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經營玉林期間，廣西省政仍處於混亂狀態。1922年6月15日，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亂，孫中山號召南方軍閥討陳，無暇顧及廣西。此時，在上海坐觀局勢的陸榮廷按捺不住了，他乘著廣西省政混亂的時機，企圖奪回廣西王的寶座，演出了一場迴光返照的鬧劇，使得本來已經混亂不堪的廣西，更加烏煙瘴氣。但是，也正是由於這種混亂局面，使得以李宗仁為首的新桂繫有了更多的發展機會。
1922年夏，陸榮廷舊部陸福祥、韓綵鳳、蒙仁潛、劉日福、陸雲高、譚浩澄、李紹英等人，以自治軍的名義，電請陸氏回桂主持軍政。其他大小自治軍頭目，亦想借機撈一把，紛紛致電或乾脆派人專程赴滬“恭迎”老帥復出。陸氏喜出望外，一面派人與北京政府通氣，一面在上海趕印200萬元廣西紙幣。9月，陸氏一切準備就緒後，即攜姨太太與十餘隨從取道越南進駐廣西龍州。10月，北京政府發表陸氏為“廣西邊防軍務督辦”，並應允發給槍彈100萬發。次年，陸榮廷以邊防軍務督辦名義不便指揮全省為由，又向北京政府討了一個“廣西全省善後督辦”的頭銜，並由龍州移駐南寧。
陸榮廷回桂後，首要事情是整頓軍隊。為了控制全省軍隊，他先後約請各自治軍首領到他的寧武莊老宅會晤，除陸福祥、林廷俊、韓綵鳳等桂系宿將外，李宗仁也在邀請之列。
李宗仁對陸氏返桂，既未表示歡迎，也未表示反對，而是對陸採取了不即不離的圓滑態度。為了敷衍，也為了觀測，他沒有拒絕陸氏的邀請，於1922年底與陸會晤。陸為拉攏李宗仁，對李禮遇有加，派他的專車到南寧接其赴寧武莊。據李宗仁說，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汽車。到了陸宅後，李受到盛情款待。但陸氏除向李述說對粵軍的憤慨及自己的委屈之外，並未談起桂省軍政大事，李亦未便多問，在寧武莊住了一天就告辭了。很顯然，陸、李兩人之間，彼此並不信任。
陸氏與自治軍主要首領接洽之後，深感廣西人事全非，即使是他往日的心腹，此時亦不復聽其調動。如蒙仁潛因北京政府發表張其鍠為廣西省長而心中不平，便丟開陸氏而撤離南寧。又如陸雲高原來還可在南寧收收稅，此時深恐為陸氏控制，也匆匆離開南寧，跑到玉林，向李宗仁“商借”貴縣暫住。李明知有借無還，但為避免衝突保存實力起見，還是將所部撤出，把貴縣讓給了陸雲高。由此也證明，在當時的廣西，誰的人多槍多，誰就可以稱霸稱王。
面對廣西混亂局面，陸榮廷以“廣西全省善後督辦”名義，命令取消所有自治軍番號，統一由陸氏另頒序列及委任狀。李宗仁自創的“廣西自治軍第二路”番號也被撤消，由陸氏明令改為“廣西陸軍第五獨立旅”，任命李宗仁為旅長，下轄3個團，原來的3個支隊司令李石愚、何武、黃紹竑分任團長。李宗仁自立門戶以來，向以獨立為宗旨，不願受任何勢力節制，但他顧慮自己實力有限，未便與陸氏齟齬，故對其委任既未正式接受，亦未正式拒絕。據他說，他手下各支隊司令均不願改變番號，勸他“不要理會那個老頭子”。這是因為，“司令”改為團長，聽起來不如前者光輝。商議結果，只將李宗仁的“總司令”改為旅長，並改總司令部為旅部，其他一概如舊，以改頭而不換面而了之。
陸榮廷改變廣西各軍番號，原意是統一全省軍權，但他的目的並未達到。他在發表軍隊番號的同時，命令各地自治軍呈報名冊，以便統籌整編。但令下後如石沉大海，各軍首領多不願受陸氏節制，廣西全省因而形成了王綱解紐，諸侯割據的局面。陸榮廷徒有一統廣西的雄心，卻難能作為，正所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正當陸榮廷企圖重整廣西軍政的時候，孫中山發動的討陳戰爭爆發了，桂省不可避免地重新捲入戰爭，使得本已混亂不堪的局面更加複雜起來。而在雜沓紛亂之中，李宗仁等新桂系卻找到了發展的機會。
1922年12月6日，滇、桂兩系各有軍事首領響應孫中山的號召，在廣西省藤縣白馬廟舉行軍事會議，制訂討伐陳炯明的聯合作戰方案。參加這次會議的主要將領有楊希閔、張開儒、範石生、朱培德、劉震寰、沈鴻英等。會議決定成立討賊軍，推舉楊希閔為討賊軍滇桂聯軍總司令，定於12月10日出師，桂軍劉震寰部從西江右岸東下，滇軍楊希閔部從西江左岸東下，會師梧州；桂軍沈鴻英部由賀縣出懷集、廣寧，向清遠、三水、廣州攻擊。1923年1月，討賊軍攻克廣州，陳炯明敗走東江。2月21日，孫中山返回廣州，重新設立大元帥府。
孫中山討伐陳炯明，為的是恢復廣東基地，發動國民革命。但參加者卻動機有別。原桂軍將領沈鴻英，即是懷有個人野心者。此人泥瓦匠出身，後淪為盜匪，辛亥革命時受招安成為桂軍將領。1921年孫中山發動援桂戰爭，沈鴻英見桂軍兵敗，通電宣佈自治，並自稱為救桂軍總司令，妄圖取陸而代之。後因其未受粵軍信任，只好避入湖南依附直係軍閥吳佩孚。1922年11月，沈見廣西群雄蜂起，八桂無主，於是竄回桂北一帶，招兵買馬，隊伍擴至2萬餘人，遂打出廣西自治軍第一軍的旗號，意欲囊括全省。是年底，沈氏參加“白馬會盟”後出兵廣東。佔領廣州後，沈氏勾結楊希閔趕跑了國民黨的胡漢民。1923年4月，沈鴻英宣佈接受北京政府任命的“督理廣東軍務”職，得到直係軍閥支持後稱兵作亂，被孫中山打敗率殘部萬餘人從廣東退回廣西，佔據桂林一帶，企圖東山再起。
沈氏返桂後，急圖擴充武裝。李宗仁的3000餘人、槍和玉林地盤，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派其子沈榮光來到桂林向李遊說。沈榮光曾肄業於南寧將校講習所，可算是李宗仁教過的學生，所以李對其並無客套。沈榮光告李如同意收編，可在其父手下充任師長。李歷來反感綠林出身的人物，更不屑沈氏的反覆無常。所以徑直對沈榮光講：“如果你們再不長進，仍舊胡作非為，將來說不定我還有收編你們的一日呢！”遂將沈榮光頂了回去。李氏素以穩重著稱，此次敢於頂撞沈氏，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說：“沈鴻英當然強我十倍，不過他在桂林，我在玉林，他鞭長莫及，莫奈我何。”
當時李宗仁對於兩廣紛亂的局勢，採取了以不變應萬變的方針，一切以保存與擴大自己的實力為處理事務的原則。如滇軍討陳途經廣西，李為確保玉林地盤，曾與劉日福合作，在貴縣與桂平之間與滇軍作戰，但知滇軍志不在桂後，並未與之發生激戰，閉眼任其東去而不再追擊。再如，陳炯明也曾派人到玉林，以10萬發子彈為交換條件，慫恿李部出擊滇軍，李宗仁不問情由，唯以得到子彈為目的，即派統領陸超率兵出岑溪接護子彈，後因陳炯明食言而不了了之。
李宗仁不願捲入紛爭，並不表明他沒有一統廣西的雄心，實際上，此時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積蓄力量方面。在兩粵紛亂時期，李宗仁對外採取中立態度，對內則加緊擴兵。為了補充部隊槍械彈藥，凡有其他部隊從玉林過境，他都派人前去收購槍彈。他還派人前往香港，買回大批彈殼和無煙火藥，僱人製作子彈。另外，為了鼓勵入伍者自帶武器，他還規定，凡自帶槍彈來投者，視其所帶多寡而給予一定軍職。如玉林豪紳文荔村之子文毅伯帶30 支步槍來投，李便給了他一個連長的職位；陸川李瑞金帶來20餘支槍，也弄了個連長來當。
李宗仁不為局勢變幻所動，但在他隊伍內部，卻有人不甘寂寞，希望在激烈動盪的局勢下有所作為。於是，李、黃分途發展，李宗仁堅守玉林，而黃紹竑出師梧州的事情終於發生。
黃紹竑投靠李宗仁後受到後者禮遇，對李自然十分感激。但在玉林期間，他對李保守地盤的方針卻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僅靠玉林五屬及容縣的收入，只可勉強維持部隊而不足以圖發展，槍械子彈更不易補充；保境安民，形同中立，終久不是個辦法。幾經考慮，他於1923年1月密派陳雄到廣州與白崇禧聯絡，白贊成黃另圖發展的意見，並告黃說他可負責與孫中山的廣東政府進行聯絡。
不久，黃紹竑找到了另圖發展的機會。沈鴻英向李遊說未果，轉而做黃的工作。恰好黃的一位堂兄在沈的司令部任祕書，由其牽線，沈委黃為第八旅旅長，允駐梧州；黃則想以接受改編為名，乘機佔據梧州，將其作為日後發展的基地。雙方各有所圖，於是很快就達成了協議。
待一切準備就緒，黃於2月間從容縣跑到玉林見李，將借投沈而出師梧州的計劃合盤托出。李對這個計劃頗為猶豫，他對黃說了如下意見：第一，保守玉林並非終老此鄉，只是養精蓄銳，待機大舉；第二，沈鴻英失敗無疑，一旦沈軍崩潰，則覆巢之下無完卵；第三，沈氏為人機警狡詐、反覆無常，為粵桂人士所不齒，所以附沈不特冒險，且易被人視作同流合汙而不易洗刷。黃對李的勸說表示感激，但卻不肯放棄自己的計劃。李知黃氏是個不受羈縻的幹才，最終同意由黃獨立向外發展，以為異日或能收到表裡為用之功。黃又向李提出兩點要求：第一，如果計劃失敗，黃的部下仍請李設法收容；第二，在出師梧州之前，黃部一切給養，仍由李照常撥給。李宗仁一一答應了黃的要求，並表示：待時機來臨，必派遣一支有力部隊，和黃一致行動。黃也表示：“日後倘能成功，還將擁戴李為領袖，絕不獨樹一幟。”
李、黃分途，無疑削弱了李部的實力。但從長遠來看，李對此事的處置對自己並非全無益處。第一，既然黃已決定另立門戶，對其強留，將會導致內部不穩定因素的增長，反而於部隊不利；第二，桂軍系統分崩離析，已呈途窮日暮之狀，而黃氏此去，將與廣東政府發生聯繫，有黃作為鋪墊， 李也多了一條出路；第三，李接納黃氏於危難之際，又禮送黃氏於動盪之時，黃氏此去必有欠了李的人情之感慨，他日聯黃共謀大業，可多一些感情基礎。
得到李宗仁的首肯之後，黃紹竑即積極實施計劃。一面，由白崇禧與孫中山聯絡，孫中山即任命黃為廣西討賊軍第一軍總指揮，白為參謀長；一面，黃紹竑就任沈鴻英給的廣西陸軍第八旅旅長，率部由容縣開往梧州，駐紮在距梧州10餘里之新地圩附近待機。
李、黃分途，也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事情是這樣，黃紹竑萌生去志之始，即向李部俞作柏和伍廷颺兩人透露過自己的打算；黃部開拔後，俞、伍兩人未得李的同意，即各率一營人馬追隨而去。這件事情，對於黃紹竑來講似有些挖牆腳的意味，這當然會引起李宗仁的不滿。不過，李對這件事的處置卻相當冷靜，表現出了凡事從大處著眼的辦事風格。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這消息傳出後，我軍中憤怒之聲四起，眾人不直作柏所為，竟遷怒於紹竑。他們以為紹竑借我們本錢起家，現在竟然誘我的部將背叛本軍。
關於此事，我倒反能處之泰然。蓋我袍澤隨我轉戰數載，艱苦備嚐，大家原是患難與共的道義之交。值此省政無主之時，我為數縣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和本軍上下袍澤的福利，謬承推戴，忝總師幹。我絕無封建時代要求部曲向我個人效忠的腐敗觀念。凡我同人，合則留，不合則去，各人原可自作抉擇。這樣雖為軍紀所不容，然三軍可以奪帥，匹夫未可奪志，強人所不欲，亦我之所不欲。若處處為我一己打算，恐三軍上下早已離心了。由於我本人態度坦然，一時憤憤不平的部屬也漸趨寬恕，幸未釀成風波。終紹竑使二度服從節制，組織定桂討賊聯軍。奠定日後統一廣西的基礎。
事情過後，黃紹竑也稱讚李宗仁寬厚大度，有非人所能及者。
在李、黃分途之後，李宗仁與白崇禧在玉林有過一次會晤，而這次會晤對於奠定後來兩人長期合作關係，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白崇禧，字健生，廣西省臨桂縣南鄉山尾村人，回民，1893年生人，小李宗仁兩歲。白氏聰明過人，1907年以第6名成績考入廣西陸軍小學。他與李可算是同鄉，但在臨桂時兩人不曾相識；他與李又可算是同學，但白氏在陸小隻讀了幾個月就因病中途退學，而李氏晚一年入陸小，所以兩人在陸小時也不曾謀面。1909年，白崇禧復以第2名成績考入桂林初級師範學校。辛亥革命時，他參加了廣西學生軍北伐敢死隊，與黃紹竑同赴武昌。1912年，白與黃同入武昌陸軍軍官預備學校。1914年又與黃同入保定軍校，1916年畢業後他曾志願到新疆工作，後因交通不便而作罷，遂回桂與黃同入馬曉軍模範營。在馬部，白歷任副連長、連長、營長及統領等職。1922年白氏因傷離隊赴廣州治療。在穗期間，白在廖仲愷引見下得與孫中山相見，訴說與黃相約投身革命的願望。白代黃接受孫的委任後即赴梧州，與黃策動起義。
黃、白髮動之前，即商議與李宗仁通報聲氣，以期得到李的支持。為此，黃決定由白親往玉林見李。李、白兩人都接受過軍校教育，在桂軍中都可算是新秀，過去就曾彼此相知，況且兩人還曾於第一次粵桂戰爭時在祿步並肩戰鬥過，也算得上是舊識，所以，李、白此次會面，彼此可以坦言而少顧忌。李宗仁是這樣記述當時與白會談情況的：
這是我和白崇禧初次詳談，他身穿整潔的西服，談吐彬彬有禮，頭腦清楚，見解卓越。他對孫中山備極推崇，而對大元帥府所屬的粵、桂、滇各軍則都有不滿的批評。惟對梁鴻楷第一軍中的第一師李濟深所部，卻認為人才濟濟，作風新穎，可引為將來革命的夥伴。我和他徹夜開誠傾談。論列當前兩粵全盤局勢。我認為，此番襲取梧州，已如探囊取物，毋須費多大氣力，此後彼此應佯作分道揚鑣，以免樹大招風，遭人妒忌。並希望他們在梧州方面盡力聯絡粵中新興革命勢力，勵精圖治。我則採取內剛外柔策略，暫時和陸榮廷治下各舊勢力虛與委蛇，以便養精蓄銳，等待他日彼此分進合擊，打成一片。此一決策，只讓高級幹部三數人知悉，其餘則嚴守祕密，以免僨事。白氏聽完我的建議後，表示非常贊同和感動。以後我與共事二十餘年，推心置腹，患難與共，雖有人屢次企圖分化離間，我二人只一笑置之。世人多有因此而形容李、白實為一人，私衷亦覺當之無愧。
由以上可以看出，李、白此次會談極為投契，談話內容遠遠超出梧州起義的範圍。也可以看出，兩人性格，李老成而白聰明，長短互補，相得益彰，兩人正好可成一對好搭檔。通過這次會談，李、白二人增進了彼此間的瞭解與信任，這就為其後20餘年的李、白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新桂系的形成，是以李、黃、白聯盟為標誌的。而這一聯盟的建立，是主觀與客觀兩方面的因素所促成的。
從主觀方面來看，李、黃、白雖然經歷不盡相同，但對桂系舊軍的不滿卻是一致的，並都有刷新廣西的野心。無論是李宗仁在玉林的“養精蓄銳，待機大舉”，還是黃紹竑、白崇禧的出師梧州、詐沈通孫，都是為了壯大自己勢力，以備將來與桂系舊軍閥分庭抗禮，爭奪桂省天下。在共同的目標之下，儘管他們之間難免也有矛盾，但終歸是惺惺相惜，以至於李宗仁在黃紹竑拉走自己部屬的情況下，仍不肯與其翻臉相向。這不僅是李的寬容大度使然，而正如黃紹竑所言：“我們的結合，都是在患難之中，在感情上，在道義上，都不致劍拔弩張，武裝相見。”
從客觀方面來看，李、黃、白的聯盟也具有必然性。當時廣西軍事勢力，已經形成三家鼎分的趨勢。李、黃等新桂系算是一家，陸榮廷與沈鴻英各算一家。三家相比，陸氏老而不死，倚仗手下兩萬人馬，在廣西尚有餘威；沈氏謀取廣東的陰謀未逞，兵敗退向廣西，手中也有兩萬人馬；而李、黃兩部加在一起，不過3000餘人馬而已。李、黃、白欲奪廣西天下，必須團結一致，協調行動才行。
當然，聯盟還須有一個條件，這就是彼此認為對方具有相當的實力。黃紹竑本來就是從玉林出去的，他對李部的瞭解自不待言；而李宗仁既然統轄過黃部，對其實力也應有所瞭解。後來形勢發展果如李所期望，黃在梧州站穩了腳跟，很快形成了與玉林互為犄角的勢力。
1923年5月，黃紹竑率部抵達梧州附近新地圩後，即向沈軍討得了軍械糧餉。7月，西江下游沈鴻英軍向梧州潰退，黃、白見時機成熟，立即宣佈起義，與粵軍夾攻梧州沈軍。7月18日，黃部與粵軍李濟深部在梧州會師。攻佔梧州後，孫中山任命李濟深為“梧州善後處處長”，不久改任“西江善後督辦”。李濟深字任潮，廣西蒼梧人，早年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後在粵軍中任職，至孫中山發動討沈戰役時，已升任師長兼第四軍參謀長，很受孫中山的信任。他在梧州與黃紹竑結識後，對其十分器重，於是極力向孫中山薦黃，並準備將梧州防務交給黃來辦理。不久，粵軍逐步撤向西江下游的肇慶和四邑地區，李濟深即將梧州一切軍政大權交給了黃紹竑，黃、白正式打出了“討賊軍總指揮部”的旗號，並大力收編沈軍梧州守將馮葆初的隊伍及地方民團武裝，僅兩月的時間，人、槍已經擴至4000餘。從此，梧州為黃、白所握，繼李宗仁佔據玉林而後，新桂系又有了一塊新的根據地。
黃、白投靠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在梧州大展鴻圖，給了李宗仁很大刺激，於是他也一改保守方針而思圖進取。
李宗仁首先把眼光瞄向了與其為鄰的陸雲高部。陸雲高因不願受陸榮廷節制，率部由南寧移駐於橫縣、賓陽、桂平、平南一帶，後又向李宗仁索“借”貴縣。當時，李宗仁不敢不“借”，是因陸氏實力雄厚。陸部有基本部隊3個團和若干游擊隊，總兵力約6000人，比李部多了一倍不止。且陸部武器裝備甚佳，僅山炮就有10餘門，這比起李宗仁當初千方百計才未被陳炯明收繳的那四門山炮，數量多了兩倍半；另外，陸部還有“大鵬號炮”艦一艘，李部則無與相比。正是因為力量相差懸殊，李宗仁當時才肯割讓地盤給陸，但畢竟心中耿耿。而此時黃、白坐大梧州，與李互通聲氣，實際已經祕密結成聯盟，兩部力量相加，當不弱於陸部。於是，1923年秋，李、黃相約，各從玉林、梧州出動，夾擊陸雲高部。
李部出動前夕，還認真地做了一件事情，這就是為部隊重新確定了名號。李宗仁認為：黃紹竑“居然敢以‘討賊’自命，和全體桂軍為敵，實因我屯大軍在玉林，互成犄角，做他的後盾”。從他的話裡可民看出，他對黃的“討賊軍總指揮”招牌，似有些不以為然。他還說黃：“渠受孫大元帥的委任，以討賊相號召，原可獨擋一面，毋需再受我節制。所以黃紹竑此舉，頗得我的諒解，也可以說是奉我的命令去幹的。”事實上，黃的“總指揮”一職，是白崇禧與黃商定的。雖然白曾當面向李提出可擁其為首領，說是“若李率其所部與討賊軍合作，登高一呼，四方必定歸服”，李也未置可否，但以李的老成，白的聰明，都明白“討賊軍”是另起爐灶之舉，李所說的奉他的命令，未免有些牽強。而在李的心目中，黃的“總指揮”一職，名頭似也忒大，李要重新給自己確定名位，總不能讓黃給比了下去。於是，李很鄭重地與部下商議此事。大家一致認為，出擊陸雲高即是與舊桂系決裂，所以陸榮廷給的“第五獨立旅”番號是不能要了，但新的名號，“無論如何在名義上不能把李宗仁擺在黃紹竑之下”。最後，李宗仁決定打出“定桂軍”的旗號。與黃的“討賊”相比，“定桂”更顯氣魄。古語云：“天下烏定乎？定於一。”李則藉此意表明瞭自己平定廣西天下的雄心。另外，“討賊”是公開樹敵，“定桂”卻比較含蓄，兩者的這種不同，也顯示出李確比黃多了一些心計。
根據李、黃兩部商議，由李部出玉林先襲貴縣，再奪桂平；黃部則出梧州進攻平南、江口，從兩面夾擊陸雲高部。按此作戰計劃，李部於11月23日順利克復貴縣；25日東進圍攻桂平，陸部守城營長黃飛虎旋即接受李部改編。此時，黃紹竑部也已攻克平南、江口。李、黃兩部遂會師於平南的鵬化。全部戰役僅用兩旬時間，未經激烈戰鬥，陸雲高部即全部瓦解，沿西江從貴縣至梧州，全部成為李、黃的勢力範圍，李佔據了貴縣、桂平，黃佔據了平南、江口。
李宗仁樹立“定桂”旗幟，首戰即告大捷，擴大了地盤，心中自然十分酣暢。此外還要一件事情，更加使他開心，這就是他在這年冬天又娶了一位年輕貌美的新人。這位新人，就是後來伴隨李宗仁走過大半生命歷程的郭德潔女士。
早在兩廣戰爭爆發後不久，李宗仁就將原配夫人李秀文母子送回家鄉躲避戰亂。其後3年，李宗仁戎馬倥傯，無暇顧及兒女情長的事情。此時，他因地盤漸趨鞏固，志得意滿，自然多了些閒情逸志。事有湊巧，當他將司令部從玉林遷到桂平後不久，即與郭德潔邂逅，於是有了一段姻緣佳話。關於李、郭結合，有不同的說法。此種風流韻事，似也不值深入考辨，綜合各種說法，大致情況如下。
桂平縣城有個老實本分的泥瓦匠，人稱“郭六”。郭六有個女兒，取名儒仙，此女從小聰明伶俐，心高氣傲，事事都要出人頭地。儒仙長到十五六歲時，已經出落成一個引人注目的姑娘，她身材苗條，模樣俊秀，是桂平女校有名的校花。李宗仁進駐桂平後，一次在城門樓上看到了郭儒仙，立即對她產生了好感。李手下有一位營長，窺到了李的心意，便與他人商議，為李穿針引線，極力撮合。當時廣西風氣，一般女子對軍人避之唯恐不及，更少有人願意嫁給軍人。而郭儒仙則不同，竟也鍾情於這位比她大16歲的武人，爽快地答應了李手下人的請求。李宗仁聽手下人如此 一說，高興還來不及，哪有不允的道理？還有一種說法省去了經人撮合的情節，說是李宗仁到桂平女校講演，郭儒仙作為學生代表向李獻花，兩人一見鍾情，由相互愛戀而論及婚事。無論哪種說法，都不外是英雄惜美人的意思。不管怎樣說，反正是李宗仁進駐桂平後不久，就和郭儒仙成婚了。婚後，李宗仁另給郭儒仙起了個新名，叫做郭德潔。李、郭兩人做夢也絕不會想到，正是這個名字，在數十年後的中國大陸上，竟然被編進了“梅花黨”的神祕故事，因而幾乎是家喻戶曉了。
李宗仁有了新人，倒也不棄舊人。他如實向父母稟告了新娶之事，李父母雖未責備李，卻授意李的原配攜子前往桂平。李秀文到桂平見丈夫臥榻之側已有新人，心中不免酸楚。但過去達官貴人，娶個三妻四妾也是常有的，加上李秀文宅心仁厚，郭德潔也知謙恭，因而李宗仁的再娶，並未釀成任何風波。不久，李秀文託辭照顧公婆離李宗仁而去，後兩人也曾再度相聚，但實質上已無夫妻生活。因此，李宗仁名義上有兩個妻子，而大家卻只見郭氏，元配秀文卻漸漸少有人知了。不過，秀文後半生吃穿不愁，有幼鄰為伴，李宗仁也算是顧及舊情了。據說，李宗仁臨終前尤其思念原配，這似也說明，她在他的心中始終佔有一個他人無法取代的位置。
還有一件事應當說一說，這就是李宗仁在這一年正式加入了國民黨。按照李宗仁的說法，他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就已經加入了同盟會，如前章分析，他的話是可信的。不過，加入同盟會與加入正在改組中的國民黨畢竟還有不同。雖然，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這16字綱領後又被孫中山解釋為三民主義，但同盟會建立於清末，它實際是以“反滿”為最有力的號召，至於什麼是三民主義，參加者未必瞭然。因此，凡有志於“反滿”的人士，無論其政治信仰如何，都有可能被吸納入會，如陸榮廷、陳炯明以及南方其他一些軍閥，也都加入過同盟會。後來，同盟會變成了國民黨，但在它改組之前，還是一個組織上十分鬆散的政黨。直到孫中山接受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決心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對國民黨徹底改組的時候，這個政黨的革命朝氣才被真正煥發出來。李宗仁在這個時候加入國民黨，其意義當然與過去加入同盟會完全不同。
關於李氏加入國民黨的過程，大致情況如下述。黃、白梧州起義，率先投靠孫中山廣東政府，而李暗中支持黃、白，已有假其“出面與廣東大本營聯絡”的動機。至梧州起義成功，李濟深等倚重黃、白建立梧州革命基地，必然會考慮到與黃、白暗為聯盟的玉林李氏。於是，在李、黃聯手趕跑桂軍陸雲高，奠定西江根據地後，李濟深即派人到桂平，約請李宗仁赴梧州會議，並辦理入黨手續。李宗仁問：自己原是同盟會員，何須再入黨呢？李濟深解釋：本黨此次改組，一切作風將完全改變；為求本黨主義的實現，革命必須徹底，雖老同盟會員，也須重新介紹登記入黨。於是，李宗仁便在梧州，經李濟深、陳銘樞介紹，正式登記加入了改組中的中國國民黨。從此，李宗仁投靠孫中山的革命陣營，他的前途便與國民黨的興衰聯繫在一起了。
以上內容，摘自人民出版社新書《李宗仁評傳》。
ISBN978-7-01-017478-5 榮維木 著 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定價：78.00元 開本：16開
推薦語：
李宗仁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重要的抗戰將領，在紀念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0週年之際，將他的傳奇人生展現給讀者，描繪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一個地方軍閥轉變為抗日名將的人生軌跡。
內容簡介：
李宗仁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其平生所為在許多歷史事件中發生過重要影響。他出身微寒，切身體會過平民之苦，而他又曾位極人臣，做過人民的統治者；他鎮壓過共產黨，又與共產黨攜手抗日，為中華民族立下過顯赫戰功；他指揮過與共產黨爭奪江山的戰爭，曾被列為共產黨通緝的第二號戰犯，而最後他又成為了共產黨的座上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享有殊榮；他是蔣介石的把兄弟，又曾與蔣介石槍炮相向；他曾是國民黨中央政府通緝的要犯，又曾坐過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頭把交椅；他熱愛自己的祖國，卻曾離開中國，既沒有留在大陸，也沒有跑到臺灣，而是遠渡重洋在美國當了多年寓公。正由於李宗仁的人生歷史如此坎坷複雜，自然引來了人們對其人生歷史的關注。而本書內容不僅是儘量客觀地描述李宗仁人生的上述傳奇經歷，也包括了以他的經歷所反映出來的近代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發展的規律，所謂“評傳”，便也由此而來。
作者簡介：
榮維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戰爭研究》原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首席研究員，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祕書長；中國口述史研究會副祕書長；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方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包括中國抗日戰爭史，中日關係史，中共黨史，民國史，史料學與口述史。主要著作有《炮火下的覺醒——盧溝橋事變》、《中國人民解放軍史話》、《日本教科書問題評析》（副主編、合著）、《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合著）、《抗日戰爭熱點問題聚焦》（主編、合著）、《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主編、合著）等；發表論文50餘篇，其中《誰在製造謊言----評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史觀》獲中宣部第八屆“五個一工程”理論文章入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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