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媒體報道，中國足協新一屆領導班子開始籌備今年聯賽半程總結，並未來年聯賽改革做準備。其中就提到，新一屆主席領導可能會對中超聯賽外援限制和U23政策進行調整，力求更加合理。
其中，外援將調整為“3+1”與亞冠聯賽完全接軌。而U23政策則有可能改為保證場上有一名U23球員即可。
關於外援的調整，其實是俱樂部一致的呼聲，也是球迷一致的呼聲。現在註冊4名外援，上場3名外援，其實是對俱樂部資金的一種極大浪費。
未來，中超聯賽很可能變成和亞冠接軌，即“3+1”外援政策，也就是3名非亞洲外援和1名亞洲外援。這樣的好處很多，首先就是避免了俱樂部資源的浪費。同時，能夠讓參加亞冠球隊與亞冠聯賽向接軌。而對於中小俱樂部來說，增加一名亞外，也能讓球隊更有競爭力。
需要注意的是，這次足協提出的是“3+1”而非過去的註冊“4+1”出場“3+1”，其實就是取消了替補外援的名額。這也是避免了俱樂部資源的浪費，同時又給了中國球員更多的機會。
應該說，這個可能要執行的外援政策比起目前的註冊“4”上“3”和前幾年的註冊“4+1”上“3+1”是個折中的方案，但卻是最科學合理的。既照顧了俱樂部的利益，也考慮到聯賽的觀賞性，同時也給中國本土球員提供了一定的機會和空間。
外援政策的調整受到好評的同時，U23政策就備受關注。
今年U23政策遭受了很大的抨擊，實際上從2017年實行U23政策開始，這項政策就一直飽受詬病。只不過今年因為一些球隊在執行時用了更過分的手段來應付這項本就不合理的政策。
比如，聯賽中有球隊在最後階段連續讓U23球員替補出場再換下，最短的球員僅僅出場1分多鐘，還有的則讓U23門將上來打前鋒，幾分鐘後再把他換下。這些情況都成了中超聯賽的鬧劇。不僅沒有提升年輕球員的鍛鍊的效果，而且損害了中超和中國足球的品牌，對於年輕球員也是一種打擊。
從目前報道的消息看，U23政策很可能更改為“有一名U23球員在場上即可”，也就是說，首發需要有一名U23球員，到比賽結束的這90分鐘裡，都至少需要有一名U23球員在場上。這也就避免了U23球員上場幾分鐘就被換下的尷尬。
尷尬似乎解決了，但這項政策其實仍舊存在較大弊端。這個問題也是U23政策推行3年來始終無法規避的。
那就是U24球員的問題。
假設按照傳說中的U23政策實行的話，明年24歲、25歲的球員恐怕仍舊沒有出頭之日。
以國安為例，1996年出生的王子銘今年是U23球員，但到了明年，他就不再享受U23政策。而按照目前可能會修改的規定，除非國安重新重用郭全博，如若不然，那麼就將是張玉寧和侯永永為U23球員輪替首發或者替補出場。這樣下來王子銘就將步巴頓的後塵，機會將一下少得可憐。
今年，王子銘和張玉寧在U23政策的幫助下，都展現了自己的能力。尤其是王子銘還首次入選了國家隊，並且有不俗的表現。很多專業人士都認為，王子銘如果能夠在聯賽中獲得較穩定的出場時間，那麼他在處理球方面會更加精細，絕對是個可造之材。
但是，到了明年，王子銘的出場時間就會被大幅度壓縮，他很可能將失去快速提高的機會。如果在這個能夠提高的階段失去比賽機會，王子銘的發展可能會不進則退。就像今年的巴頓一樣
像王子銘和巴頓這樣的年輕球員，他們在23歲以前受到了政策的幫助有一些表現機會，並且有著不錯的表現。但是他們仍舊無法在競爭球隊主力時有絕對把握，而正當他們要快速成長的時候，又因為U23政策，而失去成長的機會。最終的結果就是，23歲以下的球員沒出來，24、25歲的球員也沒出來。這會導致各支球隊中青代斷檔，從而讓國家隊無人可用。
所以，U23政策的調整，並不該僅僅是針對目前聯賽中出現的使用亂象，而是應該從根本上去解決。根本上的問題就是，強行讓U23球員打主力，而不考慮教練和球隊的意願，這本身就成了“強扭的瓜”，同時對於年齡“一刀切”的做法，也讓球員的成長沒有連貫性。
對於俱樂部，對於球員，都沒有任何好處。對於中國足球，當然也就沒有好處。
希望給年輕球員更多機會是沒錯的。但是強行讓不具備主力能力的球員打主力，而且一旦年齡過了，就放任不管，這種政策就跟北京的“小客車搖號”政策一樣，是違背客觀規律的，是沒有道理的，註定會導致更多的問題出現。
U23政策可以執行，但要考慮到球員的成長的持續型問題，也要考慮到球隊的需求問題。實際上，如果不強制必須打主力，而是在報名名單上要求球隊上報更多的年輕球員，其實是一種更好的選擇。
希望足協在這次調整政策的時候，能夠認識到U23政策的最大問題，徹底改變這項違背客觀規律的政策，而不是小修小補。
否則，王子銘、巴頓這樣的問題，還會存在，對於中國足球來說，有百害而無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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