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印度大詩人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受到梁啟超、胡適和徐志摩的共同邀請，開始對中國進行訪問。泰戈爾可不是簡單人物，早在1913年，泰戈爾憑藉著《吉檀迦利》詩集，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這不僅是印度人民的光榮，同時也是亞洲各國人民的光榮。
當時遜位皇帝溥儀的老師是莊士敦，莊士敦曾在中外文化研究會任職，故此，通過他穿針引線，促成了泰戈爾到紫禁城中，與遜位皇帝溥儀見面的機會。
泰戈爾是新文化的代表，而溥儀當時在中國，確是封建帝王制度的象徵，故此，兩個人的見面，遭到了當時新聞輿論界的“指責”，小編今天不說這兩個人見面，是否有什麼不好的政治影響，我們就當他們是一場私人會面吧。
當日，泰戈爾乘坐汽車，一直來到了紫禁城的神武門前，陪同泰戈爾的有印度隨從恩厚之、鮑斯和諾格還有更重要的兩個人人物，新月派詩人徐志摩，林徽因小姐，而徐志摩就是泰戈爾的翻譯。
十點鐘的時候，泰戈爾在太監們的引導之下，直接從神武門來到了御花園，溥儀身穿便裝，正在御花園等著他們，陪著溥儀見泰戈爾的就是內務府大臣鄭孝胥。
兩方見面，溥儀的興致很高，他先讓泰戈爾坐下，然後示意鄭孝胥坐在這位印度詩聖身邊，溥儀這樣說：“先生為印度大詩人，鄭孝胥則吾國之大詩人，今日相遇於此，實不易得之機會，吾先為兩大詩人留影以為紀念。”
接下來，溥儀和泰戈爾又合影留念，這位末代皇帝還親自當起了嚮導，領著他大致遊覽了一下御花園，遊覽過後，泰戈爾向溥儀告辭，這場備受世人關注的見面結束了。
溥儀在這次見面中，說錯的兩句話，相信很多讀者都已經看出來了，這兩句話小編在下面仔細交代一下：
第一句錯誤的話：鄭孝胥則吾國之大詩人這句話說得不對：
溥儀既然稱呼泰戈爾為大詩人，他不應該稱鄭孝胥為吾國之大詩人，因為兩個大詩人的詩詞造詣，根本就不能比肩。
鄭孝胥自號“海藏”，他的詩詞造詣在當時確實很高：滄海橫流事可傷，陸沉何地得深藏？廿年詩卷收江水，一角危樓待夕陽——鄭孝胥寫的舊體詩，不管寫的多麼好，都無法和泰戈爾的新體詩比。
真正能和泰戈爾的詩較量一番的是寫新詩徐志摩，只可惜當時徐志摩的成名作《再別康橋》還沒有出來（1928年12月10日，再別康橋發《新月》月刊第1卷第10號），如果徐志摩不是早亡，他有可能衝擊諾貝爾文學獎。
第二個錯誤：溥儀沒有認清鄭孝胥書法的實力
鄭孝胥有超過泰戈爾的地方，那就書法。當時在中國二十年代的書法界，有北於南鄭之稱，北於講的就是于右任，而南鄭指的就是鄭孝胥。
鄭孝胥習書法，一開始學習的是顏真卿和蘇軾，後來學習北魏碑，沙孟海曾經這樣評價鄭孝胥：“可以矯正趙之謙的飄泛，陶浚宣的板滯和李瑞清的顫筆的弊端的，只有鄭孝胥了。他的作品，有精悍之色，又鬆秀之趣，活象他的詩，於衝夷之中，帶有激宕之氣”
1932年，鄭孝胥任偽滿洲國的任偽滿洲國總理大臣兼文教總長。其漢奸的歷史地位不容否定，翻遍中國歷史，只有兩個被貼上“奸”字標籤，但他們寫的字還是作為招牌而傳世的人，這兩個人一個是寫六必居的嚴嵩，另外一個就是寫“交通銀行”四個字的鄭孝胥。
交通銀行四個字為何能保留下來，這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那四個字寫得太好。有書法家這樣評論這四個字：其字體結構緊湊有序，顯得既嚴肅又典雅。
我們講明白溥儀說錯的兩句話，並不是掰扯清楚徐志摩、鄭孝胥的詩文和書法的造詣，比之泰戈爾的高低，小編真正要說的話是：溥儀當時，已經19歲了，作為一個成年人，他尚且分不清客人的短處，自己人的長處，他竟用自己人的短處和客人的長處相比，如果他用鄭孝胥的書法和泰戈爾的詩詞相比，那絕對會不落下風。
溥儀小處精明，大處糊塗，沒有全局的眼光，他父親載灃都反對他到東北去成立滿洲國，可是他甘當日本人的傀儡，依靠夢想在構造理想的“帝”國，而偽滿洲國必然滅亡的命運，在這次與泰戈爾會面的時候，就可以看出端倪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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