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昭王姬瑕，是繼武王、成王、康王之後的西周第四任天子。在經歷“成康之治”四十餘年的輝煌期後，周王室在政治上開始走向低迷，“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史記·周本紀》）。時代呼喚英雄，昭王橫空出世。
在位期間，昭王雄心壯志，矛頭直指南方的楚荊，多次不辭勞苦，御駕親征，最終以身殉國，讓人唏噓。英雄遠去，催人探尋其悲壯的一生。
關於昭王南征，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用了不足二十個字，“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一代天子駕崩，竟接連用了兩個“卒”字，反映出了儒家思想發言人司馬遷在評價昭王問題上的侷限性。
古本《竹書紀年》記載了關於昭王的三條信息：其一：“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其二：“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其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據此，專家認為昭王南征只有兩次，第一次為昭王十六年，最後一次為昭王十九年。
對於專家的說法，筆者不敢苟同。其一，“昭王十九年”和“昭王末年”不是一個概念；其二，“喪六師於漢”不代表昭王駕崩，“南巡不返”才是昭王駕崩之年；其三，《周書異記》雲“周昭王二十四年……江河泛溢，山川宮殿震動，有五色光貫太微宮”，這與古本《竹書紀年》所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吻合。所以，從史料記載看，昭王南征為三次。
近日，筆者在對《令簋》銘文重新研究中，發現昭王伐楚絕不是隻有三次那麼簡單。《令簋》銘文：“隹王於伐楚，伯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乍（作）冊夨令（尊宜）於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銘文歷日只有月份、月相、日干支，沒有王年，以至於不少專家認為是成、康二王器。
與《令簋》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令彝》，二者為同一器主人——令。因為器主人令的年齡受限，二器相隔年代不能太遠。
《令彝》銘文：“隹八月，辰在甲申，……丁亥，令夨告於周公宮，……隹十月月吉（初吉）癸未，明公朝至於成周，……甲申，明公用牲於京宮，乙酉，用牲於康宮，鹹既，用牲於王”。《令彝》銘文歷日四要素同樣不全，但提到了“用牲於康宮，鹹既，用牲於王”，則此周王必為康王之後的昭王。
西周青銅器曆法採用周正，以夏曆十一月為歲首，十月對應夏曆八月。初吉，為月初，通常為初二、初三，但周人肉眼觀測月相，加之陰天等客觀因素，難免有誤差，但誤差前後不超過一天。查遍昭王二十四年曆日，符合“隹十月月吉癸未”歷日的唯有公元前971年夏曆七月（該年閏六月）初一癸未。可以確定，《令彝》鑄作時間為公元前971年。
我們再看《令簋》。因不知《令簋》年代在《令彝》前後，故筆者擴大範圍，從武王一直查到穆王。既死霸，為二十四、五日，誤差前後不超過一天。經查，符合“隹九月既死霸丁丑”歷日的有六年，分別為公元前935年夏曆六月（該年閏正月）二十三日丁丑，公元前940年夏曆七月二十五日丁丑，公元前961年夏曆七月二十三日丁丑，公元前997年夏曆七月二十四日丁丑，公元前1007年夏曆七月二十六日丁丑，公元前1028年夏曆六月（該年閏五月）二十四日丁丑。
究竟是哪一年呢？《史記》和古本《竹書紀年》均記載“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則公元前997年、公元前1007年應排除；公元前1028年與《令彝》鑄作時間（前971年）相隔太遠，應排除；公元前935年和公元前940年均在穆王西征期間，也應排除。這樣一來，只有昭王時期的公元前961年夏曆七月二十三日丁丑與《令簋》“隹九月既死霸丁丑”相合。
筆者已經考證出，昭王元年為公元前981年，末年為公元前958年，則《令彝》鑄於昭王十一年（前971年），《令簋》鑄於昭王二十一年（前961年）。
從《令簋》銘文“隹王於伐楚，伯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的記載看，昭王並非十九年駕崩，其在二十一年世還有過一次伐楚的御駕親征，可以填補史料記載的空白。同時，也可以糾正專家關於昭王紀年和亡年的錯誤觀點。
此外，根據《御正衛簋》銘文“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賞御正衛馬匹自王，用作父戊寶尊彝”，與其相合的歷日也在昭王世，且其時代與《令簋》不遠。《令簋》所載“伯在炎”中的“伯”即伯懋父。從傳世青銅器銘文記載看，伯懋父不僅“伐楚”而且“北征”“以殷八師徵東夷”“東伐海眉”，深得昭王倚重。
1976年出土的西周《史牆盤》銘文稱，“宏魯卲（昭）王，廣批楚荊，隹狩南行”；2003年出土的西周《逨盤》銘文稱，“高祖惠中父……用會卲（昭）王、穆王，盜政四方，撲伐楚荊”，讚頌了昭王一生的顯赫功績。（劉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