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李大釗人生的最後歲月 出殯儀式轟動北平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胡家坨鄉大黑坨村。他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卓越領導人，也是一位學識淵博、勇於開拓的學者，他的道德、學問和文章哺育和影響了五四時期一代先進青年。但非常不幸的是，1927年4月28日，他慘遭反動軍閥殺害，時年38歲。那麼，他最後的人生歲月是怎樣度過的呢?

領導工農反帝運動

在中國人民反帝運動迅速高漲的情況下，帝國主義企圖通過騙局來平息中國人民的反帝浪潮。1925年10月，段祺瑞政府同英、美、法等國舉行特別關稅會議，討論關稅問題。

這一騙局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中國共產黨趁勢領導發起了關稅自主運動。李大釗同在他領導下的中共北方區委對關稅會議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提出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的革命主張，並先後組織了幾次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反對關稅會議，力爭關稅自主，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反帝運動。

11月23日，奉系軍閥內部發生郭鬆齡倒戈事件，勢力大受削弱。北京、天津及直隸等地區都掌握在傾向於革命的國民軍手中。這為黨領導更大規模的鬥爭創造了條件。

在這種形勢下，李大釗即決定利用馮玉祥與段祺瑞的矛盾，推翻段祺瑞政府。李大釗和北方區委決定由趙世炎任總指揮，領導這次起義。按照預先部署，起義將於11月28日開始，分別奪取政府重要機構，使段政府陷入癱瘓，迫段下臺，再召開群眾大會，宣佈成立北京臨時國民政府和臨時政府委員會。首都革命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給段祺瑞政府以沉重打擊，顯示了人民的力量，是中共奪取政權的第一次嘗試。

北方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極大仇視。帝國主義與軍閥密切勾結起來，企圖撲滅革命的烈火。

帝國主義的挑釁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1926年3月17日，在李大釗領導下，北京群眾包圍段政府，要求以強硬態度抵抗帝國主義的強盜行為，但遭段政府武力驅散。3月18日，北京總工會、學生總會等200多個團體、10萬多群眾齊集天安門，召開示威大會，通過了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等提案。會後，組織了2000人的代表團，赴段政府請願。

李大釗在出席北方區委會議之後，也趕來參加請願隊伍，並親自打著一面大旗，走在隊伍前列。當遊行隊伍進入執政府門前的廣場時，反動軍閥政府下令向群眾開槍，並用大刀砍，當時打死群眾47人，傷200餘人，造成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李大釗當即組織群眾撤退，自己也負了傷。

當晚，李大釗召開了北京黨、團會議，提出要將鬥爭堅持到底，並組織慰問傷員，撫卹、追悼死難者。

“三一八”慘案是北方大革命風暴的高潮，也是一個轉折點，反動軍閥已向人民舉起了屠刀。

堅守陣地，臨危不懼

1926年4月，直係軍閥吳佩孚由反奉轉而同奉系勾結，造成奉直合作反國民軍的形勢，國民軍被迫全軍退守南口一帶。奉系軍閥佔據北京後，也把鎮壓共產黨作為首要任務，到處張貼告示：“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4月26日，他們殺害了進步報紙《京報》的主筆邵飄萍。接著，又處決了另一家進步報紙的主筆林白水。在直奉軍閥的殘暴統治下，北方的革命運動轉入了低潮。

為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釗和中共北方區委做了暫時退卻，他們住進了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內的舊兵營，由公開轉入地下，繼續領導北方的革命鬥爭，並取得很大成績。僅北京一地，從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中共黨員就由300多人發展到1000人以上。共青團的組織發展得更快。時值國共第一次合作，李大釗同時兼任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的領導。這一時期，國民黨黨員也由2200餘人發展到4300餘人。就是在張作霖的“大帥府”裡，也建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由董季皋任支部書記，他的公開身份則是張作霖大帥府祕書。

由於李大釗的革命活動直接威脅著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從1923年“二七”大罷工失敗後，他就多次被反動政府通緝。在這種異常艱險的環境裡，李大釗毫不畏懼，始終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革命必勝的信念。他的表姑曾經問他：“你們老搞這事，也不怕嗎？人家那樣厲害，兵權在手，今日趕，明日捉，把你們從這兒趕到那兒，你們不是自討苦吃嗎？”他答道：“他們就好比是一堵牆，我們搗來搗去，總會把這堵牆給搗垮的。”又說：“怕什麼！早晚我們是要勝利的。我們的主義，就像莊稼人的種子一樣，到處都撒遍了，他們是破壞不了的。他們破壞了這兒，還有那兒長起來，沒有關係。”

1927年初，隱蔽在張作霖大帥府裡的中共地下黨支部得悉，張作霖已下令逮捕李大釗。京師警察廳也和帝國主義相勾結，對李大釗和其他革命者跟蹤偵察，圖謀一網打盡，妄圖消滅京城的革命力量。董季皋及其他知情的同志與朋友都勸李大釗離開北京。

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也很為他的安全擔心，多次勸他離開，但李大釗態度堅決地說：“我不是常對你說，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給誰做？……你要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這裡的工作是怎樣重要，哪裡能離開呢？”

李大釗讓許多同志化裝轉移，而自己卻留下來堅持工作，堅持鬥爭。

李大釗這種不顧個人安危、以革命大局為重的大無畏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周圍的同志。例如在李大釗身邊工作的譚祖堯，他的未婚妻的父親在北洋政府供職，知道張作霖要對共產黨人下毒手，就讓女兒轉告譚祖堯，讓他躲避一下，並準備為其在廣州代謀一事。譚祖堯回覆說：“幹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我堅決跟李先生幹革命，決不回頭，只要李先生不離開北京，我也不離開北京。”

譚祖堯與李大釗始終在北京堅持鬥爭，直到一同被害。

落入虎口，毫無懼色

1926年4月，直係軍閥吳佩孚由反奉轉而同奉系勾結，造成奉直合作反國民軍的形勢，國民軍被迫全軍退守南口一帶。奉系軍閥佔據北京後，也把鎮壓共產黨作為首要任務，到處張貼告示：“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4月26日，他們殺害了進步報紙《京報》的主筆邵飄萍。接著，又處決了另一家進步報紙的主筆林白水。在直奉軍閥的殘暴統治下，北方的革命運動轉入了低潮。

為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釗和中共北方區委做了暫時退卻，他們住進了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內的舊兵營，由公開轉入地下，繼續領導北方的革命鬥爭，並取得很大成績。僅北京一地，從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中共黨員就由300多人發展到1000人以上。共青團的組織發展得更快。時值國共第一次合作，李大釗同時兼任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的領導。這一時期，國民黨黨員也由2200餘人發展到4300餘人。就是在張作霖的“大帥府”裡，也建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由董季皋任支部書記，他的公開身份則是張作霖大帥府祕書。

由於李大釗的革命活動直接威脅著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從1923年“二七”大罷工失敗後，他就多次被反動政府通緝。在這種異常艱險的環境裡，李大釗毫不畏懼，始終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革命必勝的信念。他的表姑曾經問他：“你們老搞這事，也不怕嗎？人家那樣厲害，兵權在手，今日趕，明日捉，把你們從這兒趕到那兒，你們不是自討苦吃嗎？”他答道：“他們就好比是一堵牆，我們搗來搗去，總會把這堵牆給搗垮的。”又說：“怕什麼！早晚我們是要勝利的。我們的主義，就像莊稼人的種子一樣，到處都撒遍了，他們是破壞不了的。他們破壞了這兒，還有那兒長起來，沒有關係。”

1927年初，隱蔽在張作霖大帥府裡的中共地下黨支部得悉，張作霖已下令逮捕李大釗。京師警察廳也和帝國主義相勾結，對李大釗和其他革命者跟蹤偵察，圖謀一網打盡，妄圖消滅京城的革命力量。董季皋及其他知情的同志與朋友都勸李大釗離開北京。

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也很為他的安全擔心，多次勸他離開，但李大釗態度堅決地說：“我不是常對你說，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給誰做？……你要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這裡的工作是怎樣重要，哪裡能離開呢？”

李大釗讓許多同志化裝轉移，而自己卻留下來堅持工作，堅持鬥爭。

李大釗這種不顧個人安危、以革命大局為重的大無畏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周圍的同志。例如在李大釗身邊工作的譚祖堯，他的未婚妻的父親在北洋政府供職，知道張作霖要對共產黨人下毒手，就讓女兒轉告譚祖堯，讓他躲避一下，並準備為其在廣州代謀一事。譚祖堯回覆說：“幹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我堅決跟李先生幹革命，決不回頭，只要李先生不離開北京，我也不離開北京。”

譚祖堯與李大釗始終在北京堅持鬥爭，直到一同被害。

落入虎口，毫無懼色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時至12時10分，對李大釗等20名革命志士的祕密審判在警察廳正式開庭。隨後，他們由4輛軍車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執行死刑。

當時，圍觀的人很多，街道都被堵塞了。行刑用的新式絞刑機據說是反動政府從美國運來的。

李大釗自始至終神色未變，從容地首先走上絞刑臺。他要求講話，敵人不允許，他就大聲叫喊，準備用生命的最後一刻來繼續喚起民眾。他說：“不能因為你們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共產主義！我們已經培養了很多同志，如同紅色的種子，撒遍各地。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

但是，執刑的人蠻橫地向李大釗臉上揮拳，並把他推進一個發亮的金屬製的長方形架子中，架子的上邊正中有一個小圓圈卡在頸中，旁邊有一把柄，劊子手握住把柄，逐漸絞下去，直到舌頭吐出，眼睛凸出，眼角流出血。劊子手鬆開把柄，將李大釗拖出，圍繞刑臺走了一圈，然後用冷水往李大釗臉上噴；等他甦醒過來，又開始第二次絞刑，共繼續了3次，施刑長達40分鐘之久。劊子手們就用這種慘無人道、滅絕人寰的手段殺害了李大釗。

緊接著，範鴻劼、譚祖堯等19位革命志士也先後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劊子手們將屍體裝入棺中，停放在宣武門外下斜的長椿寺中，待家屬、親戚來認領。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在朋友們的募捐支持下，買了一口棺材，將烈士重新裝殮，把靈柩移放至妙光閣街的佛寺裡。

李大釗犧牲的噩耗傳來，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以及各界進步人士無不為之深切哀悼。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嚮導》週報發表的《悼李大釗同志》的文章指出，他“是創立中國共產黨之一人”，“是最勇敢的戰士”，並將為中國人民所“牢記不忘”。

出殯儀式轟動北平

李大釗出殯的前兩天，黨組織負責同志找北平法學院學生李時雨談話，指示他組織好李大釗同志的出殯活動，特別是護衛好靈柩安全地送到萬安公墓。

經李大釗的鄉親即一位姓喬的女同志的引見，李時雨見到了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喬同志向李夫人介紹時，說他是李氏家族中的晚輩，現特來送葬，幫助做些工作。他們商定好，送葬時，李時雨頭戴白色孝帽，專扶李大釗10多歲的小兒子，緊跟靈柩，不離寸步。這既是防備軍警驅逐的措施，免得他像一般群眾那樣被驅散；同時也考慮到，萬一他被捕，也可以說是李大釗的遠房親屬，比較容易解脫。

1933年4月23日清晨，李大釗的葬禮在他犧牲6年後才得以舉行。這天，長椿寺前殿裡設了靈堂，中間掛一橫幅，前後左右懸掛了許多輓聯，兩旁擺放了大量花圈。奏哀樂、讀祭文之後，群眾唱起了《國際歌》，氣氛十分悲壯肅穆。

禮畢起靈，覆蓋著繡有藍色花朵棺罩的烈士靈柩，在群眾的簇擁下，緩緩地被抬出長椿寺。李時雨扶著李大釗的小兒子，同李夫人及其親屬們緊隨靈柩一起走，後面跟隨著數百名送葬的群眾。大家胸戴白花，臂纏黑紗，一些同志抬著李大釗的畫像，扛著花圈、輓聯和輓詞，邊走邊向路邊行人撒傳單並高呼口號。

靈柩抬過宣武門後，送葬群眾已增至千餘人，到西單時，只見不少群眾在路旁擺出了祭桌。

這時，宣讀祭文聲、燃放鞭炮聲以及呼喊口號聲連成一片，震撼著半個北平城。行至西單北大街時，李時雨回頭往南一瞥，只見人山人海，望不到邊。

隊伍行至甘石橋，有人把早已準備好的繡有鐮刀斧頭的紅旗，覆蓋在李大釗的靈柩上。這時，反動軍警從四面八方衝擊送葬的群眾，他們像瘋狗一樣，踢翻了祭桌，毆打朗誦祭文的人，用槍托子打散送葬的群眾。他們打傷了數百人，逮捕了幾十人。李時雨始終扶著李大釗的小兒子及親屬們，堅持把靈柩護送到萬安公墓。

李大釗的墓碑是在紅瓦市路東一個石匠作坊定刻的。起運時用黃紙把石碑上的字糊上，天未亮時就僱了輛小驢車送出城門放到萬安公墓。墓誌銘是：先生李大釗，字守常，河北樂亭縣人，生於清光緒十五年十月六日，死於民國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九歲。下面刻著子女的名字。

李大釗的出殯，可以說是轟動一時、極其悲壯的一次群眾運動。它不僅敬慰了忠魂，安葬了烈士遺體，而且進一步揭露控訴了反動派的殘暴。雖然這次出殯遭到反動派的殘酷鎮壓，但它更激起了群眾的義憤，其影響是很大的。

作者：孟 紅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