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變”期間，黃炎培與史量才、杜月笙合作，組織“上海市地方協會”，發動各界募集物資、搶救傷員，有力支援了十九路軍的抗日。1937年，黃炎培隨國民政府撤往重慶，任國防會議參議員；1938年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黃炎培發起中國民主同盟並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創立中國民主建國會，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6月，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雲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七位國民參政員聯名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表示希望訪問延安，為兩黨談判搭建橋樑。不久，中共中央回電歡迎。
除了王雲五因病受阻外，其他六名參議院登上前往延安的飛機。7月1日，延安的中共領導人，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以下，全部到機場迎接。當毛澤東和黃炎培握手時，毛澤東說：“我們20多年不見了！”黃炎培一下很愕然，一問才知道，1920年杜威訪華時，黃炎培曾請杜威在上海演講。當時臺下聽眾中就有毛澤東。
毛澤東與黃炎培等人一起進餐
第二天，黃炎培等人到楊家嶺，拜訪毛澤東。黃炎培見會客室的四壁掛著幾幅畫，其中一幅是沈鈞儒次子沈叔羊畫的一瓶茅臺，配有自己的一首七絕：“喧傳有客過茅臺，釀酒池中洗腳來。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這幅畫是1943年國共關係惡化時，沈叔羊為他父親“畫以娛之”的。在請黃炎培題詞時，他想起長征時謠傳共產黨人在茅臺酒池裡洗腳，當即題了這首詩。黃炎培忽然在這裡見到舊作，知道中共是把自己當朋友的。
黃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滿目的商品、各式各樣的新房，以及街道上的意見箱——每個延安人都能“直達上聽”，給毛澤東提建議。他發現，在延安喊毛澤東就是毛澤東，很少會稱職銜。黃炎培在同中共領袖交談時，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的“樸實穩重”，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晚上，毛澤東設宴款待客人。黃炎培在宴會上說：延安“就我所看到的，沒有一寸土地是荒著的，也沒有一個人好像在閒蕩。有一位朋友告訴我，政府對於每個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負責，這句做到，在政治上更沒有其他問題了。”
六位參政員將要回重慶時，毛澤東問黃炎培有什麼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變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 一步步擴大，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聽了他這番話後，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在黃炎培看來：“這話是對的”，因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週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重慶，黃炎培閉門謝客，由自己口述，夫人姚維鈞執筆——原配王糾思在1940年過世後，黃炎培在貴陽大學演講，女學生姚維鈞一見傾心，後來兩人書信往來百餘封。等到姚大學一畢業，就同黃炎培在重慶成婚。黃在婚禮時散發的告親友書中說，此是“佳人易得，同志難求”。他們夫妻聯手，用幾天時間，寫出一本小書——《延安歸來》。
黃炎培這本74頁的小冊子分為“延安歸來答客問”與延安五天日記兩部分，回憶了他訪問中的所見所聞，呈現給外界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延安歸來》先是在《國訊》雜誌發表了兩天的日記，讀者反響熱烈。但是當要發行單行本的時候，遇到了問題。原來國民政府規定，新書出版要送有關部門審查。黃炎培知道如果自己走合法程序，這本書就會被扣，所以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也不送審，就直接印刷發行了。這本書出版當天，政府就出動人馬四處搜查。封禁行為成了一種“廣告”，讀者們對書的內容更為好奇，初版的兩萬冊在幾天內銷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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