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翻譯眼中的晚年郭沫若

一個翻譯眼中的晚年郭沫若

我做夢也不曾想到會發生這樣的怪事：一位擔任要職的領導人、世界聞名的大學者，要請我這個無名的小字輩去介紹社會新聞和“小道消息”

文/周斌

從上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曾多次為郭沫若先生當過翻譯。其中最刻骨銘心的一次，是因為自己不懂《蔡文姬》遭到他的嚴厲批評。

郭沫若會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會長藤山愛一郎。坐者左一為郭沫若，坐者左二為本文作者周斌。供圖/周斌

後來我冷靜下來，意識到郭老是當代中國著名的作家、詩人、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不少人認為他學識淵博，才華橫溢，是繼魯迅之後中國進步文化戰線上一面光輝的旗幟。所以他對人要求比較高，而我自己的水平遠遠不夠，他對我的批評是完全符合實際的。

這個全新的認識，幫我真正打掉了怨氣。後來再為他當翻譯時，思想上沒有留下任何陰影。老人家也依舊對我很友善，再未說過一句重話。只是幾次提醒我，他年齡大了，耳朵背，說話時速度要慢一點，聲音要大一點。

孫平化的“洋相”

我參加工作不久，就聽我國對日工作老前輩孫平化講過一個他為郭老當口譯時出“洋相”的故事。

解放初，孫平化隨中國代表團訪問瑞典，出席斯德哥爾摩世界和平大會，時任政務院（後改為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郭沫若任代表團團長。先期到達的日本代表團幾位老朋友來中國代表團住地拜會，商量雙方如何協調配合，共同把大會開好。郭沫若指定早年曾去東京留過幾年學的孫平化當翻譯。

賓主一入座，客人就盛讚郭老，雖國內工作十分繁忙，仍不辭辛苦、不遠萬里來到北歐，為世界和平事業奔波操勞。郭老邊微笑搖頭，邊說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孫平化不知道怎樣把“不要客氣”譯成日文，心想將這四個漢字倒過來說，也許就成日文了，便喊著“客氣不要、客氣不要”，客人不知所云，一臉茫然。

曾在日本留學、生活多年的郭老急了，告訴他，當翻譯切忌不懂裝懂，胡編亂造，日語里根本沒有這種說法，同時自己說了一句表示“哪裡哪裡、實不敢當”意思的日文。

接著，郭老指著滿桌子從北京帶去的多種中式糖果點心，請客人品嚐，又說了一句“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孫平化自信這回不會再出差錯了，便立即重複了郭老剛才說的那句意在表示“哪裡哪裡、實不敢當”的日文。客人依然不知所云，一臉茫然。

郭老一聽，連聲喊“不對不對”，又自己說了一句意在表示“不用顧慮、不必拘束”的日文。

客人起身告別時，再次盛讚起郭老來了。郭老依然邊搖頭，邊說“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孫平化覺得這回絕對不會再出差錯了，信心十足地重複了郭老剛才說的那句意在表示“不用顧慮、不必拘束”的日文。

這一回，郭老真的來氣了，客人一出門，就大聲訓斥他：日本朋友出於禮貌，講好話抬舉我，我一再表示“哪裡哪裡、實不敢當”，你卻反其道而行之，鼓動他們“不用顧慮、不必拘束”，你到底想幹什麼！？

這個真實故事，局外人聽來也許十分可笑，但對我們口譯人員卻是一個警示：如果用詞不當，一句再普通不過的應酬話，也會造成令人啼笑皆非的後果。

老孫最後苦笑著說，自從郭老那次真正瞭解他的日語功底以後，就與他徹底“拜拜”，再也不安排他當口譯了。

《蔡文姬》風波

1959年，郭老新作——話劇《蔡文姬》問世，受到廣泛關注。幾年後北京人藝將其搬上舞臺，更是轟動首都。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如果說郭老幾年前發表的《武則天》是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皇正名的，那麼《蔡文姬》就是為梟雄曹操翻案的。

那時，一個日本文藝家代表團來訪，我被調去當翻譯。客人到達北京當晚，接待單位就安排他們去人藝劇場觀看《蔡文姬》。由於我對該劇所反映的歷史背景特別是蔡文姬這個人物所知不多，加上演員的臺詞一般性對話比較少，大多是整段整段地背誦古文、古詩，所以翻譯只能是勉為其難。

幾天後，郭老會見這批日本客人。我沒有料到話劇《蔡文姬》會成為雙方交談的主要話題，因而事前未做任何準備。

主賓一就座，客人就興奮地告訴郭老，到京當晚，他們全團都去看了《蔡文姬》，深受感動。大家紛紛表示，這是郭老又一部傳世佳作，內容精彩，引人入勝，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有人請教郭老，怎樣在繁忙的政務工作和社會活動之餘完成這部高難度作品的。

我十分清楚，儘管郭老先後兩次在日本長住，達二十來年，知名度很高，日本知識界對他在文學、歷史、考古等領域的諸多成就都有崇敬之心，但這次對《蔡文姬》的溢美之詞主要是出於日本人見面時一種特有的禮貌。理由十分簡單：陪同他們去劇場看戲併為他們做同聲翻譯的我，自己都雲裡霧裡，似懂非懂，而聽我小聲翻譯（聲音太大會影響其他觀眾）的他們，怎麼可能完全看懂，並作出種種評論呢？

然而，郭老本人似乎並不是這樣想的。聽了客人的稱頌後，郭老高興地表示，感謝各位一到北京就去觀看小作《蔡文姬》，並給了這麼高的評價，令他感到受之有愧。接著又簡要介紹了該劇的主要情節，稱該劇高度讚頌了曹操和蔡文姬“憂於天下、樂於天下”的崇高精神。

接著，郭老又談起了相傳為博學多才的蔡文姬所作的《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是樂府琴曲名，為騷體，共18章，一章為一拍，抒寫了她為亂軍所擄、流入南匈奴的不幸遭遇，以及被贖歸漢、與幼子生離死別的矛盾心情。郭老問客人，喜歡其中哪幾拍、哪幾章？客人臉上一片茫然，全都傻了。見沒有人作答，郭老自己從沙發上站起身來，邊走邊背誦起他自己最喜歡的幾拍了。

見此情景，我只好輕聲對郭老說，今天在座的這幾位朋友雖都是日本知名文藝家，但大概沒有人熟悉《蔡文姬》，更不用說《胡笳十八拍》了，同時承認，我自己也沒有看過《胡笳十八拍》，更不知道怎樣翻譯了。

郭老聽後，很不高興地責問我，你為什麼不讀《蔡文姬》，不研究《胡笳十八拍》？我說不出原因，只能一再低頭認錯，表示以後一定設法補上這一課。

郭老十分無奈，掃興地換了一個話題。雙方繼續談了個把小時，會見就結束了。

送走客人後，我覺得應該留下來當面認個錯，賠個不是。沒想到郭老根本不容我開口，就沒頭沒腦地把我猛批了一頓：“我一直以為你是歸國華僑，後來才知道你是堂堂北京大學的高材生，可卻連《胡笳十八拍》也不懂。太不像話了！”

我沒有回話，但心裡不大服氣，心想：從我第一次為你當翻譯起，你就知道我不是歸國華僑，為什麼說現在才知道；在北京大學前面加上“堂堂”二字，以及“高材生”這個稱謂，顯然更是強烈的諷刺。更暗想，除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外，北大能有幾個學生讀過《蔡文姬》、懂得《胡笳十八拍》？

見我一聲不吭，郭老就朝會見廳門外走去。我覺得雖然捱了批，還是應該把老人家護送上汽車，就奔出門去。看到在王祕書的照料下，老人家已經坐上汽車，便隔著車窗玻璃招手送行。萬萬沒有想到，老人家竟特地推開車門，走下車來，生氣地用手指著我的鼻子說了一句狠話：“你還差得遠呢！”

這句話著實使我痛苦了好一陣子。心想自己那天雖然翻譯不順，沒有完成任務，但主動留下來認錯，甚至受到批評後還特地來送行致意，難道也是錯的嗎？

回到外交部後，我向領導作了彙報。領導可能是為了寬慰我，也可能自己心裡有些看法，便開玩笑說，算啦，誰讓你是個男孩呢，你要是一個女孩，可能就不會遭此厄運了。

我並未把這句玩笑話當真，而是一直在想，以前幾次翻譯，郭老對我都很親切、友善，為什麼這次那麼生氣呢？想了幾天，才意識到，真正的原因是，自己確實“還差得遠”。這麼一想，我就開始平靜和釋然了。

每見客人必談《沁園春·雪》

“文革”期間，郭老是毛主席指示要重點保護的少數對象之一，對他不準指名批判，不準抄家，不準限制人身自由，不準強令做這做那。但作為一個翻譯，我從他的態度、言談中還是能感受到，他的日子是難過的，心情是很不舒暢的。

“文革”開始不久，他就違心地當眾表示，自己以往幾十年所寫的一大堆東西，大都是“封資修毒草”，應該統統燒掉。他甚至違心地寫過一些稱頌和批判性的詩歌和雜文。但這些並沒能改變他實際上“靠邊站”的命運，沒能得到他渴望的暢所欲言、自由創作的權利。

那時，周總理會見一些日本文藝界客人時，大都只有兩個人到場陪見，郭老是其中之一。

安排座位時，這兩位陪客每次都會相互謙讓一番，讓對方坐在靠近周總理的位置上，不過這種謙讓之意從不使用語言，全是用動作來表示的。最後往往是總理表態：“郭老，你年歲大，你就坐下吧。”

幾次陪見，兩個人自始至終都一個表情，相互之間不交一語，總理問話時，他們也只簡單回答是或不是，餘不多言。這種場合，連總理和郭老之間也很少交談。

周總理還多次安排郭老出面會見日本客人，因為能夠出面的其他領導人大都被打倒或不準會見外賓了。

每次會見時，郭老談話的主要內容幾乎都是宣傳毛澤東思想和宣講毛主席的幾首詩詞。其中，《沁園春·雪》更是他每次著重宣講的經典。他一再斷言，這是中國詩詞史上空前絕後的不朽之作。

他分析，此詞前半部分全是寫景的，其氣勢之磅礴，描繪之神奇，可說前無古人；後半部分則全是寫人的，其氣勢之宏偉，比喻之精妙，更是後無來者。他強調，除出眾的詩才外，只有擁有毛主席這樣的生活、鬥爭閱歷的偉人，才能寫出如此大氣磅礴、傲視群雄的驚世之作。

我汲取了幾年前翻譯《蔡文姬》的教訓，事先將《沁園春·雪》的原文和譯文背得滾瓜爛熟。一聽他開始宣講，就主動向他建議：是否先由我用兩種語言大聲背誦一遍，您再作分析、評論，這樣效果可能更好一些。郭老每次都表示贊同和滿意。

實話實說，通過他的講解，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絕不是表面恭維，而是真心實意、由衷地喜愛和讚頌《沁園春·雪》的。不過每次都說相同的內容，難免會使我想到，他這樣做，肯定還有其更深層次的苦衷吧。因為除此之外，他還能對日本朋友說些什麼呢？說自己的作品吧，他早已宣佈那些幾乎全是“毒草”，應該統統燒掉；說當今中國文藝界現狀吧，除了幾個樣板戲，也是一片空白、一無所有；說“四人幫”鼓吹的那套文藝謬論吧，他肯定是非常不願意說這種蠢話的。他也曾順應時代“潮流”，以所謂階級分析的方法寫過一本書，評述他最熟悉的李白和杜甫，結果卻少有人問津。一些唐詩名家更認為，這種不倫不類的東西毫無學術價值可言。

給郭老講“社會新聞”

“文革”初期的一天，郭老讓王祕書通知我，儘快到他家裡去一次。我以為郭老要在家裡會客，趕緊換裝前往。

誰知，那天下午，除兩個服務人員外，寬敞的家裡只有他和夫人於立群在客廳裡等著。我進門便問有什麼事要我去辦，郭老夫婦先是讓我坐下，又表示今天沒有什麼事情要辦，只想隨便找我聊聊天、解解悶。

我問聊什麼呢，郭老說：你就說說最近的社會新聞吧，民間的“小道消息”也可以，比如誰誰誰被打倒、抄家啦，哪裡哪裡發生武鬥、死了多少人啦等等。於女士也說，她本來身體就不好，常年不外出，現在更是閉塞極了。郭老說：你這個翻譯同志消息靈通，對人也很熱情，知道的事情又多，所以才商量把你請到家裡來的。

我做夢也不曾想到會發生這樣的怪事：一位擔任要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世界聞名的大學者，要請我這個無名的小字輩去介紹社會新聞和“小道消息”。同時，我也真被這對老夫婦的信任和誠意打動了。

我儘自己所知，一口氣說了一個多小時。所談內容早已毫無印象了，只記得兩位老人像聽新鮮故事一樣，靜靜聽著，並不時發問。我也像面對記者提問似的，一一作了回答。記得他們最關心的，是當時被打倒和留在臺上的一些頭面人物的情況。

告別時，老夫婦特意領我去看了一下客廳後面於女士專用的練字、繪畫室。我不懂書法，只覺得字寫得特別秀美。我問她寫的是什麼體，郭老搶著回答：這還用問嗎，當然是郭體嘍！於女士搖搖頭，笑著說，其實不是，他硬說郭體就算郭體吧。

後來讓我一直後悔不已的是，那天沒有厚著臉皮，向他們討要一幅字或者一幅畫，留作永久紀念。我想，當時情境下如果自己開口，這對老夫婦肯定不會讓我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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