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華早報》9月6日文章,原題:美中文明衝突在南海上演美中圍繞南海控制權的鬥爭是一場更為深刻的“文明衝突”徵兆。該理論創始人薩繆爾·亨廷頓認為,人類衝突已進入新階段——曾被支配、欺辱和剝削的非西方文明和國家,成為左右國際秩序日益重要的力量。以中國為首的中華文明就是其中佼佼者。這或許是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之間的生存之爭,如今它在南海上演。實際上,二者的對峙是不同政治、經濟制度及其根本目的的鮮明碰撞。
美中在南海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對抗,源自兩國均視自身為“例外”國家,肩負領導人類的“天賦”使命。美中都認為,支配和塑造適合自身需要的國際秩序是自己的權利和命運,因此都以推進各自國家利益的方式來詮釋海洋法等國際規範與準則。正如美國戰略思想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言,在中國看來,當前建立在規則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美國製定、別國遵從的規則”。若此類規則會阻礙其追求自身國家利益,那就不再適用——(實際上)對兩國來說,都是如此。
中國領導人承認存在文化認同和世界觀的根本差異,向奧巴馬提出協商達成一種新型大國關係。但正如澳大利亞戰略思想家休·懷特所稱,“美國政策界迄今幾無例外,未能認識到與中國達成新關係所面臨挑戰的性質和規模”。一些美國決策者固守“接觸加遏制”戰略,徒然希望“中國至少會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中甘居次席”。然而,這是不太可能的。對美國來說,達成新關係之外的方案毫無指望。如懷特所言,華盛頓無意在中國後院與其衝突,因為在那裡美國可能遭受沉重損失。
在中國軟硬實力迅猛增長的背景下,西方建立的國際秩序正不斷遭到削弱,而美國對此似乎無可奈何。美國曾希望東盟國家聯合起來與其一道對付中國。但在南海問題上,東盟對華態度出現分裂。華盛頓曾希望中國的自負舉動會把東南亞鄰國推入美國懷抱,但這些國家日益發現,在特朗普治下,他們基本上只能靠自己。美國遲遲才意識到,其盟友並不希望看到美中對抗。實際上,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比原先所以為的要膚淺和脆弱。這表現在菲律賓大轉變、泰國軍事政變後與美關係惡化、盟友拒絕參與南海“航行自由”行動等方面。
目前,華盛頓似乎依然認為美中之爭是零和博弈。但一些有影響力的政策分析家開始接受新現實。比如,資深政策分析家羅伯特·曼寧等人在《外交》雜誌撰文指出,“(南海)並不涉及美國核心利益……美國有必要正視這個時代的一個大戰略問題:美國能接受中國在亞太充當何種角色?”
兩種文明的衝突也可能產生好的結果。美國可繼續在亞洲發揮中國願接受的重要戰略角色,從而避免戰略競爭升級。但一向認為自己永遠第一的美國,並無與別國分享權力的歷史或先例,如今也不太可能對中國這樣。因此,只要美中都認為自己擁有固有權利甚至天命來支配亞洲和南海,衝突或許就難以避免。(作者馬克·瓦倫西亞,喬恆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