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在定都天京之後，曾企圖想建立一個人間的理想“天國”。1853年冬，頒佈了一個新的綱領：《天朝田畝制度》，具體內容就是廢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把全部的土地按照人口來平均分配給廣大農民，以實現“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飯同吃，天下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 的理想社會，但是這一完美的理想社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太可能實現的。 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的實行，既違反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又超越了當時農民群眾的覺悟程度，加上當時戰爭環境的影響，實行這種土地綱領，更是非常困難的。
太平天國當時主張應以軍事組織體系來建立地方政權，一方面在行政機構上分為中央，省，郡，縣。省郡縣為三級地方政權，另一方面在《天朝田畝制度》裡規定：仿行太平軍的組織體系，把農民編制起來，設立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等官，城鄉基層每二十五家為一兩，設兩司馬一人，總管二十五戶的生產，行政，分配，司法，教育以及軍事訓練等。並通過發放寫有其全家人姓名、年齡、排行等，還有全家人口總數的“良民牌”，以體現“軍政合一” 的特徵，做到全民皆兵。
據說，石達開奉天王洪秀全之命，來到安慶安民，日睹了當時田畝制度對生產力的束縛，極力主張要修改這種不切合當初實際情人的政策。他與楊秀清，韋昌輝等人聯名奏請天王：“建都天京，兵士日眾，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國稞，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米稂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喻良民，照舊交糧納稅。”天王洪秀全同意了這一方案。
1853年8月，文武兼備的翼王石達開被派至安慶進行撫安黎庶，援救生靈。到達安慶後，他立即抓住了問題的癥結，斷然停止了實行不得人心的《待百姓條例》，並採取一系列大膽措施，以一片誠意來挑選出村裡有聲望的人為鄉官，並在當地緝拿盜賊，嚴肅軍紀，使各行各業運作得井然有序，之後他又督促鄉民修造糧冊，按畝輸糧米交到鄉里。
石達開的這些措施，很快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和卓越的成效，太平天國財政收入快速增加，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改善。
一八五四年底，石達開再次接受命令西上，指揮西征軍事作戰，並於次年初取得了湖口大捷，迅速扭轉了西征的被動局面。接著他又趁勢二克武昌，橫掃江西，並取得了輝煌的戰果，當時廬州曾流傳著一首歌：“長毛打咸豐，米糧漸漸鬆，一天三頓飯，晚上搞一盅。”
石達開在安徽進行的改革，對農民來說，比起《天朝田畝制度》那虛無飄渺的空想要實在得多。就連一些中小地主也承認，太平軍 “所到之處迎壺漿，耕市不驚民如常。”認為太平天國政權“出示安民，開科取士，禁頭變服，按例徵糧，農工商賈，各安其業，儼然有王者風。”太平天國在當地人民心目中的威望開始日益提高。
顯然，這些政策推行相當符合實情，使得百姓普遍生活有所提高。而原來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曾經力圖推行過這些政策，“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在南京則實行“聖庫制度”，廢除私有財產。所有的這些措施，在實際的施行當中，遭到了民眾的普遍抵制，有些原來熱心擁護太平天國政權的群眾，對這些政策也非常反感，所以，“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
況且這種現象在安徽更為嚴重，群眾和太平軍的對立情緒也很大，史書記載：“皖省民情頑悍，以太平之宗教法制之不相習也，多抗命”。因此，政策問題如不解決，政權的鞏固也是不可能的，有作為的政治家，必須面對現實，敢於改革。石達開正是擔負著這樣一個歷史使命來到安慶，並切實解決了以上許多問題。
石達開以切實可行的撫民政策，不受那個《天朝田畝制度》的約束，而是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採取一些實際可行的措施，如太平天國頒發了“帶徵執照”、“ 漕米執照”、“ 春納執照”、“ 秋衲執照”以及“輜重憑信“等。
此外，針對當時清王朝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為以適應市場需要，安定人心，取信於民，太平天國開始鑄造錢幣，當時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歡迎。
石達開在“安民告示”中，號召百姓協助太平軍“嚴拿”妖魔，並安定百姓，勸其不要“擅自遷徙”。同時，他撇開《天朝田畝制度》的內容，而實行“督民造糧冊，按畝輸錢”的辦法。使百姓“各安其業”，“於鄉里之豪暴者抑制之，無告者賑恤之。立榷關於星橋，以鐵鎖巨筏橫截江面，阻行舟徵其稅。軍用裕，而百姓安之，頌聲大起。”清人謝介鶴在《金陵癸甲紀事錄》中也說，石達開在安慶“稍易東賊苛制，皖民少受害。”所謂“東賊苟制”，實際上就是指《天朝田畝制度》規定的各項制度。因此，石達開在安慶易制過程中，取得了相當明顯的效果，從而奠定了太平天國行之有效的農村基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