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毛澤東學做決策丨宣講家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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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這是中華民族和全世界所共識的。在土地革命時期,紅軍戰士繳了一個銀製的手槍,非常的精緻,於是層層上繳給毛澤東,毛澤東說:“難道我毛澤東用這個手槍嗎?”為什麼毛澤東就不能用手槍呢?大家都喜歡得不得了。毛澤東說他是指揮員,指揮員主要是指揮的、決策的,而戰士才是戰鬥員,才用槍。

毛澤東不是真的不用槍,而是通過這件事說明一個道理。領導幹部要出臺一份好的決策,就要善於調查研究、善於把握重點和善於發揚民主。他是找出問題的核心。

跟著毛澤東學做決策丨宣講家網評論

第一,善於調查研究。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間,黨內存在著“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1930年5月,毛澤東針對這種情況,在江西尋烏進行了20天的調查,找來了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基層幹部,其中一個窮秀才,一個破了產的商會會長,一個曾經在縣衙門中管過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

他們向毛澤東提供了許多聞所未聞的知識,毛澤東根據這些人提供的材料,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該縣的階段情況、經濟生活等作了詳盡的解剖,求得對中國農村的普遍性認識,寫下了《調查工作》。

當時,這篇文章由閩西特委翻印,在紅四軍中和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廣為傳播。由於作戰頻繁,這本書在反"圍剿"中失傳了。在革命隊伍中,無論是幹部,還是士兵,歲月流轉直至現在,都知道毛澤東同志的一句著名言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深刻、耐人尋味,回味無窮。

蔣介石認為誰有了北京、武漢、重慶、廣州等幾個大城市,誰就有了全中國,最初看這個觀點確實沒有錯。但是毛澤東經過對中國農村的普遍瞭解,發現當時的農村是範圍最大的,大城市畢竟是少數。所以毛澤東認為誰有了農村,誰就有了全中國。經過歷史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的判斷是正確的。

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在攻打長沙受挫後,把部隊帶到了井岡山,從此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為了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毛澤東從1928年3月開始,在酃縣的中村正式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鬥爭,把中村當作一個試點,同時他的弟弟毛澤覃則在寧岡大隴也進行了分田的試點。至1928年5月,湘贛邊界黨的大會正式召開,會議決定成立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並在各級政府設立土地委員會或土地委員,明確提出“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

為了做好分田地工作,毛澤東則三到永新塘邊,親自作永新調查並指導分田運動,制定了“分田臨時綱領”十七條。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記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常用“解剖麻雀”來比喻調查研究。說要了解麻雀,並不需要把天底下的麻雀統統捉來,一一解剖才能知曉,只要解剖一兩個麻雀就夠了。這種“解剖麻雀”的方法,也就是要通過對個別有代表性的地方、單位甚至個人的調查,以求得對普遍情況的瞭解與掌握。

1956年9月25日,毛澤東號召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都要學習“解剖麻雀”,親自調查一兩個農村,解剖一兩個“麻雀”,以取得經驗,從而正確地指導工作。

1957年,福建省上杭縣農民賴茂基,把自己珍藏了27年的油印小冊子《調查工作》,作為革命文物貢獻出來。毛澤東聽到這個消息異常高興,說就像失散了多年的“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邊。1964年6月,《調查工作》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毛澤東為它改了一個名字叫《反對本本主義》。

《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多年從事調查研究工作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概括,從思想理論上闡明瞭調查研究在領導工作中的重要意義和科學方法,批判了當時紅軍隊伍中一部分人安於現狀,不求甚解,墨守成規,迷信"本本",而不願到群眾中去作實際調查研究的錯誤傾向。可以說,堅持調查研究,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精華所在。

第二,善於把握重點。紅軍長征的時候,走到雲南扎西縣,就明顯感覺走不動了,為什麼?原來,上海地下黨的同志費了很多心血從德國買了臺X光機,戰士們中彈負傷後,就用X光機投射,以確定彈片位置進行手術。大家視其為寶貝,最多的時候一個排的兵力抬著它、護著它。

毛澤東要把X光扔掉。大家就疑惑了,以後得病了怎麼辦?毛澤東認為命都沒有了,X光機有什麼用?扔掉X光機,丟掉“罈罈罐罐”,將來我軍打勝仗了會送來更好、更多的X光機,保住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中央紅軍就在扎西經過精簡縮編,卸下了背上的“包袱”,甩掉了“罈罈罐罐”,精簡了機構,充實了連隊,增強了部隊的戰鬥力和機動性。紅軍戰士精神抖擻,輕裝向東前進,破婁山、奪遵義,取得長征以來的一次大勝利。

善於把握重點就是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環節,兼顧全局,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核心。毛澤東指出:“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他還指出:“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

在解放戰爭的遼瀋戰役中,東北人民解放軍擁有野戰部隊70萬人,地方部隊30多萬人,而國民黨軍隊共約55萬人,我軍兵力幾乎在其2倍。毛澤東認為如果不趁這個時機將國民黨衛立煌的精銳部隊殲滅,使其逃竄後,對接下來的解放戰爭會帶來很大的後患。

毛澤東便下了大決心,要求東北野戰軍主力不惜冒巨大風險,長途奔襲打錦州,“而置長春、瀋陽兩敵於不顧”。果然,錦州一解放,東北同關內的聯繫一切斷,北面的瀋陽和長春兩問題便“迎刃而解”了。

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這個道理,明白容易,真要做到卻十分不易。毛澤東同志談戰爭問題時說道:“集中兵力看來容易,實行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於指導者缺乏戰略頭腦,為複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環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採取了應付主義。”結果,受許多次要因素的牽扯,分散力量,處處應付,四平八穩,下不了大決心,也就做不出大事來。

毛澤東同志指揮作戰時,同樣經常面對複雜的環境。他總是強調要服從全局,按照解決主要矛盾的需要,大踏步前進或後退,必要時不惜下壯士斷腕的決心,以求得全局形勢的有利發展。

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向延安大舉進攻,當時解放軍兵力在這裡處於絕對劣勢,毛澤東同志斷然決定撤出延安。這樣做當然要付出不少代價,一些幹部想不通。毛澤東同志告訴他們,要從大處著眼,權衡主次得失。他說:“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敵人進延安是握著拳頭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頭伸開,這樣就便於我們一個一個地切掉它。”這是何等的睿見和氣魄!事實證明,他的決斷是完全正確的。

當然,主要不等於唯一,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不等於對其他方面的問題統統丟開不管。毛澤東同志提出要“學會‘彈鋼琴’”,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一方面強調中心工作是軍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號召做好其他革命工作,如發展生產、搞活經濟、政權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組織工作、宣傳工作、統戰工作。井岡山斗爭時期、中央蘇區時期、延安時期都是如此,毛澤東同志身體力行、以上率下,為全黨做出表率。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十大關係”的處理,就是毛澤東同志“彈鋼琴”的集中體現,通過處理好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政治關係、國際關係、民族關係等主要矛盾關係,推動了社會主義建設紮實有序開展。

第三,善於發揚民主。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採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比如,採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聽張良勸說,封韓信為齊王;楚漢劃界鴻溝後,聽張良、陳平之勸,趁機追擊引兵東向的項羽;稱帝后欲建都洛陽,聽劉敬建議,入都關中長安。劉邦能夠作出這些正確的決策,與他善於採納不同的意見密切相關。相反,項羽失敗,就是由於他“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裡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一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毛澤東說這些話,就是希望領導幹部吸取項羽的教訓,而向劉邦學習“豁達大度,從諫如流”。

毛澤東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蘊含的兩個重要思想值得當前學習和借鑑:一是發揚決策過程中的民主。即通過決策前的調查研究廣泛聽取群眾意見,這實際上是發揚人民民主;黨委內部實行集體領導、集體討論決策,這是黨內民主。二是決策民主化的最終目的是在民主基礎上集中正確的意見,提高決策效率。這與西方政黨之間相互掣肘、互相拆臺、內耗嚴重不同,中國共產黨具有集中統一的政治民主獨特優勢。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核心內容是堅持民主集中制。對於民主集中制,毛澤東還有另一個說法,即多謀善斷。多謀,就是民主;善斷,就是集中。

毛澤東在進行決策時,善於藉助多個外腦,既有普通群眾又有資深專家;既有黨外人士,又有黨內同志。外腦多了,代表性就提高了,方方面面的意見建議就可以反映到決策內容中去了。

出主意的既可以是領導者,也可以是你的下屬,也可以是你的老師,任何人都可以給你出主意。所以,領導是在你的部門“選主意”的,把別人的主意和你的主意放在一起來選。

對此,毛澤東有很多以身作則的例子。1948年,當粟裕對中央軍委已經決定的“渡江作戰方案”提出不同意見時,毛澤東專門請他去說明,最後採納了他的意見。1949年,當毛澤東主持“國旗”方案的討論時,本來他已經對另一種方案有了一定的傾向,但是,當聽到張治中的意見後,又重新組織討論,集合群智共識,最終確定了“五星紅旗”方案。

在毛澤東心目中,集體決策、分工負責是黨委會的一個根本原則。“班長”和委員之間要能互相諒解。“書記和委員,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區黨委之間的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麼都重要。”

日常工作中,“黨委各委員之間要把彼此知道的情況互相通知、互相交流。這對於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這樣做,而是像老子說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結果彼此之間就缺乏共同的語言”。彼此尊重、密切協作、步調一致,既是黨委會工作的要求,又是實現集體領導的必要途徑。

他強調的是黨委書記在班子團結中要負主要責任。書記、副書記不善於處理自己和委員之間的關係,就很難把這“一班人”指揮好。如果這“一班人”動作不整齊,就休想帶領千百萬人去作戰、去建設。

領導幹部要善於把握決策規律,傾聽各方意見,集中大家智慧,按照規範程序民主決策,進一步提升決策的水平和層次,最大限度地防止和減少決策的盲目性、被動性和重大失誤。

作者:聶鑫 湖北省雲夢縣委組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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