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21歲的徐樹錚從蕭縣老家跋山涉水來到濟南，欲投效袁世凱的北洋新軍。不料代袁世凱前來驗成色的朱鍾琪是個有眼無珠的庸人，話不投機下，庸人很不耐煩，片言之後便讓徐樹錚吃了閉門羹。
此後的一段時間，自視甚高的徐樹錚滯留在濟南小旅館裡，每日借酒消愁，不知前途在何處？
可誰能想到，這一惆悵滯留竟留出個天涯逢伯樂。
一日，北洋之虎段祺瑞到旅館訪客，始一進門就注意到了正在廳堂裡寫楹聯的徐樹錚。據說第一眼段祺瑞就很欣賞徐樹錚與生俱來的氣度，再一看寫的字，北洋之虎幾乎當場就下了定論，此年輕人，千里馬也。
有這定論後，段祺瑞問徐樹錚，是否願意在他手下做事？
徐樹錚沒有滿口答應，而是不卑不亢地回了一句，值得就則可就。
好一個伯樂與千里馬的一識一抬頭。
識得這匹千里馬後，段祺瑞對徐樹錚的栽培可謂是不遺餘力。1905年，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樹錚東渡日本學習軍事，三年振武學校，兩年陸軍士官學校，1910年回國，正趕上風雲際會、一展身手的好時候。
時勢造英雄，英雄亦不負時勢！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因馮國璋未能領會袁世凱兩頭取利的奸雄術，段祺瑞臨危受命以第一軍統領兼湖廣總督的身份替換上場。此時的徐樹錚早已不是小角色，若是從即將上演的那三出大戲看，說此時的徐樹錚是北洋之虎的智膽、利爪，那是一點不為過。
下面咱們就來說一說徐樹錚助段祺瑞上演的那三出大戲，也就是所謂的三造共和。
大局激盪，事前諸葛才是真贏家。
自袁世凱一頭震懾革命黨，一頭拿捏清廷的局面形成後，身在陣前、手握重兵的段祺瑞要想拿下不日之後的頭名之功，不僅需要辨識乾坤走向的大局觀，更要有獨領風騷的霸道雄才。
北洋之虎當然不缺這兩樣東西，但徐樹錚在其中起的作用亦不容小覷，他不僅給段祺瑞獻了先聲奪人之策，更是直接執筆轟出了那道響徹九州的霸道電文——“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清廷如不速斷，則江海盡失，勢成坐亡。”
正是因為有了這道徐操刀，段領銜，眾將聯名的勸退電文，清廷再無周旋的勇氣。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下退位詔書，兩百多年的清廷就此覆滅。
細細品來，這實在是咄咄逼人的致命一刀，段祺瑞一造共和，徐樹錚幾乎就是其鋒刃。
接著說二造共和。
如果說一造共和，徐樹錚輔佐段祺瑞唱的是順勢而為的話，那二造共和兩人唱的就是強勢不為。咫尺之內，藐視、對抗意欲稱帝的袁世凱，這事一般人絕無膽量幹，但段祺瑞、徐樹錚卻用主從配合的方式幹下了。
在袁世凱的眼皮子底下，段祺瑞的硬支撐了徐樹錚的狂，而徐樹錚的狂無形中也彰顯了段祺瑞的硬。
一硬一狂，袁世凱黯然神傷，這二造共和的美名實在是力挺的很。
再說三造共和。
三造共和中的徐樹錚就更不簡單了，鋒芒畢露變成了腹黑縱橫，那一計上屋抽梯、一石三鳥，陰損中透著張狂，張狂中藏著機關算盡，那連環坑挖的，放進整個北洋時代都算排的上號的權謀大戲。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手握實權任國務總理，一個不甘做橡皮圖章，一個不甘位居人後，府院之爭在所難免。
1917年盲目樂觀的黎元洪率先發難，罷免了段祺瑞。表面上看，黎元洪似乎佔據了上風，其實不過是被人誘進了坑裡。黎元洪這所以敢這麼幹，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張勳宣稱他要進京調停，挺黎抗段。可讓黎元洪沒想到的是，張勳所謂的進京調停不過是打出來的幌子，他真正要乾的其實是藉機復辟。而張勳之所以敢復辟，很大程度上又是受了徐樹錚的慫恿，徐說了，只要能達到驅逐黎元洪的目的，一切手段芝老（段祺瑞）在所不計。
瞧瞧徐樹錚的算計，先讓張勳把黎元洪埋坑裡，自己再站在時代的制高點把張勳埋坑裡，如此一來，黎元洪必廢，張勳必臭，自家的主公段祺瑞則必是名利雙收。
高明的縱橫博弈莫過於此。
這傢伙在被動中看到的不是捱打，而是見縫插針、一石三鳥的大贏機會。經他這一番算計，當初的被動無形中成了拋出去的誘餌，先誘打手虐對手，再拿正義滅打手。
助段祺瑞拿下三造共和的大功時，徐樹錚僅僅只有三十六七歲。單看這三件大事，徐樹錚確有亂世雄才的味道，大勢面前，能辨，能扛，能逆。但和袁世凱、張作霖這些北洋巔峰人物比，徐樹錚明顯還是遜色不少的。
遜色在哪裡呢？
不在其才，在其道。
縱觀歷史，決定一個人風雲高度乃至結局的關鍵，從來不是你的雄才有幾何，而是你的雄才落到了哪條道上。落到正道上，巔峰必期；落到歧途上，深淵必墜，並且是越有才墜的越凶。
那什麼是正道？什麼又是歧途呢？
簡單說，懂得敬畏，有所為有所不為就是正道；反之，毫無敬畏，無所不為就是歧途。
很遺憾，自協助段祺瑞再登總理寶座，皖系勢力達到極盛之後，徐樹錚慢慢地就走向了一條殺伐甚重、無所不為的歧途。
總之，在助段祺瑞去實現武力一統天下的春秋迷夢時，他祭出的不是狠手，就是殺招。
依舊用三件大事來講一講。
第一件。黎元洪被驅，張勳被扔進歷史的垃圾桶後，段祺瑞主要的對手是昔日袍澤，老直系首領，代理大總統馮國璋。
勢力極盛的段祺瑞要武力統一全國，進而徹底掌控廟堂權柄。馮國璋當然不會配合他唱這出春秋大戲，於是推出所謂的“和平混一”，說白了就是邊拆段祺瑞的臺，邊樹自己的權威。
搞黎元洪時，徐樹錚用的是上屋抽梯的損招，現在輪到對付馮國璋了，徐樹錚則直接祭出了“割肉飼虎”的狠招。
這虎指的是誰呢？
東北王張作霖。
1917年2月，徐樹錚祕密出關面見張作霖。見到張作霖，徐樹錚直接甩底牌，政府有一批日本軍械不日將運抵秦皇島，只要你入關助皖打直，這兩萬七千件軍械你可以用我手裡的條子截走。
此時的張作霖正苦於擴軍沒有軍械，一聽有這好事，立馬拿出了胡氣十足的魄力，媽了個巴子的，幹！
2月22日，奉軍直奔秦皇島，強行截下了這批軍械。
得知這個消息後，不僅馮國璋震驚，就是段祺瑞也是驚愕不已。
他指責徐樹錚，你這是教猱升木。
徐樹錚反問，教長江三督升木者是誰？
言下之意，你太軟，看我如何幫你搬回來。
由此一件事就能看出來，這傢伙為達目標，根本不懼養虎為患。
第二件。以如此重禮誘張作霖入關後，從某種程度上講，徐樹錚確實達到了目的，皖系全面壓制了馮國璋的直系。可就在這個時候，一個暗中配合馮國璋拆皖系臺的北洋老資格引起了徐樹錚的仇視，此人即是袁世凱時期的軍法處掌門人——陸建章，一個專門幫袁世凱幹髒活的屠夫。
在徐樹錚之前，北洋後生直接幹掉老前輩的事幾乎沒有，老前輩之間更沒有。論袍澤，留餘地，不下死手，這是北洋時代大家心照不宣的規矩，但到了徐樹錚這裡，囂張跋扈下哪還有什麼規矩可講。
就這樣，陸建章被誘到天津後，被徐樹錚一槍崩掉了。
在一個講規矩的時代，如此壞規矩其實就是給自己挖坑。看看後來就明瞭了，整個北洋、民國時期，壞規矩的幾乎都沒能善終，越有名結局越血腥。
第三件。
這第三件事很值得重點講一講，因為其中的意味特別深長。
當一個人走進歧途後，最可怕的不是你現實的敵人有多少，而是你無論怎麼幹都樹敵，幹壞事樹敵，幹好事同樣樹敵。
直白地講，歧途之上，越厲害，路越窄。
壞規矩槍殺陸建章其實只是徐樹錚得勢時乾的一樁離譜事，除此之外，這樣盡失人心的事他還幹過不少，例如他搞的安福俱樂部——總之，飛揚跋扈、無所顧忌讓他和段祺瑞的敵人越來越多。
雖還未到群起而攻之的程度，但離這種局面也不遠了。
然而就在這種外盛內緊張的局面下，徐樹錚卻再一次展現了他的“雄才大略”。
1918年10月24日，由安福系選出卻不願受其控制的新任大總統徐世昌對徐樹錚來了一招調虎離山，在幾方爭鬥的關鍵時刻，他把徐樹錚支去日本觀操去了。
等徐樹錚觀操回來，旨在反皖的和平會議已經拉開了帷幕。
讓徐世昌未料到的是，徐樹錚此次沒有搞鋒芒畢露的直接對抗，他一個轉身，到西北籌邊去了。這是梟雄手筆呀，不爭一時長短，搞好了就是先西北為王，再尋機捲土重來。
事實上，徐樹錚當時的格局比這更高，他盯上了外蒙的問題。他想幹什麼呢？他不僅要西北練兵，還想趁著當下有利形勢，來個一舉收復外蒙，從而讓自己以及自己身後的皖系重新佔據時局制高點。
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宏大戰略，接下來才會有他一夜之間收復外蒙的壯舉。
客觀地講，收復外蒙這一壯舉的確展現了徐樹錚的霸道雄才。雖然帶去的兵不多，但敢說那樣的硬話，整個北洋時代恐怕也沒幾人。
“寬限一日，夜晚須解決，否則拿解者不止一佛，執事雖老，亦當隨行。”
按理說，手段如此凌厲地收復外蒙，徐樹錚理應受到“民族英雄”式的禮遇，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北洋大佬們內心固然折服，但形成的結論卻是這樣的——絕不能讓此人真正得勢，否則我們都沒活路。
所以最終我們看到的是，徐樹錚為國家立了大功，但等待他的卻是圍攻。
這就是走上歧途最大的代價，一旦壞了規矩，失了德，越有壯舉，他人越想剿殺你。
還是袁世凱當初看的準：又錚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軌，可期遠到——
說到底，亂世下，雄才不入正道，命好的最終沒機會，命壞的多半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