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在這個重要的日子裡，我們深切緬懷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謫居江西下放勞動的艱辛歲月。小平小道由此成為改革開放的策源地。
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受到錯誤批判的鄧小平下放到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勞動。為方便小平同志上下班，工人師傅們從工廠後牆開了個小門，並用爐灰渣鋪了一條500米長的小路直通陸軍步兵學校的住所。小平夫婦風雨無阻來來回回在這條小道上走了三年零四個月。人們把這條小道稱為“小平小道”。
這是一條蜿蜒曲折、長滿雜草的田間小道。路不寬也不是很平，兩旁就是莊稼地。這又是一條特殊的小道，小平同志每天往返於這條小路上，亂象叢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故事時時都在上演，他觀察著，思考著，等待著，用自己堅實而穩健的步伐走出了一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改革開放的大道。鄧小平夫人卓琳說：“從小平小道延伸出去的，是一條通往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事實證明，小平小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策源地，這裡是小平同志蟄伏等待之地、改革開放的思想孕育之地和行動起源之地。
蟄伏等待之地
小平小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策源地，在於它為鄧小平提供了一個學習、觀察、思考的相對寬鬆環境。在江西的這3年多時間，對鄧小平而言是政治人生的低谷，但又是蟄伏等待韜光養晦的3年。他利用這個安靜的環境，不斷地學習、思考、提高，積極地鍛鍊身體，為領導改革開放作了充分的智力和體力準備。
在“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成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實際上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兒女們也遭遇批鬥迫害。在這種環境之下，1969年，鄧小平和妻子卓琳、繼母夏伯根一起，被送到江西南昌，接受勞動鍛鍊再教育。送鄧小平到江西的“專案組”工作人員回京後，寫了份報告，摘錄如下：“22日送鄧小平、卓琳、夏伯根去江西，今日(28日)歸來。鄧押於南昌西北十三公里處，原步兵學校，現是五七幹校，xx軍xx師炮兵團和原步兵學校留守處住。由省革委會管，派炮團一個班12人監管，單住一小樓上，下住一個幹事和一戰士管他。平日勞動，仍用鄧小平名。”由此可見，鄧小平所處的政治環境十分險惡。
慶幸的是，江西省為小平同志提供了較為安靜寬鬆的外部環境，讓他得以擺脫“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亂局。在剛定鄧小平下放江西時，周恩來就親自打電話給江西省有關部門負責人，要求不能將小平同志安排在贛南山區而是安排在南昌市郊區。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保證鄧小平生命安全的重要保證。小平同志的住所被安排在一個軍事駐地南昌陸軍步兵學校(今解放軍陸軍步兵學院)，這樣就避免了受到造反派的衝擊，工作地點則安排在附近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新建縣也嚴格規定任何組織、個人不準干擾小平同志工作，拖拉機修配廠清理了“大字報”“標語”，還把鬧得最凶的造反派遷出了工廠。不知是歷史的巧合還是上天的眷顧，拖拉機修配廠的負責人羅朋，正好是鄧小平二野的老部下，他品行正直，敢作敢為，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給了鄧小平最好的關照。正如一位老同志所說：“特殊時期，江西軍民保護了小平同志，讓他得以充分了解中國國情，得以從容地去思考問題。江西既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源頭，更是福地。”
較為寬鬆的環境讓鄧小平得以安心讀書思考。下放江西時，鄧小平從北京帶來大量書籍。平日午飯後，小平同志都會小睡片刻，然後閱讀帶來的書，“圖書中除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外，還有歷史、文學、哲學、傳記等方面的書籍”。晚上10點上床後，小平同志還會讀一個小時的書。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說“這兩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和晚上，看書、看報、聽廣播和做些家務勞動”。在江西的3年，鄧小平得以超脫地觀察複雜的政治局勢，他系統地閱讀了馬列經典著作並在學習中加深了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堅定了改革開放的信念。
較為寬鬆的環境也讓鄧小平的身體得到了鍛鍊和恢復。剛到江西時，鄧小平身心疲憊，每晚要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後來，生活工作趨於穩定，他就開始鍛鍊身體，堅持用冷水洗頭洗臉，每天堅持走路鍛鍊，飲食也得到較好保障，身體狀況得到恢復。據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說，“父親在北京挨批的時間裡身體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后體重又開始增加，活動增加，一改剛來時的瘦削和憔悴，人胖了一些，精神也好了很多”“多年來吃安眠藥入睡的習慣也改掉了”。健康的身體保證了鄧小平為黨和國家繼續工作，在1973年他接到中央的回京通知後，感慨地說：“我還可以幹20年。”事實上，鄧小平回京後，又為黨工作了20年。這是他人生經歷中最輝煌的20年，也是受到國內外評價最高的20年。
思想孕育之地
小平小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策源地，在於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思想在這裡孕育。在學習和鍛鍊之餘，小平同志有了更多的時間來進行思考。他在小平小道上一天又一天地走著，對“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本質、發展生產力、科學技術、國際環境等問題都有了較為深入的思考。這些思考成為改革開放思想的萌芽，為後來的全面整頓及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1986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貝寧總統時說:“‘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兩次，這種經歷並不都是壞事，使我有機會冷靜地總結經驗。因為有了那段經歷，我們才有可能提出現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別是提出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在小平小道上，他深刻地反思著“文化大革命”。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小平是毛澤東思想的追隨者和執行者，然而，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夫妻二人被下放勞動，同外界失去了聯繫。他的子女們則受到紅衛兵的批鬥，被迫交代父親的罪行，長子鄧樸方不堪迫害被逼跳樓自盡，以致終生癱瘓。他曾經說，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候是“文化大革命”。1972年，李井泉的3個子女來到鄧小平家裡做客，對鄧小平訴說了自己的父親如何遭到批鬥，母親如何被迫害，老二如何被毒打致死的經歷,鄧小平沉默無語。當地安排在鄧小平駐地的工作人員要他學習《毛主席語錄》，也被碰了軟釘子。鄧小平拒絕碎片化、片段式地學習毛澤東思想，他在1972年8月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林彪只強調‘老三篇’，多次說只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這表明，鄧小平已經在思考如何科學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九一三事件後，鄧小平開始談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和看法。1972 年11月在泰和縣與池龍的談話中，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壞人鑽了空子。”“林彪垮臺了，我們黨的日子會好點，就是有那麼幾個書生在胡鬧。”在小平小道上，作為局外之人，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來的黨和國家存在的問題和弊端看得格外真切。比如，權力過分集中、黨政不分、政企不分、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管理經濟、自我封閉等等。
在小平小道上，他深深思索著社會主義的本質。在小平小道3年多的時間裡，鄧小平廣泛接觸了革命老區的社會狀況，對最基層人民的生活有了更直觀的瞭解，對社會主義本質有著自己的思考和認識，開始有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一基本觀點。有一次,一位工人家長僅僅因為孩子把買來的豆腐摔得稀爛而痛心不已，把孩子狠狠地打罵了一頓，那塊豆腐是他下了好久決心才買來做“大餐”改善生活的。這件事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為了使癱瘓在床的鄧樸方有點事做，鄧小平曾經試圖收集一些工人家裡壞掉的收音機，工人們告訴他，“一月只有四五十元收入，生活蠻難的，哪裡有錢去買收音機呀”。九一三事件後，鄧小平曾先後獲准到樟樹、井岡山、瑞金等十多個地區調研,在永新縣考察時，看到山區群眾在初冬的寒風中僅僅穿著一條單褲，衣衫襤褸且大部分是自織的土布，居住的也還是土屋。小平同志清晰地認識到，發展經濟，解決貧困問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檢驗社會主義成功的重要指標。正如江澤民在鄧小平追悼大會上的悼詞所說：“特別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更引起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深刻反思，從而使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毅然決然地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開拓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
在小平小道上，他深深思考著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他提出加快現代化建設，加強對外交流。1972年11月12日，鄧小平來到江西鹽礦，看到鹽工們揮汗如雨的勞動場面，動情地說：“你們的精神太值得學習了!大家現在的工作很辛苦，以後實現了機械化，就好了!”在走訪泰和米廠、拖拉機廠時，鄧小平還特意向有關負責人說：“農業機械化是個方向，要把拖拉機生產抓好。”同年12月10日，鄧小平在瑞金電線廠調研， 看到工廠工人在搬運東西時很累，就關切地說：“你們能不能搞流水線，這邊進原料，那邊出產品？”在小平小道，鄧小平通過短波電臺瞭解到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情況，也意識到了加強對外交流，引進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是促進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有效途徑。鄧小平復出後就針對工業現代化，多次強調要“引進新技術、新設備，擴大進出口”“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於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他就親自前往美國、日本等進行考察，美國、日本的先進技術設備，大量的低息、免息的資金得以進入中國。他鼓勵發展外向型經濟。上世紀之初就留學法國的鄧小平在江西親眼目睹了中國落後的勞動生產力，對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他在瑞金考察時尖銳地指出：“和西方國家比起來，我們最少落後四十年,還需要努力。”1973年2月8日，鄧小平在參觀景德鎮陶瓷廠時瞭解到，瓷廠按照周恩來指示正在生產為外國人所需要的產品時， 鄧小平不僅非常高興，而且肯定地說“是可以嘛”，對景德鎮陶瓷廠走外向型發展道路表示了積極支持。
行動起源之地
小平小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策源地，還在於它是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及改革開放的行動起源之地。如果沒有小平小道的3年，就沒有1975年小平同志復出後大刀闊斧地整頓和1978年以後改革開放大膽而強有力的舉措。卓琳同志說，“通過三年的觀察，鄧小平更加憂思國家的命運前途。通過三年的思考，他的思想更加明確、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堅定。這些，對於他復出不久即領導進行全面整頓，以及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制定新時期路線方針政策產生了直接影響”。從小平小道第二次復出後，1975年1月，鄧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他把在小平小道的思考用於國民經濟建設的實踐中，立即大刀闊斧地領導整頓。
一開始，鄧小平即為落實毛澤東“軍隊要整頓”的指示作了部署，他要求解決部隊中存在的腫、散、驕、奢、惰問題。接著，他雷厲風行地著手領導鐵路整頓，不到一個月就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隨即在工交戰線各行各業推廣鐵路整頓的經驗，並乘勝轉入鋼鐵工業和國防科技的重點整頓。借毛澤東提出要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的機會，鄧小平把整頓從經濟部門引導到上層建築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從1975年7月起，文藝的調整、軍隊的整頓、教育的整頓、科技的整頓、地方的整頓、農業的整頓先後展開，並取得明顯成效。在此基礎上，他向全黨全國提出“全面整頓”的任務，並進而明確全面整頓包括軍隊整頓、地方整頓、工業整頓、農業整頓、商業整頓、文化教育整頓、科技整頓、文藝整頓和黨的整頓九個方面。1975年11月，開始實施“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持續9個月的整頓工作被迫中斷。
1975年鄧小平對各方面工作進行的整頓，使全國形勢明顯好轉。當年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1.9%，與1974年僅增長1.4%的狀況形成鮮明對照，鋼、原煤、棉紗及鐵路貨運量等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與此同時，科學、教育、文藝等領域開始打破嚴重沉寂混亂的局面，出現了新氣象。整頓中，各級黨的領導，尤其是黨對軍隊的領導得到加強，各條戰線的生產、工作秩序逐漸好轉，許多地區的嚴重派性和武鬥得到抑制，落實幹部政策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工作取得較大進展，全國的社會秩序逐漸趨向安定團結。全面整頓說明了鄧小平關於改革的政策方針是正確的，為隨後進行的改革開放積累了經驗。中央指出：“這次整頓實質上是後來改革的實驗，反映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願望。”“整頓的業績和他在整頓中表現出來的風骨，贏得了黨心、軍心、民心。”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總是挺立在時代潮頭，以敏銳的目光注視著中國發展的前景，帶領著中國人民逐步開闢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1978年，中國GDP只有3624.1億元，人均GDP只有379元。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2017年，中國GDP達到82.71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是40年前的227倍，人均GDP達到59660元，是40年前的155倍。高鐵運營總里程、高速公路總里程、港口吞吐量等均居世界第一位，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中國國力早已今非昔比，中華民族正無比接近偉大的民族復興。在我們盡情享受改革開放輝煌成果的時候，我們不應忘記，南昌市郊這條普通的小道對中華民族產生的深遠影響。正是在這條普通的小道上，小平同志博覽群書，深入剖析中國國情，汲取了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孕育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大刀闊斧、勇往直前地開創了全面整頓的新局面，探索出了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沒有鄧小平指導我們黨作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我們國家要取得今天的發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鄧小平同志不愧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今天，我們要以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為契機，充分挖掘利用好小平小道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使其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出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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