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
摘 要：光緒二年,時任禮部左侍郎的郭嵩燾提請將王夫之從祀孔廟, 為禮部尚書徐桐所格, 光緒四年被內閣駁回;光緒十年, 江蘇學政陳寶琛請將顧炎武、黃宗羲從祀孔廟, 得到翁同龢、潘祖蔭、孫家鼐的支持, 但禮部仍然議駁;光緒二十年, 湖北學政孔祥霖疏請將王夫之從祀孔廟, 次年復為大學士李鴻章等會同
禮部議駁;光緒三十三年正月, 御史趙啟霖奏請將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 次年九月得旨, 命將三儒一併入祀。 在顧、黃、王入祀孔廟的過程中, 每次請祀都引發了巨大的爭論, 而正反雙方的意見異同和勢力消長, 則顯然與時勢的變化密切相關。
顧炎武 、黃宗羲 、王夫之雖然同處於明末清初, 在思想學術上也都是極有建樹的大儒 ,身後的聲望卻各有沉浮, 這已是人所共知的史實。光緒初年以後 , 三人先後數次被提請從祀孔廟, 但是接連被駁 , 直到光緒末年才得以入祀兩廡，而且每次請祀都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最後一次請祀更是聚訟紛紜, 成為清末朝堂之上的一大掌故 。
從祀孔廟是傳統社會中儒者所可期望獲取的最高榮譽。影響孔廟祀典的因素極其複雜 ,可能會牽涉到學術和政治的許多方面 。因此,對先儒從祀過程的研究, 不僅可以加深對重要歷史人物的理解 ,更可以藉此觀察到思想史和政治史的某些面相。顧、黃、王從祀爭論發生的三十年 ,也是晚清歷史上變化最劇烈的三十年 , 他們的著作、思想與個人形象都被賦予了某些“現實意義” , 從而成為時代變革的參與力量與重要表徵。
學界對三儒從祀事件早有注意 ,直接以此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已有數篇① ,有關孔廟的學術著作也常有涉及② 。但是, 由於在材料的蒐集與使用上還存在較大疏漏, 一些重大關節仍未清晰,誤解與缺環所在多有。筆者在復旦大學圖書館發現了關於此事的官方文件彙編———《三儒從祀錄》 , 提供了大量尚未被學者使用的新材料,結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與此事有關的原始檔案,足可使我們重現這一歷史事件的真相。本文即嘗試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 重新考訂這一公案的來龍去脈。限於篇幅, 本文僅做史實的記述與考證 ,至於此一事件的歷史背景與複雜意味, 筆者已有另文討論③ 。
一 、《三儒從祀錄》及其史料價值
“從祀錄(或稱崇祀錄)”是一種比較特殊的譜錄類文獻 ,其傳主都是從祀各類祠廟(如孔廟、鄉賢祠 、歷代帝王廟等)的先賢 ,由後人蒐集圍繞從祀而產生的諭旨、奏疏、議論等文件彙編而成。例如, 明儒曹端於 1860 年從祀孔廟 ,周尚冕輯有《明儒曹月川先生從祀錄》④ ;宋儒袁燮於 1868年從祀 孔廟, 陳僅編有《宋儒袁正獻公從祀錄》⑤ 。又如 1843 年原任合州知府紀大奎入祀鄉賢祠，相關公文彙集為《紀慎齋先生崇祀錄》⑥等等。從祀祠廟雖是國家行為,但“從祀錄”卻都是由私人纂輯而成,藉以表達對先賢的思慕與崇敬。
顧炎武、黃宗羲 、王夫之從祀孔廟以後,親與其事的曹元忠利用在禮部任職之便 ,盡搜與此事相關的文件, 編為《三儒從祀錄》4 卷 , 是關於三儒從祀事件最為詳盡 、最為權威的資料彙編。曹元忠(1865 ～ 1923)字夔一, 號君直 , 晚號凌波居士,江蘇吳縣人 。光緒二十年(1894 年)舉人, 屢試不第,先後為劉恩溥、張之洞保奏經濟特科 ,又不中 ,後於順直賑捐案內報捐內閣中書 。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起入京任職 , 先後任玉牒館漢校對官、學部圖書館纂修 、禮學館纂修、實錄館詳校官、資政院議員等職,清亡後閉門不出 ,專事著述,與從弟曹元弼同為近代禮學大家 ① 。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三儒最後一次請祀時的禮部復奏就是曹元忠的手筆 。
《三儒從祀錄》編纂於宣統年間 , 宣統三年(1911年)三月曹元弼為之作序。數月後, 辛亥革命爆發, 曹元忠以遺老自居 ,不再從事社會活動,此書也始終沒有刊刻 。曹氏歿後, 遺書由曹元弼保存 ,元弼命其弟子王欣夫整理謀刻。1941年,王欣夫刊印曹元忠的文集《箋經室遺集》 , 在集末附刊了一份啟事 ,為刊印包括《三儒從祀錄》在內的曹氏其餘作品募集資金, 但是沒有成功,僅著錄於《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之中 ② 。“文革”初期, 王欣夫藏書大部分入藏復旦大學圖書館,此書也在其內。
《三儒從祀錄》目前僅存一份抄稿本 ,分為四卷,合訂一厚本 :卷一為諭旨、復奏 , 卷二為說帖(上),卷三為說帖(下), 卷四為擬奏、光緒二年(1876年)以來諸臣條奏及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御史趙啟霖原奏 ,共收文獻 48 篇, 3 萬餘字,囊括了所有與三儒從祀事件有關的官方文件。其中史料價值最大的有三個部分:其一 ,是 27 篇說帖。說帖本為表達私人意見以供主事者參考之用 ,較少顧忌與套語, 更能體現作者的真實想法, 但於官府既非正式公文 , 於個人又非重要撰述,公私留存皆極為不易 。何冠彪在考索三儒從祀史事時曾說, 這些說帖“相信已難一一查出” ,他所見的只有章梫、陳衍和胡思敬的三份而已 ③ 。事實上 ,《三儒從祀錄》不僅完整保存了所有的說帖 ,而且也證實上述三人中只有章梫的說帖曾經確實諮送禮部 ,而陳衍和胡思敬的兩份都不在 27 件之中 , 應屬擬而未上 。其二,是張亨嘉、吳國鏞所草的兩份擬奏。一份由於作者張亨嘉丁憂開缺而未及上 ,一份則先被禮部侍郎郭曾炘刪改 , 又被大學士孫家鼐所阻格。擬奏的存在 ,給我們提示了歷史事件的多重可能性, 是展現歷史複雜進程的絕佳標本,因而尤為難得。其三 ,曹元忠在重要文件後往往下有按語 ,或者揭出背景 ,或者記述細節 ,或者加以評論,對我們瞭解其中的曲折原委極有幫助。
二 、三儒從祀建議之提出
在顧炎武、黃宗羲 、王夫之三人從祀孔廟的提議被正式提交朝廷之前 ,已經有一些人通過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將他們中的某一位或兩位從祀孔廟的設想 。
咸豐元年(1851 年),曾國藩的好友 、湖南湘潭人歐陽兆熊在與曾國藩討論刊刻《船山遺書》的通信中, 建議曾國藩利用其禮部侍郎的身份,奏請王夫之從祀孔廟 ,曾國藩的覆信婉轉表示了此事的難度 :
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說, 忝廁禮官, 豈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請, 禮臣特核准焉, 不於部中發端也。 而其事又未可遽爾, 蓋前歲入謝上蔡, 今年崇李忠定, 若復繼之, 則恐數以見輕。 且國史儒林之傳, 崑山顧氏居首, 王先生尚作第二人, 他日有請顧氏從祀者, 則王先生從之矣。 大儒有靈, 此等遲速蓋有數存, 未可率爾也。 ④
據曾國藩的說法 ,奏請王夫之從祀的障礙有三 :其一是按照慣例, 從祀文廟一般由地方長官提議, 禮部只負責核准 ,所以他雖然身為禮官,並不是提議的合適人選;其二是當時從祀比較頻繁 ,兩年中宋代謝良佐、李綱先後從祀,曾國藩擔心如果再請祀王夫之 ,會遭到輕視;其三是在作為官方文本的《國史儒林傳》中 ，王夫之居於顧炎武之後⑤ ,居首的顧氏尚未從祀, 容易給反對者以口實。曾國藩計劃將來等顧炎武請祀的時候,一併將王夫之呈請, 則入祀孔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
曾國藩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聯繫到後來郭嵩燾、孔祥霖兩次請祀王夫之都以失敗告終的事實來看 ,這次如果貿然陳請, 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這件事就此而止 ,曾國藩終其一生也沒有提出過從祀王夫之的奏議。
此後 ,又有歸安(今浙江湖州)陸心源作《擬顧炎武從祀議》① , 提出應將顧炎武從祀孔廟。陸心源是清代重要的藏書家, 他終生“最服膺顧亭林氏之學,以為三代以下罕有其匹” , 甚至以亭林自況,“故以`儀顧' 名其堂 ,而即以名其集”② 。在這篇擬議中 ,他稱“炎武不爭壇坫 ,不立門戶,其學一以朱子為宗” 、“經行並修 , 體用兼備” , 認為明季學術敗壞,“顧炎武出而聖人之道復明” ,清初的諸儒應以顧炎武為首 , 而且同治中興的“豐功偉烈 ,半出名儒 ,蓋炎武有以開其先也” ,所以應予從祀孔廟③。
與陸心源大致同時 , 潘祖蔭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為龐鍾璐《文廟祀典考》作序時 , 列舉了歷代應當從祀而尚未從祀的大儒 ,黃宗羲、顧炎武赫然在列。潘祖蔭並將二人喻為“蘇門之畏友” , 表彰他們從另一個方面對理學做出的貢獻 ④ 。
以上種種關於三儒從祀的議論雖然並非進入官方的正式議程,但是反映出顧 、黃、王三人聲望的迅速升溫, 也可以說明三人之最終得以入祀並非僥倖, 實是時代思想氛圍長時期醞釀的結果。
三、 郭嵩燾請祀王夫之
光緒二年(1876 年)八月二十日, 剛剛署理禮部左侍郎的郭嵩燾奏請將王夫之從祀孔廟。郭嵩燾上疏的直接動因, 是因為八月一日河南學政費延釐奏請將西漢河間獻王劉德及清儒張伯行從祀,同日陝西學政吳大澂奏請從祀明清之際的王建常, 郭嵩燾認為自己身為禮官, 有議禮之責,所以上疏陳請。
這篇奏疏的題名為《奏為先儒闡明性理詮釋經旨有功來學應請飭部會同核議從祀文廟折》 ,“闡明性理”與“詮釋經旨”分別對應的是“衛道”與“傳經”兩個方面, 郭嵩燾這樣立論 ,顯然是為了使王夫之能夠符合從祀孔廟的所有要求,以求萬全。郭嵩燾指出 ,王夫之身處明季之亂 , 隱居著述,“闇然自修 , 精深博大” , 清代“罕有能及” 。其多種著作被採入《四庫全書》 ,《國史儒林傳》又稱其“所著經說 ,言必徵實 ,義必切理 ,持論明通,確有依據” ,總之 ,王夫之“篤守程朱 ,任道甚勇” ,“尤於陸王學術之辨 ,析之甚精 , 防之至嚴, 卓然一出於正 , 惟以扶世翼教為心”,應予以從祀孔庭⑤ 。
上疏未久, 郭嵩燾奉命出使英國, 此時王夫之從祀案還在禮部討論。次年 ,遠在倫敦的郭嵩燾風聞禮部議駁, 在不滿之餘, 更擔心此次駁斥將會給以後的請祀造成障礙,因為根據各部的慣例 ,“凡奉旨議駁之件,部臣輒援引原案 ,以為格於成例, 不復置議”⑥ , 所以又於當年十二月九日從倫敦發出一封奏摺 ,重申王夫之應予從祀的各種理由 ,並請將王夫之從祀一案“飭部存案” , 暫時擱置 ,以待嗣後論定 。
上折請飭部存案以後, 郭嵩燾又“分諮禮部及湖督及南撫”⑦ , 動用一切資源來挽回 。但是無濟於事 , 上諭認為“從祀典禮 , 關係極重, 部臣議準議駁自有公論,郭嵩燾因廷臣議駁明儒王夫之從祀文廟 ,輒以私意揣測 ,疑為故意駁斥,並請飭部存案, 語多失當, 殊屬非是 ,原折擲還”⑧。
這次被駁, 背後主其事者是署禮部左侍郎徐桐。在第二封奏摺中 ,郭嵩燾直斥徐桐對他個人的偏見是禮部議駁的根本原因:“署禮部左侍郎徐桐以臣出使西洋, 為清議所不容, 所請應予駁斥,昌言於眾……臣賦性戇直, 少讀先儒性理之書,即不敢有偽飾,規避取巧尤所不為, 以致遭時大詬 ,累及二百年先儒因臣一言至於議駁 ,心竊痛之 。”① 他又在自己所編的《湘陰縣圖志》中記載道 :“光緒二年 ,署禮部左侍郎郭嵩燾請王夫之從祀兩廡 ,為禮部尚書徐桐所持 。”② 直到三十年後,禮部侍郎郭曾炘還說 :“見光緒初年議駁王夫之從祀原案,微聞當日持議不無門戶之私。”③ 此話暗指的就是郭嵩燾與徐桐齟齬的往事 。
不過 ,禮部的復奏不存於軍機處錄副奏摺中,曹元忠在編《三儒從祀錄》的時候也說“當時署禮部左侍郎徐桐復奏 , 在禮部遍查不得”④。其實更有可能的是, 禮部當時根本就沒有復奏。證據有二, 第一, 郭嵩燾本人並不是見到復奏以後才請求“飭部存案” ,而是在風聞徐桐議駁,“昌言於眾”之後隨即發出第二封奏摺 ;第二 ,郭嵩燾在記載此事的時候說“其議駁者不復宣示, 非朝廷飭交會議之意也”⑤ , 可見禮部的議復並未發出。
擲還的日期,《德宗實錄》繫於“光緒四年二月壬寅” ,但是《翁同龢日記》在同年八月初五日有如下記載 :“是日巳刻 ,內閣會議張伯行 、王夫之從祀廟廷,張清恪準,王船山駁, 皆禮部主稿 。”日記中還有小字註解 :“駁稿略摭《四庫提要存目》中語 ,斷為不足羽翼聖經, 繼承運統”⑥ ,同日的《王文韶日記》也證明了這一點⑦ 。何冠彪據此認為, 既然內閣到八月還在討論從祀的事, 自然不會在二月就擲還了郭嵩燾的奏摺 ,“二月壬寅”應該是清廷收到郭嵩燾奏稿的日期, 後來的史官將復旨誤繫於次日⑧ 。但是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郭嵩燾原折 ,奉旨的日期確係光緒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 另據《翁同龢日記》, 內閣會議的仍然是王夫之從祀的提議 ,而不是郭嵩燾第二次奏疏所說的“存案”,《王文韶日記》亦云“會議張伯行 、王夫之請從祀文廟折”。所以 ,應當是郭嵩燾風聞禮部議駁的時候, 禮部的意見還沒有拿到內閣會議 ,他請求飭部存案的奏摺被擲還,並沒有影響到正常的程序 ,只是“其議駁者不復宣示”而已 。
四 、陳寶琛請祀黃宗羲、顧炎武
光緒十年(1884 年)三月二十四日, 江西學政陳寶琛奏請將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陳寶琛稱二人兼漢宋之長, 開清代樸學之風氣 ,而且講求實學, 將二人崇祀可以砥礪風習 ,“使天下鹹曉然於學問經濟自有本原 , 理非空談, 功無速化”⑨ 。
四月二十二日, 軍機大臣奉旨, 將陳寶琛奏疏交禮部議奏 ,禮部循例行文江蘇、浙江巡撫諮取書籍 。次年八月,浙江巡撫將黃宗羲所著書九種 、顧炎武所著書五種諮送到部 。
令人驚訝的是, 禮部堂司各官對於顧 、黃二人竟然十分陌生 ,翰林院掌院學士徐桐甚至不知道黃宗羲為何許人也 。且看李慈銘的記述:
馬蔚林來, 謂春間陳寶琛奏請以顧炎武、黃宗羲兩先生從祀文廟, 禮部堂司各官莫知誰何, 紛紜至今(原注:其疏初發鈔時, 一日, 翰林掌院學士接見編檢諸官, 朱蓉生往謁, 聞掌院與諸學士及辦事諸翰林言:“陳伯潛此疏甚奇, 顧某尚有小板《日知錄》一書, 可備後場策科, 黃某何人耶?”皆曰然)。今日尚書畢道遠發憤謂諸司曰:“ 二人學問我所不顧, 但以品行言, 二人在康熙時皆不肯出仕, 尚得從祀耶?”因擲還蔚林所呈《國史儒林傳》 曰:“ 我必駁!”1 0
《凌霄一士隨筆》謂 :“慈銘 ……所云掌院學士 ,蓋指徐桐 , 以於桐素執門生禮 , 故未顯舉其名。”11既然連禮部尚書都“發憤” ,而翰林院掌院學士又覺得“甚奇” , 顧、黃從祀的請求當然不可能得到禮部和翰林院的支持。
禮部主張不予從祀的復奏稿送到內閣,十一月一日起 ,內閣開始討論二人從祀一案 ,《翁同龢日記》中對討論的過程有詳細記載 :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是日會議黃黎洲、顧亭(林)兩先生從祀孔廟。 禮部具駁稿, 餘未畫。(孫燮臣畫)
初二日:盛伯羲來議顧黃從祀事, 請伊屬稿。
初三日:早再訪伯寅, 以伯羲語告之。
初四日:訪伯羲未見, 不知奏稿如何也。
初五日:到南齋與伯寅語, 其時伯羲尚未送來折稿也。燮臣入, 乃將吾家人續送件攜入。 閱盛稿, 極博贍透快, 乃與伯寅定議 , 我二人並孫子授、孫燮臣、龍芝生、盛伯羲聯銜同奏, 並託伯寅至內閣, 於禮部折內代寫另奏字① 。
孫燮臣即孫家鼐, 盛伯羲即盛昱, 伯寅即潘祖蔭 ,孫子授即孫詒經 ,龍芝生即龍湛霖。綜合《翁同龢日記》及《光緒朝東華錄》的記述 ,可知禮部的駁稿在內閣引起了分歧, 翁同龢率先拒絕在駁稿上署名,並請盛昱起草另外一個請准予從祀的奏摺,決定由翁同龢、潘祖蔭 、孫詒經 、孫家鼐、龍湛霖、盛昱聯名上奏。可以想見, 孫家鼐也撤回了在奏稿上的署名 。
儘管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但是反對者仍是少數, 禮部的奏稿仍由大學士李鴻章等會銜上奏:“該學政請將黃宗羲 、顧炎武從祀文廟之處,擬毋庸議” ,不過因為二人“志節皎然,博贍通貫,足為閭黨矜式”② , 所以應準其入祀鄉賢祠 。由潘祖蔭領銜,翁同龢等六人聯署的請求准予二人從祀的奏摺也同時上奏 ③ ,這樣就出現了準駁雙方相持不下的局面, 最高當局難以定奪 ,只好又令“大學士 、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再行詳議”④ , 這是在光緒十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 。
次年二月初五日 ,翁同龢到內閣查詢從祀一案,尚未討論,而“內閣先出一稿,引上諭數條 ,未加出語, 謂不得為躬行實踐之儒云云,而洪給諫良品別出一稿, 則詆黃學術不正 , 並及顧矣”⑤。看來內閣的態度仍然是主駁。
接下來的幾天, 翁同龢又與潘祖蔭 、盛昱、孫家鼐商議 ,再草一折 ,請准予從祀。二月十五日,由大學士額勒和布領銜上奏, 會銜者包括除翁同龢等六人之外的大學士 、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共158 人, 稱二人“篤信好古則有餘 ,純粹以精則不足” , 仍請駁回 ⑥ 。署兵部尚書潘祖蔭 , 工部尚書、管理國子監事務翁同龢,戶部左侍郎孫詒經,戶部右侍郎孫家鼐, 通政司通政使周家楣 ,國子祭酒盛昱, 左春坊左庶子、署國子祭酒龍湛霖 ,國子司業奎明 ,右春坊右中允、署國子監司業陳秉和等九人再次聯銜上奏請準⑦ ,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尚賢 ⑧ 及太常寺少卿徐致祥 ⑨ 各有一折請準。同日奉上諭 :“茲據額勒和布等仰稽列聖典謨, 參考廷臣議論, 請照禮臣原奏議駁等語 ,黃宗羲、顧炎武即著毋庸從祀文廟, 仍準其入祀鄉賢 ,以重明禋而昭矜式 。”⑩ 此次黃宗羲 、顧炎武從祀孔廟的請求終以失敗而告結束。
關於此次請祀的結果 ,《清史稿 ·孫家鼐傳》說 :“江西學政陳寶琛請以先儒黃宗羲、顧炎武從祀文廟 ,議者多以為未可 , 家鼐與潘祖蔭、翁同龢 、孫詒經等再請 ,始議準。”《清史列傳 ·孫家鼐傳》也說 :“家鼐與潘祖蔭 、翁同龢、孫詒經等獨請旨準行, 比仍議駁 , 後卒從家鼐議。”1 2 揆諸上述史實 ,兩者的記述顯然是錯誤的 。不僅如此,事實上到了光緒末年 ,孫家鼐反而成為三儒從祀最大的阻礙力量之一 ,“卒從家鼐議”云云, 是不足為據的。
五 、孔祥霖請祀王夫之
光緒十七年(1891 年)八月 , 湖北學政孔祥霖課試兩湖書院,在此書院肄業的湖北優貢生王葆心、湖南廩生蔣鑫向他遞送條呈, 稱王夫之是張載的繼承者,“八百餘年繼橫渠者 ,夫之一人而已”,並請其代為疏奏王夫之從祀孔廟。
光緒二十年(1894 年)十二月初九日 , 孔祥霖上疏奏請 ,將王葆心、蔣鑫的原錄鈔呈 ,同時也陳述了自己的意見,特別指出曾國藩等湘籍人士在晚清的作為皆是出於船山學問的遺澤, 並說:“今者海疆有事 , 異教潛興, 補救之方 ,惟在培養人材, 出膺艱鉅” , 而“夫之學行, 實足上接真傳,有資實用” ,請求“飭部核議 , 可否以遺儒王夫之從祀文廟” ,並將“船山之遺書尤精邃者二十七種計一百九十八 卷” 諮送禮部 。上諭 “禮部議奏”① 。
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七月十一日 , 大學士李鴻章會同禮部復奏 , 駁回了孔祥霖的奏請。駁回的理由,一是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及《四書稗疏》兩書, 頗多攻駁朱子之處”;二是《老子衍》 、《莊子解》、《莊子通》諸書涉於異端 ,“儒佛老莊混然一途” ;三是《瀟湘怨》 、《愚鼓辭》 、《龍舟會雜劇》等書“多緣感憤 ,間涉遊戲” 。總之 ,王夫之雖然“志行貞白 ,著述宏博” ,但是“學問尚未能盡臻醇粹” ,“未足當闡明聖學、傳授道統之目”② 。
六 、趙啟霖請祀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及其允准
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正月二十八日, 御史趙啟霖奏請將王夫之 、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趙啟霖事後記述說:“光緒三十有二年,詔以孔子升大祀……方大祀之命下, 啟霖時在諫垣,疏請以王氏夫之 、黃氏宗羲 、顧氏炎武從祀 。”③可見促使他發起這次請祀的主要因素, 是前此一年清廷將孔子祭升格為大祀。
趙啟霖是湖南湘潭人, 有學者據此認為, 趙啟霖的本意是爭取從祀王夫之 ,之所以也拉上顧炎武和黃宗羲, 只不過是為了避免“一鄉阿好”的嫌疑④ ,這種說法可能來源於胡思敬 :“啟霖湘潭人,夙宗仰船山 ,欲續成嵩燾未竟之志, 而難於措辭, 乃並援顧、黃二先生以請 。”⑤ 其實不論“援顧、黃二先生”是趙啟霖的本意還是權宜的策略,後來的事實證明 ,如果單單請祀王夫之,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
趙啟霖上奏之後 ,朝廷照例詔由禮部議奏。禮部奏請“仿照會議政務章程”，由各部衙門開送說帖 ,將三儒應準應駁之處詳細說明。旋由各部堂官司員等開送說帖 26 件 , 其中主張應將三儒一併從祀者 21 件 , 未置可否者 1 件, 主駁者 4件。另據筆者搜尋所及 ,除此 26 件之外 , 陳衍、胡玉縉、胡思敬亦有說帖, 但不在上述 26 件之中,《三儒從祀錄》亦未收入, 而保存於作者的文集之內,應屬擬而未上。其中 ,陳衍 、胡玉縉主張三儒應一併從祀 ,胡思敬則對王夫之無異議, 而極力反對顧炎武與黃宗羲從祀 。
禮部先由左侍郎張亨嘉起草復奏稿 ,主張將三儒一併從祀, 並請大學士張之洞為之修改潤色 ⑥ 。不料隨後張亨嘉丁母憂去官, 這個稿子就被擱置了下來。不過 ,張亨嘉即使在守制期間,仍然十分關注從祀事件的進展 。《石遺先生年譜》記載:“(三儒從祀)吾鄉張燮鈞侍郎主之甚力 ,而適丁內艱 ,不得與聞其事矣。廣雅往吊 ,張侍郎稽顙謝吊後, 重稽顙曰 :`從祀事 ,惟賴世叔主持。' ”⑦ 此後張之洞力主三儒從祀, 固然與他的一貫主張相符 ,可能也與張亨嘉的託付有關 。
張亨嘉去後 ,禮部另由儀制司郎中吳國鏞擬稿。吳國鏞的擬奏請祀顧炎武 、王夫之, 而以《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二篇不合君臣大義,主張不應入祀黃宗羲 。這篇擬奏十分冗長,竟達八千餘字, 禮部右侍郎郭曾炘為之刪節大半, 語氣也改得較為和緩,並將駁斥黃宗羲從祀改為請旨定奪⑧。當這個稿子送到內閣會議的時候, 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
及送內閣, 於大學士、各部尚書、都察院會稿日, 吏部尚書陸潤庠、郵傳部尚書陳璧、都察院副都御史陳名侃已畫諾矣, 而大學士世續、張之洞、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後至, 出說帖, 略謂宗羲《明夷待訪錄》亦本《孟子》“ 君之視臣如草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等語, 不當黜其從祀而罷 ⑨ 。
胡思敬《國聞備乘》對這次會稿的過程也有同樣的記載 ,可以證實曹元忠的記述極為可信 :
(禮部)擬稿準顧、王駁黃, 通行六部九卿大臣詣內閣會銜。 郵傳部尚書陳璧先畫諾, 吏部尚書陸潤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名侃繼之, 畫未竟而張之洞遣使持說帖至, 大意言黃學與孟子相合, 議駁非是。 舉座愕然, 各逡巡遁去。 次日郵傳部諮行禮部, 取消陳璧花押, 潤庠、名侃亦各行文取消 ⑩ 。
根據曹元忠的記述,這份對於三儒從祀極為關鍵的說帖是由張之洞所擬,其內容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摘取《明夷待訪錄》中最為反對者詬病的幾條, 附以《孟子》書中的相似議論 ,以證黃宗羲並非自出心裁、非聖無法。值得注意的是 , 吏部尚書陸潤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名侃均有說帖贊成三儒從祀 ,而此次又隨同畫諾, 這本是履行當日的正常程序 , 不能將他們認定為所謂“主駁派”的成員 ① , 相反 ,張之洞的強行干預卻是非常之舉,所以才導致“舉座愕然” 。
由於三位重臣的反對, 這份奏稿被否決, 發回禮部重擬, 顯然應以三儒一併從祀為言。可是,大學士孫家鼐卻極力反對黃宗羲和王夫之從祀,而按照定例 ,復奏又須大學士領銜, 禮部夾在中間,難於措辭。這時的禮部尚書是溥良, 將這件棘手的差事交給了曹元忠, 一來因為溥良乃是曹氏的座師 , 二來曹氏素以精研禮學著稱 ,又是禮學館的編纂, 當能勝任 。
關於曹元忠草奏的過程, 雷瑨有生動的記述:
曹君以壽州(孫家鼐)既不以三先生從祀為然,其陳奏必有理由, 非先破其說, 恐終不得其要領。乃特於晉謁時潛探其意旨。壽州謂, 鹹同時之奏案, 予亦預其列, 彼時頗主張從祀之說。 但現今默察時變, 民權日漸擴張, 若再尊崇顧黃王之學說, 流弊所及, 深恐長少年囂張之氣, 於國家前途必多危險。因是改變宗旨, 且甚悔從前見解之謬誤。 至折中措辭, 則以曾國藩曾刻黃梨洲著述中多方圈, 足證其必有詆譭本朝之語, 故宜罷其從祀云云 ② 。
曹元忠既探得孫家鼐反對從祀的理由,於是在復奏中針鋒相對 , 指出“後世避諱之法斷不能繩之二百年前之遺老, 況曾奉雍正硃諭 ,凡刻書避去戎虜夷狄等字為大不敬”等等 ,先佔據了優勢地位。
雷瑨與曹元忠同肄業於南菁書院, 清亡後來往又十分密切(曹元忠的《箋經室所見宋元書題跋》即連載於雷瑨所辦的《文藝雜誌》), 所言容有誇大 ,但肯定不會全無根據。曹元忠自己的記述也透露出 ,他在草奏之先已經知道了孫家鼐的意旨:“大學士孫家鼐又以孟子告齊宣王語(即“君之視臣如草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可施於諸侯,不可以例天子, 宗羲固不當從祀。即王夫之所著各書 ,每以墨框空缺多至數十百處, 跡近誹謗本朝,亦不得在從祀之列,自草奏疏, 欲糾禮臣議禮失當恫喝之” , 同時農工商部左侍郎沈雲霈亦作說帖 ,“駁孟子草芥寇讎之言比義未當” ,於是“三儒從祀由是遂不能並請允准矣”③ 。
不得已,曹元忠擬定的禮部復奏在詳細開列了三人的事蹟及學問出處 ,擬議將顧炎武從祀,而對黃宗羲、王夫之未置可否, 請旨裁示。這個奏稿在禮部順利通過 ，但在送交內閣會稿之前,又起了波折 :“會稿之先,大學士孫家鼐已聞王夫之黃宗羲應否從祀請旨之說, 乃亦作說帖, 封送禮部, 欲禮部之易稿也。”此時禮部再難更改, 尚書溥良只好對孫家鼐“語以稿經博採眾議而成,如中堂別有所見, 盍另折言之”, 建議他單獨上疏 ,陳明己見 , 於是孫家鼐將說帖改為奏摺 , 稱“三人之中惟顧炎武之學問較為精粹, 若專準顧炎武從祀, 似可舉行” ,黃宗羲、王夫之則不能從祀。在這份奏摺之後 ,孫家鼐還專門附片 , 對當年他曾贊同顧炎武、黃宗羲從祀表示懺悔 :“彼時禮部議駁, 原任工部尚書潘祖蔭等議準 ,臣曾隨同畫諾 ,至今思之,猶深愧怍,深服當時禮臣議駁具有深意 , 今既有所見, 尤不敢迴護前誤” 云云④ 。
禮部的復奏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九月一日上奏, 孫家鼐反對黃 、王從祀的奏摺亦於同日上奏 。主從派也在同一天群起上疏:禮部右侍郎郭曾炘疏請將三人從祀, 並在折後專門附片,說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原君》 、《原臣》二篇有益於“憲政前途” , 不應成為阻礙其從祀的口實⑤ ;協理京畿道監察御史徐定超疏稱“孫家鼐前與潘祖蔭遵議黃宗羲 、顧炎武應準從祀, 又與翁同龢等遵議黃宗羲 、顧炎武應否從祀 、公同具折 、恭候宸斷 , 前案具存 , 何以前後之言如出兩人 ?”直指孫家鼐“深文周內” , 不僅“禮部議準之顧炎武固應從祀 ,即黃宗羲亦應與王夫之一併從祀”⑥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吳緯炳奏稱“不當於二儒獨加苛論 , 亦不得因假託二儒之書者深文歸罪” ,應將三儒一併從祀 ⑦ ;學部左侍郎嚴修 、學部右侍郎宗室寶熙、署郵傳部左侍郎吳鬱生、大理院正卿定成、大理院少卿劉若曾聯銜上奏, 更稱其時種種新政 ,“如尚兵學、崇教育、罷科舉、通軍民 、重宰相、用辟召 、破資格 、設鄉官、復兩漢三老嗇夫之職 , 所謂甄採各國之良規者, 二人實先言之” ,不應以一二偏激之語黜其從祀① 。
這些意見紛紜的奏疏遞上以後 ,實際掌握最高權力的慈禧太后猶豫不決, 最後起關鍵作用的是軍機大臣、管學部大臣張之洞。雷瑨《娛萱室隨筆》說:“慈禧遍覽各折 ,意不能決 ,乃獨召詢張南皮 。南皮堅請斷自宸衷 ,准予從祀, 至是議始定。”② 九月二日, 上諭說:
禮部會奏遵議先儒從祀分別請旨一折, 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均著從祀文廟 ③ 。
至此 ,延續了三十餘年的三儒從祀爭論方告結束。
綜觀顧、黃 、王在光緒末年得以從祀孔廟的全過程, 張之洞是始終其事的最大支持者 :他以軍機大臣的身份 ,先是為張亨嘉潤色其所擬的復奏, 後又強行中止吳國鏞所擬復奏的會銜 ,最後又直接向慈禧請命。所以 ,當時朝野上下也都一致將三儒從祀之功歸於張之洞, 如《石遺先生年譜》說 :“顧、黃 、王三儒 ……從祀, 張廣雅相國所主張也。”④ 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說:“顧 、黃、王三儒從祀孔廟 , 出南皮所請也 。”⑤ 《凌霄一士隨筆》說 :“王夫之、黃宗羲 、顧炎武從祀孔子廟,至光緒末年始定, 張之洞主持甚力也。”⑥ 胡思敬《國聞備乘》也說:“(袁世凱)以禮貌尊事之洞……如三先生崇祀 ……等案 ,悉讓之洞主政 。”⑦總之 ,三儒從祀的最後動力出自張之洞 ,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七 、餘 波
三儒從祀不僅是朝堂之上關注的焦點,在知識界也引起了相當的反響。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 此時從祀尚無定議, 黃節就在第 34期《國粹學報》上發表了一篇《明儒王船山 、黃梨洲、顧亭林從祀孔廟論》 。從這篇“社說”的題目就可以看出,其立論的根本乃是強調三人的明代遺民身份。黃節稱, 如果以道德、志節與學術而論 ,將三儒“位之兩廡 , 誠無愧色” , 但是三人自始至終以明臣自矢,“以出處而論 ,則三先生皆明之職官……以三先生心志而論, 則皆不願為二姓之臣民” , 因此 ,應當以明儒從祀,“否則非所以尊三先生也” 。如果將他們“位置於國朝儒者之次,則其名為失實, 以其自稱為明臣而祀之以國朝儒者,則其鬼亦不歆兩廡”, 兩廡群賢 ,本來是人倫的師表 ,可是將三儒以“國朝儒者”從祀, 雖然“隆以死後之典禮” ,卻“奪其生前之志節” ,對於人倫世道無益反害。
接著, 黃節筆鋒一轉, 稱“今之是非, 有大異乎人者, 不必為世道人倫計也, 但借前人以為之傀儡, 而徇其一時之智術而已” ,三儒只不過是被清廷所利用的工具,與其所宣稱的“光國粹”並無多大關係, 而且三儒之“志節無待議禮者之表揚,亦無關於從祀與否之輕重” 。最後 ,黃節引用徐鼒《小腆紀傳》稱揚顧炎武的話 ,“寧人恪守母訓,不事二姓, 跡其弓箭橋山之拜, 牛羊塞上之吟 ,蓋欲以子房報韓之心,為端木存魯之計 ……而使後起少年, 推以多聞博學, 其辱已甚” , 認為其時清廷從祀三儒 ,僅僅依據其“多聞博學”, 而棄三人之氣節不講 ,實在是對三儒的辱沒⑧ 。
次年 ,章太炎在《民報》上發表了《王夫之從祀與楊度參機要》, 對清廷的舉動表示了極大的蔑視。他首先調侃道 :“滿洲政府以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為漢土學者所宗, 奉其主, 納之兩廡,為收拾人心計, 亦猶使衍聖公為山東學務總稽查也 。公不省學, 借巡視以狎娼優 ,徒為士民笑悼,三老之入兩廡, 駁議囂然” , 又稱“彼佞臣媚子之用心, 則以為使民鄉方 ,莫兩廡祀典若也”⑨ 。雖然章氏此文並非專為三儒從祀而發 ,但也很能代表主張革命的人士對於此次從祀的看法。
其實, 無論三儒從祀這件事給人的觀感如何 ,當時孔廟的影響力已經遠非往昔可比, 以至於三儒木主是否確實入祀兩廡, 我們也無法確定 。不過據三儒從祀的建議者趙啟霖自己的敘述, 其故鄉湖南湘潭的孔廟是重修以後、在他本人的注目下才將三儒祔祀, 而其時已經是 1911年 5 月① , 則其他地方的孔廟並未曾入祀三儒可想而知。至於北京孔廟, 雖不能斷其一定沒有奉祀, 但其時孔廟儀節已成具文 ,孔廟的日常管理極其混亂 ,入祀與否的區別已經不大了 。
甚至到了 1914 年 ,仍有“雲南公民徐錚”等呈請將三儒從祀孔廟。他們顯然並不知道清廷已經將三儒從祀 ,還說“前清末葉, 曾有人請以三先生從祀孔廟 ,緣當時政尚顓制, 扞格不行” , 如今已經實行共和, “三先生之學說日愈彪炳人間” , 所以請從祀孔廟 ,並在其鄉建立專祠。他們提出的理由是 :“明季大儒顧炎武 、黃宗羲 、王夫之三先生者 , 或則著經世之偉業, 或則發共和之先聲 ,功在千秋 , 澤及百世, 吾人崇德報功, 尤當裒然居首。”稱顧炎武“講學以行己有恥標宗, 治世以匹夫有責為本, 又究心於經世之學” ;稱王夫之“痛明社之屋 ,採西山之薇……所著諸書,半皆夷狄華夏之辨” ;特別於黃宗羲稱揚備至 :“所著《明夷待訪錄》等書, 闡明民貴君輕之旨, 預揭共和民約之義,微言宏識,遠在西哲盧梭以前,吾人今日所享之共和幸福 ,實皆食先生之賜。”② 這次請祀沒有下文。
最後 ,還有一個小問題尚需交待。三先生的排列順序 ,在趙啟霖的原奏中是王夫之 、黃宗羲、顧炎武, 上諭中變為顧炎武 、王夫之、黃宗羲, 在兩廡的位次則是黃宗羲(東三十四位)、王夫之(東三十六位)位列東廡 ,顧炎武位列西廡(西三十六位)③ 。原奏之所以以王夫之為首 , 很可能是因為趙啟霖身為湖南人 , 並且服膺船山之學 ;而上諭以顧炎武居首 、黃宗羲居末, 則肯定是由於關於顧炎武的爭論最少而關於黃宗羲的爭論最多。至於木主的順序 , 據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定例 ,應以時代年齒為序 ,三人的生年以黃宗羲(1610)最早 、顧炎(1613)次之、王夫之(1619)居末 ,兩廡木主的安排正是以此為序。
其實在朝臣的議論中 ,也有人提到三人的排序問題。禮部侍郎張亨嘉的擬奏建議“其位次當首顧炎武, 黃宗羲次之，王夫之又次之”④, 但是沒有說明這樣排序的理由;都察院都御史陸寶忠 、副都御史伊克坦、副都御史陳名侃三人聯名的說帖稱:“查《國史儒林傳》 ,謂國朝學有根柢,以炎武為最 ,故以炎武居首 ,則此次升祔次第 ,亦宜以炎武為首, 列宗羲次之 ,夫之又次之 ,較為允當耳。”⑤ 顧、黃、王是《國史儒林傳》的排列順序,後世習慣以這種方式排序, 或許也是出自這一“欽定書籍”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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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於版面所限，原注引略去。謹向原作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