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寫本中的翹楚——唐人書陸機辯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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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中，有幸保存了一卷西晉文學家陸機的《辯亡論》（上篇），黃紙墨書，工楷寫就，字體舒朗俊秀，是敦煌唐人寫本中的翹楚。

陸機（公元261-303年）字士衡，他的祖父陸遜、父親陸抗都是三國東吳的名臣，家族十分顯赫。陸機20歲時，東吳滅亡，他與弟弟陸雲退居家鄉華亭，閉門勤學，積有十年，成為當時文采卓越的名士。故國的淪亡，祖、父創業的艱辛，促使他進行檢討。陸機以其秀逸的天賦，宏麗的辭藻，仿賈誼的《過秦論》，鋪陳出一篇洋洋大論《辯亡論》。《辯亡論》敘述了東吳的興亡和陸氏家族的功勳，把能否知人善任作為國家興亡的緣由，議論滔滔，筆勢流暢，成為古代政論中著名的篇什，以至保薦他的張華讚歎說：“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陸機著作流傳到南朝梁時還有四十七卷，目錄一卷，到唐代魏徵編寫《隋書·經籍志》時只著錄了文集十四卷。《晉書·陸機傳》上記載陸機所作詩、賦、文章共有300多篇，流傳到現在的也只有詩107首、文127篇，相當一部分都佚失不存了。《辯亡論》因為是文論名篇，被陳壽《三國志》和樑太子蕭統《昭明文選》收錄，一直流傳下來，確屬難能可貴。

如果我們把敦煌唐人寫本《辯亡論》和《三國志》、《昭明文選》裡面收錄的《辯亡論》作一下對比，還可以發現書籍傳播上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寫本時代抄錄前人的作品其實是不很嚴格的，在敦煌唐人寫本《辯亡論》中，出現了很多異體字、俗字和異文，比較不同文本出現的“如此”和“若此”、“川流”和“順流”、“而”和“則”、“於”和“乎”等，都是在抄錄時根據語氣和習慣隨意改字的例子。

陸機生活的西晉時期正是紙在文士階層開始普及的年代，時人傅鹹在《紙賦》中稱讚紙的優點“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將斯文……”說明了文人對紙的重視。最有意思的是在西晉的洛陽還出現了轟動一時的“紙貴”事件，由於左思《三都賦》寫就，“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優美的文章在當時是如何形成熱潮，又是如何通過傳寫在紙上進行傳播的。正是由於紙的流行，魏晉南北朝時普遍出現了一種“手抄口誦”的讀書方法，就是為了記誦準確，邊讀邊抄，並不嚴格擇字，有時還“廣略去取”，只抄需要記誦的部分；遇到虛字或文辭不當處還經常改易，所以一篇古文傳到今天，滿是歷代傳播者留下的痕跡。

敦煌唐人寫本《辯亡論》中還使用了一種黃色的塗改液，發現錯抄，就把錯字塗掉，叫做“雌黃”，我們今天說的“信口雌黃”這句成語，就來源於古人塗字的“雌黃”，意思是隨意塗改，這些都是在紙普及後出現的現象，也說明敦煌唐人寫本《辯亡論》在抄寫時還算是比較嚴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