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毅仁與中共領袖的真情交往

文章摘自:《黨史縱覽》,作者:葉介甫。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榮毅仁,1916年5月1日出生於江蘇無錫一個著名的工商業家族。他早年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啟蒙教育,1937年從上海聖約翰大學歷史系畢業後,開始輔佐父親經營麵粉、紡織和金融等龐大的家族企業。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榮氏家族已遷往海外,榮毅仁毅然作出留在上海的決定,並逐漸成為榮氏家族企業的代表。新中國成立後,榮毅仁滿腔熱忱地投身新中國的建設事業。1950年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曾任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後歷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顧問,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副主席、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名譽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紡織工業部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56年,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他率先把全部企業拿出來和國家合營,贏得了普遍尊重,被稱為“紅色資本家”。改革開放後的1979年,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榮毅仁牽頭組建並出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1986年6月,鄧小平在接見榮氏親屬回國觀光團時說:“你們榮家對發展民族工業做了貢獻,是有功的,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人民是不會忘記的。”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百人榜”的評選小組把3個特別的“紀念獎”頒發給了3位已經“駕鶴西去”的人物,他們分別是榮毅仁、霍英東和王選。今年是榮毅仁100週年誕辰,筆者收集整理了他與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3位中共領袖交往的感人故事奉獻給讀者。

榮毅仁與中共領袖的真情交往

鄧小平會見榮毅仁

毛澤東說:“榮先生,你是大資本家呀!”

這是榮毅仁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天。1950年春末夏初,中南海碧水盈盈,頤年堂喜氣洋洋。榮毅仁被通知出席毛澤東招待部分黨外人士的宴會。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榮毅仁第一次見到毛澤東。

當榮毅仁等來到時,毛澤東在門前熱情迎接他們。潘漢年把榮毅仁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握住了榮毅仁的手,親切地說:“榮先生,你是大資本家呀!”

周恩來在一旁打趣地說:“他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少壯派’。”

榮毅仁直說:“哪裡……哪裡……”

毛澤東看到榮毅仁這副畢恭畢敬的樣子,微笑著又補充一句說:“你來了,很好。”

宴會就像家人團聚,氣氛和諧歡快。席間毛澤東鼓勵大家要為人民做好事,要一貫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譽,人民的獎勵也越多,人民是不會忘記的。毛澤東的話,語重心長,感人肺腑,既是諄諄的囑咐,又是殷切的期望。榮毅仁聽了感到無比溫暖,覺得毛澤東的話字字銘刻在自己的心上,以至於幾十年後,榮毅仁還能清楚記得。

1955年11月1日,全國工商聯召開執委會議,榮毅仁赴京參會。毛澤東也來了,並親自主持了一次座談會,懇切談心約兩個小時。毛澤東對與會的“資本家”們說:“只要把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聯結在一起,個人的命運和前途是可以掌握的,是大有希望的。因為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而社會主義事業是很寬廣的,並且將一天天發展。大家要把心安下來,不要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要減少吊桶,增加抽水機,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機更好,這樣才好睡覺。”

毛澤東又講到京劇《打漁殺家》中的蕭桂英的故事,用以教育工商界。他說:“漁夫蕭恩立志插翅飛過江去,斬除惡霸頭子呂子秋,報仇雪恨。他的女兒蕭桂英,又想要跟著爹爹去殺家造反,又放心不下那一點兒‘私有財產’。船行在半江中,她還念念不忘:門還沒有上鎖呢!屋裡還有不少傢俱呢!”毛澤東講到這裡自己忍不住笑了起來:“鬧革命麼,還捨不得丟罈罈罐罐?對舊的東西,一定要捨得丟,不要捨不得!”

當時正值全國範圍內的公私合營高潮前夕,毛澤東的話語重心長,發人深思。他說:“只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而且是一貫地做下去,並不半途而廢,那麼,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機會和效力的機會的。”接著他又補充說:民族資產階級改造好了,將來一定可以加入到工人階級的行列。

這次座談會後,榮毅仁覺得很受啟發。一回到上海,他就向上海市人代會保證:“我一定要把所得到的利潤投資企業,購買公債,來支援國家建設。”他還在大會上表示:“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公民,做一個真正的同志。”

在這一時期,榮毅仁雖明確了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認識,但對為什麼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問題仍然是模糊的。他曾說過:“我贊成共產黨只舉一隻手,如果兩隻手都舉起來,那是投降。”可是後來隨著認識的逐步深入,他自己又否定了這種任性之言。

1955年10月的一次會議上,榮毅仁對毛澤東說:“毛主席,希望你能抽出時間到上海去,更希望到我們廠看看。”

1956年1月10日,榮毅仁正在上海申新紗廠總管理處上班,忽然接到時任市委書記的陳丕顯親自打來的電話,說有要事跟他談,要他速回家中。榮毅仁急急趕回家,陳丕顯已在家中等候。陳丕顯說:“毛主席來上海了,今天馬上就要去視察申新九廠,我們一起去廠裡吧。”

榮毅仁立即隨陳丕顯趕到申新九廠。下午4點40分,毛澤東在陳毅、羅瑞卿、汪東興陪同下乘車來到廠裡。一下車,毛澤東見到在那兒迎候的榮毅仁說:“你不是要我到廠裡來看看嗎?今天我來了。”

榮毅仁萬萬沒有想到,他在北京時對毛澤東講的那句話,毛澤東竟記在心裡了。

毛澤東問榮毅仁:“公私合營後生產怎樣?”

榮毅仁說:“比以前好。”

毛澤東說:“跟國營企業比怎麼樣?”

榮毅仁說:“那還差一點。”

毛澤東說:“大概什麼時候能趕上?”

榮毅仁說:“總要二三年吧。”

毛澤東沒有坐下來休息,而是由榮毅仁等陪同徑直向車間走去。

申新九廠共有17個車間,毛澤東視察了7個。每至一個車間,毛澤東都要仔細詢問車間的工人的工作情況,還和他們親切交談。

毛澤東到上海視察不下幾十次,但只視察過一家公私合營工廠,這就是申新九廠。

1956年初,全國範圍內出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在很短的時期內,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了全面的全行業公私合營。這是一次巨大的歷史性變革。在這場變革之後,國家對資本傢俬股的贖買改為了定息制度,資本家的收入被限制在固定的股息上,同企業的利潤多少不再發生聯繫,生產資料則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企業的生產直接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

1956年12月10日開始,全國工商聯在京舉行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會前,毛澤東在12月5日、7日、8日,花3個晚上時間,分別找全國工商聯正副主任委員、各省工商界代表談話,想聽聽這些私營企業老闆的意見。這中間自然有榮毅仁。

8日晚,毛澤東為了不使這些資本家緊張,說話時語調緩慢,態度隨和而親切,他說:“我今天只帶兩個耳朵來參加會議。”會上,這些民族資本家競相就定息問題、給資本家安排工作問題、如何進行自我改造等問題提出了一些意見。

毛澤東聽後說:“贖買就真的贖買,不是欺騙的,對有牴觸情緒的同志要說服,要贖買就贖買到底,不要半贖買,半沒收,要虎頭虎尾,不要虎頭蛇尾。”

對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安排問題,毛澤東說,“人都包下來。工商業者不是國家的負擔,而是一筆財富,過去和現在都起了作用。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是現代化的,不是手工業的。……這一點工人不大瞭解,應該向工人說清楚”。

毛澤東又說:“資本家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物質問題,一個思想問題。物質問題就是有職有權的問題,有工資可拿,拿到工資可生活。思想問題要資本家自己改造自己,發揮他們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經驗,而且使得他們能夠發展新經驗。譬如榮毅仁年紀輕輕的,這種人來日方長,還可以學新的經驗。”

“年紀輕輕的”“來日方長”,榮毅仁聽到毛澤東這些話,心頭好似捲起了千重浪,奔騰澎湃,共產黨的主席對自己如此勉勵有加,寄予厚望,使他激動不已。

周恩來說:“你來啦,很好!”

周恩來對榮毅仁有著知遇之恩。1996年新年伊始,正是紀念週恩來逝世20週年的日子。榮毅仁在他的辦公室滿懷深情地說:“總理是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典範。他親自做統戰工作,誠摯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他為全黨做出了表率。”

從1949年解放到1959年,榮毅仁一直在上海工作。一次,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張琴秋找到他,對他說:“建國快10週年了,總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當紡織部副部長。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們一塊幹吧。”

原來,毛澤東要當時的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推薦幾位黨外人士當部長,鄧小平推薦了兩人,其中一位就是榮毅仁。張琴秋是奉周恩來之命來請榮毅仁的。榮毅仁領會這是黨中央看重他,一口答應了。

在北京飯店,榮毅仁去理髮時恰巧碰見了周恩來。周恩來親切地說:“你來啦,很好!歡迎你到北京工作。”他生怕榮毅仁初到北京生活不習慣,特地關照道:“你可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榮毅仁聽了心裡熱乎乎的,說:“謝謝總理關心,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會習慣的。”

周恩來辦事嚴謹,十分尊重人。1963年,榮毅仁因病在上海寓所稍事休養,恰逢周恩來到上海視察。在上海政協舉行的一個座談會上,榮毅仁對周恩來說,想請他和鄧穎超大姐到家裡吃頓便飯。周恩來滿口答應,說:“好,好,那我們就明天到府上吧,可以嗎?”

第二天,周恩來人未到,電話先來了。他的祕書專程打來電話說,總理實在抽不開身,要晚到半小時。榮夫人楊鑑清想,半小時,不就是前腳後腳的事嗎,何況又是家常便飯,竟還特地叫人打來電話,總理真是太尊重人了,太認真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被視為“老牌資產階級”的榮毅仁自然逃不脫厄運。那時榮毅仁既是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又是全國工商聯的負責人。1966年夏,社會上的紅衛兵先後來到榮家“造反”,他們在榮家安營紮寨,又批又鬥。榮毅仁和夫人楊鑑清被折磨得死去活來,榮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斷,楊鑑清被毒打得昏死過去,幾年都起不了床。在生死存亡關頭,周恩來知道了,立即指示紡織工業部一定要想盡辦法保護榮氏夫婦。紡織部馬上研究對策,由當時的副部長錢之光、祕書陳錦華具體執行,連夜派出了部裡的紅衛兵趕至榮家,他們對外來的紅衛兵說:“你們不要管了,都退出榮家,由我們來處理。”就這樣,用紅衛兵對付紅衛兵,巧妙地把榮氏夫婦保護了起來。楊鑑清說:“紡織部的紅衛兵要晚來兩天,我們都沒命了,周總理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吶!”

1966年11月12日,紀念孫中山誕辰100週年大會召開,榮毅仁作為籌委參加了大會。會上,榮毅仁見到了鄧穎超。鄧穎超關切地問:“鑑清怎麼樣?”接著又說:“總理不是已讓人帶口信給你了嗎?總理要你沉得住氣,要經得起考驗。”因為帶口信的人並沒有把話帶到,榮毅仁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第一次聽到總理的聲音。這聲音,像茫茫黑夜中的明燈,灼熱沙漠中的甘泉,榮毅仁一時竟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淚水直在眼眶裡打轉。此時此刻,還有什麼話能比周恩來的話更感人肺腑的呢!還有什麼恩情能比周恩來的恩情更令人沒齒難忘的呢!周恩來生怕口信帶不到,又特地請鄧穎超親自對自己再講一遍。當時他自己的處境也難,又日理萬機,為國家操碎了心,竟還如此細心周到地想著自己,榮毅仁感奮莫名,聲音有點發顫地對鄧穎超說:“請您報告總理和毛主席,我堅決跟著黨革命到底,我跟黨是跟定了的。”

第二年,時任紡織工業部部長的蔣光鼐病故。在6月12日八寶山舉行的追悼會上,周恩來見到榮毅仁,默默地握住他的手,榮毅仁低垂雙眼,把兩隻手都搭上,周恩來又把另一隻手搭上,四隻手足足握了好幾分鐘,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榮毅仁從周恩來的雙手中,感到了溫暖,感到了力量!

北京北太平莊有家小理髮店,就設在當時榮毅仁住所附近,“文化大革命”期間榮毅仁經常光顧。1971年的一天,榮毅仁正在等候理髮,忽然有人火急火燎地前來找他,說是周總理請他立即去參加一個會。榮毅仁有點摸不著頭腦,趕忙起身跟著走了。

原來,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召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開會,傳達九一三事件情況。他雖點名要榮毅仁參加,可有人就是不肯通知。到快開會時,周恩來沒見到榮毅仁,就查問這件事,堅持一定要榮毅仁來參加。到榮毅仁趕到會場時,會已開始了。周恩來見榮毅仁來了,點點頭,讓他坐下。

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榮毅仁第一次在周恩來主持的高層次會議上亮相。周恩來在講話中還表揚了榮毅仁一向愛國,這無疑是中央領導同志在公開場合對榮毅仁作了一個不是鑑定的鑑定。

春風化雨,又一次滋潤著榮毅仁的心田。

鄧小平的“口頭禪”總是那麼親切:“榮老闆嘛!”

鄧小平數十年來與榮毅仁的交往堪稱楷模。對榮毅仁,鄧小平掛在嘴邊的“口頭禪”總是那麼親切:“榮老闆嘛!”這稱呼裡飽含了讚許和欣賞。

鄧小平曾推薦榮毅仁出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鄧小平的舉薦,正合毛澤東的心意。

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首先想到的就是大膽啟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靠邊站的以榮毅仁為代表的一批黨外人士,讓他們在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揮作用。1978年2月,在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上,鄧小平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榮毅仁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1979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改革開放的政策如一縷陽光穿透了沉睡的神州大地,把希望的種子播撒人間。

這天,榮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5位原工商業者意外地同時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鄧小平要會見他們,並共進午餐。這個邀請令5位老人興奮不已,思緒萬千。

十年浩劫,讓中華大地民生凋敝、滿目瘡痍,許多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團結合作幾十年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遭到劫難,民營企業家和私營工商業者也是首當其衝。然而,他們儘管遭到極不公正的對待,但內心深處從未曾動搖過跟著中國共產黨走的信念。

榮毅仁就曾說:“我們跟共產黨走了這麼多年,黨不會拋棄我們的。”

胡子昂也說過:“總有一天會重見光明,顛倒了的歷史總會顛倒過來。”

他們曾無數次夢想著這一天的到來,可當這一天真的來到的時候,他們還是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

當晚,他們相約在胡厥文家中,商討與鄧小平見面時的談話內容,研究他們關於國家建設的建議。隨後,古耕虞受託連夜起草了建議書。

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與分別10多年的5位原工商業者領導人見面了。落座後,鄧小平親切地說:“聽說你們對如何搞好經濟建設有很好的意見和建議,我們很高興。今天就談談這個問題好嗎?”

大家高興地說:“好!好!”接著,鄧小平坦誠而深有所思地對他們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過去耽誤的時間太久了,不搞快點不行。但是怎樣做到既要搞得快點,又不重犯當年的錯誤,這是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採取補償貿易的辦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週轉快的行業做起。”

鄧小平的一席話讓在座的人都倍感興奮。接著,5位老人便談開了。大家敞開心扉,坦誠進言,氣氛極為融洽、熱烈。

席間,鄧小平直截了當地點了榮毅仁的“將”。他說:“榮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工作要規定一條,給你的任務,你認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絕,由你全權負責處理。處理錯了也不怪你。你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從商業角度考慮簽訂合同,有利潤、能創匯的就簽訂,否則就不籤。應該完全排除行政干擾。所謂全權負責,包括用人權。只要把社會主義事業搞好,就不要猶豫。”

在撥亂反正剛剛開始的當時,鄧小平的這番話猶如空谷足音,令人耳目一新,振聾發聵。鄧小平言談中透出的巨大信任,使在座的榮毅仁等人感到了知遇的榮幸,他們表示:士為知己者用,決心在有生之年,為祖國現代化建設獻出自己的全部。

時間好像過得特別快,已到中午時分,鄧小平熱情挽留大家用餐。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與鄧小平互相攙扶著來到餐桌前。午餐是一桌熱氣騰騰的涮羊肉火鍋,他們邊吃邊談。多年後,古耕虞形象地稱這頓午餐是“一隻火鍋,一臺大戲”。

這臺“大戲”後不久,榮毅仁積極投入,開始籌辦融海外資金為主業的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引進外資,興辦企業。在以後的幾次會議上,鄧小平見到榮毅仁總是關切地詢問公司的籌辦進展情況,並對他說:“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負全責”,“要排除干擾,不用擔心其他部門來管你,你們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義”。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中信公司於1979年10月4日正式成立,直屬國務院領導。榮毅仁借中國改革開放的春風,運用榮氏經營法,呼風喚雨,得心應手。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來自40個國家和地區的客人達4000多人次,國內前來洽談業務的也有3000多人次,在引進外資、技術、設備方面闖出一條新路。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22項重點工程之一的江蘇儀徵化纖工程投資不足,紡織部為此找到中信公司尋求幫助,中信公司經慎重研究,提出向海外發行債券的辦法。1981年2月,中信公司成功地在日本發行100億日元債券,這次集資創舉被稱為“儀徵模式”。隨後,在海外發行債券的做法陸續為各企業所效仿。中信公司本身在以後數年間,也先後在日本、德國、新加坡等國家和中國香港等地發行了多次不同幣種的債券。

1984年10月,中信公司以成立5週年為契機,舉辦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許多國家的知名企業家與會,鄧小平會見了與會代表。會見中,鄧小平強調我國“在堅持自力更生基礎上,還需要對外開放,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我們發展”。還說“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可以作為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不僅肯定了中信公司在我國開放事業中的作用,還把中信公司推薦給國際經濟界,這使榮毅仁受到莫大的鼓舞和鞭策。為祝賀中信公司成立5週年,鄧小平親筆為公司題寫了“勇於創新,多做貢獻”8個大字。

鄧小平了解到榮氏家族400多位身居海外的親屬中,有不少人從事核能、電子、機械、紡織、麵粉、醫學、文教等事業,作為愛國民族資本家的後代,他們像自己的祖輩一樣,有強烈的愛國心、事業心,有竭盡全力為祖國多做貢獻之心願,於是就要榮毅仁把他們召集回祖國團聚一次,由國家有關部門負責接待,共謀發展之計。榮毅仁感到鄧小平這個想法太好了,其實這也是他自己心中的願望。就這樣,在鄧小平的提議和直接過問下,1986年6月,旅居海外的200多位榮氏親屬分別從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回到祖國。

6月18日上午10時,鄧小平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和來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聯邦德國、巴西以及港澳等地區和內地的榮氏親屬親切握手,合影留念。在福建廳,鄧小平和榮氏親屬的代表圍坐在一起,親切敘談,大廳裡洋溢著一片歡聲笑語。鄧小平對榮毅仁的二哥榮爾仁說:“你們榮家發展民族工業,對民族是一個貢獻。”

榮爾仁對鄧小平說:“你是世界上偉大的人物,婦孺皆知。”

“我做了一點工作,但是事情主要是別人做的。”

鄧小平指著榮毅仁說:“包括榮毅仁同志,他們做了許多工作。”

談起美好的未來,鄧小平充滿信心。他說,我們這個國家是有希望的。我希望海外同胞、華僑和華人,都能參與我們前進的事業。鄧小平指著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榮毅仁對榮爾仁說:“在這方面,你的老弟可以當介紹人。”

聽到這,榮氏親屬都笑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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