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秉忠是忽必烈早年最重要的謀士。他早年在家鄉邢州擔任吏員，後出家為道、為僧，博學多才，於易經、天文、地理、律歷、奇門遁甲之術，無不通曉。後被高僧海雲推薦給忽必烈，受到重用，為元代立國規模的奠定，做出了巨大貢獻。其中上都、大都城的規劃，都出自其手，可稱得上是元代都城建設的總設計師。
龍紋滴水、瓦當 元上都遺址出土
李璮之亂，使忽必烈對長期倚重的漢人產生嚴重的猜忌心理。相反，回回勢力則開始抬頭，他們對忽必烈說：“回回人雖然貪財，但不像漢人那樣敢於謀反。”忽必烈的注意力開始轉向色目人。
連綿不斷的戰爭，加劇了國內的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也使元朝財政陷入嚴重危機。儒臣民為國本、顧惜民力的說教，顯然無法讓忽必烈回心轉意。為了擺脫財政困境，忽必烈的目光開始轉向善於聚斂財富的色目理財大臣。忽必烈重用的第一個理財大臣為阿合馬。
阿合馬是中亞費納客忒人，後被蒙古西征軍擄掠到蒙古，成為察必皇后陪嫁過來的家奴。忽必烈即位後，阿合馬因掌管錢穀有方，開始嶄露頭角。至元元年（1264 年）成為平章政事，至元十九年（1282 年）成為左丞相，主持帝國財政達二十年，權傾朝野。忽必烈非常欣賞他，認為“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當時在中國旅居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 · 波羅也久聞阿合馬大名，對他有詳細記述：“在所有人中，他是大可汗所最喜悅，最有權力和威勢的人。”
臥獅石雕像 北京元大都遺址出土
蒙古政權興起後，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朝對西藏統治的確立，與一位藏族傑出人物八思巴的貢獻是分不開的。八思巴是元朝初年藏傳佛教薩迦派的首領。
薩迦，藏語原意為灰色的土地，因為這一教派的主寺薩迦寺所在地土色灰白，才有這樣的稱呼。據成書於17世紀的《薩迦世系史》記載，薩迦派的創始人官卻傑波，是吐蕃政權顯貴家族——款氏的後裔，原來為寧瑪派教徒，後來跟隨卓彌譯師學習“道果法”，成為卓彌五大弟子之首。他在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創建了薩迦寺，薩迦派即由此發展而來。
吐蕃地區原來盛行苯教，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與尼泊爾尺尊公主後，佛教傳入吐蕃，逐漸開始興盛。9 世紀中葉，達磨贊普滅佛，佛教勢力受到嚴重摧殘。不久，達磨贊普被佛教僧侶刺殺，吐蕃政權也隨之土崩瓦解。
大昭寺門前的唐蕃會盟碑
吐蕃政權瓦解約一個世紀後，佛教在青藏高原復興，並發展成獨具特色的藏傳佛教。藏傳佛教在形成過程中產生出不同教派，這些教派大多以始創寺院為中心，逐步向四周擴大影響，形成一些較鬆散的政教合一集團，薩迦派就是其中的一支。
蒙古政權在漠北高原興起時，薩迦派正處在薩迦· 班智達的領導下。薩迦· 班智達是官卻傑波的曾孫，薩迦派第五代首領，也是有名的“薩迦五祖”中的第四祖，本名貢噶堅贊，因為通曉“大小五明”之學，被人們尊稱為“班智達”。正是在他當政時期，蒙古政權開始了對青藏高原的統一進程。
1229年，蒙古第二代大汗窩闊臺即位。他把與青藏高原接壤的西夏故地——河西走廊封給自己的兒子闊端，由闊端負責經營吐蕃地區。1239年，闊端派大將多達那波率軍深入藏區腹地，接連摧毀了藏傳佛教噶當派的寺院熱振寺與傑拉康寺。大軍撤回後，多達那波向闊端詳細彙報了當地各教派的情況。在權衡利弊後，闊端最終挑選薩迦派的薩迦· 班智達作為自己統治當地的代理人，並在1244年八月正式向他發出邀請。
薩迦寺 西藏
1246年八月，年逾六旬的薩迦·班智達帶領兩個年幼的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等人，歷經兩年多的艱苦跋涉，抵達闊端的駐地涼州（今甘肅武威）。不巧的是，闊端本人當時遠在蒙古參加選舉兄長貴由為大汗的忽裡臺，於是薩迦· 班智達一行不得不留下來，等待他的返回。
闊端返回涼州後，1247年正月，雙方正式開始舉行會晤。會談結束後，薩迦· 班智達向藏區各派首領及親友弟子發出許多信件，介紹此次會談內容，其中最有名的是《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致烏思藏善知識大德及諸施主的信》。
在信中，薩迦· 班智達首先談到了蒙古宗王闊端對佛教的虔誠信仰、蒙古政權的強大以及先前對歸降者的優待政策，而後詳細開列了與闊端談妥的各項歸順條件，內容涉及西藏的隸屬關係以及戶口登記、賦稅徵收、官吏任命、貢品繳納等具體事項。在收到薩迦· 班智達的信後，西藏僧俗紛紛予以響應。至此，西藏地區開始歸屬蒙古政權，在闊端的支持下，薩迦派也一躍成為藏傳佛教各派中居領導地位的教派。
尚武的元朝和平統一西藏
會談結束後，薩迦· 班智達與闊端建立了良好關係，被尊為上師，留在涼州白塔寺。在此期間，他講經說法，信徒日增，為藏傳佛教在蒙古社會的傳播打了基礎。他的兩個侄子，八思巴被指定為薩迦· 班智達的繼承人，學習佛法，恰那多吉則奉命娶闊端之女，穿蒙古服裝，習蒙古語言。1251年，長年患病的闊端於涼州去世。同年，薩迦· 班智達也在白塔寺圓寂，結束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薩迦· 班智達與闊端的涼州會談，在中國歷史上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大事。作為蒙藏關係的開拓者，他們二人以積極合作的態度和平解決了西藏的歸屬問題，為西藏地區最終併入中國版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以後元朝歷代皇帝大致繼承和發展了闊端的方略，利用薩迦派建立對西藏的統治。
薩迦· 班智達去世後，年幼的八思巴繼承伯父衣缽，成為薩迦派的新領袖。八思巴為“薩迦五祖”中的第五祖，是薩迦· 班智達弟弟桑察· 索南堅贊之子，本名洛追堅贊。八思巴，藏語的意思是聖者。
清代銅鎏金八思巴像
據《薩迦世系史》記載，八思巴三歲的時候，口誦蓮花修法，眾人驚異萬分，說：“他果真是一位聖者！”從此，“八思巴”開始聲名遠揚，成為他的專有稱謂，他的本名洛追堅贊反倒很少有人提及了。八思巴接任薩迦教主的時候，蒙古政局發生了鉅變，使薩迦派昔日的特殊地位發生了嚴重動搖。
1251年，經過激烈爭奪，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兒子蒙哥奪得大汗寶座，隨即對反對他的窩闊臺、察合臺系宗王進行了殘酷鎮壓，蒙古政權陷入血雨腥風之中。薩迦派施主闊端儘管與蒙哥關係友好，未受株連，但勢力也遭削弱，尤其是管理整個吐蕃地區的大權遭到剝奪。
1252年，蒙古政權在全國進行了大規模的戶口統計，其中也包括作為蒙古屬地的藏區。戶口統計結束後，蒙哥依照蒙古分封習俗，將西藏各派在自己的兄弟間進行了重新分配，其中蒙哥本人分得止貢派，忽必烈領有察巴噶舉派，旭烈兀領有帕木竹巴派，阿里不哥領有達隴噶舉派。分封者與所封教派各自達成所謂“施主”與“福田”的關係。
這樣一來，薩迦派原先獨自與蒙古宗主接觸的壟斷局面被打破，其他各派僧俗首領不僅可直接與蒙古宗主打交道，而且作為大汗近親領屬，在競爭中自然要比薩迦派更具優勢。
元朝皇帝授給西藏地方薩迦帝師印章
就在八思巴及其所代表的薩迦派地位岌岌可危的時候，一個重要人物出現了，他就是忽必烈。
忽必烈是當時的蒙古大汗蒙哥的同母弟，頗有雄才大略。1251年蒙哥即位後，忽必烈受命總領漠南漢地軍國事務，掌握軍政大權，成為當時活躍在蒙古政壇上的重要人物。1252年，忽必烈接受兄長的委派，率軍進攻大理，以完成蒙古對南宋的戰略大包圍。第二年，他率軍抵達六盤山一帶，準備南下穿過藏區。聽到八思巴的聲望，忽必烈專門派人請他前來會晤。
八思巴抵達六盤山後，與忽必烈進行了多次會談。八思巴雖然年紀很輕，但他沉著冷靜的態度與廣博的學識，給忽必烈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在贈與隨其前來的闊端之子蒙哥都蒙古馬軍一百名之後，忽必烈把八思巴留了下來，禮為上師，八思巴親自給忽必烈與王妃察必授喜金剛灌頂，王妃察必則向八思巴奉獻了作為自己嫁妝帶來的一粒大珍珠。
八思巴與忽必烈的合作，實際上也不是一帆風順的，雙方曾因座次安排產生過分歧。八思巴認為：“受灌頂後，上師坐上座，要以身體叩拜，聽從上師之言語，不違上師之心願。”這自然讓忽必烈無法接受。最後還是聰明的察必王妃從中斡旋，雙方才達成一致，約定：“聽法及人少之時，上師可以坐上座，當王子、駙馬、官員、臣民聚會時，慈不能鎮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請於上師絕不下詔。其餘大小事務因上師心慈，如誤為別人求情，恐不能鎮國，故上師不得講論及求情。”雙方這一約定，既給八思巴以極高的禮遇，又充分考慮到了忽必烈的政治權威，成為以後元朝帝師制度的雛形。
巴思八文聖旨金牌 元代
1254年，從雲南大理凱旋的忽必烈與八思巴再次會面，並頒發給八思巴一道令旨，正式向世人宣告二人間結成施主與上師的關係。因這道令旨對處於困境中的薩迦派意義重大，是薩迦派地位得以確立的標誌性文件，受到薩迦派歷代僧人的珍視，許多薩迦派僧人能流利地背誦全文。令旨原件則一直被供奉在薩迦寺院裡，據說直到20 世紀初還能見到。
八思巴與忽必烈合作關係的確立，對元朝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果說薩迦· 班智達與闊端的合作還只是蒙藏歷史關係的良好開端的話，八思巴與忽必烈的合作則為這一關係的深入奠定了堅實基礎。
與道教徒的大辯論。蒙古政權入主中原後，全真道領袖丘處機應邀於1222年在大雪山（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脈）拜見成吉思汗。在成吉思汗的扶持下，以全真道為核心的道教勢力一度在北中國佔據上風。
蒙哥汗即位後，佛教影響日漸增大，與全真道不斷髮生衝突。1258年，全真道因其所編《玄都寶藏》中的《老子化胡經》對佛教多所詆譭，遭致佛教各派僧人的一致抗議，官司一直打到蒙古宮廷。蒙古宮廷為此主持了一次陣容龐大的佛道大辯論。已經在蒙古宮廷嶄露頭角的八思巴作為佛教界代表，參加了這次大辯論。
佛道大辯論
在這次佛道大辯論中，八思巴充分展示了其博學與雄辯的口才，令世人矚目。元人釋念常《至元辨偽錄》對此有非常精彩的細節描述。
當道士提出《史記》為其立論根據時，八思巴問：“此謂何書？”
道士說：“前代帝王之書。”
八思巴說：“我天竺亦有《史記》，汝聞之乎？”
道士回答說：“未也。”
八思巴說：“我為汝說，天竺頻婆婆羅王贊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
道士無語。
八思巴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
道士說：“無。”
八思巴問：“然則老子傳何經？”
道士說：“《道德經》。”
八思巴又問：“《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
道士說：“無。”
八思巴於是說：“《史記》中既無，《道德經》又不載，其為偽妄明矣。”
道士理屈詞窮。
薩迦五祖
藏文史料《漢藏史集》《薩迦世系史》等對此也有簡略記載：當時漢地的和尚沉溺於頓悟的見地，有信奉太上老君的道士，仿照佛經偽造經典，八思巴以佛教正見辯敗了十七名精通道教的狂傲的道士，使他們皈依了佛教。
前往王宮奉行佛法之時，見有信奉太上老君之教、 修習神仙之道士多人，沉溺邪見，害己害人。於是，遵照皇帝之命，八思巴與多年修習道教的道士辯論，折服了所有的道士，使他們出家為僧，持佛教正見。
此次佛道大辯論，最終以佛教一方的勝利而宣告結束。按事先約定，參加辯論的全真道士樊志應等十七人被送到龍光寺前削髮為僧，包括《老子化胡經》在內的四十五部道教偽經被下令禁燬，二百三十七所道教霸佔的佛教寺院也被勒令歸還。此次辯論結束後，八思巴撰寫《調伏外道大師記》一文以示紀念，此文至今仍保存在《薩迦五祖全集》中。
忽必烈與帝師八思巴
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後，年僅二十八歲的八思巴被尊奉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領天下教門。
國師稱號，源於印度，至少從魏晉南北朝起，就已為中原王朝所採用，作為佛教領袖的封號。蒙古入主中原後，大汗蒙哥先後禮聘海雲、那摩為國師，總領全國佛教事務。八思巴被封為國師，實際上也是沿襲了這一成例。只不過隨著藏傳佛教的興盛與元朝對吐蕃地區統治的加強，國師的權限已不再僅限於先前的宗教領域，對吐蕃地區世俗方面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卜憲群 總撰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稿
華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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