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縣域經濟的前世今生》中，我們聊到了 " 縣 " 作為一種行政單位的歷史，這篇我們來聊聊現狀，主要是關於省管縣體制，以及基於這種體制基礎上的縣域經濟。
之前三土曾經提到，經過民國時期短暫的變革嘗試，四九鼎革以後，中國的地方行政單位又逐漸恢復到傳統時代的省——府——縣三級制。只是每個時期，名稱略有不同，改革開放前，主要是省——地區——縣三級，改革開放以後變成省——市——縣三級。當然，地區和市還是不一樣的，前者是省的派出機構，所以是虛三級；而後者則是一級獨立的行政單位，是實三級。兩者的差別，類似於街道同鎮。
改革開放以後，為了推動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全國掀起了一股撤地建市的浪潮。儘管絕大多數地區都改頭換面成了 " 某某市 "，但因為經濟發展等原因，中國絕大多數的市，雖然掛著 " 市 " 的頭銜，但其實仍然只是一個地區。在不少地方，由於市區與底下的縣距離較遠，而且市區經濟也不發達，無法起到輻射、帶動作用。為了因應現狀，各地採取了兩種管理模式，分別是 " 省管縣 " 和 " 市管縣 "。
其中，" 市管縣 " 模式是主流，但 " 省管縣 " 的情況也不少見。這其中，又分為直轄於省和由地級市代管兩類 " 省管縣 " 模式。前者如湖北的仙桃、潛江、天門等三個縣級市，它們不隸屬於任何地級市，直接由湖北省直管。而後者的情況就更普遍了。目前，實施 " 省管縣 " 最徹底的要數浙江與海南兩省了，其餘的省都是部分 " 省管縣 "，而這兩省則是全省範圍的 " 省管縣 "。其中，浙江省的縣是由地級市代管，而海南省因為面積少，縣市數量少，所以一律歸屬省裡直管。
說起來，" 省管縣 "，" 市管縣 "，最大的區別在於財政的分配，是省與縣直接分成，還是先交給市裡後再統一與省裡分成，但結果卻是差別迥異。客觀地講，在改革開放初期那種萬物野蠻生長的時代，" 省管縣 " 有利於調動基層的積極性。因為那時候中國經濟家底太弱，很少有地級市能對底下的縣具有輻射力，所以實施 " 省管縣 " 體制，減少層級，增加主體，有利於經濟的全面發展。可以說，浙江從改開初期對臺前線一個經濟中游水平的省份（1978 年浙江 GDP 排全國第 12 位），變到今天全國最富裕的省份之一，" 省管縣 " 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縣域經濟，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但是縣域經濟也有其弊端，那就是資源的調配範圍較小，往往只是侷限在一個縣的範圍內。一方面，這容易造成同一個區域內不同縣之間的惡性競爭、重複建設，並導致資源浪費；另一方面，它也不利於資源在更大的範圍內進行調配，從而降低了資源的利用效率，進而影響到地區的統籌發展，拖累城市競爭力。這方面最明顯的正反面案例，就要數被稱為長三角經濟 " 雙子星 " 的浙江與江蘇了。
改革開放前 25 年，雖然江蘇經濟也是高速發展，但得益於縣域經濟的野蠻生長，浙江的增速一直高於江蘇。有統計數據顯示，從 1978 年到 2000 年間，江蘇 GDP 從 249 億元增加到 8533 億元，按可比價計算，增長 33.24 倍；浙江 GDP 從 124 億元增加到 6024 億元，增長 48.69 倍。2003 年，浙江經濟總量一度達到江蘇的 74%。當時甚至有人預測，浙江經濟總量有望在 2008 年趕上或超過江蘇。
但後來的情況卻與此正好相反，2004 年以後，江蘇經濟增速開始反超浙江，兩者不僅在總量上差距越拉越大，甚至在浙江人最自豪的人均上，也被江蘇反超。曾經的江浙競爭，變成了粵蘇競爭，而浙江則被遠遠地甩在後面。直到 2017 年，浙江 GDP 增速才時隔 14 年再次超過江蘇。為此，當地媒體還大肆宣揚慶賀了一番。
導致那一輪經濟逆轉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普遍認為跟兩地城市不同的經濟模式有關。江蘇走的是都市經濟的路子，在此之前很多年，就大力推進撤縣設區工作，而浙江走的卻是縣域經濟的路子。這種差異帶來了幾個後果：1、江蘇的大城市數量普遍多於浙江（這一點從之前國務院公佈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中的城市規模等級圖便可以看出，見下圖）；2、江蘇地級市市區的經濟首位度普遍高於浙江；3、因為資料調配得以在更大範圍裡進行，所以此後許多年，江蘇城市的競爭力普遍高於浙江。
最近這些年，浙江省也開始捏轉以縣域經濟為主的局面，提出要發展都市區經濟。說白了，就是要改變過去那種撒麵粉似的，將資源平均分配到市縣的做法，轉而將更多的資源、資金、人口優先往地級市傾斜，做大其市區。所以我們看到，最近幾年，浙江城市撤縣設區的速度明顯加快，甚至有過紹興那樣違反常規，一口氣撤掉兩個經濟強縣的事例。這也是為什麼，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一再勸讀者要更加重視市區房產，而看空鄉鎮房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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