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讀至直隸總督博爾濟吉特˙琦善於1840年11月29日趕到廣州，於12月3日起，正式與英方新接任的全權代表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為割地賠款、開口貿易等問題展開談判。琦善將賠款從500萬元提到600萬元，並許諾“代為懇奏”開口貿易和“寄寓一所”等問題。英方仍是搖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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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1月6日，道光皇帝在北京共收到了琦善來自廣州談判的3封奏摺。看罷龍顏大怒，當即嚴旨琦善，禁止與英方再有任何字帖往來，禁止再遣人協議。道光皇帝在這道聖旨中嚴厲譴責：“逆夷要求過甚，情形桀驁，既非情理可諭，即當大申撻伐……”。在這道聖旨的下達過程中，1月5日，由於琦善給出的價碼在雙方談判中，僅僅是一廂情願，與英方實際要求相距甚遠，英軍按其外相巴麥尊的訓令，“依照兵法辦事”。1月7日，英軍佔領了虎門外的沙角和大角兩地。第二天，英海軍司令詹姆斯·約翰·戈登·伯麥（James John Gordon Bremer）通過釋放戰俘向水師提督關天培帶話：清軍有順理講和之議，英方同意停火。此時，前方將士寄希望於奉旨與英方談判的琦善。
英軍的大炮，將琦善徹底震蒙。他於1月20日收到道光皇帝自北京發來的1月6日嚴旨，竟公然違抗聖旨，於1月26日於英方代表義律在虎門會面，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數天後，琦善根據前期談判重點，親自擬定《酌擬章程底稿》，遣人送抵義律。該底稿是琦善向英方最大的讓步，具體為四項：（一）准許英人在廣州通商，准許英人在香港地方居住。（二）此後英人來廣東貿易，悉按舊例辦理。（三）英船夾帶鴉片或違禁品、或漏稅走私者，貨即沒官，人即治罪。（四）英人今後對此不得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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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律看到了琦善的條款後，1841年2月13日，也給出了他的最後的價碼。即在相對其外相巴麥尊給出的《條約草案》（前文有敘），減少了開通商口岸、英國派駐官員、賠款和未付清款項增息等方面的內容，確增加了領事裁判權，特別是要求“中國皇帝批准將香港一島給予英國過主”。
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這時候，不管是琦善還是英方全權代表義律，實際上都已經違背了雙方幕後主導者的意願在行事。尤其琦善，在收到了道光皇帝的嚴旨後，依然抗旨不尊，屢次與英方進行實質上的會面商談以及字帖往來。並在收到道光皇帝第二道嚴旨“……惟有痛加剿洗，以示國威……”後，依然不甘回頭，與義律在虎門蛇頭灣進行了長達12小時的談判。
琦善寧願抗旨不尊也要與義律堅持談下去的理由，或許是因為他真正看到了英軍的強大，但這種已經違背了雙方主子意願的談判，註定是無果而終。1841年2月23日，戰爭重新打響，更大規模的戰爭令守將關天培英勇就義，道光皇帝在琦善的奏摺中硃批：“前此據廣東兵全部不可用，欺罔之心，妙在由己證之”。也許道光皇帝看後此批還是不解恨，又硃批“慰忠魂無他法，全在如身。”琦善後被判為“斬監侯”。那麼，這場戰爭進行的究竟有多慘列，下文起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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