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選擇的對錯，真是既可以興邦，又可以喪邦，能不慎重戒懼乎？”在《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的最後，齊錫生先生寫下這句話。
齊錫生，芝加哥大學博士，主修國際關係和政治學，1967~1991年任教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1991~2002年參與香港科技大學的建校工作，研究興趣包括中國近代以來的內政外交、國際關係理論和軍備戰略問題，作品《中國的軍閥政治》《劍拔弩張的盟友》影響甚巨。
《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是繼《劍拔弩張的盟友》之後，齊錫生先生對二戰時中美同盟深入研究的又一部力作。《劍拔弩張的盟友》聚焦於抗戰後期中美同盟運轉的實際狀況，《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則聚焦於抗戰初期中美達成同盟的艱難歷程。兩書合併起來，即為“從外交視角看抗戰”的全史。
通過細緻的史料研讀，齊錫生先生髮現：美國相關檔案被大量“動手腳”，以致長期以來，許多讀者被史迪威、馬歇爾等人觀點誤導，忽略了在同盟過程中，美方對中方始終抱有種族歧視的態度。而令人震驚的是，作為駐美大使，胡適先生表現不合格，一味迎合美方，不惜犧牲民族利益。倒是宋子文不擇手段，反而取得一定成果。
抗戰初期，蔣介石外交重點是爭取蘇聯、德國和英法，美國本不在他的視野中。因美國奉行孤立主義政策，不願干預國際事務，且日本侵華，對美利益不構成直接威脅。
恰在此時，胡適提出“苦撐待變”的觀點，與蔣介石的想法不謀而合。雙方通過深入溝通，胡適提出的“先爭取美國民眾支持，為將來中美同盟做鋪墊”的想法打動了蔣，恰好蔣試圖重整工作不力的駐美使館團隊，便力排眾議，請胡適擔任駐美大使。
胡適到美后，通過巡迴演講等方法，營造出一個有利於中方的輿論環境。
歐戰爆發後，曾給蔣最大幫助的德國、蘇聯先後與日本締約，法荷亡國，英亦無力關注亞洲，蔣的外交四面楚歌，只好將重點轉向美國。
一涉及具體工作，胡適的短板便顯現出來。他缺乏專業外交知識，不懂具體操作，在爭取外援、蒐集信息、干預美國決策等方面，成績不佳。萬般無奈，蔣介石只好重新啟用宋子文。
宋子文與胡適過分信任美國政客、坐等機會不同，他主動出擊，用近乎無賴的手段，很快打開局面：在美國高層建立了關係網，取得了羅斯福的信任，在爭取外援上也有進展。
在宋子文的爭取下，羅斯福派私人特使居里來華探路，因事先得到宋子文祕報，蔣介石予以熱情接待，向居里開放了全部政府信息，讓居里感到蔣的誠意，中美向結盟方向大大邁進一步。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軍偷襲珍珠港，嚇慌了神的美國突然發現了中國是可以結盟的對象，中美匆匆聯盟，已接近臨界點的中國終於結束了“苦撐”。
蔣介石的韌性、胡適的迂闊、陳光甫的磊落、宋子文的自負、羅斯福的怯懦、美軍“中國通”們的剛愎與自私……交織成一幅高度複雜的歷史畫卷，謀國之難盡在其中。
顯然，《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在追尋歷史真相的同時，更寄託了83歲的齊錫生先生對未來的思考。
美國的史料也被動了手腳
新京報：你是如何想起寫抗戰史的？
齊錫生：我不是學歷史的，對於歷史，我是外行，歷史系最基本的方法論我都沒學過。我的專業是國際關係研究，原本想寫外交，只是過去200年，外交與歷史關係太密切，所以寫成歷史了。
1962年，我到美國去讀研究生，為了找博士論文選題，看了一些材料，都是在當時臺灣看不到的。當時的感覺是：這才是歷史。其中包括美軍關於二戰的官方史、芭芭拉·塔奇曼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還有鄒讜先生（他是我的老師）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等。當時想當然地覺得，美方材料肯定更誠實；如果說有一點遺憾，就是覺得這些書引用中文檔案少，否則會更精彩。
於是，我回頭去看中方材料，如《總統蔣公大事年譜長編》等，但不太相信它們，因為編者做手腳的動機太明顯。看了一段時間，又去看美方的材料，意外發現其中許多地方做了手腳。
比如大家常引用美國國務院的材料摘要，可一對全文，發現摘要中刻意忽略了很多東西，這提醒了我：有人在避重就輕。
2005年1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正式公開了蔣介石日記，我和學者楊天石都去抄。蔣介石日記的字跡非常潦草，用的是梁啟超式中文，半文半白。即使是我們這個年齡的讀者，也常有看不太懂的地方，常為一個字討論很長時間。
看了蔣介石日記，我有信心了。畢竟美方的材料、中方的材料我都讀得差不多了，中文材料中哪些地方動了手腳，我大體知道。相比之下，美方材料動手腳手法非常隱蔽，通過對比蔣介石日記，才能看出來。
從讀研究生到現在，我一直在做相關研究，積累成這本《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可以說，這本書我整整寫了40年。
史迪威究竟懂不懂中文
新京報：你說美國史料動手腳了，有例證嗎？
齊錫生：那就太多了。
比如滇緬戰爭中史迪威臨陣脫逃，馬歇爾都感到有些不安，打電話給蔣介石，問中國人對史迪威有什麼看法。蔣介石可能還不知道史迪威逃跑了，說我們對他充滿信任。這下馬歇爾放心了，這是標準的美國人的邏輯：你們自己都說信任他，我們也就沒責任了。蔣介石知道真相後，氣得要送史迪威上軍事法庭。可在美國軍方編纂的正史中，對此一字不提。
在美國軍方正史中，基本不談接替史迪威的魏德邁。因魏德邁和蔣介石關係搞得很好，這就沒法說蔣剛愎自用、導致史迪威出局了，只好忽略魏德邁。
人們覺得史迪威受委屈，因《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這本書影響很大，作者芭芭拉·塔奇曼用功得不得了，但她不懂中文，且只看了史迪威的材料，連馬歇爾的材料都沒看，成了史迪威的傳聲筒。
我去馬歇爾圖書館查了一個多月的材料，因為好長時間沒人來，工作人員特別熱情，提供了很多幫助。充分了解美方材料後會發現，常被引用的那些東西太片面，且附加了選擇性。
比如，史迪威在向中國士兵訓話前，會讓祕書在中文稿上注好音，並附英文解釋，然後他才去朗讀，我看到了這個講話稿的原件。可在塔奇曼的書裡，就成了史迪威的中文“很好”。
胡適不是一位合格的大使
新京報：以往人們對胡適任駐美大使這段經歷多有讚揚，你在書中卻呈現出胡適“書生誤國”的一面，你是如何發現這一點的？
齊錫生：我上高中時才聽說胡適這個人，上大學時和他見過面，聽過他的演講，真是萬分讚賞，認為他是一個“出淤泥而不染”的人。他說不要做官，所以我一直也不願當官。可走進史料，我的感情取向遭到打擊。
在拉近中美民眾情感交流方面，胡適的功績非常大，作為親善大使或文化參贊，他是非常合格的。
蔣介石請胡適任駐美大使，他回信說：我當大使，不負責找貸款、找軍援之類。第一次看到這條史料，我大吃一驚：當時國家正在戰爭中，不努力爭取外援，這還是大使嗎？對胡適的要求，蔣介石居然也接受了。因為美國當時還沒進入蔣的視野，他全力在拉蘇聯和德國。
胡適對美國的政治制度比較熟悉，提出先爭取美國民眾支持，以待國際局勢變化，即“苦撐待變”。
胡適原主張對日妥協，甚至提出放棄東三省。胡適是愛國者，他認為當時中國的國力太弱，不如先增強國力，再進行決戰。他認為，東三省就像法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今天讓出去，明天還能奪回來，關鍵看實力。
“七七事變”後，胡適態度發生逆轉，意識到這是一場文明對野蠻的戰爭，從此堅定支持“抗戰到底”。這一轉向得到蔣介石的重視，在胡適建議前，蔣在日記中已提出“苦撐待變”，所以二人很快達成共識。
蔣介石對美國沒更高期望值，只想爭取一點民間好感，以備將來之用，派胡適去最合適。
胡適品格很高，比如他提議，自己在大學中有工資，不拿政府薪水。他走遍美國，用演講來爭取民眾，患了重病也不休息，所有開銷公私分明。然而，作為大使，胡適太不合格。他駐美多年，在美國政界高層幾乎沒建立什麼人脈，他也不願參加政客圈的活動，未在高層建立信息渠道。美國人說什麼，他就聽什麼。美國政客喜歡胡適，因為他溫良恭儉讓，美國人覺得中國人就應該這樣。
宋子文敢跟美國人耍心眼
新京報：在中美實現同盟的過程中，宋子文的作用不可忽視，為何美方對他評價這麼低？
齊錫生：我此前非常不喜歡宋子文。
胡佛研究所收藏著46箱宋子文的材料，但沒得到授權，不能對外開放。研究所的人建議我，給宋子文家屬寫封信，作為研究者，較容易被認可。但我拒絕了。欠了他家的人情，將來別人會質疑我寫的東西是否客觀，這種事我不幹。好在幾年後，這些材料也開放了。
美國人討厭宋子文，因為他和胡適的風格完全不同。
蔣介石初期是“苦撐待變”，可隨著日本和德國、蘇聯先後簽署和平協議，英、法又陷在歐洲戰場上，蔣不得不重視對美關係，從“苦撐待變”轉向“苦撐求變”。可胡適過於消極的外交方式根本無法實現這一目的，所以蔣不得不起用宋子文，此前宋已被擱置多年。
對於宋子文，蔣不太信任，認為他太張狂，重新啟用他前，蔣還特別進行了一次長談，希望宋子能收斂鋒芒，從結果看，似乎沒起到什麼效果。
為了不傷胡適的面子，蔣介石請胡適回國轉任他職，被胡適拒絕。此後，只讓宋子文任特使，讓胡適繼續任駐美大使，可在幾個關鍵事件上，胡適表現甚差。
宋子文沒什麼大戰略，但操作能力強，他意識到美國政界也分很多派，應加以利用。他到美國後，很快建立起自己的人際關係網，這讓美國政客很不滿。憑藉人脈，宋子文甚至竊取過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把蔣介石嚇得夠嗆，叮囑不能再這麼幹。
宋子文經常直接找到羅斯福，提出中方的要求，而此前胡適只是禮節性地拜訪羅斯福，抗戰局勢惡化時，羅斯福甚至主動對胡適說，是否希望美方援助，胡適卻回答：中國會繼續堅持下去。
美國人喜歡胡適，因為他知趣、不給別人添麻煩，宋子文則野心勃勃，敢跟美國人耍心眼，敢和他們爭論。宋子文是哈佛大學的博士生，論學歷論智商，都不輸於美國政客，所以他非常自負，有些目中無人，這讓一些美國人無法接受，覺得：你是一箇中國人，怎麼敢這樣？
美國人把自己當成爸爸
新京報：史迪威說蔣介石是守舊、封閉的軍閥，滿腦袋農民思想，對現代軍事一竅不通，這是真的嗎？
齊錫生：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蔣介石曾留學日本，是典型的親日派。通過實際接觸，他看到了日本國民的優點，如堅韌、忠誠、樸素等，他認為中日應攜手，蔣喜歡王陽明，也因當時日本盛行“王學”。
蔣介石又是民族主義者，所以在文化上是從日派，在軍事上是反日派。戰後他主張以德報怨，不希望中日長期對立，並希望保留日本天皇。
在日記中，蔣介石對國民性有較多批判，認為國人動輒頭腦發熱，需不斷潑冷水。
可見，蔣介石並不守舊、封閉，史迪威這麼看，是有原因的。
偷襲珍珠港前，美國軍方根本看不起日本，戰爭爆發後，又陷入極度恐慌中，甚至怕日軍佔領阿拉斯加，派史迪威去那裡組織民眾抵抗。
美軍採取的計算公式和日本侵華時採用的計算公式是相同的，只是考慮武器、經濟、軍隊數量等，所以日本人覺得自己優勢太大了，要3個月滅亡中國，忽略了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與奮鬥意志。同樣，美軍也只看到武器、經濟、軍人數量等，所以覺得日本絕不敢挑戰自己。
軍方對蔣介石的傲慢態度讓羅斯福都感到很不安，幾次提醒說，蔣是4.5億人的總統，不能用對非洲酋長的態度來對他。
其實，美國非軍方人士表現得也不好。羅斯福派特使居里到重慶，這是中美同盟的關鍵一步，雙方談得很好，但中方材料被動了手腳，因為居里對蔣介石說：中美關係就像爸爸和兒子之間的關係，現在管得多一點，將來兒子表現好了，爸爸就不管了。
在中方材料中，動手腳的地方不多，但居里這段話說得太難聽了。
種族歧視是慣出來的
新京報：史迪威、馬歇爾等曾在中國長期生活，是“中國通”，可他們對援助中國表現得最消極，這是為什麼？
齊錫生：有了種族歧視心理，越是“中國通”，對中國越不好，他們自認為最瞭解中國，覺得中國沒什麼了不起。
當然，我們也應檢討自己，正因應對不妥，才讓別人產生了歧視心理。
史迪威、馬歇爾曾在中國長期生活，他身邊的中國人都是唯唯諾諾的，聽他們會講一兩句中文，立刻誇他是“中國通”。會說中文有什麼可值得稱讚的呢？我們到國外，不一樣要說英文？
我在香港，一次遇到外國人不守秩序，保安卻不管。問他為什麼不管，保安說自己不會英文，說了對方也聽不懂。外國人來中國，就應該和他講中文，聽不懂是他的問題。正是通過這些日常行為，種族歧視被一點點培養起來。
要旁徵博引，不要博聞強記
新京報：史料太多，如何才能都看完呢？
齊錫生：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不同。外國學者是先入為主，中國學者喜歡做起居注，對細節斬釘截鐵，可知道這些有什麼用？有的細節不那麼重要，關鍵看從中得到什麼啟發。
古人做歷史，強調博聞強記、旁徵博引。
在今天，有互聯網和電腦，博聞強記已不太重要，關鍵在旁徵博引，培養出跨學科的治學方法。只在單一知識中下功夫，就算“上窮碧落下黃泉”，人家一句“有用嗎”，立刻就把你戳破了。
我最不喜歡讀引經據典太多，卻看不出題目有什麼重要的書。
蒐集史料不是目的，目的是獲得發言權。現在有很多小題目專家，雖然能拿到博士、碩士，但太浪費時間了。應該在觀念史的框架下，多想幾步，然後再跳到史料中去。比如“一二八事變”，很多人說蔣介石消極抗戰，處處給十九路軍掣肘，以引誘日軍攻擊租界，讓列強出面解決。這說的對不對呢？
有了問題，我們再去查史料。那麼就會發現，“一二八事變”的中方主力是陳誠、張治中的部隊，對外稱十九路軍，因蔣介石想嚇唬日本人——我們的地方部隊就這麼厲害，你還敢侵略中國？
在戰爭中，張治中發現日軍火炮的巷戰威力不如野戰，建議今後多打巷戰。蔣介石以為找到了新戰法，可到1937年時，他發現根本不行，在日記中寫道：“此次受文白（張治中字文白）誤導不淺。”
至於說蔣介石想引誘日本人打租界，他的幾十萬大軍可以一打就走，沒必要堅持一個多月。
如果一開始沒有問題意識，這些史料就沒有任何意義。從研究到收集史料，到分析，再到結論，在這個過程中，收集史料最不重要。
好多人都會問我：相關史料你都看了嗎？可我為什麼要看完呢？歷史學者不是材料員，材料員坐在寶山上，可他看不出其中的珍貴。有的單位把史料藏起來，以後再研究，其實大錯特錯。
歷史名著《寡頭統治鐵律》，史料源於一家意大利工廠，再如《論美國的民主》，托克維爾只在美國旅行了六個月，照樣能寫出來。可見，不和觀念結合，史料就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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