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西泠春拍｜風雨如磐 · 孫中山、焦易堂與北伐前的民國

本專題拍品均為焦易堂上款或舊藏

由焦易堂家屬友情提供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形勢風雲震盪，國內軍閥政客橫行無忌，民氣則慷慨激昂，大有山雨欲來之勢。是時，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迭受挫折，然其屢挫屢起，志氣益堅。其中，孫中山離不開正在北方從事宣傳工作、革命事業得力助手焦易堂的大力輔助。

1922年6月16日，粵軍將領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事後孫中山不得不移居上海。對革命和叛變同志異常失望的孫中山終於正式謀求與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政策，開啟中國民主革命的新篇章。

焦易堂（左） 孫中山（右）

焦易堂（1880～1950），名希孟，字易堂，以字行，陝西武功人，中華民國時期政治家，民國最高法院院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大元帥府軍事委員。曾參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戰爭、反曹賄選、策應北京政變、迎孫中山北上、北伐戰爭、抗戰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並創辦西北農林專科學校（今西北農業大學前身）、倡導中醫。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叛變革命時，孫中山蒙難“永豐艦”。焦易堂於廣州城內冒著槍林彈雨，匍匐數小時到白鵝潭畔，乘小船登上永豐艦請示孫中山行動計劃。孫中山指示其赴北方宣傳三民主義組織同志，為革命再起作淮備。焦易堂隨即離開廣州，北上與馮玉祥、胡景翼、孫嶽等聯絡，不時彙報北方情況。

第一通

第二通

第三通

第四通

《孫中山與浙江》圖版頁

《辛亥革命前後的焦易堂先生》圖版頁

《在中山先生身邊的日子裡》圖版頁

孫中山（1866～1925） 致焦易堂信札冊紙本 冊頁（十二頁）

1922、1923年作

36.5×25cm（冊頁尺寸）

出版：1.《孫中山與浙江》圖版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2.《在中山先生身邊的日子裡》圖版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

3.《辛亥革命前後的焦易堂先生》圖版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咸陽市委員會、武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咸陽報社印刷廠，1992年。

著錄：1.《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P387，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1979年。

2.《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P513、P1079、P1271，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1979年。

3.《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P251、P546、P623、P624、P649，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中華書局，1985年。

4.《孫中山與浙江》P110-P12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5.《在中山先生身邊的日子裡》P81-P87，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

6.《孫中山年譜長編》P1505、P1523、P1538、P1599，陳錫祺主編，中華書局，1991年。

7.《辛亥革命前後的焦易堂先生》P131、P133-134、P137-138、P149-15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咸陽市委員會、武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咸陽報社印刷廠，1992年。

說明：民國最高法院院長焦易堂上款，由其家屬友情提供。

此為晚年孫中山思想轉型時期重要信札四通，帶實寄封一枚，題跋者、出版著錄級別之高，均為市場僅見，為拍賣市場中所見最重要的孫氏手稿之一。

信札冊由戴季陶題簽，民國政要及名流尤列、于右任、胡漢民、戴季陶、邵元衝、張默君、馬相伯題跋，汪精衛等人執筆。眾人均為焦易堂多年同事、好友。

信件作於陳炯明叛變之後、曹錕賄選和改組國民黨之前，正是孫中山醞釀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之時，是研究、瞭解孫中山晚年一系列決策的關鍵。

信件內容緊扣時任財政總長羅文幹被誣一案以及時任眾議院議長吳景濂跋扈一事，鮮明地反映出孫氏身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對三民主義理想的堅持，以及處理時事隨機應變的政治技巧，是對孫氏人格和智慧的絕佳體現。

焦易堂為孫中山的重要革命同志，終身致力於孫氏的革命事業，是最終顛覆曹錕政權、1925年迎接孫氏北上的重要功臣。二人又為患難之交，陳炯明叛變時孫、焦二人均在現場，隨後焦氏便奉孫中山命令前往北方活動，以分化北洋勢力、促進北方革命為目的。這批信件即作於焦氏北上之後。

北上後，焦易堂致力於宣傳孫中山思想，集資刊印《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講演稿二十餘萬份，散發於北方軍、政、學界。與此同時，焦氏積極在北洋政府國會中參政議政，與吳景濂（曾經的孫中山革命同道）等不良分子作鬥爭，避免國會為軍閥所把持、利用。在此期間，北京發生轟動一時的羅文幹案，即北洋軍閥內部以曹錕為首的津寶派與以吳佩孚為首的洛吳派之間，以羅氏簽定《奧國借款展期合同》一事為突破口，展開的以倒王寵惠內閣為目的的內鬥。凡此，焦氏均切實向孫氏彙報。

孫中山對焦氏的諸多努力頗為嘉許，指示焦氏以宣傳工作為重，且已派張繼北上（尚“因家事滯滬”）；對軍閥鬥爭則“以去吳景濂之議長及議員中不良分子”為“最低限之讓步”，“庶使國會空氣稍得清明”。

多年後，焦易堂將孫中山書信裝裱成冊，請一眾國民黨元老、學者題字，引起胡漢民、戴季陶關於信件由誰執筆的爭論，從側面反映出國民黨內部胡漢民、蔣介石的權力之爭。在題跋中，戴季陶以業已犧牲的朱執信為執筆人，而胡漢民則以為是汪精衛。其中的差別在於，戴季陶意圖抹煞汪精衛與孫中山的關係及其貢獻，胡漢民則正視汪精衛，援其為助力以抗衡蔣介石。

第一通

1922年8月1日，直係軍閥把持北京政府政權，黎元洪二次上臺，恢復國會。焦易堂向孫中山寫信匯報。孫中山覆函指出“頃得手書，具悉一切。國會事得諸兄在京努力奮鬥，當有貫澈之望。如不得已而調和折衷，總以無悖於法為依規，最低限之讓步，當以去吳景濂之議長及議員中不良分子，庶使國會空氣稍得清明。”吳景濂奉天寧遠人，早年留學日本，曾加入國民黨，與孫中山共同參與革命，擔任廣州非常國會議長。護法運動中，吳景濂與孫中山發生嚴重政見分歧，合作關係破裂，逐漸成為以曹錕為首的直系津保派的中堅力量。是時，吳景濂擔任眾議院院長，毆打議員，摧殘國會；後又導演幫助曹錕賄選總統，是為革命公敵。孫中山連續致信堅持三民主義思想的焦易堂，對焦氏堅持在北方與北洋政府作鬥爭、堅持宣傳革命思想的行為頗為嘉許，指示焦易堂等北方革命黨人在鬥爭中以驅逐吳景濂為最低限度。

第 二 通

雖然黎元洪擔任總統，但並無實權。掌控政權的直係軍閥內出現以曹錕為首的津保派和以吳佩孚為首的洛吳派之分，權力鬥爭日趨激烈。當時王寵惠內閣有親洛吳派傾向，因而津保派的吳景廉決議從王寵惠任命的財政總長羅文幹入手，尋求突破。1922年11月18日，吳景濂夥同眾議院副院長張伯烈祕呈黎元洪，揭發財政總長羅文幹在簽訂借款合同中受賄，製造羅文幹案，以求迫使王寵惠內閣倒臺。羅文幹案進而引發政潮、學潮和法潮，轟動一時。對此，孫中山指示焦易堂等北方革命黨人，在羅文幹案件上保持實事求是態度，是非善惡，絕不遷就。“羅案虛實既付之法廷，自有水落石出之日。本黨議員表示無所偏倚，以敬候法律之解決，態度至為公允。吳景濂之橫行無忌，實為國會之羞，誠不可無以膺懲之。所望兄等為國奮鬥，貫澈始終，使小人屏足，正氣得申也。”

第 三 通

雖然因為陳炯明叛變，北伐受挫，但焦易堂在北方順利實踐孫中山“京中既多宣傳機會，希與諸同志努力進行為幸”的工作安排。焦易堂利用自己國會議員的身份，聯絡馮玉祥、胡景翼等實力人物支持北伐，並聯合段祺瑞反對曹錕，達到分化北洋軍閥的目的。

第二次奉直戰爭，馮玉祥回師北京，反戈一擊，發動政變，徹底推翻了曹錕賄選總統。旋後馮玉祥、段祺瑞等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焦易堂親自到滬，恭迎孫中山。孫中山抵達北京後，肝病增劇，焦易堂在京侍疾。孫中山去世後，焦易堂仍在北方繼續從事革命宣傳工作。1926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上，焦易堂受命為國民第二軍宣慰使，聯絡馮玉祥促其北上。焦易堂在追隨孫中山、為其奔走革命的國民黨元老是非常突出的。

第 四 通

1923年，焦易堂受任為陝西、河南軍事特派員，籌資印發二十餘萬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演講稿，在北方政、軍、學界散發，擴大在北方的革命影響。對焦易堂的做法，孫中山給予極大的讚賞：“執事仍駐北方，為黨宣傳，並決心非必不得已即專注意宣傳事業，不欲他往，兼已印刷《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演說詞數萬份份送各界，閱之致為欣慰。吾黨主張，以大多數人民未能瞭解，故於推行時每多阻礙，此在北方更覺較甚。得執事在彼宣傳，必見偉大之效。”輿論宣傳是孫中山思想體系的重要部分。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總結經驗時曾指出：“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並強調黨員在輿論宣傳中的重要作用，重視組織內部的人際傳播。積極發表公開演說、散發宣傳小冊子、充分利用報刊開展輿論宣傳是孫中山宣傳實踐的三大策略。焦易堂作為深受孫氏信賴，積極開拓北方革命宣傳事業的老黨員，可謂深得孫氏宣傳精髓。

1929年，焦易堂參加了中山陵安葬大典，並從北京到南京，千里護柩。隨後將保存的孫中山信札裱裝成冊，題為《聖作賢述》。當時國民黨要人得知後，紛紛索閱，並作題跋。

邵元衝：總理致易堂同志書四通，皆以持守大法、闡揚黨義為宗，隨機啟發，莫非榘臬之資，願與吾黨永寶之。

戴季陶：此不獨為信史，實為民國墨寶，他日刊民國史時宜影印之，以教國人者也。第四書雖極簡單，亦足見總理對於革命工作隨時皆以宣傳為基本，不可忘也。

對於孫中山“主義不變、策略隨機”的革命方式，其忠誠追隨者戴季陶頗有感觸：三民主義為總理貫澈始終、無問生死之主義，其餘主張則皆因勢利導之政策。觀於民元以來，總理對於和戰，對於約法，對於國會之應付時有不同，而主義則始終如一，可以知之。

至於孫中山對待吳景濂的堅決態度，胡漢民頗讚賞之：讀第二書雲“當去不良分子，使國會空氣稍得清明”，第三書雲“為國奮鬥，貫澈始終，使小人屛足，正氣得申”，亦凜然如雷霆斧鉞不可犯，於此知世人為目的不擇手段一語，自當有界說。若不辨邪正，依阿取容，而曰手段策略，不得不爾，亦異乎總理之信徒矣。

于右任：在革命進展之每一時期，總理指示黨人致力之途，莫不因應時宜，委曲詳盡，雖不必獲全部之效益，而以此宣佈本黨主張，訓導國民以接近革命，並使每一黨員，無論在何境地，恆戒勵不忘其所，此又革命成功之要義也。易堂同志守茲教命，當與國人、黨人共寶之也。

張默君：敬觀。

早年與孫中山同學， 因志同道合、倡言革命被並稱為“四大寇”的尤列，看過此信札冊後，不無羨慕題到：老友孫公遺墨，易堂兄其永寶之。

年屆九十八的老人馬相伯頗為惋惜地寫到：臨時總統蒞南京、改正朔，雖得朝朝請示，惜墨寶悉付簽押，無一自存。

本次焦易堂與孫中山專題為焦易堂家屬友情提供。除此信札冊外還有于右任題《焦易堂先生像贊》等書法三種、胡漢民等書焦易堂父母墓誌銘二種。

于右任（1879～1964） 《焦易堂先生像贊》等書法三種

信箋一通一頁、畫心二幀

約1960年作

35.5×25.5cm

識文：焦易堂先生像贊。猗嗟焦公，志慮忠純。有才濟世，有術活人。金匱窺祕，壺中布春。杏林共仰，厥功無倫。于右任，四十九年。

出版：《焦易堂先生哀思錄》封面，

說明：焦易堂夫人江定上款並舊藏，由其家屬友情提供。

于右任為焦易堂親密友人。於、焦二人曾共同創辦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焦晚年住院病逝前，於曾親往探視。焦去世後，於為治喪委員會委員之一。值此焦易堂去世十週年之際，臺灣為焦舉辦紀念活動，於遂書此書法三種。

上款簡介：江定（1903~1967），字季謨，江蘇如皋人，民國中央國醫館祕書、最高法院婦女工作隊隊長、首都女子中學校長。曾執教於南京女師附小、浙江省立一中附小、國立中央大學實驗學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

胡漢民（1879～1936）、姚華（1876～1930） 為焦易堂父母書墓誌銘二種

冊頁 二冊（共四十二頁）

著錄：1.《咸陽文史資料 第6輯 武功文史資料第4輯 辛亥革命前後的焦易堂先生》P160-163，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咸陽市委員會、武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咸陽報社印刷廠，1992年。

2.《武功縣誌》P715，武功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說明：焦易堂舊藏，由其家屬友情提供。

此為焦易堂父母墓誌銘二冊，分別為《武功焦公墓誌銘》二十頁，胡漢民撰並書，姚華篆蓋；《焦母崔太夫人墓誌銘》二十二頁，胡漢民撰，姚華書並篆蓋。墓誌銘見載於《咸陽文史資料》及《武功縣誌》，墓誌拓片見載於《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曆代墓誌拓片目錄》。

二冊墓誌封面均有“文革”抄家編號，於“文革”後發還。

焦易堂為辛亥革命元老，與孫中山、胡漢民等關係密切，是以得胡漢民等為其親人撰寫墓誌銘，甚至連孫中山均曾為焦易堂父母行狀撰寫行狀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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