、主要人物都有系統、全面、詳盡的介紹，對解放和收管城市提供了大量翔實的材料和情報。這些工作得到黨中央和周恩來的充分肯定。毛澤東曾題詞:“《書報簡訊》辦得很好，希望繼續努力，為黨即是為人民服務。”以後經周恩來批准的有關報告也曾指出:我們的原則應當是公開調查研究工作和祕密情報工作密切結合，互相佐證，兩者不偏廢。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指導思想和一整套業務工作方針方法逐步形成；公開情報與祕密情報並重成為中共情報工作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中共情報工作最為獨特的工作手段。相對來說，對公開情報研究工作及周相對此項工很極少介紹。
再版的當年《書報簡訊》編寫的《南京概況》
由情報工作派生而出的‘第三條戰線’，即統戰策反是周公分工領導的中央情報部的重要任務。周恩來一向認為國民黨內部“極不統一、極不一致，變動極大”，在各種複雜微妙隨時變化的矛盾中，可能分化出一些人反對蔣介石。因此，長期以來他與國民黨將領祕密聯繫的工作從未間斷。
1946年9月他與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聯繫，1947年初的萊蕪戰役中發揮重大作用；
1946年夏他約見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中共祕密黨員張克俠、何基洋，指示他們加緊策反工作，後他們在淮海戰役中率兩萬餘人起義；
他與國民黨三十六軍軍長吳化文建立聯繫並做了長期工作，使吳在濟南戰役中率兩萬人起義；還有經他做工作後起義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第一兵團司令長官陳明仁；遵照他的指示，由華北局城工部做工作，以著名的“北平方式”投向人民陣營的傅作義；由南方局在抗戰時期就建立了良好關係，於1949年起義的西南地區實力派龍雲、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等人。他指導策動了國民黨最大的巡洋艦重慶號和著名的“兩航”（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義，連信號、聯絡的方法細節都由他安排。據統計，解放戰爭中起義人員達177萬。這些起義，增強了中共的政治聲勢，減少了戰場的阻力、壓力和犧牲，加速瞭解放戰爭的勝利過程。這一切都包含著周恩來傾注的心血和無數情工人員歷盡艱辛的卓越功績。
在重慶和蘇、美軍方人士交流
中共隱蔽戰線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史過程，周總理漚心瀝血、彈精竭慮，他是當之無愧的主要奠基者、領導者。
無數曾在中共隱蔽戰線上不為名利、忍辱負重、拋頭灑血、一生籍籍的無名情工們，其輝煌業績，永載青史，也將永遠留在後輩的記憶中。你的名字無人知曉，你的功績永世長存！（全文完）
（接第2期 https://www.toutiao.com/i6697794620127969795/ ）
在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嶇道路上，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功勳可與正面戰場相媲美，或者說正是相互補充，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手締造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周恩來，在長期的隱蔽戰線中，對敵交手的實踐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
他首先非常強調中共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蒐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為貫徹中央意圖，周恩來具體佈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面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面調查。他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在此精神指導下，情工人員將情報工作與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密切聯繫，將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與情報工作緊密結合，深入到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直接瞭解內幕情況，再將調查獲取的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情等主要動向和各種具體材料加以系統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斷，確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期間，情報工作的開拓、深化，標誌著黨在情報戰線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對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漢年，奉周恩來命負責組建和統一領導了華南情報局。其主持了對香港、上海等淪陷區的情報工作。通過向日偽情報機關，特別是日本最大的在華情報機關上海滿鐵事務所的滲透，大量情報彙集在他的敵後情報網上。經過周密的分析，高質量的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會議及大本營會議決議案;日軍掃蕩兵力、時間、路線;日本政府對汪精衛的指示;蔣日勾結詳情等等。華南情報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
近些年來，一些書刊披露了中共情報系統獲取蘇德戰爭情報的內幕，這些機密情報的偵悉也得益於周恩來的佈置與指導。首先，關於對德國突襲蘇聯的及時報警，是不同的情報系統先後發出的。被稱為“國際巨諜”的佐爾格最早獲得並向前蘇聯領導人傳遞了這項情報，但未被重視。此時，經周恩來親自批准入黨並佈置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祕密黨員閻寶航，在一次社交場合獲得德國1911年6月20日前後一週內將突襲蘇聯的情報，周恩來得此報告後立即作出這一情報是真實可信的正確判斷。為不延誤時間，他直接用俄文擬了一份緊急電報，要求延安總部立即通報莫斯科。這份由中共領導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報機構簽發的情報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視。另一情報來源來自潘漢年系統，在收到若干分析預測性情報信息基礎上，潘漢年又從一位留港要人處獲悉美國作出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估計，當機立斷於6月13日向延安總部提前發出“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此情報於6月20日及時轉告蘇方。事後，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感謝中共情報使蘇軍得以提前24小時進入戰備。
另外，潘漢年系統還及時向中央報告了所獲取的日本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的戰略主導思想是南進而不是北上的戰略情報，前蘇聯在獲得這類情報信息基礎上，最後下決心從東線防禦部隊中抽調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接受周相直接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閻寶航還偵獲了日關東軍在東北詳細部署的書面材料原件，包括軍隊配置、要塞地點、佈防計劃、部隊番號人數。。。周恩來看到這無一不備的情報，立即令南方局拍照報送延安並通報蘇聯。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正式開戰後，按圖索驥、勢如破竹地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工事。
閻寶航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並領導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城工部統管中共在國統區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負責國民黨黨政軍情報及統戰策反工作。從中共取得最後成功的歷史來看，這一時期中共情報工作其成就可謂是厚積薄發的巔峰時期。
周相在西板坡
在南京國民黨黨政軍心臟部門，如國民黨中央黨部、三軍司令部、國防部、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甚至軍統南京電臺總站、美軍顧問團僱員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員打入。國民黨軍用電臺呼號被掌握，密碼被破譯，連蔣介石的電話也能聽到。受周恩來派遣、指導的潘漢年負責著南京等幾個情報工作據點的聯繫和情報審定簽發工作。僅潘漢年系統向中情部報告的國民黨上層核心機密情報就有:東北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從海上向東北軍事運輸情況;國民黨徐蚌會戰部署、國防部戰鬥序列、淞滬警備計劃及工事建築要圖；國民黨國防部人事、聯勤部的組織系統、補給表、軍隊運輸情況;為配合解放軍渡江作戰，還獲取了國民黨《京滬、滬杭沿線軍事佈置圖》、《長江北岸橋頭堡封港情況》及《江陰要塞彈藥儲運及數量表》等等。這些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為此中央曾多次對潘系統工作予以表揚。
胡宗南集結10倍於我的兵力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而周恩來1936年就在胡身邊佈下的“閒棋冷子”熊向暉現已任他的侍從副官、機要祕書。熊將蔣介石密電胡閃擊延安的時間、作戰意圖、進攻路線、兵力部署等一舉一動均事先報告了中情部。毛澤東轉戰陝北，能料事如神、隨心所欲地牽著敵人鼻子走，一個重要原因是依靠這些迅速準確的情報。正如周恩來所說:“西北戰場每天都有得用的情報”，“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看到了”（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9頁）。沈安娜將1946年3,4月間國民黨兩次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向解放區進攻的軍事部署、兵力調配、戰區劃分、長官任免和對我兵力、特點估測的會議記錄全部抄出報送中共中央，使中央能根據敵人兵力部署、進犯順序作相應的兵力調動。後周恩來在重慶表揚她所屬的吳克堅系統這一時期提供的情報“迅速、準確”（《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正是在周恩來遠見卓識的佈置、指導下，情工戰線所有工作人員在敵“虎穴”勇敢機智、出生入死地戰鬥，使中共軍隊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如指掌，始終掌握著解放戰爭的主動權。毛澤東曾滿意地評價，這個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林聰:《李克農傳略》，《中共黨史資料》第57期），中共中央也稱讚中情部獲取的軍政情報“對取得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關於情報工作的決定》，1949年11月）。
《保密工作》內刊
中共黨史資料內刊
中共的公開情報工作從抗戰時期就逐步開展起來，到解放戰爭時期已比較系統化。周恩來對公開情報一直非常重視，他在抗戰時期就說過:要拿祕密材料和公開報道相互印證，來鑑別篩選情報、觀察敵人動向，認清國民黨反動本質。後來他又指出：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應該成為一門科學。在他的指導下，中情部專門設立了公開情報研究部門“書報簡訊社”，各地情報組織運用各種辦法收集大量報刊書籍運往延安。如晉綏邊區情報組織設法系統訂購日文報紙13種、中文報紙10種及大量書刊、年鑑，並專門建立了兩條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運送敵偽書報。這些資料經積累、研究後，形成對重要事件、問題、人物、組織的系統情報。如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公佈的國民黨中央委員（20名）和少將以上軍官（58名）的降日名單（1941年至1943年8月）、1948年公佈的國民黨戰犯名單，都是根據平時積累的資料向中央提供的。
在全國解放前夕，“書報簡訊社”編寫了平津等十幾個省市總計數百萬字的資料，其中對國民黨重要機構、企事業，以及社團、幫會的歷史沿革、現狀、主要人物都有系統、全面、詳盡的介紹，對解放和收管城市提供了大量翔實的材料和情報。這些工作得到黨中央和周恩來的充分肯定。毛澤東曾題詞:“《書報簡訊》辦得很好，希望繼續努力，為黨即是為人民服務。”以後經周恩來批准的有關報告也曾指出:我們的原則應當是公開調查研究工作和祕密情報工作密切結合，互相佐證，兩者不偏廢。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指導思想和一整套業務工作方針方法逐步形成；公開情報與祕密情報並重成為中共情報工作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中共情報工作最為獨特的工作手段。相對來說，對公開情報研究工作及周相對此項工很極少介紹。
再版的當年《書報簡訊》編寫的《南京概況》
由情報工作派生而出的‘第三條戰線’，即統戰策反是周公分工領導的中央情報部的重要任務。周恩來一向認為國民黨內部“極不統一、極不一致，變動極大”，在各種複雜微妙隨時變化的矛盾中，可能分化出一些人反對蔣介石。因此，長期以來他與國民黨將領祕密聯繫的工作從未間斷。
1946年9月他與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聯繫，1947年初的萊蕪戰役中發揮重大作用；
1946年夏他約見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中共祕密黨員張克俠、何基洋，指示他們加緊策反工作，後他們在淮海戰役中率兩萬餘人起義；
他與國民黨三十六軍軍長吳化文建立聯繫並做了長期工作，使吳在濟南戰役中率兩萬人起義；還有經他做工作後起義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第一兵團司令長官陳明仁；遵照他的指示，由華北局城工部做工作，以著名的“北平方式”投向人民陣營的傅作義；由南方局在抗戰時期就建立了良好關係，於1949年起義的西南地區實力派龍雲、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等人。他指導策動了國民黨最大的巡洋艦重慶號和著名的“兩航”（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義，連信號、聯絡的方法細節都由他安排。據統計，解放戰爭中起義人員達177萬。這些起義，增強了中共的政治聲勢，減少了戰場的阻力、壓力和犧牲，加速瞭解放戰爭的勝利過程。這一切都包含著周恩來傾注的心血和無數情工人員歷盡艱辛的卓越功績。
在重慶和蘇、美軍方人士交流
中共隱蔽戰線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史過程，周總理漚心瀝血、彈精竭慮，他是當之無愧的主要奠基者、領導者。
無數曾在中共隱蔽戰線上不為名利、忍辱負重、拋頭灑血、一生籍籍的無名情工們，其輝煌業績，永載青史，也將永遠留在後輩的記憶中。你的名字無人知曉，你的功績永世長存！（全文完）
（接第2期 https://www.toutiao.com/i6697794620127969795/ ）
在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嶇道路上，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功勳可與正面戰場相媲美，或者說正是相互補充，才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為一手締造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周恩來，在長期的隱蔽戰線中，對敵交手的實踐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
他首先非常強調中共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蒐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為貫徹中央意圖，周恩來具體佈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面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面調查。他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在此精神指導下，情工人員將情報工作與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密切聯繫，將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與情報工作緊密結合，深入到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直接瞭解內幕情況，再將調查獲取的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情等主要動向和各種具體材料加以系統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斷，確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期間，情報工作的開拓、深化，標誌著黨在情報戰線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對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漢年，奉周恩來命負責組建和統一領導了華南情報局。其主持了對香港、上海等淪陷區的情報工作。通過向日偽情報機關，特別是日本最大的在華情報機關上海滿鐵事務所的滲透，大量情報彙集在他的敵後情報網上。經過周密的分析，高質量的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會議及大本營會議決議案;日軍掃蕩兵力、時間、路線;日本政府對汪精衛的指示;蔣日勾結詳情等等。華南情報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
近些年來，一些書刊披露了中共情報系統獲取蘇德戰爭情報的內幕，這些機密情報的偵悉也得益於周恩來的佈置與指導。首先，關於對德國突襲蘇聯的及時報警，是不同的情報系統先後發出的。被稱為“國際巨諜”的佐爾格最早獲得並向前蘇聯領導人傳遞了這項情報，但未被重視。此時，經周恩來親自批准入黨並佈置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祕密黨員閻寶航，在一次社交場合獲得德國1911年6月20日前後一週內將突襲蘇聯的情報，周恩來得此報告後立即作出這一情報是真實可信的正確判斷。為不延誤時間，他直接用俄文擬了一份緊急電報，要求延安總部立即通報莫斯科。這份由中共領導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報機構簽發的情報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視。另一情報來源來自潘漢年系統，在收到若干分析預測性情報信息基礎上，潘漢年又從一位留港要人處獲悉美國作出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估計，當機立斷於6月13日向延安總部提前發出“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此情報於6月20日及時轉告蘇方。事後，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感謝中共情報使蘇軍得以提前24小時進入戰備。
另外，潘漢年系統還及時向中央報告了所獲取的日本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的戰略主導思想是南進而不是北上的戰略情報，前蘇聯在獲得這類情報信息基礎上，最後下決心從東線防禦部隊中抽調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接受周相直接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閻寶航還偵獲了日關東軍在東北詳細部署的書面材料原件，包括軍隊配置、要塞地點、佈防計劃、部隊番號人數。。。周恩來看到這無一不備的情報，立即令南方局拍照報送延安並通報蘇聯。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正式開戰後，按圖索驥、勢如破竹地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工事。
閻寶航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並領導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城工部統管中共在國統區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負責國民黨黨政軍情報及統戰策反工作。從中共取得最後成功的歷史來看，這一時期中共情報工作其成就可謂是厚積薄發的巔峰時期。
周相在西板坡
在南京國民黨黨政軍心臟部門，如國民黨中央黨部、三軍司令部、國防部、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甚至軍統南京電臺總站、美軍顧問團僱員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員打入。國民黨軍用電臺呼號被掌握，密碼被破譯，連蔣介石的電話也能聽到。受周恩來派遣、指導的潘漢年負責著南京等幾個情報工作據點的聯繫和情報審定簽發工作。僅潘漢年系統向中情部報告的國民黨上層核心機密情報就有:東北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從海上向東北軍事運輸情況;國民黨徐蚌會戰部署、國防部戰鬥序列、淞滬警備計劃及工事建築要圖；國民黨國防部人事、聯勤部的組織系統、補給表、軍隊運輸情況;為配合解放軍渡江作戰，還獲取了國民黨《京滬、滬杭沿線軍事佈置圖》、《長江北岸橋頭堡封港情況》及《江陰要塞彈藥儲運及數量表》等等。這些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為此中央曾多次對潘系統工作予以表揚。
胡宗南集結10倍於我的兵力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而周恩來1936年就在胡身邊佈下的“閒棋冷子”熊向暉現已任他的侍從副官、機要祕書。熊將蔣介石密電胡閃擊延安的時間、作戰意圖、進攻路線、兵力部署等一舉一動均事先報告了中情部。毛澤東轉戰陝北，能料事如神、隨心所欲地牽著敵人鼻子走，一個重要原因是依靠這些迅速準確的情報。正如周恩來所說:“西北戰場每天都有得用的情報”，“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看到了”（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9頁）。沈安娜將1946年3,4月間國民黨兩次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向解放區進攻的軍事部署、兵力調配、戰區劃分、長官任免和對我兵力、特點估測的會議記錄全部抄出報送中共中央，使中央能根據敵人兵力部署、進犯順序作相應的兵力調動。後周恩來在重慶表揚她所屬的吳克堅系統這一時期提供的情報“迅速、準確”（《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正是在周恩來遠見卓識的佈置、指導下，情工戰線所有工作人員在敵“虎穴”勇敢機智、出生入死地戰鬥，使中共軍隊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如指掌，始終掌握著解放戰爭的主動權。毛澤東曾滿意地評價，這個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林聰:《李克農傳略》，《中共黨史資料》第57期），中共中央也稱讚中情部獲取的軍政情報“對取得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關於情報工作的決定》，1949年11月）。
《保密工作》內刊
中共黨史資料內刊
中共的公開情報工作從抗戰時期就逐步開展起來，到解放戰爭時期已比較系統化。周恩來對公開情報一直非常重視，他在抗戰時期就說過:要拿祕密材料和公開報道相互印證，來鑑別篩選情報、觀察敵人動向，認清國民黨反動本質。後來他又指出：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應該成為一門科學。在他的指導下，中情部專門設立了公開情報研究部門“書報簡訊社”，各地情報組織運用各種辦法收集大量報刊書籍運往延安。如晉綏邊區情報組織設法系統訂購日文報紙13種、中文報紙10種及大量書刊、年鑑，並專門建立了兩條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運送敵偽書報。這些資料經積累、研究後，形成對重要事件、問題、人物、組織的系統情報。如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公佈的國民黨中央委員（20名）和少將以上軍官（58名）的降日名單（1941年至1943年8月）、1948年公佈的國民黨戰犯名單，都是根據平時積累的資料向中央提供的。
在全國解放前夕，“書報簡訊社”編寫了平津等十幾個省市總計數百萬字的資料，其中對國民黨重要機構、企事業，以及社團、幫會的歷史沿革、現狀、主要人物都有系統、全面、詳盡的介紹，對解放和收管城市提供了大量翔實的材料和情報。這些工作得到黨中央和周恩來的充分肯定。毛澤東曾題詞:“《書報簡訊》辦得很好，希望繼續努力，為黨即是為人民服務。”以後經周恩來批准的有關報告也曾指出:我們的原則應當是公開調查研究工作和祕密情報工作密切結合，互相佐證，兩者不偏廢。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指導思想和一整套業務工作方針方法逐步形成；公開情報與祕密情報並重成為中共情報工作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中共情報工作最為獨特的工作手段。相對來說，對公開情報研究工作及周相對此項工很極少介紹。
再版的當年《書報簡訊》編寫的《南京概況》
由情報工作派生而出的‘第三條戰線’，即統戰策反是周公分工領導的中央情報部的重要任務。周恩來一向認為國民黨內部“極不統一、極不一致，變動極大”，在各種複雜微妙隨時變化的矛盾中，可能分化出一些人反對蔣介石。因此，長期以來他與國民黨將領祕密聯繫的工作從未間斷。
1946年9月他與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聯繫，1947年初的萊蕪戰役中發揮重大作用；
1946年夏他約見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中共祕密黨員張克俠、何基洋，指示他們加緊策反工作，後他們在淮海戰役中率兩萬餘人起義；
他與國民黨三十六軍軍長吳化文建立聯繫並做了長期工作，使吳在濟南戰役中率兩萬人起義；還有經他做工作後起義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第一兵團司令長官陳明仁；遵照他的指示，由華北局城工部做工作，以著名的“北平方式”投向人民陣營的傅作義；由南方局在抗戰時期就建立了良好關係，於1949年起義的西南地區實力派龍雲、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等人。他指導策動了國民黨最大的巡洋艦重慶號和著名的“兩航”（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義，連信號、聯絡的方法細節都由他安排。據統計，解放戰爭中起義人員達177萬。這些起義，增強了中共的政治聲勢，減少了戰場的阻力、壓力和犧牲，加速瞭解放戰爭的勝利過程。這一切都包含著周恩來傾注的心血和無數情工人員歷盡艱辛的卓越功績。
在重慶和蘇、美軍方人士交流
中共隱蔽戰線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史過程，周總理漚心瀝血、彈精竭慮，他是當之無愧的主要奠基者、領導者。
無數曾在中共隱蔽戰線上不為名利、忍辱負重、拋頭灑血、一生籍籍的無名情工們，其輝煌業績，永載青史，也將永遠留在後輩的記憶中。你的名字無人知曉，你的功績永世長存！（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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