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正聿 | 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黑格爾概念辯證法的真實意義'

人 思

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

——黑格爾概念辯證法的真實意義

孫正聿 | 文

對 概

深 意

概

馬克思的辯證法，在其直接的理論來源上，是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概念辯證法，這是學界所公認的。問題在於，承認馬克思辯證法的這個直接理論來源，要求我們從怎樣的辯證法理論出發去反思和發展辯證法?因此，我們必須重新理解黑格爾概念辯證法的真實意義。

一、“思想體系的時代”的哲學理論

在對黑格爾概念辯證法的理解中，最大的問題是離開黑格爾哲學所體現的時代精神，把它說成某種神祕莫測或難以理喻的東西。

黑格爾自己曾經說過，哲學總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時代”。這個關於哲學的基本論斷，既符合黑格爾哲學本身，也應當是研究黑格爾哲學的出發點。從黑格爾哲學所體現的“時代精神”上看，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的統一：其一，從其直接性上看，黑格爾哲學作為19世紀的“思想體系的時代”的“時代精神”，他的哲學集中地表現為以概念自我運動的形式即概念發展的辯證法而展示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從而為恩格斯所說的“整理材料”的19世紀科學提供建立各門科學體系的“邏輯基礎”。在哲學發展史上首次以“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去展現“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這是黑格爾概念辯證法的“真實內容”和“真實意義”；其二，在其間接性上，黑格爾哲學作為“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他的哲學是以概念自我運動的方式而表現人類理性的自由運動，為人類“理性”的“自由”進行哲學論證。這可以說是現實生活激發黑格爾哲學追求的“政治關懷”；其三，在其深層的自我意識中，黑格爾哲學作為整個德國古典哲學“使人崇高起來”的哲學目標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學是以概念自我運動的方式而實現“個體理性”與“普遍理性”的“辯證融合”，也就是把“個體理性”融合到作為“崇高”化身的“普遍理性”之中，因此在黑格爾看來，他的概念辯證法的自我運動和自我認識乃是人的“崇高”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實現，這可以說是黑格爾辯證法的深層的“人文關懷”。這種“思想體系的時代”、“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和“使人崇高起來”的三者統一，構成了黑格爾哲學的內涵豐厚而又形式神祕的概念發展的辯證法理論體系。

美國出版的“導師哲學家叢刊”曾對歐洲中世紀以來的各個世紀的時代精神作出哲學概括，把中世紀稱作“信仰的時代”，把文藝復興時期稱作“冒險的時代”，把17世紀稱作“理性的時代”，把18世紀稱作“啟蒙的時代”，而把19世紀稱作“思想體系的時代”。這個概括對於重新理解和闡釋黑格爾概念辯證法與時代精神的關係，特別是黑格爾概念辯證法與19世紀的科學精神的關係，是富有啟發性的。作為“冒險的時代”，文藝復興時期是恩格斯所說的“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是科學的求真求實精神在近代重新開啟的時代；作為“理性的時代”，17世紀的歐洲是近代實驗科學興起、科學理性逐漸擴展和深化的時代；作為“啟蒙的時代”，18世紀的歐洲是逐漸盛行的崇尚理性力量的時代；作為“思想體系的時代”，19世紀的歐洲則是恩格斯所說的由“蒐集材料”的科學轉向“整理材料”的科學，也就是建立各門科學的概念發展體系的時代。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正是源於他對自己的時代——“思想體系的時代”即建立科學體系的時代——的理論自覺。

近代科學的發展經歷了從“蒐集材料”的科學到“整理材料”的科學的歷程，到19世紀，“經驗自然科學積累了如此龐大數量的實證的知識材料，以致在每一個研究領域中有系統地依據材料的內在聯繫把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簡直成為無可避免的。建立各個知識領域互相間的正確聯繫，也同樣成為無可避免的。”[1]正因如此，人們把19世紀稱作“思想體系的時代”。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正是適應了以概念發展的邏輯為各門科學提供邏輯基礎的需要，以其創建的概念發展的辯證法，深刻地展現了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集中地體現了這個“思想體系的時代”的時代精神。對此，列寧曾經明確地指出，黑格爾的邏輯學是關於思想的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邏輯，是關於思想“自己構成自己”的邏輯。不僅如此，在“辯證法是什麼”的題目下，列寧還在探索黑格爾概念辯證法的真實意義的基礎上，對辯證法的實質內容作出如下的論斷：概念的相互依賴，一切概念的毫無例外的相互依賴，一個概念向另一個概念的轉化，一切概念的毫無例外的轉化，概念之間對立的相對性，概念之間對立面的同一，每一概念都處在和其餘一切概念的一定關係中、一定聯繫中。[2]這說明，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不僅以理論的方式體現了“思想體系的時代”的時代精神，而且把辯證法理論從自發形態昇華為自覺的理論形態。

二、“自覺形態”的辯證法理論

從辯證法史上看，黑格爾哲學的最突出和最重大的價值，在於它實現了辯證法從自發到自覺的理論形態的根本性轉換，把辯證法展現為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相統一的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黑格爾所自覺到的這個理論任務，既來源於他對“思想體系的時代”的哲學自覺，也是形成於他對以往哲學的批判總結。在哲學史上，黑格爾以前的哲學家都把哲學分割為研究世界本源的本體論、探索人類認識的認識論和考察思維形式的邏輯學這三大部分，黑格爾則試圖以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作為統一性原理，把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熔鑄為概念發展的辯證法體系。在這種概念辯證法體系中，不僅沒有認識論基礎的本體論是無效的，而且沒有思維自己構成自己的邏輯學基礎的認識論也是無效的。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在黑格爾哲學中所實現的統一，並非如通常所解說的那樣，僅僅是使黑格爾哲學具有了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這三個方面的意義，而是以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去展現思維和存在所服從的同一“原理”，也就是把思維和存在所服從的同一“規律”展現為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即概念發展的辯證法。

黑格爾的這種努力還有其更深層的根據。以往的哲學或者把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歸結為意識內容與感性對象的統一，即黑格爾所說的作為感覺和直觀的精神與其對象的統一(如18世紀的法國唯物論)；或者把思維的規律與存在的規律對立起來，否認思維規律具有客觀邏輯的意義(如康德的先驗論)，而從來沒有實現思維和存在在規律層次上的統一。在黑格爾看來，哲學的真正使命，是要實現“全體的自由性”與“各個環節的必然性”的統一，也就是要以邏輯的必然性去實現思維的“全體的自由性”。以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去展現思維和存在所服從的同一規律，從而理論地表達思維把握和解釋世界的全體自由性，就是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作為統一性原理的實質內容。它把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明確地提升到兩個系列規律的統一問題，即思維規律和存在規律所服從的同一規律的問題。

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作為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既是思想內容發展的“內涵邏輯”，也是展現這種“內涵邏輯”的方法，因此在黑格爾這裡“內容”與“方法”是統一的。然而，在哲學史上，哲學家卻總是試圖從其他科學去尋找方法。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茲、沃爾夫等人都曾從數學中去尋求建立哲學體系的方法。黑格爾認為這是“找錯了路子”，因為哲學所研究的正是數學中不證自明的前提。黑格爾提出，哲學的方法應當是它自己的方法，“方法就是對於自己內容的內部自己運動的形式的覺識”，即思維自己構成自己的方法。黑格爾對“方法”的這種規定，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即：哲學是“關於真理的客觀科學，是對於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學”。[3]方法作為“真理之必然性”的邏輯，它就是作為“全體的自由性”的真理的“各個環節的必然性”的展開過程，也就是思維自己運動、自己展開、自己發展的過程。離開絕對理念的自我認識就不存在表現這種自我認識進程的絕對方法；離開絕對方法的邏輯展開也不存在實現自我認識的絕對理念。這樣，黑格爾就把他的本體論與辯證法統一起來了：他的邏輯學本體論就是概念自我發展的辯證法；他的概念發展的辯證法就是他的邏輯學本體論。黑格爾的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是以辯證法為內容而實現的統一。就此而言，黑格爾哲學就是內容與形式、體系與方法、本體與邏輯相統一的辯證法。我們完全可以用一個詞來表達黑格爾的全部哲學，這就是“辯證法”。把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解釋為“三個方面”、“三個部分”或“三個層次”的統一，並沒有理解黑格爾辯證法的“真實意義”。

列寧把黑格爾的這種理解與前黑格爾哲學相比較，指出：“在舊邏輯中，沒有過渡，沒有發展(概念的和思維的)，沒有各部分之間的‘內在的必然的聯繫’，也沒有某些部分向另一些部分的‘過渡’。”[4]而“黑格爾則要求這樣的邏輯：其中形式是富有內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實在的內容的形式，是和內容不可分離地聯繫著的形式”[5]。因此，列寧非常重視黑格爾關於“只有沿著這條自己構成自己的道路……哲學才能成為客觀的、論證的科學”的看法，提出“’自己構成自己的道路‘=真正的認識的、不斷認識的、從不知到知的運動的道路(據我看來，這就是關鍵所在)”。[6]

概念自我運動、自我發展、“自己構成自己”的根據何在?就在於概念自身的內在否定性。黑格爾十分欣賞斯賓諾莎關於“實體自因”、“規定即是否定”的看法，並把它視為“絕對方法”即概念自我發展辯證法的靈魂，貫穿於整個邏輯學本體論的建構與反思之中。就此而言，黑格爾的辯證法就是概念自我否定的辯證法。這是黑格爾的辯證法遺留給我們的最富啟發性的理論遺產。

在黑格爾哲學中，這種內在的否定性，在思維自己構成自己的進程中，表現為雙重的否定性：一方面，思維不斷地否定自己的虛無性，使自己獲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豐富的規定性，這就是思維自己建構自己的過程；另一方面，思維又不斷地反思、批判、否定自己所獲得的規定性，從而在更深刻的層次上重新構成自己的規定性，這又是思維自己反思自己的過程。思維在這種雙重否定的運動中，既表現為思維規定的不斷豐富，實現內容上的不斷充實，又表現為思想力度的不斷深化，實現邏輯上的層次躍遷。這種思想運動中的思維規定的充實與邏輯層次的躍遷，就是人類思維運動的建構性與反思性、規定性與批判性、漸進性與飛躍性的辯證統一。

在人們的通常理解中，思維的否定性，只是對“錯誤”思想的否定，也就是把錯誤的思想轉化成正確的思想。黑格爾的關於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的辯證法的深刻性則在於：他不是把思維的內在否定性僅僅理解和描寫為對“虛無性”的否定，即不是把思維的內在否定性僅僅看作思維規定性的豐富和建構過程；而且尤其把思維的內在否定性理解和描述為對“規定性”的否定，即把思維的內在否定性看作規定性的批判和反思過程，把思維的否定性理解和描述為思想在邏輯層次上自我躍遷的過程。正因為思維自己構成自己的過程是建構與反思、規定與批判的辯證統一，所以作為“本體”的絕對理念不是某種凝固、僵化的存在，而是一個不斷深化、發展的過程。本體論與辯證法的統一，或者說本體論就是辯證法，這才是黑格爾邏輯學本體論的真實意義之所在。它啟發人們從本體論批判的角度去理解辯證法，又從辯證法的內在否定性的角度去理解本體論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發展。

三、“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理論思維

恩格斯曾經提出，黑格爾哲學的理論力量，在於它的“巨大的歷史感”。正是在系統總結和深刻反思包括黑格爾哲學在內的人類思想史的基礎上，恩格斯明確地指出，所謂“辯證哲學”就是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7]。

在《哲學筆記》中，列寧也向人們提出一個意義重大的理論問題，即：為什麼“普遍運動和變化的思想”，在“未被應用於生命和社會以前”，就在黑格爾的邏輯學中“被猜測到了?”[8]這就是說，為什麼自覺形態的辯證法理論不是首先從生命自然領域和社會歷史領域中總結出來，而是首先由研究概念邏輯運動的黑格爾把世界理解和描述為一個過程?這個問題的確是發人深省的。

在論述黑格爾哲學時，恩格斯一再強調地指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以最宏偉的形式總結了全部哲學的發展，是二千五百年來的哲學發展所達到的成果，黑格爾的每個範疇都是哲學史上的一個階段。同樣，列寧也強調地指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思想史的概括，黑格爾在哲學中著重地探索辯證的東西，黑格爾是把他的概念、範疇的自我發展和全部哲學史聯繫起來了。這就十分清楚地告訴我們，黑格爾之所以能夠在人類認識史上第一個創立自覺形態的辯證法理論，就在於這個理論本身是全部人類認識史的成果，是從人類認識史的總結中產生出來的。一句話，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之所以是自覺形態的辯證法理論，就在於它是恩格斯所說的“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

黑格爾的辯證法理論向我們提示了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哲學問題：人類思維所面對的世界具有無限豐富的規定性，人又如何以自己的思維去實現把握和解釋思維和存在的“全體自由性”?這就構成了傳統哲學無法解決的兩大矛盾：一是哲學的宏偉目標與實證科學的歷史成果的矛盾，即實證科學在其歷史的發展中所取得的認識成果與哲學所指向的“終極存在”、“終極解釋”和“終極價值”的矛盾；二是人類思維的至上性與非至上性的矛盾，即恩格斯所說的思維的“每次現實”和“個別實現”的“非至上性”以及思維按其“本性”、“使命”和“終極目標”來說的“至上性”的矛盾。值得人們深思的是，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正是作為解決這兩大矛盾的獨特方式而產生的。黑格爾解決這兩大矛盾的方式，就是在概念自我運動和自我認識的辯證法中，實現“全體的自由性”與“各個環節的必然性”的統一。在我看來，只有理解黑格爾哲學所面對的巨大的理論困難以及黑格爾解決這一困難的獨特方式，才能深入地理解黑格爾的辯證法。

黑格爾認為，傳統哲學之所以陷入這兩大矛盾而不能自拔，是因為它們分屬於兩種錯誤的思維方式——表象思維和形式思維。“表象思維的習慣可以稱為一種物質的思維，一種偶然的意識，它完全沉浸在材料裡，因而很難從物質裡將它自身擺脫出來而同時還能獨立存在。與此相反，另一種思維，即形式推理，乃以脫離內容為自由，並以超出內容而驕傲。”[9]這就是說，“表象思維”陷入到“各個環節的必然性”中而無法實現“全體的自由性”；與此相反，“形式推理”則使“全體的自由性”離開了它的根基即“各個環節的必然性”；因此二者都無法解決黑格爾面對的理論困難。黑格爾提出，哲學層次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必須把自由沉入內容，讓內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而自行運動，並從而考察這種運動的思維方式。這就是不同於表象思維和形式思維的思辨思維。黑格爾的深刻而睿智的哲學思考把哲學的視角從表象思維的直觀的客體性原則和形式思維的空洞的主體性原則，轉換成思辨思維的主體性原則。

思辨思維的內容就是絕對理念，即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把自由沉入內容，並讓內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而自行運動，就是把哲學對全體自由性的追求，從對自在的外部世界和抽象的內心世界的關注，轉移到既使外部世界邏輯化、又使內心世界具體化的人類思維運動的過程上來。而考察這種運動，則是人類思維反過來以自己為對象而思之，即哲學層次的反思活動。這表明，黑格爾所強調的哲學的“反思”，是同他所建構的本體論辯證法即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密不可分的。

在這種反思活動中，絕對理念既是主體又是客體。作為主體，它不是能思者，而是能思者的思維；作為客體，它不是自在的外部世界和抽象的精神活動，而是思維自己構成自己的進程。這裡，黑格爾對傳統哲學的追求實行了兩大轉變：第一，把主體由個體的思維轉換成人類的思維，用人類思維的普遍性來克服個體思維的有限性；第二，把客體由自在的外部世界和精神世界轉換成人類思維自為地把握精神活動及其全部對象的邏輯進程，用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來取代客觀世界的外在性和精神活動的抽象性(主觀性)。這樣，人類思維就在自己的反思活動中實現了黑格爾自己所期待的思維的“全體的自由性與各個環節的必然性的統一”。

四、“無人身的理性”的自我運動

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是自覺地解決傳統哲學的巨大理論困難的產物。黑格爾的解決問題的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理論成果，既是一種巨大的理論貢獻，又是一種根本性的理論缺陷。這種理論貢獻，就在於他以概念辯證法的方式展現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這種理論缺陷，則在於他是以“無人身的理性”的自我運動的方式來展現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這種理論貢獻與理論缺陷在黑格爾哲學中的統一，就是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概念辯證法。

黑格爾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是實現“全體的自由性”與“各個環節的必然性”的統一，因而他深刻地揭露了“表象思維”和“形式思維”的非哲學性，並以“思辨思維”的方式實現了“主體”和“客體”的兩大轉換：既把“主體”從“能思者”轉換為“能思者的思維”，又把“客體”由自在的外部世界和抽象的精神活動轉換為“思維自己構成自己”的概念運動。

在這兩大轉換中，黑格爾既把現實的主體抽象為普遍性的思維，又把一切事物抽象為邏輯範疇，把各式各樣的運動抽象為範疇的邏輯運動，因而是一種如馬克思所批評的“無人身的理性”的自我運動。這表明黑格爾的思辨思維是一種徹底的唯心主義的思維方式。但它又是如同列寧所說的“聰明的唯心主義”即辯證的唯心主義，它以概念發展的辯證法展現了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因此，它“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於聰明的唯物主義”。[10]它孕育著馬克思的辯證法理論和整個現代哲學。

關於黑格爾概念辯證法的唯心主義性質，馬克思曾作過精闢的論述。馬克思提出，“在抽象的最後階段”，“一切事物都成為邏輯範疇”；“正如我們通過抽象把一切事物變成邏輯範疇一樣，我們只要抽去各種各樣的運動的一切特徵，就可得到抽象形態運動，純粹形式上的運動，運動的純粹邏輯公式”。[11]因此馬克思提出，所謂的“絕對方法”，只不過是“運動的抽象”，“抽象形態的運動”。這種“純理性的運動”，“從簡單範疇的辯證運動中產生群”，“從群的辯證運動中產生系列”，“從系列的辯證運動中又產生整個體系”。[12]這就是黑格爾概念辯證法的唯心主義實質。

黑格爾把概念作為客觀主觀化和主觀客觀化的中介環節，以概念自身的生成和外化去實現思維與存在、主觀與客觀、真與善的統一，就把概念發展變成了“無人身的理性”的自我對置、自我運動，從而也就把人與世界的現實的辯證關係神祕化了。因此，馬克思尖銳地指出，“黑格爾認為，世界上過去發生的一切和現在還在發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維中發生的一切。因此，歷史的哲學僅僅是哲學的歷史，即他自己的哲學的歷史”，“他以為他是在通過思想的運動建設世界；其實，他只是根據自己的絕對方法把所有人們頭腦中的思想加以系列的改組和排列而已”。[13]這就要求必須把被黑格爾哲學神祕化了的概念辯證法揚棄為實踐辯證法的內在環節，不是用概念的辯證運動去說明人類的實踐活動，而是用人類的實踐活動去解釋概念的辯證發展。馬克思的“實踐轉向”立足於人類實踐活動的內在矛盾及其歷史發展，既為概念辯證法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又為概念辯證法提供了作為“大寫的邏輯”的《資本論》的範例，從而構成了合理形態的實踐辯證法理論。

參考文獻：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65頁，第533頁。

[2][8]參見《列寧全集》第38卷，第210頁，第147頁。

[3]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卷，第17-18頁。

[4][5][6][10]《列寧全集》第2版，第55卷，第81頁，第77頁，第73頁，第235頁。

[9]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上卷，第40頁。

[11][12][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05頁、第106頁，第107頁，第1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