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出身不高，不過是個貢生，連個像樣的功名也沒有。可他的官當的不小，自跟隨兄長征討太平軍後，從同知、道員、布政使一直升為兩江總督並加太子太保銜。客觀地說，曾國荃為官政績一般，他更多的功業還是在於帶兵打仗。
以做官而言，曾國荃與乃兄相比差距甚大。他的性格張揚，更像是個軍人，曾國藩就曾評價他說：“殺人如麻、揮金如土”。自從攻陷天京後，曾國荃在官場上並無太大作為。同時期的左宗棠、李鴻章都後來者居上，為慈禧和朝廷所倚重，而他卻基本上是吃老本，靠著軍功和曾國藩這兩面大旗支撐門面。
光緒十年（1884年），曾國荃署禮部尚書，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按照清朝的制度，兩江總督權重事繁，即管兵事又管民政，是個苦活、累活。說到這裡，筆者不妨說一說題外話，介紹一下清代的督撫是如何理政的。
督撫是數省或一省的最高長官，但從清代歷朝的情況來看，各省督撫包括其下的司、道、府、州、縣的一把手們，基本都不具備理政能力，他們必須依靠龐大的幕僚集團為其出謀劃策。以總督而言，他們手下至少有數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智囊團隊，分管刑、名、錢、谷事宜。
這些幕僚都有一個統稱——師爺。因此，清代的師爺隊伍及其龐大，而這些師爺又大多數出自浙江紹興府，這就是紹興師爺出名的緣故，可別小可這些師爺，他們的能量非常巨大。
曾國荃任兩江總督時，江西人許仙屏擔任江寧布政使，可是這兩人尿不到一個壺裡，經常在公事上意見不合。為此，曾國荃一直想彈劾許仙屏，將其趕出江寧。按照清代的制度，雖然朝廷的吏部掌管人事，可地方督撫們卻擁有考核權，而且皇帝對督撫都十分信任，只要是督撫上奏彈劾屬下，基本上是一奏一個準。
更何況，曾國荃是有大功於朝廷的人，只要他上奏彈劾許仙屏，那麼結果不用想，不是降級調用就是捲鋪蓋回家。然而，曾國荃遲遲拿不定主意，因為這個許仙屏是曾國藩的門生，說什麼也與曾家有點交情。正在曾國荃遲疑不決的時候，許仙屏趕緊做了補救工作。
許仙屏得知曾國荃要彈劾他，頓時心生恐懼，於是他將管理刑名的事業蔡某找來商議對策。蔡師爺經過仔細分析說：“事已至此非可以言解，只能以情動也。”意思是說，這個時候說什麼也沒用，只能在人情上動心思。
許仙屏經過師爺點化後，馬上行動採取辦法補救。他花重金在南京城購買了一個豪宅，一面讓人日夜趕工修葺，將其改為書院；一面又召集當地士紳和曾國藩在南京的門生故吏，讓他們出面一起籌備書院。不久，書院修葺一新，許仙屏將其命名為“文正書院”，並大肆宣揚老師曾國藩的道德功業，以此來回報恩師。
書院正式落成的那一天，許仙屏舉行了隆重的典禮，並請求曾國荃蒞臨指導。雖然曾國荃和許仙屏不對付，可是這事關兄長而且又有兄長的許多門生故舊參加，所以不得不去。到了書院後，許仙屏畢恭畢敬請求曾國荃掛上書院匾額，他自己也寫了一副對聯曰：“瞻拜我惟餘涕淚，生平公本愛湖山”。他將此聯懸掛在曾國藩遺像左右，並跪在地上痛哭，其情狀十分真誠，就連曾國荃也為之落淚動容。
典禮完畢後，許仙屏又對眾人說：“我受先師教誨，其知遇之恩畢生難報，先師已故，願兩江人士不忘先師功德，刻志求學，繼先師之遺願。如今先師之弟為制軍（總督的別稱），見制軍如見先師也。”
曾國荃回府後，對眾人說：“許仙屏雖然不深諳政事，可是我上折參他，似乎有愧對兄長之意。”於是，他改變主意決定不再彈劾許仙屏。就這樣，許仙屏上演了一場人情戲保住了自己，而時人都說紹興師爺能在關鍵時刻拯救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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