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仕勇
崇禎十七年 (1644年)，明崇禎皇帝殉國。
同年五月，崇禎皇帝的堂兄、福恭王朱常洵的兒子朱由崧在南京稱帝，改元“弘光”，是為弘光皇帝。
弘光小朝廷的存活時間僅只八個月，次年弘光皇帝被清軍俘獲，不久處死。
弘光朝首輔馬士英退至杭州，竭力擁立潞王朱常淓繼續抗清。
哪料潞王朱常淓是坨扶不上牆的爛泥，清軍甫到，他就奉表請降。
馬士英只得渡錢塘江東去。
逃亡路上，馬士英咬緊牙關，發誓大明王朝不能就此算完，立一帝不成，再立一帝！只要一息尚存，決不放棄復國之念！
其實，就在馬士英緊鑼密鼓地擁立潞王朱常淓的時候，浙江餘姚、會稽、鄞縣等地的明官吏縉紳及各路抗清義軍已經扶持明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
朱以海，朱元璋十世孫，魯王朱壽鏞的第五子，為人很有幾分骨氣和才幹。他的魯王政權建立後，就迅速控制地浙東紹興、寧波、溫州、台州等地，擁有浙中義師及原明總兵方國安、王之仁等部，又據有錢塘江天險，隱有幾分王霸氣象。
馬士英欣然前往投奔。
但是，由於馬士英曾和已故大英雄史可法互相傾軌，名聲很臭，遭到了魯監國幕下群僚的唾棄和責難，喊打喊殺之聲不絕於朝堂。
原九江金事王思任致書歷數其罪，說他驕奢淫逸，威福自操，不講戰守大事，只知貪汙腐敗，以酒色招攬小人，以門牆劃分幫派，使得國家人心渙散，士氣不揚，最終導致政府流亡，社稷成墟。
魯藩舊臣張岱更是直接上疏，“懇祈立斬弒君賣國第一罪臣”馬士英。
張岱這麼迫切要致馬士英於死地，除了王思任所說的光明正大的原因外，更與馬士英結怨於復社的恩怨情仇有關。
復社是由全國各地文社於崇禎初年合併的一個黨社聯盟，這些文社包括江北的匡社、南社、吳中的羽朋社、應社、松江的幾社、江西的則社、浙東超社、浙西的莊社、聞社、武林的讀書社、山左的大社、歷亭的席社、萊陽的邑社、中州的海金社、端社、黃州的質社、昆陽的雲簪社等，其中著名人物有張溥、張採、夏允彝、吳偉業、顧炎武、黃宗羲、陳子龍等等。
盟主張溥聯絡四方文社，主張“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曰“復社”，其固然有切磋學問，砥礪品行的目的，但主要精力仍然是在“門戶之爭”上。復社人士自稱“吾以嗣東林”。不少復社成員是東林黨人的學生或弟子。復社繼承東林傳統，論文兼評時政，並與閹黨攻訐相爭。
為了壓倒閹黨，張溥、吳昌時等人採取眾籌的方式集資，其中馮銓、侯恂、阮大鋮等持萬金入股，合力把周延儒重推上首輔之位。
周延儒上任伊始，張溥“欲盡用其黨人而殺異己者”，曾殺氣騰騰地開出了兩本冊子交給周延儒，上面所寫要用的、要殺的人的名單清清楚楚。
時人有詩：
二冊書成注復刪，莫防鐙下鬼神環。
西銘夫子酆都主，生死枯榮一筆間。
不過，“淮安道上張溥破腹，昌時以一劑送入九泉”，復社兩大領袖張溥和吳昌時先後暴死，血禍沒有釀成。
張溥的死訊傳到周延儒耳內，周延儒撫掌稱好，說：“天如（張溥字）死，吾方好作官。”
周廷儒重任首輔後，對於資助自己入閣的最大股東阮大鋮心存感激，有心報答，但礙於阮大鋮是閹黨著名死硬分子、與東林黨人仇怨太深，不敢頂風而上，乃想了個折中方案，讓阮大鋮推薦他的一個好友出來，自己親自提拔。
阮大鋮於是推舉了自己最好的朋友馬士英。
在周延儒的鼎力相助下，馬士英很快做到了鳳陽總督的位子。也在這個位子上，他聯合四鎮擁立了弘光皇帝，因此成了南京朝廷的首輔。
馬士英也是個知恩圖報的人，自己風光了，當然要援引老朋友阮大鋮。這麼一來，就引爆了一個火藥庫，大爆炸轟然而至。
東林黨及復社成員深知阮大誠是閹黨骨士，生怕他上臺後會致使閹黨死灰復燃，一起群起而攻之。
作為反擊，馬士英、阮大鋮便對東林黨及復社成員進行了殘酷的報復迫害。
所以說，張岱作為復社成員，其請誅馬士英，挾帶上了大部分私怨在裡面的。
魯監國同意了張岱的申請，把張岱召至御榻前，密令他“先殺後聞”。
張岱即帶兵數百人前去“除奸”。
馬士英得到消息，連夜逃遁江上。
這時的馬士英已經窮途末路，但他並沒有轉投清軍，輾轉到太湖展開抗清鬥爭。
順治三年（1646年）正月，多爾袞以自己的侄子貝勒博洛為徵南大將軍，固山額真圖賴為副手，集結起在北方休整了大半年的滿漢八旗，對浙閩兩省展開大型軍事行動。
五月，博洛大軍經蘇州進抵杭州，恰逢浙江出現了罕見的旱情，錢塘江水位大降，水深不過馬腹。
博洛遂於五月二十五日分兵兩路，一路由主力馬步兵組成，從杭州六和塔、富陽、嚴州一線涉水過江；另一路由水師組成，從鱉子門沿海而進，很快攻陷錢塘江防線。
錢塘江防線一失，自杭州到紹興無險可守。
魯監國在張名振等人護衛下離開紹興，經台州乘船流亡海上。
當此清軍席捲而南、魯監國政權全線潰敗之際，魯監國政權大學士謝三賓、越國公方國安等人紛紛舉旗投降。
臭名昭著的馬士英兵敗被俘後，卻堅守民族氣節，拒不肯降，從容就義。
馬士英死得極慘，被滅絕人性的清軍剝皮拆骨，內臟掏空，再塞滿稻草，重新用線縫合。
除了馬士英外，名聲同樣有汙的定海總兵王之仁、大學士張國維、督師大學士朱大典等等均從容赴難，視死如歸。
馬士英能夠壯烈殉國，裡面有沒有與東林黨及復社相爭、死也拼一口氣的原因，不得而知，但馬士英對朋友講義氣、不惜以死相酬，那是不容置疑的。其不顧引火燒身、竭力援引阮大鋮是一例；復社創始人張溥病死後，東林諸人多在與周延儒討價論價官位的大小，無暇操辦張溥的後事。馬士英則主動承擔了此事，為張溥後事忙裡忙外。在和東林黨攻訐的歲月裡，馬士英曾還擊說：“你們這些人，也配講什麼同聲共氣！要講同聲共氣，你沒沒有一個人比得上我。我為了安葬張天如，一月之內奔走千里。想想看，當我為張天如操辦後事時，你們誰稍微關注過一下？”
相對比馬士英的壯烈，曾在追殺馬士英過程中表現得正氣凜然的張岱，為逃一死，竟剃頭入清。
聽說了馬士英、王之仁、、張國維、朱大典等人的事蹟，張岱悻悻自嘲說：“功名耶落空，富貴耶如夢，忠臣耶怕痛，鋤頭耶怕重，著書二十年耶而僅堪覆甕，之人耶有用沒用？”
張岱的表現還算好的，至少，他沒有走和清政府合作的路線。
復社中聲名鼎盛的吳偉業、侯方域等人卻入仕清朝。
正所謂：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臨頭一死難。
張岱為浙江紹興人，出身於累世通顯之家。高祖是嘉靖年間進士，立有武功；曾祖更牛，為隆慶五年狀元、著名理學家、王陽明再傳弟子；祖父為萬曆年間進士，官兵部郎中、江西布政使參議；父親曾任山東副考；叔叔任揚州郡司馬。
張岱是個天才少年，六歲的時候，跟隨祖父到杭州，遇著名書畫家陳繼儒騎角鹿遊覽武林。陳繼儒故意考張岱，指屏風上的《李白騎鯨圖》出對子，說：“太白騎鯨，採石江邊撈夜月。”張岱應聲而答：“眉公跨鹿，錢唐縣裡打秋風。”座中客人聽了，一齊絕倒。
張岱才學過人，又極精八股文，如若科考，必定高中。可是，他生於官宦富貴之家，嬉遊成性，無意仕進，整日流連於山水書畫，也酷愛鬥雞逗狗，大江以南的道士、劍客、僧侶、伶人，甚至流氓無賴，無不交結。
張岱自己也承認：“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桔虐，書蠹詩魔。”
不承想，清軍入關，,社稷傾覆，民生塗炭，家道破敗，張岱遁入山林，追思往事，“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夢醒之後，淚溼枕巾，寫成了《陶庵夢憶》與《西湖夢尋》二書。
張岱在《陶庵夢憶》一書的《自序》中說：“遙想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書中遍寫明朝鼓吹笙簧，歌弦管的往事。
《西湖夢尋》是憶早歲遊西湖之作。清兵曾於甲午（1654）、丁酉（1657）兩至西湖，燒殺搶掠，“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淹沒，百不存一矣。”張岱在《西湖夢尋自序》中說：“餘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未嘗一日別餘也。”
二書貌似隨手拈事、信筆狀景，字裡行間，雖然滿是繁華綺麗事，但都飽含離黍之悲、故國之痛，稱之為帶血帶淚之文也不為過。
不過，張岱的最大貢獻，卻是《石匱書》與《石匱書後集》兩部著作。
從張岱的高祖始，張家就留心蒐集明朝史料，經過幾代人積累，資料非常豐富。單就張岱而言，其“自垂髫聚書四十年，不下三萬卷。”崇禎初年，精力過剩的張岱立志利用家藏資料來創作一部紀傳體的明史專著。順治三年（1646年），魯監國政權崩潰，張岱攜稿本及數篋書籍避居剡溪(浙江省嵊縣南，曹娥江之上游)，前後花了二十七年時間，終於著成二百二十卷紀傳體明史的煌煌鉅著《石匱書》。
張岱著書嚴謹，“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稍有未核，寧闕勿書”。
就因為“稍有未核，寧闕勿書”的態度，張岱認為自己對崇禎一朝的材料掌握不多，所以《石匱書》只寫到天啟末年便匆匆收筆。
所幸老天不負有心人。
康熙初年，著名學者谷應泰提督浙江學政，有意編修《明史紀事本末》，仰慕張岱的才學和見識，特邀張岱參與其事。張岱於是得以遍讀崇禎一朝十七年的邸報及其他有關史料。
協助谷應泰完成《明史紀事本末》後，張岱補寫了崇禎朝的紀傳，為別於前書，另稱《石匱書後集》。
與《明史紀事本末》不同，《石匱書後集》寓情於史，用充滿激情的筆觸旗幟鮮明地謳歌反清鬥爭的英雄，其中的卷二十八《死義諸臣列傳》、卷三十二《乙酉殉難列傳》、卷三十九《丙戌殉難列傳》最為突出。
實際上，對於《石匱書》與《石匱書後集》二書，張岱本人比較重視的是前者。他曾在《陶庵夢憶.自序》中透露，自己也曾想過自盡，不想苟活於世，只因《石匱書》尚未完成，這才殘喘於人世。
然而，讓人痛心的是，因為滿清政府前無古人的文字獄，《石匱書》竟然被毀，後人無緣得見。
《石匱書後集》也只是寫本傳世，直到解放後的1959年，上海圖書館據所藏天尺樓鈔本付印，這才公開出版。
張岱的一生，可謂聚集了朝代更替、由榮入衰的時代縮影，如今讀其書、觀其事，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