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伍智梅（1898-1956）女，廣東臺山人，社會活動家。早年留學於美國。歸國後曾在廣州創立漢持醫院，任廣州市立育嬰院院長圖強助產職校教授、市政府參事。歷任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候補監察委員兼市黨部婦女部部長、省黨部委員。抗戰期間，被聘為第一、二、三、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8年當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立法院衛生委員會委員。後去臺灣，為“立法院”立法委員。
在抗戰時期，宋慶齡、宋美齡姐妹勞軍慰問的隊伍中，經常出現一位氣質高貴、衣著樸素的女士，她慰勞受傷士兵、上臺演講、號召女性在國家危亡的時刻，走出家門為抗日生產物資、慰勞傷員、鼓舞士氣，為國家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這位宋氏姐妹的閨蜜、婦女運動的領袖，就是伍智梅女士。
在大多數女性還在家中相夫教子的時代，她是怎樣走上女界先鋒的道路？
一切，還要從她父親伍漢持的影響說起。
仁醫父親大義勇敢
伍漢持是廣東新寧人（今台山人），1872出生，信基督教，學醫於佛山的英國惠師禮會醫院，成為有名的西醫。他先是在香港油麻地行醫，後因為結識孫中山、史堅如等同盟會成員，開始傾向革命。
伍漢持身材魁梧，圓臉，有剛烈之氣，心地仁厚。看到內地底層民眾的求醫問藥，比香港還要困難，遂回到廣州，創立圖強醫學堂和圖強醫院。他和妻子李佩芝的家安置在廣州有名的舊倉巷，城隍廟就在巷內。家是一間木板小屋，底層有三間房子，上面有層矮矮的閣樓。小屋簡陋，與對面很堂皇的西式建築——圖強醫學堂和圖強醫院形成鮮明的對比。住家後面有個天井，是伍漢持和他的同志暗中製造炸藥的地方。他也因救治配製炸彈時炸傷劉思復而被捕，家人花了很多錢才將他保釋出來。
在廣州，伍漢持既傳授醫術，又為付不起醫療費用的平民義診。而他的夫人李佩珍，早年在基督教醫院任助產士，也救助過無數因難產有性命之危的母親。她一直是個對己節省、待人慷慨的女性，眾人尊稱她伍師奶。她善於經營房地產，只要有所獲利，就拿出錢財支持丈夫的革命事業和醫院建設。
1910年10月到1911年3月，清王朝的最後一個冬季，寒冷的東北爆發大鼠疫，轉眼奪去6萬人的生命。當時無人敢去疫區救治民眾，伍漢持挺身而出：“醫，固所以救人也，死生有命，吾何懼哉？”他毅然前往疫區。父親的背影，給當時年僅12歲的伍智梅留下了震撼性的印象。
少女時期的伍智梅
誰也沒有料到，一家人甘苦與共的相守歲月，很快也將不復存在。
辛亥革命後，伍漢持就任都督府醫務部長、國會議員。他多次在國會抨擊袁世凱的陰謀，令袁懷恨在心，1913年8月1日，42歲的伍漢持在赴天津為友人醫病的途中，被袁世凱祕密逮捕。伍漢持遇害前給夫人留下遺言說：“我以彈劾袁世凱而死，泰山鴻毛自有公論。勿哀！但教育子女自愛，愛國，愛黨，可矣！”
伍漢持生有仁醫之譽，死有烈士之稱。他生前所有積蓄都用在支持革命事業，兩袖清風。當時多虧在北平的廣東鄉親捐款，李佩珍才得到一筆安葬費用，將丈夫遺體安放於薄棺中，垂淚回鄉。那一刻，走在母親身旁的14歲少女伍智梅，已經發願要向父親那樣為國為民操持奔走。
伍漢持的遺骨，如今被安葬在廣州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內。在新墓園裡，矗立著國民黨元老胡漢民親筆撰寫的“伍漢持烈士紀念碑”。馬英九先生曾來此處瞻仰，特題詞“勳猷共仰”。
陪伴宋慶齡最艱難時刻
伍漢持為理想拋灑心血，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品性，極大地鼓舞了他的三男一女，他們一生行醫救貧，不惜一切為弱者的權利奔走呼告。
在伍智梅成長的時代，大多數婦女只會操持家務，相夫教子，她們的理想只是做賢妻良母，但是伍智梅與眾不同，她視父親為偶像，其性格的五分之四像父親，一樣正直敢言，執著地追求理想,下決心投身於服務民眾的公共事業。她從基督教廣州市真光中學畢業後，先是到廣州夏葛女子學校學習西醫，畢業後，她又遠渡重洋，赴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實習，成為中國現代女性西醫。
1919年，伍智梅與廣東臺山望族後代黃建勳結婚。婚後六七年間，夫妻感情極為融洽，伍智梅生養四個孩子，同時忙於參與政治活動。黃建勳作為留洋歸國的學者，曾任交通部部長祕書、海關監督等職，後在孫中山大元帥府任金庫庫長、英文祕書，曾參與起草三民主義。自1924年1月27日始，孫中山先生在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廣東大學）禮堂系統宣講三民主義，曾特意邀請伍智梅與何香凝、沈慧蓮上臺就座聆聽。孫中山先生對三民主義的細緻剖析，幾乎影響了伍智梅一輩子。同年11月13日，孫中山赴北京治病，黃建勳與伍智梅陪同前往，服務於左右，一同在孫中山身邊管理財務，深得信任。孫中山有逛舊書店的愛好，可囊中羞澀，往往連買本舊書的錢都沒有。黃建勳夫婦陪同時，見中山先生愛書而不能買時，伍智梅常解囊相助。
中山先生逝世後 國民黨在北京成立治喪處，伍智梅就擔任女界招待員一職，協助宋慶齡辦理中山先生身後事。1925年3月19人，中山先生靈柩從協和醫院移往中央公園供民眾瞻仰，伍智梅作為12位女界執紼者之一，相伴宋慶齡左右。同年6月底，為聲討英日帝國主義製造的五卅慘案，5萬民眾齊聚天安門廣場舉行國民大會。宋慶齡作為會議主席之一，帶病參與大會，慷慨演講。伍智梅亦與會，並在後臺照顧因連日奔波身體不適的宋慶齡，為她端藥送湯，無微不至。
抗戰期間，宋美齡與伍智梅在重慶
因為陪伴宋慶齡度過一生中最悲痛時刻，伍智梅成為宋慶齡的閨蜜之一。她們很早就相識，曾經是草創廣東婦女兒童福利會的同道。構築她們一生偉大情誼的根本，是對中山先生倡導的三民主義的忠實追隨；對民眾，特別是對貧弱女性、兒童、傷殘軍人的無比同情，她們一生都在為爭取男女平權而努力，對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在社會上的生存、醫療、就業，格外關心。此外，她們性情上的相似之處，也對這段友誼有推動作用。
伍智梅是清教徒，一生樂於奉獻、甘於清貧。她晚年一同生活的小孫子黃堅先生回憶，她的臥室一直十分簡樸，“佈置得就像戰地醫院的病房。”伍智梅睡的一直是白色的鐵條床。她就像一個戰士一樣擯棄享樂，隨時保持警醒，隨時準備出發。黃堅先生後來也看到宋慶齡故居的佈置，一下子明白了祖母與宋慶齡為何會有那麼深的情誼：“因為國母也是這樣一個簡樸、真實、一心奉公的人。”
出於對吳智梅口才、人品與公心的信賴，南京中山陵建成後，宋慶齡提名伍智梅成為孫中山奉安大典的主持人之一。
還沒有等伍智梅從痛失國父的悲傷中舒緩過來，1926年，她的丈夫黃建勳不幸患肝癌亦隨孫先生而去。30歲不到的伍智梅含淚扶著靈柩，帶著四個孩子南歸廣州。南歸之前，宋慶齡特別看望了她，兩位女性相似的命運，讓她們心手相連。
回到廣州，伍智梅將孩子們託付給孃家、婆家的女眷照顧，毅然走出家門，將絕大部分精力投身到為廣東女性、孤貧兒童爭取權益的行動中去。雖然和孩子們聚多離少，但伍智梅非常關心子女的教育和環境，把他們都送進了最好的教會學校。
抗戰的烽火燃起後，伍智梅的工作和活動更加繁重。1938年7月，在第一屆第一次國民參政會上，她提出了《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案》，號召女性在救護傷兵、戰地服務、救濟難民、獻金救國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同年8月21日，宋慶齡先生到廣州陸軍醫院、孫逸仙紀念醫院等處視察，慰問傷兵與難童，伍智梅一直陪同在側。伍智梅還陪同宋慶齡與市長黃養甫一道，檢閱廣州女子抗日壯丁隊，慰問這些“巾幗不讓鬚眉”的勇士。共同的命運與理想，在這一期間將伍智梅與宋家姐妹的情誼更拉近一步。宋慶齡贈送伍智梅玉佩，以表彰她的高潔品性，宋美齡也將自己的紅寶石手鍊贈送伍智梅。
竭盡全力喚醒女性
早在二三十年代，廣州就有一批婦女先鋒，搶先意識到唯有女性在就業、教育、婚姻等很多方面自強自立，才會有與男性平等的光明未來。在這些倡導女性覺醒的活動中，都有伍智梅積極參與的身影，她總是在隊伍的前列。
一個美國女作者到中國旅行後，回國寫了一本書《Chinese lanterns》（可譯為《中國的燈籠》），記載了很多當時聞名的中國女性。她在書中如此描寫伍智梅：她穿著羊駝毛織品的長裙和外套，外罩一個外科醫師的工作裙。幾顆鑲金的牙齒惹人注目。黑色的頭髮既光且亮。她用均勻的、能幹的、有表情的手來加重表達她對婦女的看法，為她們她奉獻她自己的生命。“婦女受苦了這麼久，她們應當有權力，她們應當在法庭和公共機構裡工作，她們應當受教育，她們應當知道怎樣獨立。”
她倡議成立的廣東女界聯合會，倡導中國婦女思想獨立、經濟獨立，通過接受教育和服務社會，取得與男子同等地位。伍智梅當選為廣東女界聯合會第一屆理事。為了節省經費，她把辦公地點放在自己位於廣州市倉邊路的家中。她與同事積極爭取開辦女子職業學校，實現男女同校，倡導女子參政，取得極大成果。宋慶齡得知此事後，還將海外華僑們的一部分捐款轉給伍智梅創辦的中華女子職業學校，積極支持伍智梅所倡導的女子職業教育。她們的工作甚至令廣汕鐵路錄用了40名女職員，這是前所未有的大喜事。伍智梅的兒子黃庭柱，清楚地記得消息傳來，媽媽的笑臉：“比她自己的事業得到突破還要開心。”
父親伍漢持救死扶傷的身影，深深鐫刻在伍智梅的腦海中，伍家的仁醫之道，在她的血管裡奔流。早在1924年，她就與何香凝、居若文、沈慧蓮等創辦廣東貧民生產醫院，這家醫院在一年之內就為近萬人治病。1932年，她更受廣州市政府委派，前往美國考察公共衛生事業，歷時兩年半。
為了實現理想，也為了紀念父親，她不僅出任父親創辦的圖強助產職業學校教授，親手教育培養具備現代醫療常識的助產士，大大降低了廣東婦女因為難產而死的比例。她還把父親留下來的圖強醫院改造成伍漢持紀念醫院，其規模與設施，在當時均屬一流。伍智梅親任董事長，逐一聘用醫學人才為民眾服務。這就是解放後的華南腫瘤醫院（現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的前身。
除了醫院，在動盪的時局下為孤兒們做奉獻，也被伍智梅視為是有關國家光明未來的事。早在30年代初，她就創辦並自認廣州市育嬰院院長，在廣州設立兒童新村，收容孤兒。抗戰期間，她更是在重慶、四川、昆明等地都創辦了育嬰院，收容抗戰陣亡將士的孩子。
伍智梅的長孫黃堅先生回憶說，他清楚記得，當時重慶育嬰院收留了一位無名的抗戰將士遺孤，祖母為其起名叫潘樹人。樹人非常聰明上進，伍智梅發現他的潛質後，資助他上醫學院，畢業後成為名醫，曾任臺灣三軍總醫院院長。經伍智梅推薦，這位抗戰遺孤後來成為宋美齡最信賴的“御用胸科醫師”。還有一位將士遺孤名叫陳立綱，是廣東東莞人，身材不高，卻很健碩，在他成年後，伍智梅推薦他接受飛行培訓。陳立綱很順利地成為戰鬥機試飛員。後來陳立綱在臺灣因飛機失事一條腿受傷，被迫退役，心情灰暗。伍智梅不顧赴臺後家中經濟狀況艱窘，讓陳立綱住到家中好幾年，與自己的孫子孫女一樣厚待。後來陳立綱不僅與伍家管家阿珠成立美滿家庭，更在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重開農用飛機，重返藍天。
這些孤兒數十年間感恩伍家，直到伍智梅去世後，都與伍家後輩保持密切來往。
在抗戰後期，伍智梅安家在重慶，但她依舊十分關心廣東家鄉的民生。當她瞭解到廣東僑鄉因為戰爭導致外匯中斷，很多家庭留守家中的老弱婦幼缺少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伍智梅就在重慶捐款，想方設法購好物資、藥品，打算運回僑鄉。鑑於當時公路全部被日本人的飛機炸燬，無法開車運貨。伍智梅便親自帶著壯丁隊伍，騎著幾十輛載重自行車，晝伏夜行，避開日本飛機的轟炸，從重慶馳行數千裡，運送物品到廣東僑鄉。
晚年去臺，盡瘁流芳到最後一刻
伍智梅一共生養四個孩子，長女黃姵嫦解放後留在昆明成家，後得到宋慶齡關照，得以去美國定居，與弟弟黃庭禎團聚。么兒黃庭植早在抗日戰爭期間就被日本人殺害，而長子黃庭柱一家一直隨她生活，長孫黃堅是黃庭柱的兒子，父子倆是受她影響最大的人。
長子黃庭柱難忘兒時母親對他的一次教導：當年為舉辦廣州育嬰堂和籌建市立中山圖書館，媽媽四處奔波，把我寄放在廣州市東山培正中學附屬國民小學寄讀。學校規定寄宿生不準私自出校門買東西吃，但媽媽唯恐我肚子餓，每天都在放學時派人送點心給我吃。有一次，一個姓黎的同學偷跑出去買吃的，撞上舍監，不顧一切掙脫回來，向我求助。他已經被記過兩次大過和兩次小過，若再被處罰，就將被開除。為了幫他，我向舍監謊稱剛才偷跑出去的是我。我被記了大過，並被罰星期六下午不準回家。媽媽接到通知，匆忙跑到學校來看我。她沒有責罵我一句，只是問我是不是家裡送來的東西還不夠吃？我直搖頭，眼淚掉了下來，媽媽的眼眶也裝滿了淚水。她自言自語地說：“如果爸爸還在，我就可以全心看顧你們了。”自從那天起，媽媽每天都親自送東西到學校來給我吃，有好幾次我發現她坐在我身邊耐心等待我吃完時，頻頻看錶。我知道她很忙，為了不耽誤她的工作，我將代同學認罪的事情告訴了她。我滿以為媽媽會為我的俠義而高興，誰知恰恰相反，她嚴肅地責備我不應該掩護罪惡，“你這不是在幫胖友，而是害了朋友。”她不顧我的哀求，第二天將實情告訴了學校。正當我為黎同學的命運感到不安時，我看見媽媽和舍監一起出來，臉上堆滿了慈祥的笑容。當晚，媽媽為我和黎同學請了假，帶我們回家，為我們做了美味的咖喱雞，燉了一大碗牛腩蘿蔔湯，還買了一斤荔枝。我們痛快地吃了一頓後，媽媽告訴我們，學校寬恕了黎同學，這次不開除他，但必須痛改前非。而我被記的大過也不銷除，因為我犯了矇騙師長的過錯。
伍智梅（右二）在臺灣期間與家人的合影
解放前夕，宋慶齡在香港，用英文寫了一封信給伍智梅，勸導她不要去臺灣，留下來建設新中國。但伍智梅執意經香港到臺灣。她的想法很天真也很單純：她要看一看，國父倡導的三民主義，是否能在國民黨執政的臺灣島上實現。
她去臺灣後，與兒子黃庭柱一家人住在一起，有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家人，在她生命中的最後6年，她享受了天倫之樂。
但她參政議政的雄心依舊不泯。她是臺灣立法會的議員，在臺灣搞土改減租，規定所有荒地只要耕種三年，就歸開荒耕種者所有。農民租種地主的田地，收成只要交3成給地主，自留7成，這些措施，都極大地鼓舞了耕種者的積極性。
當然，伍智梅因為其主張的政策，特別接近“社會主義”，很受臺灣右翼政客排擠。因為在這些政客看來，她是一名“親共分子”。因此伍智梅精神上很是苦悶。她的苦悶，只有向孫子孫女訓導時，可以傾訴。其長孫黃堅先生回憶說，小時候，他一犯錯，就會被祖母訓誡，訓著訓著，祖母就開始跟他講三民主義，從推翻滿清，講到外曾祖父伍漢持的壯烈犧牲，再講到婦女的平權運動，到抗日救亡為民眾帶來的覺悟，足足能講三個小時。當時小孩子會覺得祖母嘮叨，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是祖母唯一的宣洩壓力的渠道啊。
雖然鬱郁不得志，但伍智梅參政建言的努力，從來沒有泯滅過。黃堅先生記得，祖母為了拉近與其他議員的私交，推動議案的通過，經常在家中請客。當時祖母兩袖清風，了無積蓄，連請客時要置辦一些簡單的西式點心，都需要帶著孫子外出借款。祖母請一頓飯要花二三十元，下月一發薪水，就要到親朋好友家償還借款。她這種一心為公的精神，給後來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的兒子黃庭柱、孫子黃堅，都留下了榜樣的力量。
1956年11月12日，伍智梅應邀參加臺灣醫學界為孫中山先生九十一歲誕辰舉辦的慶祝活動，在演講結束時，突然昏倒，因心臟麻痺及腦溢血救治無效而逝世。這一年，她才五十八歲。聞之消息，海峽兩岸的宋家姐妹都極為悲痛，蔣介石特為伍智梅題詞“盡瘁留芳”。
晚年伍智梅在臺灣
黃庭柱和黃堅父子都在臺灣媒體供職多年，成為名記者。黃堅早在1987年就被《中國時報》旗下的報紙派駐北京採訪，充當兩岸交流的橋樑。他也是1992年海峽兩岸通郵、通信的重要促成者。同一年，他花費6個月時間，在中國大陸跑了42個城市，報道大陸改革開放後日新月異的變化，讓臺灣人民瞭解海峽對岸同胞的生活現狀。他自豪地說：“若祖母在世，知道兩岸終於結束音訊不通的局面，而我們在廣州、重慶生活的親戚都找到了。她生前嚮往的藍圖，已經在祖國大地上實現，不知會有多高興。”
伍智梅在臺灣的墓園，只有一方椅面一般大小，芳草萋萋，唯聞鳥唱。如她的為人一樣簡樸、低調。上山祭奠時，現年已經70歲的黃堅很有感觸，他說，“儘管祖母一輩子沒有做過大官，沒有了不起的著述存世，但她做了很多實事。她的一生，完全為了中國婦女有平等的機會和權利，中國人的健康快樂而奮鬥。今天，女同胞能夠出去工作，有自己的社交活動，活得獨立自由，都和我祖母這些實幹家的努力分不開。”
感謝郭彬先生提供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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