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70年：宏觀審慎扮演重要角色，人民幣國際化順勢而為'

從“大一統”到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央行的角色更加強調宏觀審慎

從現金往來到移動支付，從銀行網點到移動終端，金融業的發展與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伴隨著中國金融業的飛速發展，金融監管體系也在不斷完善中。

70年來，中國人民銀行伴隨金融業改革的步伐，攻堅克難，因勢而變。

2018年3月，一場聲勢浩大的機構改革在內部醞釀數月後揭開面紗——原銀監會與原保監會合併成立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銀保監會”)。為了防止規避監管的行為發生，此次合併後，擬定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將被劃入央行，使監管者回歸監管本質。

從混業監管到分業監管，從機構監管到功能監管，到如今建立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央行的角色更加強調宏觀審慎。

從“大一統”到宏觀審慎

時針撥回至1978年。

彼時，中國人民銀行剛剛從財政部獨立，既發行鈔票，又經營銀行業務;既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又辦理具體的商業銀行業務;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機關，又是經營金融的經濟實體。這是銀行業曾經的“大一統”體系。

隨著金融體制改革大幕緩緩拉開，人民銀行“大一統”的機制體制被打破。

1979年10月，國家提出“要把銀行作為發展經濟、革新技術的槓桿，要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同時提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發展”等要求，人民銀行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主要負責實施金融宏觀政策，同時也肩負起對包括銀行、證券、保險、信託在內的整個中國金融業的監管職責。

而在1992年後，中國金融監管逐漸從混業走向分業，1993年12月，國務院頒佈《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強制金融機構分業經營。隨後，1998～2003年間，中國陸續建立起了分業監管的金融監管體制。

2003年，中國銀監會掛牌成立，正式形成由人民銀行負責貨幣政策，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實施分業監管的“一行三會”格局，標誌著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體制正式形成，同時銀行業監管向機構監管、審慎監管、法治監管邁進。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和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貨幣政策調控機制逐步從以直接調控為主向以間接調控為主轉變。

在央行成立70週年之際，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發表的署名文章表示，金融調控及宏觀審慎管理框架逐步完善。

一是通過《中國人民銀行法》確立了“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並以此促進增長”的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二是改革“統存統貸”的信貸計劃管理體制，取消信貸規模限額控制，逐步確立貨幣供應量(M2)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適時創建社會融資規模指標，作為貨幣政策重要參考指標;三是建立完善存款準備金、再貸款、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等貨幣政策工具制度，根據經濟金融運行實際需要，陸續創設了公開市場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等貨幣政策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貨幣政策作為央行的總需求管理工具，在維護金融穩定方面有一定侷限性，宏觀審慎的理念應運而生。

2009年下半年，針對當時人民幣貸款快速增長的局面，央行提出按照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設計新的逆週期措施;2010年，通過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措施，將信貸投放與宏觀審慎要求的資本充足水平相聯繫，探索開展宏觀審慎管理;2010年將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逐步將更多金融活動和資產擴張行為以及全口徑跨境融資納入宏觀審慎管理;2017年，“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被正式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

“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央行由於具備專業知識、採取政策措施的內在動力和獨立性，在宏觀審慎政策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央行在《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7)》中這樣說。

實際上，央行的每次調整都與當時的經濟形勢密切關聯。如2003年，在銀行業面臨重大改革之際，“金融穩定局”應時而生;2008年，伴隨國內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貨幣和匯率政策備受關注，“匯率司”(貨幣政策二司)由此誕生。

今年2月2日，央行三定方案正式發佈，對央行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予以明確。根據方案內容，中國人民銀行下設宏觀審慎管理局，意味著正式確立了雙支柱的操作框架和正式履行相應的職責。

利率匯率市場化穩步推進

正值“8·11”匯改4週年之際，回顧過去幾年人民幣匯率走勢，雖然有漲有跌，總體上人民幣仍是國際主要貨幣中的強勢貨幣，匯率波動彈性不斷增強，有效發揮了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作用。

“與2015～2016年外匯市場大幅波動時期相比，當前我國外匯市場運行更加穩定，市場主體能夠更加理性地看待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人民幣匯率長期向好的信心不斷增強。”近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

改革開放後，我國開始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後建立外匯調劑市場，並放寬對個人用匯限制，逐漸形成官方匯率和市場匯率並存的局面。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實現了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軌，自此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2005年7月21日，人民銀行再次啟動人民幣匯率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經過2007年、2012年和2014年連續三次調整，人民幣對美元交易價日浮動幅度從3‰擴大至2%，人民銀行基本退出外匯市場常態化干預，人民幣匯率彈性顯著增強。

“匯改的目的就是讓市場力量來決定人民幣匯率的水平，而不是由央行來影響和決定。”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此前對記者表示，從這個角度來說，匯率市場化就是儘可能地減少央行動用外匯儲備對匯率進行日常干預。

統計數據可以看出，近年來我國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外匯儲備穩定在3.1萬億美元左右，外匯市場供求更趨平衡。

而由於利率和匯率高度相關，人民幣匯改也關係到利率市場化調節機制等一系列金融改革問題。1993年利率市場化邁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央銀行按照資金供求狀況及時調整基準利率，並允許商業銀行存款利率在規定幅度內自由浮動”，後來隨著《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相繼頒佈實施，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條件逐步成熟。

在推進利率市場改革過程中，人民銀行始終按照“先外幣、後本幣，先貸款、後存款，先長期、後短期”的思路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逐步實現債券市場利率、境內外幣存貸款利率市場化。

如果說，人民銀行正式放開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標誌著利率市場化邁出重要一步;那麼，2015年10月央行放開了存款利率上限，利率管制基本放開，則標誌著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不過，目前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還存在利率雙軌的問題，基礎利率和市場利率並存。而在目前整個社會環境力推降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背景下，推動利率並軌已成大勢所趨。

在近幾次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利率市場化改革被多次提及，路線也愈發清晰——推進貸款利率進一步市場化。

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表示，推進貸款利率進一步市場化，可以更好發揮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在實際利率形成中的引導作用，推動銀行更多地運用LPR作為貸款定價標準，有利於疏通貨幣政策向貸款利率的傳導，促進降低貸款實際利率。

人民幣國際化引領對外開放新格局

近年來，金融業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去年4月至今，一波又一波金融對外開放新政先後落地，穩步推進。

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投資者範圍不斷擴大，風險對衝工具逐漸豐富，跨境資金交易結算更加便利，信用評級市場開放持續提高，會計稅收政策安排逐步完善，也為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實際上，如果從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計價結算試點算起，人民幣國際化剛剛走過第一個十年。

從個人業務到貿易結算、從經常項目到資本項目，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進程伴隨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和市場發展的需要順勢而為。當這一進程走到2008年時，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對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是美元流動性緊缺、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人民幣國際化迎來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歡迎程度超過預期，部分國家主動要求和我國開展人民幣互換。在國際金融市場對人民幣需求增強和中國對外開放不斷加深等背景下，人民銀行順勢而為，沿著‘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的長期目標，以實體經濟為依託，進一步減少不必要的行政管制和政策限制，不斷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政策框架。”在署名文章中，易綱表示。

2009年7月，上海和廣東等地率先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隨後逐步擴大至全國。央行還陸續推出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人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RQDII)、滬港通、深港通、基金互認、債券通等創新制度安排，完善人民幣國際化基礎設施體系。

2015年，人民幣國際化迎來了重要里程碑。當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董會認定人民幣為可自由使用貨幣，決定將人民幣納入SDR(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並於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統計，截至2018年8月末，人民幣位列全球第五大國際支付貨幣，市場佔有率為2.12%。據IMF2018年第二季度公佈的人民幣儲備信息，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中報送國持有人民幣儲備規模為1933.8億美元，已有超過60個境外央行或貨幣當局將人民幣納入官方外匯儲備。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格局出現重大變化，全球貿易摩擦頻發，部分國家和地區開始注重使用本幣進行跨境結算，人民幣國際化面臨新的契機。

《中國金融》雜誌刊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的署名文章指出，人民幣國際化是市場驅動、水到渠成的結果，是一個長期過程，不可一蹴而就。未來要繼續堅持低調務實、順勢而為的基本原則。一方面，要積極穩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升境外主體持有和使用人民幣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做好開放中的風險防範，確保人民幣國際化行穩致遠。(杜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