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鏗鏘之後，玫瑰飄散——20年間99’女足的那些人，那些事'
1999年的美利堅之夏，締造了一個來自遙遠東方的“鏗鏘玫瑰”傳奇。在主帥馬元安的帶領下，中國女足歷史上首度打入世界盃決賽。
點球大戰惜敗後，當時已經32歲的劉愛玲流下眼淚，“對我來說這是最好的一次機會，以後的年輕隊員呢，她們如果能跟得上來，我想也會有機會的。只不過，對我來說可能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20年過去了，女足經歷了幾代新老更替，但再也沒有出現過另一次觸碰世界冠軍的機會。2019年的6月，姑娘們再次踏上了世界盃的征途，這一次，她們在法蘭西又能留下一份怎樣的回憶？
當時拿了冠軍會怎樣？
說起那場決賽，幾乎無人抱怨。
作為當年世界盃的東道主，美國使了不少盤外招，包括決賽中主隊也受到裁判的優待。最具爭議的時刻是範運傑在加時賽中的門線進球，20年後人們說，如果當時就有VAR，那麼中國女足就是世界冠軍了。
1999年的美利堅之夏，締造了一個來自遙遠東方的“鏗鏘玫瑰”傳奇。在主帥馬元安的帶領下，中國女足歷史上首度打入世界盃決賽。
點球大戰惜敗後，當時已經32歲的劉愛玲流下眼淚，“對我來說這是最好的一次機會，以後的年輕隊員呢，她們如果能跟得上來，我想也會有機會的。只不過，對我來說可能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20年過去了，女足經歷了幾代新老更替，但再也沒有出現過另一次觸碰世界冠軍的機會。2019年的6月，姑娘們再次踏上了世界盃的征途，這一次，她們在法蘭西又能留下一份怎樣的回憶？
當時拿了冠軍會怎樣？
說起那場決賽，幾乎無人抱怨。
作為當年世界盃的東道主，美國使了不少盤外招，包括決賽中主隊也受到裁判的優待。最具爭議的時刻是範運傑在加時賽中的門線進球，20年後人們說，如果當時就有VAR，那麼中國女足就是世界冠軍了。
然而當這些老女足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被媒體一次次要求回憶那屆世界盃時，很少人抱怨當時遭遇的不公。
2015年加拿大世界盃，在中國與美國的1/4決賽前，劉愛玲回憶起當年的決賽，對於“門線冤案”是這樣說的，“範運傑的那個球裁判沒判，當時大家也都沒有在意。直到後來外界說那個球應該是進了，裁判沒判很遺憾，我們才知道，哦，還有那個球呢。”
在那屆世界盃上獲得金靴獎的孫雯後來常常想，如果當時拿了冠軍會怎麼樣。“如果我們拿了這個杯，中國女足會有什麼不一樣嗎？總是會有這樣的假設。拿了以後可能會對我們的女足更有激勵作用，所產生的影響，所做的宣傳，可能都會有不一樣的提升。競技體育就是這樣，第一和第二總是差得很多。”
20年前那個悶熱的加里福尼亞之夜，還有一個人也在進行相似的思考———當時的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和現場9萬名觀眾一起見證了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他隨後來到更衣室同隊員們一起慶祝———當然還有他的太太和女兒。“相比於大眾所想的那般，這個冠軍將產生更大的影響，而且不僅是在美國，哪怕在其他國家都將產生難以企及的影響。”克林頓信誓旦旦。
接下來的那周，美國女足全體成員受邀作客白宮。20年後，回顧那個決賽之夜，CNN的觀點和當時的克林頓如出一轍，他們的文章大標題赫然寫道———“一場改變女足運動的比賽”。就像孫雯指出的，在成王敗寇的世界裡，冠軍和亞軍一定是有區別的。但是我們如果把此後20年間中美兩國女足天壤之別的發展軌跡僅僅歸咎於冠亞軍的區別，則無疑是不負責任的。
中國女足此後遭遇的是斷崖式滑坡，獲得這個亞軍五年後，在雅典奧運會小組賽上，她們0比8慘敗德國。先後參與了這兩場比賽的浦瑋經歷了從天堂到地獄的整個過程，她告訴晨報記者，當年這個比分對於自己作為球員的尊嚴來說是一次重擊。
“我之前也看出一些問題，包括那次集訓，其實我申請不去那次國家隊的。當我沒法改變，又不想去接受，不想違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一些事時，我就不想在隊裡面，不想繼續訓練了。”
但還是出於不捨，她最後出現在了這支“恥辱之師”中。無獨有偶，老將範運傑本來也可以避免經歷這種恥辱，此前她已經兩次提出退役申請，都被強行留隊。
1999年的美利堅之夏，締造了一個來自遙遠東方的“鏗鏘玫瑰”傳奇。在主帥馬元安的帶領下，中國女足歷史上首度打入世界盃決賽。
點球大戰惜敗後，當時已經32歲的劉愛玲流下眼淚，“對我來說這是最好的一次機會，以後的年輕隊員呢，她們如果能跟得上來，我想也會有機會的。只不過，對我來說可能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20年過去了，女足經歷了幾代新老更替，但再也沒有出現過另一次觸碰世界冠軍的機會。2019年的6月，姑娘們再次踏上了世界盃的征途，這一次，她們在法蘭西又能留下一份怎樣的回憶？
當時拿了冠軍會怎樣？
說起那場決賽，幾乎無人抱怨。
作為當年世界盃的東道主，美國使了不少盤外招，包括決賽中主隊也受到裁判的優待。最具爭議的時刻是範運傑在加時賽中的門線進球，20年後人們說，如果當時就有VAR，那麼中國女足就是世界冠軍了。
然而當這些老女足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被媒體一次次要求回憶那屆世界盃時，很少人抱怨當時遭遇的不公。
2015年加拿大世界盃，在中國與美國的1/4決賽前，劉愛玲回憶起當年的決賽，對於“門線冤案”是這樣說的，“範運傑的那個球裁判沒判，當時大家也都沒有在意。直到後來外界說那個球應該是進了，裁判沒判很遺憾，我們才知道，哦，還有那個球呢。”
在那屆世界盃上獲得金靴獎的孫雯後來常常想，如果當時拿了冠軍會怎麼樣。“如果我們拿了這個杯，中國女足會有什麼不一樣嗎？總是會有這樣的假設。拿了以後可能會對我們的女足更有激勵作用，所產生的影響，所做的宣傳，可能都會有不一樣的提升。競技體育就是這樣，第一和第二總是差得很多。”
20年前那個悶熱的加里福尼亞之夜，還有一個人也在進行相似的思考———當時的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和現場9萬名觀眾一起見證了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他隨後來到更衣室同隊員們一起慶祝———當然還有他的太太和女兒。“相比於大眾所想的那般，這個冠軍將產生更大的影響，而且不僅是在美國，哪怕在其他國家都將產生難以企及的影響。”克林頓信誓旦旦。
接下來的那周，美國女足全體成員受邀作客白宮。20年後，回顧那個決賽之夜，CNN的觀點和當時的克林頓如出一轍，他們的文章大標題赫然寫道———“一場改變女足運動的比賽”。就像孫雯指出的，在成王敗寇的世界裡，冠軍和亞軍一定是有區別的。但是我們如果把此後20年間中美兩國女足天壤之別的發展軌跡僅僅歸咎於冠亞軍的區別，則無疑是不負責任的。
中國女足此後遭遇的是斷崖式滑坡，獲得這個亞軍五年後，在雅典奧運會小組賽上，她們0比8慘敗德國。先後參與了這兩場比賽的浦瑋經歷了從天堂到地獄的整個過程，她告訴晨報記者，當年這個比分對於自己作為球員的尊嚴來說是一次重擊。
“我之前也看出一些問題，包括那次集訓，其實我申請不去那次國家隊的。當我沒法改變，又不想去接受，不想違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一些事時，我就不想在隊裡面，不想繼續訓練了。”
但還是出於不捨，她最後出現在了這支“恥辱之師”中。無獨有偶，老將範運傑本來也可以避免經歷這種恥辱，此前她已經兩次提出退役申請，都被強行留隊。
範運傑
據說這場潰敗之後她在日記裡寫下了一句話，“最羞恥的90分鐘”。她內心的恥辱感可能超過任何一名隊員，因為此役她是場上隊長。
頻繁更換教練
在浦瑋看來，兩大關鍵因素導致女足衰落。
“一是輕易放棄老隊員，讓人才流失，覺得人才的培養好像是件很容易的事。”她以雅典奧運會為例，“那時候王麗平明明在隊裡，但連比賽資格都不給她，包括她一直穿的號碼，都換掉，這就是對老隊員的不尊重。”
浦瑋將在此次法國女足世界盃期間擔任央視體育頻道的解說，“所以我最近也在蒐集一些資料，包括美國和德國這些強隊，他們都有老隊員，那些踢過三、四屆世界盃的，留在隊裡就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可能在球場上不及巔峰時的狀態了，但是她能給予年輕隊員一種精神上的幫助。我一直說很多大賽考驗的不是技戰術，而是你有沒有一顆大心臟。包括這屆女足我也在說，不要去說技戰術，她們有沒有好的心態，將決定這次的成績。”
第二層原因，也是不少老女足提到的———頻繁更換教練。據統計，自從馬元安在2001年亞洲盃後卸任至今，中國女足經歷了14輪換帥。
“作為球隊一定是有一個生長期、發展期和成熟期，必定有這樣一個過程。你讓教練瞬間去改變隊伍，對我們運動員來說是挺不負責任的。因為沒有延續性，這個教練帶來一種訓練方式，另外一個教練換另一種方式訓練，而且他對隊員的瞭解度之類，也是需要時間和過程的。這麼多年，一會兒外教一會兒本土教練，一會兒男足又來教練，其實結果是不好的。如果對方是好的教練，就應該有延續性。當然如果覺得從整體來說確實沒有提高，那換教練也是應該或者必然的。”
改變陌生人的人生軌跡
20年過去了，懷念那一年自家國足的不僅是中國人，還有美國人。以米婭·哈姆為代表的這批冠軍球員，被稱為“99一代”。在這代人之前，美國女足拿過世界冠軍，之後也拿過，但她們應該是最強的一代。
為美國打入制勝點球的Brandi Chastain後來透露，自己作為一名右腳將，此前甚至從未用左腳打過點球，但教練卻授意她用左腳踢。進球后的Chastain作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無疑是驚世駭俗的慶祝動作———她像男足運動員那樣一把剝掉了自己的球衣，只剩一副運動文胸勉強遮住自己的胸部。
1999年的美利堅之夏，締造了一個來自遙遠東方的“鏗鏘玫瑰”傳奇。在主帥馬元安的帶領下，中國女足歷史上首度打入世界盃決賽。
點球大戰惜敗後，當時已經32歲的劉愛玲流下眼淚，“對我來說這是最好的一次機會，以後的年輕隊員呢，她們如果能跟得上來，我想也會有機會的。只不過，對我來說可能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20年過去了，女足經歷了幾代新老更替，但再也沒有出現過另一次觸碰世界冠軍的機會。2019年的6月，姑娘們再次踏上了世界盃的征途，這一次，她們在法蘭西又能留下一份怎樣的回憶？
當時拿了冠軍會怎樣？
說起那場決賽，幾乎無人抱怨。
作為當年世界盃的東道主，美國使了不少盤外招，包括決賽中主隊也受到裁判的優待。最具爭議的時刻是範運傑在加時賽中的門線進球，20年後人們說，如果當時就有VAR，那麼中國女足就是世界冠軍了。
然而當這些老女足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被媒體一次次要求回憶那屆世界盃時，很少人抱怨當時遭遇的不公。
2015年加拿大世界盃，在中國與美國的1/4決賽前，劉愛玲回憶起當年的決賽，對於“門線冤案”是這樣說的，“範運傑的那個球裁判沒判，當時大家也都沒有在意。直到後來外界說那個球應該是進了，裁判沒判很遺憾，我們才知道，哦，還有那個球呢。”
在那屆世界盃上獲得金靴獎的孫雯後來常常想，如果當時拿了冠軍會怎麼樣。“如果我們拿了這個杯，中國女足會有什麼不一樣嗎？總是會有這樣的假設。拿了以後可能會對我們的女足更有激勵作用，所產生的影響，所做的宣傳，可能都會有不一樣的提升。競技體育就是這樣，第一和第二總是差得很多。”
20年前那個悶熱的加里福尼亞之夜，還有一個人也在進行相似的思考———當時的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和現場9萬名觀眾一起見證了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他隨後來到更衣室同隊員們一起慶祝———當然還有他的太太和女兒。“相比於大眾所想的那般，這個冠軍將產生更大的影響，而且不僅是在美國，哪怕在其他國家都將產生難以企及的影響。”克林頓信誓旦旦。
接下來的那周，美國女足全體成員受邀作客白宮。20年後，回顧那個決賽之夜，CNN的觀點和當時的克林頓如出一轍，他們的文章大標題赫然寫道———“一場改變女足運動的比賽”。就像孫雯指出的，在成王敗寇的世界裡，冠軍和亞軍一定是有區別的。但是我們如果把此後20年間中美兩國女足天壤之別的發展軌跡僅僅歸咎於冠亞軍的區別，則無疑是不負責任的。
中國女足此後遭遇的是斷崖式滑坡，獲得這個亞軍五年後，在雅典奧運會小組賽上，她們0比8慘敗德國。先後參與了這兩場比賽的浦瑋經歷了從天堂到地獄的整個過程，她告訴晨報記者，當年這個比分對於自己作為球員的尊嚴來說是一次重擊。
“我之前也看出一些問題，包括那次集訓，其實我申請不去那次國家隊的。當我沒法改變，又不想去接受，不想違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一些事時，我就不想在隊裡面，不想繼續訓練了。”
但還是出於不捨，她最後出現在了這支“恥辱之師”中。無獨有偶，老將範運傑本來也可以避免經歷這種恥辱，此前她已經兩次提出退役申請，都被強行留隊。
範運傑
據說這場潰敗之後她在日記裡寫下了一句話，“最羞恥的90分鐘”。她內心的恥辱感可能超過任何一名隊員，因為此役她是場上隊長。
頻繁更換教練
在浦瑋看來，兩大關鍵因素導致女足衰落。
“一是輕易放棄老隊員，讓人才流失，覺得人才的培養好像是件很容易的事。”她以雅典奧運會為例，“那時候王麗平明明在隊裡，但連比賽資格都不給她，包括她一直穿的號碼，都換掉，這就是對老隊員的不尊重。”
浦瑋將在此次法國女足世界盃期間擔任央視體育頻道的解說，“所以我最近也在蒐集一些資料，包括美國和德國這些強隊，他們都有老隊員，那些踢過三、四屆世界盃的，留在隊裡就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可能在球場上不及巔峰時的狀態了，但是她能給予年輕隊員一種精神上的幫助。我一直說很多大賽考驗的不是技戰術，而是你有沒有一顆大心臟。包括這屆女足我也在說，不要去說技戰術，她們有沒有好的心態，將決定這次的成績。”
第二層原因，也是不少老女足提到的———頻繁更換教練。據統計，自從馬元安在2001年亞洲盃後卸任至今，中國女足經歷了14輪換帥。
“作為球隊一定是有一個生長期、發展期和成熟期，必定有這樣一個過程。你讓教練瞬間去改變隊伍，對我們運動員來說是挺不負責任的。因為沒有延續性，這個教練帶來一種訓練方式，另外一個教練換另一種方式訓練，而且他對隊員的瞭解度之類，也是需要時間和過程的。這麼多年，一會兒外教一會兒本土教練，一會兒男足又來教練，其實結果是不好的。如果對方是好的教練，就應該有延續性。當然如果覺得從整體來說確實沒有提高，那換教練也是應該或者必然的。”
改變陌生人的人生軌跡
20年過去了，懷念那一年自家國足的不僅是中國人，還有美國人。以米婭·哈姆為代表的這批冠軍球員，被稱為“99一代”。在這代人之前，美國女足拿過世界冠軍，之後也拿過，但她們應該是最強的一代。
為美國打入制勝點球的Brandi Chastain後來透露，自己作為一名右腳將，此前甚至從未用左腳打過點球，但教練卻授意她用左腳踢。進球后的Chastain作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無疑是驚世駭俗的慶祝動作———她像男足運動員那樣一把剝掉了自己的球衣，只剩一副運動文胸勉強遮住自己的胸部。
這一幕後來被視為體育史上最具標誌意義的慶祝動作之一，用它來結束二十世紀最後一屆女足世界盃似乎再恰當不過，一個新的、更加開放的世紀即將到來———
在她對面的門將高紅此時已無心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了，“比賽一結束，感覺耳邊排山倒海的聲響，但我聽不清楚了，好像有一股氣浪把我壓住一樣。從門前看過去，隊友和教練都特別遙遠。我一下子呆在那兒，身邊沒有一個人，一種很無助的感覺。這一切怎麼就結束了？我整個人被淹沒了……”
當時撲出中國點球的門將Briana Scurry在20年後接受媒體採訪，說最棒的是她們改變了那些陌生人的人生軌跡———“我想，作為一名職業運動員，你不能再要求更好的禮物了。”
相同的事情也發生在當時的中國，高紅在20年後和我們分享她的記憶。
“那時候收到很多球迷來信。有些是學生，說看了我們的比賽想改志願，以後要做記者，報道中國女足，後來真的有人這麼做了；有的說想去做生意，把生意做大就能在物質上支持女足。2015年我帶隊在武漢踢亞少賽，裡面有一個隊員的父親就是女足球迷，他告訴我1999年的時候自己太太正懷孕，他當時就許願，如果生女兒一定讓她踢球。後來不但真的培養她踢球了，女兒還進國少了。你就是覺得，呀！一支球隊，一項賽事竟然牽動了這麼多人，甚至讓其中一些人的命運發生了改變，確實很神奇。”
靠堅持贏來尊重
1999年的女足世界盃結束過後，這項運動在美國呈現出大熱態勢。
孫雯回憶，美國女足大聯盟最初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應運而生的。“聯盟的發起人是Discovcry探索頻道的老闆，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產業。就發動其他八個也是搞傳媒的企業先在八個城市做這事，但三年就結束了。”此後的多年間，又有不同人對女足大聯盟進行不同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
在女足大聯盟剛誕生的時候，中國女足最多有9人同時馳騁在大聯盟的賽場上。高紅是其中之一，“我在國家隊後期，已經很累了。這時我已經意識到，自己要準備進入一種普通的生活了。我本來也不是特別喜歡熱鬧，以及作為人們焦點的那種生活。”
她們當時的留洋和現在完全是兩回事，這批球員是作為“優秀足球人才”被引進的。劉愛玲當年的轉會身價為1.2萬美元，在那個年代的女足市場已經是一筆很大的數目。高紅也說，她們的薪水比一般球員要多，“我們有五萬多，像英國女足隊員被選中了過去踢，只有三萬多。”中國球員讓大聯盟的實力得到提升，而女足運動在美國國內呈現出的蓬勃發展勢頭也讓她們印象深刻。
高紅的球員生涯在日本和美國都踢過球，退役之後又在加拿大攻讀體育管理，並前往英國考察，她也見證了女足這項運動在英格蘭逐漸發展壯大的過程。
1999年的美利堅之夏，締造了一個來自遙遠東方的“鏗鏘玫瑰”傳奇。在主帥馬元安的帶領下，中國女足歷史上首度打入世界盃決賽。
點球大戰惜敗後，當時已經32歲的劉愛玲流下眼淚，“對我來說這是最好的一次機會，以後的年輕隊員呢，她們如果能跟得上來，我想也會有機會的。只不過，對我來說可能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20年過去了，女足經歷了幾代新老更替，但再也沒有出現過另一次觸碰世界冠軍的機會。2019年的6月，姑娘們再次踏上了世界盃的征途，這一次，她們在法蘭西又能留下一份怎樣的回憶？
當時拿了冠軍會怎樣？
說起那場決賽，幾乎無人抱怨。
作為當年世界盃的東道主，美國使了不少盤外招，包括決賽中主隊也受到裁判的優待。最具爭議的時刻是範運傑在加時賽中的門線進球，20年後人們說，如果當時就有VAR，那麼中國女足就是世界冠軍了。
然而當這些老女足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被媒體一次次要求回憶那屆世界盃時，很少人抱怨當時遭遇的不公。
2015年加拿大世界盃，在中國與美國的1/4決賽前，劉愛玲回憶起當年的決賽，對於“門線冤案”是這樣說的，“範運傑的那個球裁判沒判，當時大家也都沒有在意。直到後來外界說那個球應該是進了，裁判沒判很遺憾，我們才知道，哦，還有那個球呢。”
在那屆世界盃上獲得金靴獎的孫雯後來常常想，如果當時拿了冠軍會怎麼樣。“如果我們拿了這個杯，中國女足會有什麼不一樣嗎？總是會有這樣的假設。拿了以後可能會對我們的女足更有激勵作用，所產生的影響，所做的宣傳，可能都會有不一樣的提升。競技體育就是這樣，第一和第二總是差得很多。”
20年前那個悶熱的加里福尼亞之夜，還有一個人也在進行相似的思考———當時的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和現場9萬名觀眾一起見證了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他隨後來到更衣室同隊員們一起慶祝———當然還有他的太太和女兒。“相比於大眾所想的那般，這個冠軍將產生更大的影響，而且不僅是在美國，哪怕在其他國家都將產生難以企及的影響。”克林頓信誓旦旦。
接下來的那周，美國女足全體成員受邀作客白宮。20年後，回顧那個決賽之夜，CNN的觀點和當時的克林頓如出一轍，他們的文章大標題赫然寫道———“一場改變女足運動的比賽”。就像孫雯指出的，在成王敗寇的世界裡，冠軍和亞軍一定是有區別的。但是我們如果把此後20年間中美兩國女足天壤之別的發展軌跡僅僅歸咎於冠亞軍的區別，則無疑是不負責任的。
中國女足此後遭遇的是斷崖式滑坡，獲得這個亞軍五年後，在雅典奧運會小組賽上，她們0比8慘敗德國。先後參與了這兩場比賽的浦瑋經歷了從天堂到地獄的整個過程，她告訴晨報記者，當年這個比分對於自己作為球員的尊嚴來說是一次重擊。
“我之前也看出一些問題，包括那次集訓，其實我申請不去那次國家隊的。當我沒法改變，又不想去接受，不想違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一些事時，我就不想在隊裡面，不想繼續訓練了。”
但還是出於不捨，她最後出現在了這支“恥辱之師”中。無獨有偶，老將範運傑本來也可以避免經歷這種恥辱，此前她已經兩次提出退役申請，都被強行留隊。
範運傑
據說這場潰敗之後她在日記裡寫下了一句話，“最羞恥的90分鐘”。她內心的恥辱感可能超過任何一名隊員，因為此役她是場上隊長。
頻繁更換教練
在浦瑋看來，兩大關鍵因素導致女足衰落。
“一是輕易放棄老隊員，讓人才流失，覺得人才的培養好像是件很容易的事。”她以雅典奧運會為例，“那時候王麗平明明在隊裡，但連比賽資格都不給她，包括她一直穿的號碼，都換掉，這就是對老隊員的不尊重。”
浦瑋將在此次法國女足世界盃期間擔任央視體育頻道的解說，“所以我最近也在蒐集一些資料，包括美國和德國這些強隊，他們都有老隊員，那些踢過三、四屆世界盃的，留在隊裡就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可能在球場上不及巔峰時的狀態了，但是她能給予年輕隊員一種精神上的幫助。我一直說很多大賽考驗的不是技戰術，而是你有沒有一顆大心臟。包括這屆女足我也在說，不要去說技戰術，她們有沒有好的心態，將決定這次的成績。”
第二層原因，也是不少老女足提到的———頻繁更換教練。據統計，自從馬元安在2001年亞洲盃後卸任至今，中國女足經歷了14輪換帥。
“作為球隊一定是有一個生長期、發展期和成熟期，必定有這樣一個過程。你讓教練瞬間去改變隊伍，對我們運動員來說是挺不負責任的。因為沒有延續性，這個教練帶來一種訓練方式，另外一個教練換另一種方式訓練，而且他對隊員的瞭解度之類，也是需要時間和過程的。這麼多年，一會兒外教一會兒本土教練，一會兒男足又來教練，其實結果是不好的。如果對方是好的教練，就應該有延續性。當然如果覺得從整體來說確實沒有提高，那換教練也是應該或者必然的。”
改變陌生人的人生軌跡
20年過去了，懷念那一年自家國足的不僅是中國人，還有美國人。以米婭·哈姆為代表的這批冠軍球員，被稱為“99一代”。在這代人之前，美國女足拿過世界冠軍，之後也拿過，但她們應該是最強的一代。
為美國打入制勝點球的Brandi Chastain後來透露，自己作為一名右腳將，此前甚至從未用左腳打過點球，但教練卻授意她用左腳踢。進球后的Chastain作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無疑是驚世駭俗的慶祝動作———她像男足運動員那樣一把剝掉了自己的球衣，只剩一副運動文胸勉強遮住自己的胸部。
這一幕後來被視為體育史上最具標誌意義的慶祝動作之一，用它來結束二十世紀最後一屆女足世界盃似乎再恰當不過，一個新的、更加開放的世紀即將到來———
在她對面的門將高紅此時已無心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了，“比賽一結束，感覺耳邊排山倒海的聲響，但我聽不清楚了，好像有一股氣浪把我壓住一樣。從門前看過去，隊友和教練都特別遙遠。我一下子呆在那兒，身邊沒有一個人，一種很無助的感覺。這一切怎麼就結束了？我整個人被淹沒了……”
當時撲出中國點球的門將Briana Scurry在20年後接受媒體採訪，說最棒的是她們改變了那些陌生人的人生軌跡———“我想，作為一名職業運動員，你不能再要求更好的禮物了。”
相同的事情也發生在當時的中國，高紅在20年後和我們分享她的記憶。
“那時候收到很多球迷來信。有些是學生，說看了我們的比賽想改志願，以後要做記者，報道中國女足，後來真的有人這麼做了；有的說想去做生意，把生意做大就能在物質上支持女足。2015年我帶隊在武漢踢亞少賽，裡面有一個隊員的父親就是女足球迷，他告訴我1999年的時候自己太太正懷孕，他當時就許願，如果生女兒一定讓她踢球。後來不但真的培養她踢球了，女兒還進國少了。你就是覺得，呀！一支球隊，一項賽事竟然牽動了這麼多人，甚至讓其中一些人的命運發生了改變，確實很神奇。”
靠堅持贏來尊重
1999年的女足世界盃結束過後，這項運動在美國呈現出大熱態勢。
孫雯回憶，美國女足大聯盟最初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應運而生的。“聯盟的發起人是Discovcry探索頻道的老闆，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產業。就發動其他八個也是搞傳媒的企業先在八個城市做這事，但三年就結束了。”此後的多年間，又有不同人對女足大聯盟進行不同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
在女足大聯盟剛誕生的時候，中國女足最多有9人同時馳騁在大聯盟的賽場上。高紅是其中之一，“我在國家隊後期，已經很累了。這時我已經意識到，自己要準備進入一種普通的生活了。我本來也不是特別喜歡熱鬧，以及作為人們焦點的那種生活。”
她們當時的留洋和現在完全是兩回事，這批球員是作為“優秀足球人才”被引進的。劉愛玲當年的轉會身價為1.2萬美元，在那個年代的女足市場已經是一筆很大的數目。高紅也說，她們的薪水比一般球員要多，“我們有五萬多，像英國女足隊員被選中了過去踢，只有三萬多。”中國球員讓大聯盟的實力得到提升，而女足運動在美國國內呈現出的蓬勃發展勢頭也讓她們印象深刻。
高紅的球員生涯在日本和美國都踢過球，退役之後又在加拿大攻讀體育管理，並前往英國考察，她也見證了女足這項運動在英格蘭逐漸發展壯大的過程。
“英國女足真的是靠堅持贏來的尊重。最初的時候，她們的女足先鋒生存狀況非常艱難。我在伯明翰女足看到過，很多隊員都是有全職工作的，她們或者是白領或者是藍領，也有在校大學生。俱樂部只給她們提供簡單的場地和服裝，也沒有收入。甚至英國女足非常優秀的球員被大聯盟選中，薪水也很低。我離開的那一年，英超女足聯賽成立了，但起步的薪資很低，不到兩萬，還不及她們在美國賺的。但就算放棄一切她們也要回來，因為她們要儘自己的力去推動女足運動在英國的發展，即使那些球員後來退役了，也還是在用各種方式助力。”
相較之下，過去20年裡女足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是緩慢的。即使到現在，中國的女足聯賽也沒有完全成為一項職業聯賽，處處仍可見到體工隊時代的痕跡。曾有人指出，什麼時候全運會不再被當成最高目標了，中國女足聯賽才能真正職業起來。
退役生活的艱難之處
運動員的職業生涯是一個不斷翻山越嶺的過程。總是會出現新的目標，隨之而來的還有困難和險阻。然而他們早晚會發現，原來最高的那座山峰出現在他們結束自己職業生涯的那一刻。退役生活的艱難之處不完全在於生計的維持，更多是在於生活形態的變化給心態造成的衝擊，常常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高紅向我們講述了自己在2004年退役後對於人生作出的新嘗試，以及只有自己才能體會的甘苦（以下為自述）———
我確實感到很無助，這種感覺在我此前的人生裡幾乎沒有出現過。
作為世界盃亞軍球隊的主力門將，我的強項此時此刻完全幫不到我———在託福班的課堂上。我和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坐在一起，我覺得迷失了自己。
去大聯盟之前我就想好，要換個陌生環境重新開始。所以退役以後我沒有回國，而是去加拿大攻讀體育管理。從某種程度上說，到了這時候，我也只能重頭開始。我的身上在過去那些年裡被貼了很多標籤，不僅是我，女足這一批人都是。標籤就把我們全身覆蓋了，外人接觸不到真實的我們，我們也接觸不到別人。總有樣什麼東西，模模糊糊的在那裡，阻隔在我們和真實世界之間。
到了多倫多這地方，沒有人認識我，人們如果想和我交流，是因為他們想知道我是誰，我有過什麼樣的經歷，他們單純對我這個人而不是我的身份發生興趣。這種感覺挺新鮮的。但我不會說英語，也失去了女足球員身份帶來的所有優勢。我首先要踏踏實實把托福考出來，才能進入體育管理專業。同時，我也要學習重新認識自我，在什麼都沒了以後，我應該怎麼看待自己。有段時間我找不到自己，突然覺得什麼都幹不了。我的英語完全看不到進步，很無能為力。
我當時聯繫的多倫多約克大學體育管理專業系主任說他相信我第二年9月一定能過託福，為了表達自己的信任，給了我五百塊，因為沒有獎學金。那年7月託福過了，非常吃力但總算過了。其實都是靠背，光寫作我背了30多篇範文。學校是110分的託福線，我考了107分，最後也錄取了。
但上課完全聽不懂，也融不進同學的討論，像傻子一樣，非常沮喪。我決定先休學，再去學語言。幾個月後，一個轉機從天而降。
當時多倫多要舉辦中國燈籠節，市場部部長找到我，讓我參與公關工作。我也和教授商量，繼續休學，在工作中慢慢了解和接觸自己的專業。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自己和人溝通交往的能力。我在當地華人圈裡有較高的知名度，得到很多支持，使得我做這個工作非常得心應手。老闆覺得我乾得很出色，專門設立了GAO'S DAY的項目，加拿大使館的大使和夫人也從渥太華趕過來，來支持我的的項目、中國的項目。再進課堂的時候，我就有實際經驗了。
Right To Play是加拿大的一家國際性體育機構，他們的主席是四枚冬季奧運金牌得主。他隨後找到我，提出讓我進入他們機構工作。2007和2008是中國體育年，他們準備在奧運村設立運動員大使的工作室，認為我是比較合適的人選。我就邊工作邊學習，結束了我的身份轉換。
歸來，因為熱愛
退役後有五年時間，她遠離足球。
2006年回到中國，高紅作為Right To Play中國區的負責人，帶領一支自己的團隊。此後兩年,她擔任女足比賽解說嘉賓。“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我的心還是在足球場上。我不僅是熱愛足球，也熱愛這個群體，熱愛那些踢足球的女孩子，我覺得我能做點什麼。辭職以後，我去英國學習進行教練培訓。”她後來通過競聘成為國少女足主帥，直到2017年合同到期。
同樣因為不捨而回歸的還有浦瑋。“退役後我就離開足球了，到2018年嘛，中間都嘗試過（包括開美甲店、經營紅酒生意以及開餐廳）。我覺得自己離開足球以後的人生過得還算比較精彩，但也不是徹底和足球脫離。我去做一些活動，還是以足球人的身份。”
1999年，浦瑋是女足年齡最小的一個，19歲。此後的20年裡，她又參加了兩屆世界盃和三屆奧運會，留下至今無人撼動的219場國家隊出場紀錄。
“我過去20年過得挺順利，很多人也和我說，‘好像你的步點每次都踩得比較準，包括這次迴歸也是。’青訓這塊正在熱起來，需要我們有經驗的運動員去帶動他們。裡皮不是也說過嗎，沒有好的基礎，技戰術沒法去體現的。”
2017年，前國足主帥朱廣滬成為上海足協主席，這也成為浦瑋迴歸足球圈的契機。
1999年的美利堅之夏，締造了一個來自遙遠東方的“鏗鏘玫瑰”傳奇。在主帥馬元安的帶領下，中國女足歷史上首度打入世界盃決賽。
點球大戰惜敗後，當時已經32歲的劉愛玲流下眼淚，“對我來說這是最好的一次機會，以後的年輕隊員呢，她們如果能跟得上來，我想也會有機會的。只不過，對我來說可能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20年過去了，女足經歷了幾代新老更替，但再也沒有出現過另一次觸碰世界冠軍的機會。2019年的6月，姑娘們再次踏上了世界盃的征途，這一次，她們在法蘭西又能留下一份怎樣的回憶？
當時拿了冠軍會怎樣？
說起那場決賽，幾乎無人抱怨。
作為當年世界盃的東道主，美國使了不少盤外招，包括決賽中主隊也受到裁判的優待。最具爭議的時刻是範運傑在加時賽中的門線進球，20年後人們說，如果當時就有VAR，那麼中國女足就是世界冠軍了。
然而當這些老女足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被媒體一次次要求回憶那屆世界盃時，很少人抱怨當時遭遇的不公。
2015年加拿大世界盃，在中國與美國的1/4決賽前，劉愛玲回憶起當年的決賽，對於“門線冤案”是這樣說的，“範運傑的那個球裁判沒判，當時大家也都沒有在意。直到後來外界說那個球應該是進了，裁判沒判很遺憾，我們才知道，哦，還有那個球呢。”
在那屆世界盃上獲得金靴獎的孫雯後來常常想，如果當時拿了冠軍會怎麼樣。“如果我們拿了這個杯，中國女足會有什麼不一樣嗎？總是會有這樣的假設。拿了以後可能會對我們的女足更有激勵作用，所產生的影響，所做的宣傳，可能都會有不一樣的提升。競技體育就是這樣，第一和第二總是差得很多。”
20年前那個悶熱的加里福尼亞之夜，還有一個人也在進行相似的思考———當時的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和現場9萬名觀眾一起見證了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他隨後來到更衣室同隊員們一起慶祝———當然還有他的太太和女兒。“相比於大眾所想的那般，這個冠軍將產生更大的影響，而且不僅是在美國，哪怕在其他國家都將產生難以企及的影響。”克林頓信誓旦旦。
接下來的那周，美國女足全體成員受邀作客白宮。20年後，回顧那個決賽之夜，CNN的觀點和當時的克林頓如出一轍，他們的文章大標題赫然寫道———“一場改變女足運動的比賽”。就像孫雯指出的，在成王敗寇的世界裡，冠軍和亞軍一定是有區別的。但是我們如果把此後20年間中美兩國女足天壤之別的發展軌跡僅僅歸咎於冠亞軍的區別，則無疑是不負責任的。
中國女足此後遭遇的是斷崖式滑坡，獲得這個亞軍五年後，在雅典奧運會小組賽上，她們0比8慘敗德國。先後參與了這兩場比賽的浦瑋經歷了從天堂到地獄的整個過程，她告訴晨報記者，當年這個比分對於自己作為球員的尊嚴來說是一次重擊。
“我之前也看出一些問題，包括那次集訓，其實我申請不去那次國家隊的。當我沒法改變，又不想去接受，不想違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一些事時，我就不想在隊裡面，不想繼續訓練了。”
但還是出於不捨，她最後出現在了這支“恥辱之師”中。無獨有偶，老將範運傑本來也可以避免經歷這種恥辱，此前她已經兩次提出退役申請，都被強行留隊。
範運傑
據說這場潰敗之後她在日記裡寫下了一句話，“最羞恥的90分鐘”。她內心的恥辱感可能超過任何一名隊員，因為此役她是場上隊長。
頻繁更換教練
在浦瑋看來，兩大關鍵因素導致女足衰落。
“一是輕易放棄老隊員，讓人才流失，覺得人才的培養好像是件很容易的事。”她以雅典奧運會為例，“那時候王麗平明明在隊裡，但連比賽資格都不給她，包括她一直穿的號碼，都換掉，這就是對老隊員的不尊重。”
浦瑋將在此次法國女足世界盃期間擔任央視體育頻道的解說，“所以我最近也在蒐集一些資料，包括美國和德國這些強隊，他們都有老隊員，那些踢過三、四屆世界盃的，留在隊裡就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可能在球場上不及巔峰時的狀態了，但是她能給予年輕隊員一種精神上的幫助。我一直說很多大賽考驗的不是技戰術，而是你有沒有一顆大心臟。包括這屆女足我也在說，不要去說技戰術，她們有沒有好的心態，將決定這次的成績。”
第二層原因，也是不少老女足提到的———頻繁更換教練。據統計，自從馬元安在2001年亞洲盃後卸任至今，中國女足經歷了14輪換帥。
“作為球隊一定是有一個生長期、發展期和成熟期，必定有這樣一個過程。你讓教練瞬間去改變隊伍，對我們運動員來說是挺不負責任的。因為沒有延續性，這個教練帶來一種訓練方式，另外一個教練換另一種方式訓練，而且他對隊員的瞭解度之類，也是需要時間和過程的。這麼多年，一會兒外教一會兒本土教練，一會兒男足又來教練，其實結果是不好的。如果對方是好的教練，就應該有延續性。當然如果覺得從整體來說確實沒有提高，那換教練也是應該或者必然的。”
改變陌生人的人生軌跡
20年過去了，懷念那一年自家國足的不僅是中國人，還有美國人。以米婭·哈姆為代表的這批冠軍球員，被稱為“99一代”。在這代人之前，美國女足拿過世界冠軍，之後也拿過，但她們應該是最強的一代。
為美國打入制勝點球的Brandi Chastain後來透露，自己作為一名右腳將，此前甚至從未用左腳打過點球，但教練卻授意她用左腳踢。進球后的Chastain作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無疑是驚世駭俗的慶祝動作———她像男足運動員那樣一把剝掉了自己的球衣，只剩一副運動文胸勉強遮住自己的胸部。
這一幕後來被視為體育史上最具標誌意義的慶祝動作之一，用它來結束二十世紀最後一屆女足世界盃似乎再恰當不過，一個新的、更加開放的世紀即將到來———
在她對面的門將高紅此時已無心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了，“比賽一結束，感覺耳邊排山倒海的聲響，但我聽不清楚了，好像有一股氣浪把我壓住一樣。從門前看過去，隊友和教練都特別遙遠。我一下子呆在那兒，身邊沒有一個人，一種很無助的感覺。這一切怎麼就結束了？我整個人被淹沒了……”
當時撲出中國點球的門將Briana Scurry在20年後接受媒體採訪，說最棒的是她們改變了那些陌生人的人生軌跡———“我想，作為一名職業運動員，你不能再要求更好的禮物了。”
相同的事情也發生在當時的中國，高紅在20年後和我們分享她的記憶。
“那時候收到很多球迷來信。有些是學生，說看了我們的比賽想改志願，以後要做記者，報道中國女足，後來真的有人這麼做了；有的說想去做生意，把生意做大就能在物質上支持女足。2015年我帶隊在武漢踢亞少賽，裡面有一個隊員的父親就是女足球迷，他告訴我1999年的時候自己太太正懷孕，他當時就許願，如果生女兒一定讓她踢球。後來不但真的培養她踢球了，女兒還進國少了。你就是覺得，呀！一支球隊，一項賽事竟然牽動了這麼多人，甚至讓其中一些人的命運發生了改變，確實很神奇。”
靠堅持贏來尊重
1999年的女足世界盃結束過後，這項運動在美國呈現出大熱態勢。
孫雯回憶，美國女足大聯盟最初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應運而生的。“聯盟的發起人是Discovcry探索頻道的老闆，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產業。就發動其他八個也是搞傳媒的企業先在八個城市做這事，但三年就結束了。”此後的多年間，又有不同人對女足大聯盟進行不同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
在女足大聯盟剛誕生的時候，中國女足最多有9人同時馳騁在大聯盟的賽場上。高紅是其中之一，“我在國家隊後期，已經很累了。這時我已經意識到，自己要準備進入一種普通的生活了。我本來也不是特別喜歡熱鬧，以及作為人們焦點的那種生活。”
她們當時的留洋和現在完全是兩回事，這批球員是作為“優秀足球人才”被引進的。劉愛玲當年的轉會身價為1.2萬美元，在那個年代的女足市場已經是一筆很大的數目。高紅也說，她們的薪水比一般球員要多，“我們有五萬多，像英國女足隊員被選中了過去踢，只有三萬多。”中國球員讓大聯盟的實力得到提升，而女足運動在美國國內呈現出的蓬勃發展勢頭也讓她們印象深刻。
高紅的球員生涯在日本和美國都踢過球，退役之後又在加拿大攻讀體育管理，並前往英國考察，她也見證了女足這項運動在英格蘭逐漸發展壯大的過程。
“英國女足真的是靠堅持贏來的尊重。最初的時候，她們的女足先鋒生存狀況非常艱難。我在伯明翰女足看到過，很多隊員都是有全職工作的，她們或者是白領或者是藍領，也有在校大學生。俱樂部只給她們提供簡單的場地和服裝，也沒有收入。甚至英國女足非常優秀的球員被大聯盟選中，薪水也很低。我離開的那一年，英超女足聯賽成立了，但起步的薪資很低，不到兩萬，還不及她們在美國賺的。但就算放棄一切她們也要回來，因為她們要儘自己的力去推動女足運動在英國的發展，即使那些球員後來退役了，也還是在用各種方式助力。”
相較之下，過去20年裡女足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是緩慢的。即使到現在，中國的女足聯賽也沒有完全成為一項職業聯賽，處處仍可見到體工隊時代的痕跡。曾有人指出，什麼時候全運會不再被當成最高目標了，中國女足聯賽才能真正職業起來。
退役生活的艱難之處
運動員的職業生涯是一個不斷翻山越嶺的過程。總是會出現新的目標，隨之而來的還有困難和險阻。然而他們早晚會發現，原來最高的那座山峰出現在他們結束自己職業生涯的那一刻。退役生活的艱難之處不完全在於生計的維持，更多是在於生活形態的變化給心態造成的衝擊，常常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高紅向我們講述了自己在2004年退役後對於人生作出的新嘗試，以及只有自己才能體會的甘苦（以下為自述）———
我確實感到很無助，這種感覺在我此前的人生裡幾乎沒有出現過。
作為世界盃亞軍球隊的主力門將，我的強項此時此刻完全幫不到我———在託福班的課堂上。我和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坐在一起，我覺得迷失了自己。
去大聯盟之前我就想好，要換個陌生環境重新開始。所以退役以後我沒有回國，而是去加拿大攻讀體育管理。從某種程度上說，到了這時候，我也只能重頭開始。我的身上在過去那些年裡被貼了很多標籤，不僅是我，女足這一批人都是。標籤就把我們全身覆蓋了，外人接觸不到真實的我們，我們也接觸不到別人。總有樣什麼東西，模模糊糊的在那裡，阻隔在我們和真實世界之間。
到了多倫多這地方，沒有人認識我，人們如果想和我交流，是因為他們想知道我是誰，我有過什麼樣的經歷，他們單純對我這個人而不是我的身份發生興趣。這種感覺挺新鮮的。但我不會說英語，也失去了女足球員身份帶來的所有優勢。我首先要踏踏實實把托福考出來，才能進入體育管理專業。同時，我也要學習重新認識自我，在什麼都沒了以後，我應該怎麼看待自己。有段時間我找不到自己，突然覺得什麼都幹不了。我的英語完全看不到進步，很無能為力。
我當時聯繫的多倫多約克大學體育管理專業系主任說他相信我第二年9月一定能過託福，為了表達自己的信任，給了我五百塊，因為沒有獎學金。那年7月託福過了，非常吃力但總算過了。其實都是靠背，光寫作我背了30多篇範文。學校是110分的託福線，我考了107分，最後也錄取了。
但上課完全聽不懂，也融不進同學的討論，像傻子一樣，非常沮喪。我決定先休學，再去學語言。幾個月後，一個轉機從天而降。
當時多倫多要舉辦中國燈籠節，市場部部長找到我，讓我參與公關工作。我也和教授商量，繼續休學，在工作中慢慢了解和接觸自己的專業。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自己和人溝通交往的能力。我在當地華人圈裡有較高的知名度，得到很多支持，使得我做這個工作非常得心應手。老闆覺得我乾得很出色，專門設立了GAO'S DAY的項目，加拿大使館的大使和夫人也從渥太華趕過來，來支持我的的項目、中國的項目。再進課堂的時候，我就有實際經驗了。
Right To Play是加拿大的一家國際性體育機構，他們的主席是四枚冬季奧運金牌得主。他隨後找到我，提出讓我進入他們機構工作。2007和2008是中國體育年，他們準備在奧運村設立運動員大使的工作室，認為我是比較合適的人選。我就邊工作邊學習，結束了我的身份轉換。
歸來，因為熱愛
退役後有五年時間，她遠離足球。
2006年回到中國，高紅作為Right To Play中國區的負責人，帶領一支自己的團隊。此後兩年,她擔任女足比賽解說嘉賓。“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我的心還是在足球場上。我不僅是熱愛足球，也熱愛這個群體，熱愛那些踢足球的女孩子，我覺得我能做點什麼。辭職以後，我去英國學習進行教練培訓。”她後來通過競聘成為國少女足主帥，直到2017年合同到期。
同樣因為不捨而回歸的還有浦瑋。“退役後我就離開足球了，到2018年嘛，中間都嘗試過（包括開美甲店、經營紅酒生意以及開餐廳）。我覺得自己離開足球以後的人生過得還算比較精彩，但也不是徹底和足球脫離。我去做一些活動，還是以足球人的身份。”
1999年，浦瑋是女足年齡最小的一個，19歲。此後的20年裡，她又參加了兩屆世界盃和三屆奧運會，留下至今無人撼動的219場國家隊出場紀錄。
“我過去20年過得挺順利，很多人也和我說，‘好像你的步點每次都踩得比較準，包括這次迴歸也是。’青訓這塊正在熱起來，需要我們有經驗的運動員去帶動他們。裡皮不是也說過嗎，沒有好的基礎，技戰術沒法去體現的。”
2017年，前國足主帥朱廣滬成為上海足協主席，這也成為浦瑋迴歸足球圈的契機。
“因為朱指導是專業的人去做這個專業的東西，很多方面我們都有共識，我就覺得自己回來是應該的。”浦瑋從去年起擔任上海U11男足主教練，“開始的時候也沒說要做教練，就幫助上海足協做一些足球上推廣的事。後來領導覺得我也是有這個能力，就試著做做。沒想到還拿了希望杯冠軍，被評上優秀教練，這種認可也讓我有更多動力堅持下去。”
青訓工作的特點決定了教練的收入極為有限，但對於她們而言，這並不構成現實的難題。浦瑋說，“我之前回上海隊和國家隊，也從來沒談過待遇這方面的東西。就真的是喜歡，真的是想用一種精神和境界參與到足球裡去。”在高紅看來，“金錢對我從來不是第一考慮的因素，因為我熱愛，這種情結是很深的。我在國家隊成長，世界觀的形成也是在國家隊。”
順利的話，她就要赴美加盟去年NCAA總決賽冠軍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女足隊，擔任助教工作，這也是一份沒有收入的工作。“他們體教科結合非常成熟，這也引起我好奇。他們的理念不僅是培養球員，而是著重全人的培養。”
找一種平衡的人生
更多老女足一直沒有離開過這項運動。
曾被著名體育評論員黃健翔稱為“女足歷史上最偉大10號”的劉愛玲在退役後開辦過足球學校，因為資金問題沒有維繫下去，她現在在北京足協任職，負責青少年足球工作。
“世界足球小姐”孫雯在退役後曾擔任過上海女足主帥，而目前則就任中國足協女足青訓部部長兼女足青訓總監。
在那場決賽中射失點球的劉英曾長期擔任北京女足主帥，直到2018年被瑞典人比約克格倫取代。
溫莉蓉在中國足協工作，2013年她曾擔任國家U16女子足球隊副領隊，此後又擔任亞足聯女足委員會委員和中國足協女子部官員。
還有範運傑、王麗平、趙利紅……
1999年的美利堅之夏，締造了一個來自遙遠東方的“鏗鏘玫瑰”傳奇。在主帥馬元安的帶領下，中國女足歷史上首度打入世界盃決賽。
點球大戰惜敗後，當時已經32歲的劉愛玲流下眼淚，“對我來說這是最好的一次機會，以後的年輕隊員呢，她們如果能跟得上來，我想也會有機會的。只不過，對我來說可能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20年過去了，女足經歷了幾代新老更替，但再也沒有出現過另一次觸碰世界冠軍的機會。2019年的6月，姑娘們再次踏上了世界盃的征途，這一次，她們在法蘭西又能留下一份怎樣的回憶？
當時拿了冠軍會怎樣？
說起那場決賽，幾乎無人抱怨。
作為當年世界盃的東道主，美國使了不少盤外招，包括決賽中主隊也受到裁判的優待。最具爭議的時刻是範運傑在加時賽中的門線進球，20年後人們說，如果當時就有VAR，那麼中國女足就是世界冠軍了。
然而當這些老女足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被媒體一次次要求回憶那屆世界盃時，很少人抱怨當時遭遇的不公。
2015年加拿大世界盃，在中國與美國的1/4決賽前，劉愛玲回憶起當年的決賽，對於“門線冤案”是這樣說的，“範運傑的那個球裁判沒判，當時大家也都沒有在意。直到後來外界說那個球應該是進了，裁判沒判很遺憾，我們才知道，哦，還有那個球呢。”
在那屆世界盃上獲得金靴獎的孫雯後來常常想，如果當時拿了冠軍會怎麼樣。“如果我們拿了這個杯，中國女足會有什麼不一樣嗎？總是會有這樣的假設。拿了以後可能會對我們的女足更有激勵作用，所產生的影響，所做的宣傳，可能都會有不一樣的提升。競技體育就是這樣，第一和第二總是差得很多。”
20年前那個悶熱的加里福尼亞之夜，還有一個人也在進行相似的思考———當時的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和現場9萬名觀眾一起見證了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他隨後來到更衣室同隊員們一起慶祝———當然還有他的太太和女兒。“相比於大眾所想的那般，這個冠軍將產生更大的影響，而且不僅是在美國，哪怕在其他國家都將產生難以企及的影響。”克林頓信誓旦旦。
接下來的那周，美國女足全體成員受邀作客白宮。20年後，回顧那個決賽之夜，CNN的觀點和當時的克林頓如出一轍，他們的文章大標題赫然寫道———“一場改變女足運動的比賽”。就像孫雯指出的，在成王敗寇的世界裡，冠軍和亞軍一定是有區別的。但是我們如果把此後20年間中美兩國女足天壤之別的發展軌跡僅僅歸咎於冠亞軍的區別，則無疑是不負責任的。
中國女足此後遭遇的是斷崖式滑坡，獲得這個亞軍五年後，在雅典奧運會小組賽上，她們0比8慘敗德國。先後參與了這兩場比賽的浦瑋經歷了從天堂到地獄的整個過程，她告訴晨報記者，當年這個比分對於自己作為球員的尊嚴來說是一次重擊。
“我之前也看出一些問題，包括那次集訓，其實我申請不去那次國家隊的。當我沒法改變，又不想去接受，不想違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一些事時，我就不想在隊裡面，不想繼續訓練了。”
但還是出於不捨，她最後出現在了這支“恥辱之師”中。無獨有偶，老將範運傑本來也可以避免經歷這種恥辱，此前她已經兩次提出退役申請，都被強行留隊。
範運傑
據說這場潰敗之後她在日記裡寫下了一句話，“最羞恥的90分鐘”。她內心的恥辱感可能超過任何一名隊員，因為此役她是場上隊長。
頻繁更換教練
在浦瑋看來，兩大關鍵因素導致女足衰落。
“一是輕易放棄老隊員，讓人才流失，覺得人才的培養好像是件很容易的事。”她以雅典奧運會為例，“那時候王麗平明明在隊裡，但連比賽資格都不給她，包括她一直穿的號碼，都換掉，這就是對老隊員的不尊重。”
浦瑋將在此次法國女足世界盃期間擔任央視體育頻道的解說，“所以我最近也在蒐集一些資料，包括美國和德國這些強隊，他們都有老隊員，那些踢過三、四屆世界盃的，留在隊裡就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可能在球場上不及巔峰時的狀態了，但是她能給予年輕隊員一種精神上的幫助。我一直說很多大賽考驗的不是技戰術，而是你有沒有一顆大心臟。包括這屆女足我也在說，不要去說技戰術，她們有沒有好的心態，將決定這次的成績。”
第二層原因，也是不少老女足提到的———頻繁更換教練。據統計，自從馬元安在2001年亞洲盃後卸任至今，中國女足經歷了14輪換帥。
“作為球隊一定是有一個生長期、發展期和成熟期，必定有這樣一個過程。你讓教練瞬間去改變隊伍，對我們運動員來說是挺不負責任的。因為沒有延續性，這個教練帶來一種訓練方式，另外一個教練換另一種方式訓練，而且他對隊員的瞭解度之類，也是需要時間和過程的。這麼多年，一會兒外教一會兒本土教練，一會兒男足又來教練，其實結果是不好的。如果對方是好的教練，就應該有延續性。當然如果覺得從整體來說確實沒有提高，那換教練也是應該或者必然的。”
改變陌生人的人生軌跡
20年過去了，懷念那一年自家國足的不僅是中國人，還有美國人。以米婭·哈姆為代表的這批冠軍球員，被稱為“99一代”。在這代人之前，美國女足拿過世界冠軍，之後也拿過，但她們應該是最強的一代。
為美國打入制勝點球的Brandi Chastain後來透露，自己作為一名右腳將，此前甚至從未用左腳打過點球，但教練卻授意她用左腳踢。進球后的Chastain作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無疑是驚世駭俗的慶祝動作———她像男足運動員那樣一把剝掉了自己的球衣，只剩一副運動文胸勉強遮住自己的胸部。
這一幕後來被視為體育史上最具標誌意義的慶祝動作之一，用它來結束二十世紀最後一屆女足世界盃似乎再恰當不過，一個新的、更加開放的世紀即將到來———
在她對面的門將高紅此時已無心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了，“比賽一結束，感覺耳邊排山倒海的聲響，但我聽不清楚了，好像有一股氣浪把我壓住一樣。從門前看過去，隊友和教練都特別遙遠。我一下子呆在那兒，身邊沒有一個人，一種很無助的感覺。這一切怎麼就結束了？我整個人被淹沒了……”
當時撲出中國點球的門將Briana Scurry在20年後接受媒體採訪，說最棒的是她們改變了那些陌生人的人生軌跡———“我想，作為一名職業運動員，你不能再要求更好的禮物了。”
相同的事情也發生在當時的中國，高紅在20年後和我們分享她的記憶。
“那時候收到很多球迷來信。有些是學生，說看了我們的比賽想改志願，以後要做記者，報道中國女足，後來真的有人這麼做了；有的說想去做生意，把生意做大就能在物質上支持女足。2015年我帶隊在武漢踢亞少賽，裡面有一個隊員的父親就是女足球迷，他告訴我1999年的時候自己太太正懷孕，他當時就許願，如果生女兒一定讓她踢球。後來不但真的培養她踢球了，女兒還進國少了。你就是覺得，呀！一支球隊，一項賽事竟然牽動了這麼多人，甚至讓其中一些人的命運發生了改變，確實很神奇。”
靠堅持贏來尊重
1999年的女足世界盃結束過後，這項運動在美國呈現出大熱態勢。
孫雯回憶，美國女足大聯盟最初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應運而生的。“聯盟的發起人是Discovcry探索頻道的老闆，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產業。就發動其他八個也是搞傳媒的企業先在八個城市做這事，但三年就結束了。”此後的多年間，又有不同人對女足大聯盟進行不同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
在女足大聯盟剛誕生的時候，中國女足最多有9人同時馳騁在大聯盟的賽場上。高紅是其中之一，“我在國家隊後期，已經很累了。這時我已經意識到，自己要準備進入一種普通的生活了。我本來也不是特別喜歡熱鬧，以及作為人們焦點的那種生活。”
她們當時的留洋和現在完全是兩回事，這批球員是作為“優秀足球人才”被引進的。劉愛玲當年的轉會身價為1.2萬美元，在那個年代的女足市場已經是一筆很大的數目。高紅也說，她們的薪水比一般球員要多，“我們有五萬多，像英國女足隊員被選中了過去踢，只有三萬多。”中國球員讓大聯盟的實力得到提升，而女足運動在美國國內呈現出的蓬勃發展勢頭也讓她們印象深刻。
高紅的球員生涯在日本和美國都踢過球，退役之後又在加拿大攻讀體育管理，並前往英國考察，她也見證了女足這項運動在英格蘭逐漸發展壯大的過程。
“英國女足真的是靠堅持贏來的尊重。最初的時候，她們的女足先鋒生存狀況非常艱難。我在伯明翰女足看到過，很多隊員都是有全職工作的，她們或者是白領或者是藍領，也有在校大學生。俱樂部只給她們提供簡單的場地和服裝，也沒有收入。甚至英國女足非常優秀的球員被大聯盟選中，薪水也很低。我離開的那一年，英超女足聯賽成立了，但起步的薪資很低，不到兩萬，還不及她們在美國賺的。但就算放棄一切她們也要回來，因為她們要儘自己的力去推動女足運動在英國的發展，即使那些球員後來退役了，也還是在用各種方式助力。”
相較之下，過去20年裡女足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是緩慢的。即使到現在，中國的女足聯賽也沒有完全成為一項職業聯賽，處處仍可見到體工隊時代的痕跡。曾有人指出，什麼時候全運會不再被當成最高目標了，中國女足聯賽才能真正職業起來。
退役生活的艱難之處
運動員的職業生涯是一個不斷翻山越嶺的過程。總是會出現新的目標，隨之而來的還有困難和險阻。然而他們早晚會發現，原來最高的那座山峰出現在他們結束自己職業生涯的那一刻。退役生活的艱難之處不完全在於生計的維持，更多是在於生活形態的變化給心態造成的衝擊，常常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高紅向我們講述了自己在2004年退役後對於人生作出的新嘗試，以及只有自己才能體會的甘苦（以下為自述）———
我確實感到很無助，這種感覺在我此前的人生裡幾乎沒有出現過。
作為世界盃亞軍球隊的主力門將，我的強項此時此刻完全幫不到我———在託福班的課堂上。我和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坐在一起，我覺得迷失了自己。
去大聯盟之前我就想好，要換個陌生環境重新開始。所以退役以後我沒有回國，而是去加拿大攻讀體育管理。從某種程度上說，到了這時候，我也只能重頭開始。我的身上在過去那些年裡被貼了很多標籤，不僅是我，女足這一批人都是。標籤就把我們全身覆蓋了，外人接觸不到真實的我們，我們也接觸不到別人。總有樣什麼東西，模模糊糊的在那裡，阻隔在我們和真實世界之間。
到了多倫多這地方，沒有人認識我，人們如果想和我交流，是因為他們想知道我是誰，我有過什麼樣的經歷，他們單純對我這個人而不是我的身份發生興趣。這種感覺挺新鮮的。但我不會說英語，也失去了女足球員身份帶來的所有優勢。我首先要踏踏實實把托福考出來，才能進入體育管理專業。同時，我也要學習重新認識自我，在什麼都沒了以後，我應該怎麼看待自己。有段時間我找不到自己，突然覺得什麼都幹不了。我的英語完全看不到進步，很無能為力。
我當時聯繫的多倫多約克大學體育管理專業系主任說他相信我第二年9月一定能過託福，為了表達自己的信任，給了我五百塊，因為沒有獎學金。那年7月託福過了，非常吃力但總算過了。其實都是靠背，光寫作我背了30多篇範文。學校是110分的託福線，我考了107分，最後也錄取了。
但上課完全聽不懂，也融不進同學的討論，像傻子一樣，非常沮喪。我決定先休學，再去學語言。幾個月後，一個轉機從天而降。
當時多倫多要舉辦中國燈籠節，市場部部長找到我，讓我參與公關工作。我也和教授商量，繼續休學，在工作中慢慢了解和接觸自己的專業。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自己和人溝通交往的能力。我在當地華人圈裡有較高的知名度，得到很多支持，使得我做這個工作非常得心應手。老闆覺得我乾得很出色，專門設立了GAO'S DAY的項目，加拿大使館的大使和夫人也從渥太華趕過來，來支持我的的項目、中國的項目。再進課堂的時候，我就有實際經驗了。
Right To Play是加拿大的一家國際性體育機構，他們的主席是四枚冬季奧運金牌得主。他隨後找到我，提出讓我進入他們機構工作。2007和2008是中國體育年，他們準備在奧運村設立運動員大使的工作室，認為我是比較合適的人選。我就邊工作邊學習，結束了我的身份轉換。
歸來，因為熱愛
退役後有五年時間，她遠離足球。
2006年回到中國，高紅作為Right To Play中國區的負責人，帶領一支自己的團隊。此後兩年,她擔任女足比賽解說嘉賓。“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我的心還是在足球場上。我不僅是熱愛足球，也熱愛這個群體，熱愛那些踢足球的女孩子，我覺得我能做點什麼。辭職以後，我去英國學習進行教練培訓。”她後來通過競聘成為國少女足主帥，直到2017年合同到期。
同樣因為不捨而回歸的還有浦瑋。“退役後我就離開足球了，到2018年嘛，中間都嘗試過（包括開美甲店、經營紅酒生意以及開餐廳）。我覺得自己離開足球以後的人生過得還算比較精彩，但也不是徹底和足球脫離。我去做一些活動，還是以足球人的身份。”
1999年，浦瑋是女足年齡最小的一個，19歲。此後的20年裡，她又參加了兩屆世界盃和三屆奧運會，留下至今無人撼動的219場國家隊出場紀錄。
“我過去20年過得挺順利，很多人也和我說，‘好像你的步點每次都踩得比較準，包括這次迴歸也是。’青訓這塊正在熱起來，需要我們有經驗的運動員去帶動他們。裡皮不是也說過嗎，沒有好的基礎，技戰術沒法去體現的。”
2017年，前國足主帥朱廣滬成為上海足協主席，這也成為浦瑋迴歸足球圈的契機。
“因為朱指導是專業的人去做這個專業的東西，很多方面我們都有共識，我就覺得自己回來是應該的。”浦瑋從去年起擔任上海U11男足主教練，“開始的時候也沒說要做教練，就幫助上海足協做一些足球上推廣的事。後來領導覺得我也是有這個能力，就試著做做。沒想到還拿了希望杯冠軍，被評上優秀教練，這種認可也讓我有更多動力堅持下去。”
青訓工作的特點決定了教練的收入極為有限，但對於她們而言，這並不構成現實的難題。浦瑋說，“我之前回上海隊和國家隊，也從來沒談過待遇這方面的東西。就真的是喜歡，真的是想用一種精神和境界參與到足球裡去。”在高紅看來，“金錢對我從來不是第一考慮的因素，因為我熱愛，這種情結是很深的。我在國家隊成長，世界觀的形成也是在國家隊。”
順利的話，她就要赴美加盟去年NCAA總決賽冠軍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女足隊，擔任助教工作，這也是一份沒有收入的工作。“他們體教科結合非常成熟，這也引起我好奇。他們的理念不僅是培養球員，而是著重全人的培養。”
找一種平衡的人生
更多老女足一直沒有離開過這項運動。
曾被著名體育評論員黃健翔稱為“女足歷史上最偉大10號”的劉愛玲在退役後開辦過足球學校，因為資金問題沒有維繫下去，她現在在北京足協任職，負責青少年足球工作。
“世界足球小姐”孫雯在退役後曾擔任過上海女足主帥，而目前則就任中國足協女足青訓部部長兼女足青訓總監。
在那場決賽中射失點球的劉英曾長期擔任北京女足主帥，直到2018年被瑞典人比約克格倫取代。
溫莉蓉在中國足協工作，2013年她曾擔任國家U16女子足球隊副領隊，此後又擔任亞足聯女足委員會委員和中國足協女子部官員。
還有範運傑、王麗平、趙利紅……
趙利紅
但有人因為心灰意冷而離開這個圈子，比如白潔。2005年，這名當時的八一女足主帥辭職，由此也帶出了女足混亂的生存之現狀。“我想過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了”，白潔當時這樣說道。如今，她是深圳龍崗分局巡警大隊警官。
還有人則永遠離開了。去年12月2日，張鷗影因肺癌離世，大家直到現在仍然很想念她。
一名球員在最好的年齡，有幸身處一支最優秀的團隊，在那個還不是金錢至上的年代，彼此間建立起的感情是很質樸，也比較容易延續下去的。
就像至今仍保持著美國女足史上最高出場紀錄（354場）的Kristine Lilly在自傳中寫的那樣，“如果沒有這個團隊，我的人生就會全然不同。現在一切都變了，我想念她們。”感情這件事，是全世界互通的。
1999年的美利堅之夏，締造了一個來自遙遠東方的“鏗鏘玫瑰”傳奇。在主帥馬元安的帶領下，中國女足歷史上首度打入世界盃決賽。
點球大戰惜敗後，當時已經32歲的劉愛玲流下眼淚，“對我來說這是最好的一次機會，以後的年輕隊員呢，她們如果能跟得上來，我想也會有機會的。只不過，對我來說可能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20年過去了，女足經歷了幾代新老更替，但再也沒有出現過另一次觸碰世界冠軍的機會。2019年的6月，姑娘們再次踏上了世界盃的征途，這一次，她們在法蘭西又能留下一份怎樣的回憶？
當時拿了冠軍會怎樣？
說起那場決賽，幾乎無人抱怨。
作為當年世界盃的東道主，美國使了不少盤外招，包括決賽中主隊也受到裁判的優待。最具爭議的時刻是範運傑在加時賽中的門線進球，20年後人們說，如果當時就有VAR，那麼中國女足就是世界冠軍了。
然而當這些老女足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被媒體一次次要求回憶那屆世界盃時，很少人抱怨當時遭遇的不公。
2015年加拿大世界盃，在中國與美國的1/4決賽前，劉愛玲回憶起當年的決賽，對於“門線冤案”是這樣說的，“範運傑的那個球裁判沒判，當時大家也都沒有在意。直到後來外界說那個球應該是進了，裁判沒判很遺憾，我們才知道，哦，還有那個球呢。”
在那屆世界盃上獲得金靴獎的孫雯後來常常想，如果當時拿了冠軍會怎麼樣。“如果我們拿了這個杯，中國女足會有什麼不一樣嗎？總是會有這樣的假設。拿了以後可能會對我們的女足更有激勵作用，所產生的影響，所做的宣傳，可能都會有不一樣的提升。競技體育就是這樣，第一和第二總是差得很多。”
20年前那個悶熱的加里福尼亞之夜，還有一個人也在進行相似的思考———當時的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和現場9萬名觀眾一起見證了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他隨後來到更衣室同隊員們一起慶祝———當然還有他的太太和女兒。“相比於大眾所想的那般，這個冠軍將產生更大的影響，而且不僅是在美國，哪怕在其他國家都將產生難以企及的影響。”克林頓信誓旦旦。
接下來的那周，美國女足全體成員受邀作客白宮。20年後，回顧那個決賽之夜，CNN的觀點和當時的克林頓如出一轍，他們的文章大標題赫然寫道———“一場改變女足運動的比賽”。就像孫雯指出的，在成王敗寇的世界裡，冠軍和亞軍一定是有區別的。但是我們如果把此後20年間中美兩國女足天壤之別的發展軌跡僅僅歸咎於冠亞軍的區別，則無疑是不負責任的。
中國女足此後遭遇的是斷崖式滑坡，獲得這個亞軍五年後，在雅典奧運會小組賽上，她們0比8慘敗德國。先後參與了這兩場比賽的浦瑋經歷了從天堂到地獄的整個過程，她告訴晨報記者，當年這個比分對於自己作為球員的尊嚴來說是一次重擊。
“我之前也看出一些問題，包括那次集訓，其實我申請不去那次國家隊的。當我沒法改變，又不想去接受，不想違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一些事時，我就不想在隊裡面，不想繼續訓練了。”
但還是出於不捨，她最後出現在了這支“恥辱之師”中。無獨有偶，老將範運傑本來也可以避免經歷這種恥辱，此前她已經兩次提出退役申請，都被強行留隊。
範運傑
據說這場潰敗之後她在日記裡寫下了一句話，“最羞恥的90分鐘”。她內心的恥辱感可能超過任何一名隊員，因為此役她是場上隊長。
頻繁更換教練
在浦瑋看來，兩大關鍵因素導致女足衰落。
“一是輕易放棄老隊員，讓人才流失，覺得人才的培養好像是件很容易的事。”她以雅典奧運會為例，“那時候王麗平明明在隊裡，但連比賽資格都不給她，包括她一直穿的號碼，都換掉，這就是對老隊員的不尊重。”
浦瑋將在此次法國女足世界盃期間擔任央視體育頻道的解說，“所以我最近也在蒐集一些資料，包括美國和德國這些強隊，他們都有老隊員，那些踢過三、四屆世界盃的，留在隊裡就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可能在球場上不及巔峰時的狀態了，但是她能給予年輕隊員一種精神上的幫助。我一直說很多大賽考驗的不是技戰術，而是你有沒有一顆大心臟。包括這屆女足我也在說，不要去說技戰術，她們有沒有好的心態，將決定這次的成績。”
第二層原因，也是不少老女足提到的———頻繁更換教練。據統計，自從馬元安在2001年亞洲盃後卸任至今，中國女足經歷了14輪換帥。
“作為球隊一定是有一個生長期、發展期和成熟期，必定有這樣一個過程。你讓教練瞬間去改變隊伍，對我們運動員來說是挺不負責任的。因為沒有延續性，這個教練帶來一種訓練方式，另外一個教練換另一種方式訓練，而且他對隊員的瞭解度之類，也是需要時間和過程的。這麼多年，一會兒外教一會兒本土教練，一會兒男足又來教練，其實結果是不好的。如果對方是好的教練，就應該有延續性。當然如果覺得從整體來說確實沒有提高，那換教練也是應該或者必然的。”
改變陌生人的人生軌跡
20年過去了，懷念那一年自家國足的不僅是中國人，還有美國人。以米婭·哈姆為代表的這批冠軍球員，被稱為“99一代”。在這代人之前，美國女足拿過世界冠軍，之後也拿過，但她們應該是最強的一代。
為美國打入制勝點球的Brandi Chastain後來透露，自己作為一名右腳將，此前甚至從未用左腳打過點球，但教練卻授意她用左腳踢。進球后的Chastain作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無疑是驚世駭俗的慶祝動作———她像男足運動員那樣一把剝掉了自己的球衣，只剩一副運動文胸勉強遮住自己的胸部。
這一幕後來被視為體育史上最具標誌意義的慶祝動作之一，用它來結束二十世紀最後一屆女足世界盃似乎再恰當不過，一個新的、更加開放的世紀即將到來———
在她對面的門將高紅此時已無心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了，“比賽一結束，感覺耳邊排山倒海的聲響，但我聽不清楚了，好像有一股氣浪把我壓住一樣。從門前看過去，隊友和教練都特別遙遠。我一下子呆在那兒，身邊沒有一個人，一種很無助的感覺。這一切怎麼就結束了？我整個人被淹沒了……”
當時撲出中國點球的門將Briana Scurry在20年後接受媒體採訪，說最棒的是她們改變了那些陌生人的人生軌跡———“我想，作為一名職業運動員，你不能再要求更好的禮物了。”
相同的事情也發生在當時的中國，高紅在20年後和我們分享她的記憶。
“那時候收到很多球迷來信。有些是學生，說看了我們的比賽想改志願，以後要做記者，報道中國女足，後來真的有人這麼做了；有的說想去做生意，把生意做大就能在物質上支持女足。2015年我帶隊在武漢踢亞少賽，裡面有一個隊員的父親就是女足球迷，他告訴我1999年的時候自己太太正懷孕，他當時就許願，如果生女兒一定讓她踢球。後來不但真的培養她踢球了，女兒還進國少了。你就是覺得，呀！一支球隊，一項賽事竟然牽動了這麼多人，甚至讓其中一些人的命運發生了改變，確實很神奇。”
靠堅持贏來尊重
1999年的女足世界盃結束過後，這項運動在美國呈現出大熱態勢。
孫雯回憶，美國女足大聯盟最初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應運而生的。“聯盟的發起人是Discovcry探索頻道的老闆，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產業。就發動其他八個也是搞傳媒的企業先在八個城市做這事，但三年就結束了。”此後的多年間，又有不同人對女足大聯盟進行不同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
在女足大聯盟剛誕生的時候，中國女足最多有9人同時馳騁在大聯盟的賽場上。高紅是其中之一，“我在國家隊後期，已經很累了。這時我已經意識到，自己要準備進入一種普通的生活了。我本來也不是特別喜歡熱鬧，以及作為人們焦點的那種生活。”
她們當時的留洋和現在完全是兩回事，這批球員是作為“優秀足球人才”被引進的。劉愛玲當年的轉會身價為1.2萬美元，在那個年代的女足市場已經是一筆很大的數目。高紅也說，她們的薪水比一般球員要多，“我們有五萬多，像英國女足隊員被選中了過去踢，只有三萬多。”中國球員讓大聯盟的實力得到提升，而女足運動在美國國內呈現出的蓬勃發展勢頭也讓她們印象深刻。
高紅的球員生涯在日本和美國都踢過球，退役之後又在加拿大攻讀體育管理，並前往英國考察，她也見證了女足這項運動在英格蘭逐漸發展壯大的過程。
“英國女足真的是靠堅持贏來的尊重。最初的時候，她們的女足先鋒生存狀況非常艱難。我在伯明翰女足看到過，很多隊員都是有全職工作的，她們或者是白領或者是藍領，也有在校大學生。俱樂部只給她們提供簡單的場地和服裝，也沒有收入。甚至英國女足非常優秀的球員被大聯盟選中，薪水也很低。我離開的那一年，英超女足聯賽成立了，但起步的薪資很低，不到兩萬，還不及她們在美國賺的。但就算放棄一切她們也要回來，因為她們要儘自己的力去推動女足運動在英國的發展，即使那些球員後來退役了，也還是在用各種方式助力。”
相較之下，過去20年裡女足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是緩慢的。即使到現在，中國的女足聯賽也沒有完全成為一項職業聯賽，處處仍可見到體工隊時代的痕跡。曾有人指出，什麼時候全運會不再被當成最高目標了，中國女足聯賽才能真正職業起來。
退役生活的艱難之處
運動員的職業生涯是一個不斷翻山越嶺的過程。總是會出現新的目標，隨之而來的還有困難和險阻。然而他們早晚會發現，原來最高的那座山峰出現在他們結束自己職業生涯的那一刻。退役生活的艱難之處不完全在於生計的維持，更多是在於生活形態的變化給心態造成的衝擊，常常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高紅向我們講述了自己在2004年退役後對於人生作出的新嘗試，以及只有自己才能體會的甘苦（以下為自述）———
我確實感到很無助，這種感覺在我此前的人生裡幾乎沒有出現過。
作為世界盃亞軍球隊的主力門將，我的強項此時此刻完全幫不到我———在託福班的課堂上。我和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坐在一起，我覺得迷失了自己。
去大聯盟之前我就想好，要換個陌生環境重新開始。所以退役以後我沒有回國，而是去加拿大攻讀體育管理。從某種程度上說，到了這時候，我也只能重頭開始。我的身上在過去那些年裡被貼了很多標籤，不僅是我，女足這一批人都是。標籤就把我們全身覆蓋了，外人接觸不到真實的我們，我們也接觸不到別人。總有樣什麼東西，模模糊糊的在那裡，阻隔在我們和真實世界之間。
到了多倫多這地方，沒有人認識我，人們如果想和我交流，是因為他們想知道我是誰，我有過什麼樣的經歷，他們單純對我這個人而不是我的身份發生興趣。這種感覺挺新鮮的。但我不會說英語，也失去了女足球員身份帶來的所有優勢。我首先要踏踏實實把托福考出來，才能進入體育管理專業。同時，我也要學習重新認識自我，在什麼都沒了以後，我應該怎麼看待自己。有段時間我找不到自己，突然覺得什麼都幹不了。我的英語完全看不到進步，很無能為力。
我當時聯繫的多倫多約克大學體育管理專業系主任說他相信我第二年9月一定能過託福，為了表達自己的信任，給了我五百塊，因為沒有獎學金。那年7月託福過了，非常吃力但總算過了。其實都是靠背，光寫作我背了30多篇範文。學校是110分的託福線，我考了107分，最後也錄取了。
但上課完全聽不懂，也融不進同學的討論，像傻子一樣，非常沮喪。我決定先休學，再去學語言。幾個月後，一個轉機從天而降。
當時多倫多要舉辦中國燈籠節，市場部部長找到我，讓我參與公關工作。我也和教授商量，繼續休學，在工作中慢慢了解和接觸自己的專業。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自己和人溝通交往的能力。我在當地華人圈裡有較高的知名度，得到很多支持，使得我做這個工作非常得心應手。老闆覺得我乾得很出色，專門設立了GAO'S DAY的項目，加拿大使館的大使和夫人也從渥太華趕過來，來支持我的的項目、中國的項目。再進課堂的時候，我就有實際經驗了。
Right To Play是加拿大的一家國際性體育機構，他們的主席是四枚冬季奧運金牌得主。他隨後找到我，提出讓我進入他們機構工作。2007和2008是中國體育年，他們準備在奧運村設立運動員大使的工作室，認為我是比較合適的人選。我就邊工作邊學習，結束了我的身份轉換。
歸來，因為熱愛
退役後有五年時間，她遠離足球。
2006年回到中國，高紅作為Right To Play中國區的負責人，帶領一支自己的團隊。此後兩年,她擔任女足比賽解說嘉賓。“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我的心還是在足球場上。我不僅是熱愛足球，也熱愛這個群體，熱愛那些踢足球的女孩子，我覺得我能做點什麼。辭職以後，我去英國學習進行教練培訓。”她後來通過競聘成為國少女足主帥，直到2017年合同到期。
同樣因為不捨而回歸的還有浦瑋。“退役後我就離開足球了，到2018年嘛，中間都嘗試過（包括開美甲店、經營紅酒生意以及開餐廳）。我覺得自己離開足球以後的人生過得還算比較精彩，但也不是徹底和足球脫離。我去做一些活動，還是以足球人的身份。”
1999年，浦瑋是女足年齡最小的一個，19歲。此後的20年裡，她又參加了兩屆世界盃和三屆奧運會，留下至今無人撼動的219場國家隊出場紀錄。
“我過去20年過得挺順利，很多人也和我說，‘好像你的步點每次都踩得比較準，包括這次迴歸也是。’青訓這塊正在熱起來，需要我們有經驗的運動員去帶動他們。裡皮不是也說過嗎，沒有好的基礎，技戰術沒法去體現的。”
2017年，前國足主帥朱廣滬成為上海足協主席，這也成為浦瑋迴歸足球圈的契機。
“因為朱指導是專業的人去做這個專業的東西，很多方面我們都有共識，我就覺得自己回來是應該的。”浦瑋從去年起擔任上海U11男足主教練，“開始的時候也沒說要做教練，就幫助上海足協做一些足球上推廣的事。後來領導覺得我也是有這個能力，就試著做做。沒想到還拿了希望杯冠軍，被評上優秀教練，這種認可也讓我有更多動力堅持下去。”
青訓工作的特點決定了教練的收入極為有限，但對於她們而言，這並不構成現實的難題。浦瑋說，“我之前回上海隊和國家隊，也從來沒談過待遇這方面的東西。就真的是喜歡，真的是想用一種精神和境界參與到足球裡去。”在高紅看來，“金錢對我從來不是第一考慮的因素，因為我熱愛，這種情結是很深的。我在國家隊成長，世界觀的形成也是在國家隊。”
順利的話，她就要赴美加盟去年NCAA總決賽冠軍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女足隊，擔任助教工作，這也是一份沒有收入的工作。“他們體教科結合非常成熟，這也引起我好奇。他們的理念不僅是培養球員，而是著重全人的培養。”
找一種平衡的人生
更多老女足一直沒有離開過這項運動。
曾被著名體育評論員黃健翔稱為“女足歷史上最偉大10號”的劉愛玲在退役後開辦過足球學校，因為資金問題沒有維繫下去，她現在在北京足協任職，負責青少年足球工作。
“世界足球小姐”孫雯在退役後曾擔任過上海女足主帥，而目前則就任中國足協女足青訓部部長兼女足青訓總監。
在那場決賽中射失點球的劉英曾長期擔任北京女足主帥，直到2018年被瑞典人比約克格倫取代。
溫莉蓉在中國足協工作，2013年她曾擔任國家U16女子足球隊副領隊，此後又擔任亞足聯女足委員會委員和中國足協女子部官員。
還有範運傑、王麗平、趙利紅……
趙利紅
但有人因為心灰意冷而離開這個圈子，比如白潔。2005年，這名當時的八一女足主帥辭職，由此也帶出了女足混亂的生存之現狀。“我想過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了”，白潔當時這樣說道。如今，她是深圳龍崗分局巡警大隊警官。
還有人則永遠離開了。去年12月2日，張鷗影因肺癌離世，大家直到現在仍然很想念她。
一名球員在最好的年齡，有幸身處一支最優秀的團隊，在那個還不是金錢至上的年代，彼此間建立起的感情是很質樸，也比較容易延續下去的。
就像至今仍保持著美國女足史上最高出場紀錄（354場）的Kristine Lilly在自傳中寫的那樣，“如果沒有這個團隊，我的人生就會全然不同。現在一切都變了，我想念她們。”感情這件事，是全世界互通的。
一旦經歷過某種程度的輝煌，人生就註定不同往昔。即使走下了巔峰，迴歸平淡，但輝煌過後的平淡和輝煌之前的平淡不是一碼事。高紅說，“這麼多年裡，我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做到從在國家隊時比較特別的身份轉換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中去，並享受這種生活。我一直在找尋兩種生活的一個平衡點，找一種平衡的人生，現在終於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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